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与演进：一个经济史的理想类型——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史论文,市场经济体制论文,理想论文,理论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关于市场经济社会兴起的讨论一直以来就非常热烈。随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的深入，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路径及其条件的讨论开始引起了新的进一步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读35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一书，应该是有必要的。这本小册子为希克斯自己所珍爱，以至于在他看来，实际上他此生作出的最大的学术贡献并不是获得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比较静态新古典分析，而是这本小册子。在这本篇幅不足十万字的小书中，希克斯表现了惊人的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功力；他对西方经济史的材料的熟悉以及对运用动态研究范式的自如，使得这部书看似简单，实则旨意深远，耐人寻味。笔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良多、获益非浅，愿将一点心得贡献出来，旨在抛砖引玉，企望方案赐教。
《经济史理论》是希克斯晚年的一部作品（1969年），这部作品与他早年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早年的希克斯以IS—LM模型、资本和价值理论等在新古典经济学领域中享有盛誉，他也正是由于在这个领域和福利经济学中的突出贡献而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早期开创的分析方法是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的典范。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晚年时希克斯逐渐感到这种比较静态数理分析无论如何精美，都不能脱离纯粹逻辑推理的新古典范式（注：从早年的成名作《工资理论》（1932）到《价值与资本》（1939年）的尝试用静态理论分析动态过程，再到《经济史理论》（1969）和《经济学展望》（1977）可以凸显希克斯学术思想上明显的演变路径。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希克斯的这本著作似乎没有多大的关注，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布赖恩·摩根说到：“希克斯早年的作品争议很少是因为其突出的开创性研究成果，而晚年的作品争议很少却是人们忽视了这些作品。”），归根到底就是得不出任何的“历史感”。在熊彼特看来，这种新古典沉湎于建模型“恶习”是从李嘉图开始的。为了追求完美和严谨，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开创的历史传统从这里开始被很大程度地抛弃。最终，新古典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智力游戏”，它几乎完全脱离了现实的世界。著名的桑塔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布赖恩·阿瑟教授甚至认为“没有什么理论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加脱离现实了”；此外，由于新古典的比较静态体系中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时间矢——“平面化”，所以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是“苍白的”和对认识世界的知识增加是没有多大帮助的。晚年的希克斯开始对新古典传统进行反思，进而希望建立一种动态的分析理论，《经济史理论》是这种思考的成果。
广义的历史是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总和。当面对类似混沌、漫无边际的历史事实时，每一个历史记述者在一定价值关联下“选择”了一些史料——从纯粹经验主义角度来看，这些史料呈现时其实也已经存在价值筛选的问题，研究者的价值关联其实至少已经是第二次对历史事实的“过滤”，进而试图描述或还原一个历史事件或过程，就是一个纯粹讲故事过程。这种故事体系化就是我们平时意义上的历史学。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说得很正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的第一章也很明白地讲到这种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它不是历史的全部，而只是不同的学者关于过去看法的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学科，经济史在历史学中的独特性就反映在，它整理历史材料的时候使用的是经济学家“创造”的一些范畴和体系，通常是某个经济理论。希克斯认为这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他的经济史中研究对象是一些总体上具有“统计一致性”的集合。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是一致的，但是他还强调这种整理历史的方式随着经验事实的增长，使用的一些整理概念类型也是应该逐渐丰富加以适应的，而不是试图泛化概念来解决新问题，并且甚至让这些概念或理论左右固化或试图统一历史模式，这又和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作法是有差别的。
从历史分析中得到的一些总的统计概念是适用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的，脱离了这个背景而普遍化的概念是没有生命力的，在福柯那里这种脱离历史的普遍性应该受到“合法性”质疑。按照韦伯的说法，这种经济史也是一个理想类型，它是个人的“思想图像”，从一个理想类型里面是还原不出历史的，正如从“义利论”还原不出一个“君子国”一样。希克斯就“统计一致性”这一点上一定程度上划定了自己涉猎的范围，同时认为这也是“经济史”和“理论”这两个一直看来矛盾的概念可能统一在一个短语里的出发点。这个认识其实有历史层次感的味道。在年鉴学派布罗代尔那里，这种层次性是按照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展开的。而前两个时间分段可能有可观察到的整体发展趋势或规律，最后一个短周期就完全是个人层面的历史记录。从个体到整体趋势的分析在布罗代尔那里是通过“不厌其烦”地记录一些个人生活的细节而“凸显”的。希克斯也认为就层次间可能的联系应该通过重要历史人物某些分析实现，在这一点上两者认识是一致的，至于历史的联结则是有区别的。反观中国，这一点在长期以来的“官史范式”中就大多都被“忽略”了。最终，希克斯在这部经济史作品中做的工作就是依照市场经济发生学这条线将散落的一些“珍珠”——史料串起来，讲述的是一个市场经济动态演进的故事。
故事是一个从起点——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开始发展到商业经济，其中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商主义城邦经济，第二阶段是贸易中心经济，进而最后实现市场经济的过程。在希克斯故事中，这个过程是一个商人、商业和市场专门化的过程。这里的市场和斯密意义上的市场是不同的，笔者认为，斯密意义上的市场是交换或交易的集中，因而一旦交易出现，市场也就出现了而希克斯的市场是一个与规模经济相关的概念。在希克斯看来，市场是一定的交易总量或规模专业化的结果，他在市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市场经济发生学角度点出了自己的观点和斯密市场产生于分工说法之间的差异。或者是“当人们认识到分工并不是市场起源，便大吃一惊”（注：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第23页。），而其实两者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各自关于市场的定义上就有差别了。当然希克斯也认为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决不是线性的，它是一个渐进并不断反复的过程，而且在时间上各个不同的经济也有差异。
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在希克斯那里，这个过程的主导是商人，正是这些商人的专业化推动了整个经济的演进和变革。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纯粹形式以及两者可能的混合形式出发，可能演进出岁入经济。封建主义和官僚政治是其中的可能匹配的政治形式。传统的手工艺者和商人在希克斯看来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先买后卖（注：这完全从“目的——手段”角度统一了生产和交换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生产和交换两分法，以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分离和对立也基本上依循了古典传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从希克斯这个角度看是否更有助于理解商人和商业经济的内生演化呢？这一点值得探讨。）。而商人专门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有意识“存货”的出现，这可能就是国内商业最初的起源。封建主义和官僚政治当中也会分化出一个商人职业，比如最初替官僚买卖物品的奴仆。
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前市场经济形式可能逐渐不适应大规模商业活动的要求，这时候就可能在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的边缘发展出一些专门化的商业经济（注：这一点很有意义，这体现的新古典完全不同的范式，有边缘演化的味道。）。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过渡到商业经济或者是重商主义经济，这个过程不是完全内生的——或曰：经济体系内部外化的“自发扩展的秩序”，在有些地方它可能还是一个外部力量的作用结果。
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希克斯认为至少要有这么两个条件：第一，财产的保护；第二，维护合同。这两个条件在传统经济中都是不容易满足的，传统的一些习俗可能可以规制一些合同，但是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的商业须要的是上规模的专业合同治理机构和制度，这种“公共品”在希克斯这里是默认国家有比较优势来提供的。“保护”这个公共品在希克斯那里对商业的专门化和发展是有很大的强调的，应该说是贯穿始终的一个要求（注：在这一点上和新经济史学家诺斯强调产权是经济进步关键的思想是相呼应的。），比如后来的农业渗透和劳动力市场也是一种保护机制，这也成为传统经济能否向商业经济转化的关键。但希克斯指出这种“公共品”充分供给是不大可能完全内生的，在西方历史上，城邦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所以，他在说到东方亚洲和西方欧洲的商业经济发展差别时就认为，由于存在众多的城邦，所以欧洲在商业经济的兴起上要优于东方，而且这里还可能存在一个自增强和自组织的正反馈（注：两者之间的差异最终结果可能也还表现为一种“马太效应”。），所以商业经济发展上欧洲比东方的亚洲领先了很多。
希克斯关于欧洲城邦在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分析有点经济地理学的味道，但在这个故事中却基本上没有“地理决定论”色彩。殖民地的出现在希克斯看来有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人口资源压力和移民要求，另外一个就是贸易的需要，当然这只是一种解说，我们认为这个殖民的过程给西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重要的资本资源的原始积累也是相通的。
商业经济从第一个阶段的城邦经济过渡到第二阶段的贸易中心经济，也是商业和贸易逐渐更加专业化独立的结果。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原来的城邦经济提供的保护财产和合同的“公共品”供给是不足的，所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注：诺斯认为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这就涉及到希克斯谈到的货币、法律和信用以及市场渗透问题了。从商业与其环境关系的角度看，商业经济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商业团体建立在一个基本上是（至少相对的）非商业的环境，也就是环境和商业的界限“泾渭分明”，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的“保护”公共品供给和税收的交换契约关系。第二个阶段或者说中间阶段，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就不是那么明显了，结果可能就是商业向传统非商业环境的渗透，渗透的最终完成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
对这个渗透过程，希克斯分了这么几个部分：货币、法律和信用是其中最早和最重要的部分。货币和法律这两项重要的经济遗产，使得商业范围可能突破第一阶段的城邦范围，实现地理上的扩张，从而形成一般的贸易中心，而法律和信用对交易规制的标准化和贷款规模的扩大有比较大的意义。第二个部分是，货币和金融的发展对国家自身的影响，主要关注了国家的财政状况的变化——税收和举债技术。中古阶段的国家，在希克斯看来都有普遍的财政问题。一方面税收比较刚性，而财政支出却是一直增长，因而如何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很重要了。有一个解决途径——更多地发行货币（或者是铸币税），但这种由于地区货币和“重币”关系等将导致政府不可避免的潜在信用危机，最终是恶化了财政状况。而可能的解决契机就是税收效率的改善，比如股份制企业的出现被认为是一个商业化过程中国家征税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银行业的出现和发展改善了政府的举债技术和安全性，从而政府不再不可避免的滑向信用危机的困境。
第三个部分的渗透是在传统农业经济中，这个领域是相对顽固、稳定的习俗经济统治的天下。发生在传统的领主和农民经济的渗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商业的渗透，第二个阶段是金融的渗透。这个阶段的渗透分析基本上希克斯还是类比于前面的“保护”分析，认为农民和领主关系的变化，最终农民面对的是国家，也是一种“保护”原因的结果（这在笔者看来倒比较“牵强”，因为可能问题关键在于是合约的结构，但对于故事这是不妨碍的）。第四个部分的渗透是劳动力市场的渗透，这个阶段主要要得出的是要素市场的出现，只不过以劳动力作为代表说明而已。
最后，商业渗透在现代工业中达到顶点，工业革命在希克斯那里从“首层一致”角度看也是商业化的深化，商业的专门化从原来基本上是流通资金和传统的制造业相区别转变为有重要的固定资本投资。保尔·芒图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提供了这个历史线索。从芒图讲述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在18世纪60年代以前其实已经有很多所谓的产业革命因素，比如家庭作坊、纺织发明、工厂、在十七世纪就开始的自耕农慢慢消失的历史等。产业革命在芒图看来首先应该是一种生产制度的变革。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在“家庭工业阶段”是不存在严格的区别的，正是商业的扩大，存货的出现，专门的商人阶层的慢慢演进出来。而这种商业化在推动产业革命的到来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并且，这些商人很多就是从“发包商”到工业场主的变化成为“商人工场主”，就是希克斯意义上商业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出现。所以从产业革命历史回溯市场动态演进进程，商业化在希克斯那里的重要性就不难理解了。分析到此就勾画了一个完整的市场化过程的图景，最终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就出现了，这也是希克斯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发生学的诠释。围绕市场发生学这条主线串起来了整个经济史的“珍珠链”就完成了。当然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基本上从古老的习俗经济到现代工业革命，而如此简捷的脉络和高度的抽象，我们可以体验希克斯对整体历史把握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希克斯这个动态市场演进的故事逻辑是极其清楚的。虽然他自己在第一章中也讲到了，这个故事研究的只是一个大体趋势的相对描述，不可能做到概括全部的情况，并且不想也不可能做到这样。而故事除了必要的语言支持，要成为一种历史理论它必须得建立在一定的概念体系上，从而创立出自己关于史料对象的一种理想类型，也就是历史、理论和故事。这个意义上经济史理论就是用一些经济理论提供的概念，可能还有其他社会学上的概念，这些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关系是方法论或范式的联结，整理史料，所以经济史理论始终依托的是特定的历史材料和特定的总概念。
从这里可以看出，至少在经济史的方法论上，希克斯和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是相一致。联系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著名的方法论之争，在历史学派看来，以门格尔为代表奥地利学派传统抛弃了历史，试图凭借几个先验来推理和构建整个发展过程（“有论无史”），或者得出一个普遍的发展规律是不恰当的，而德国历史学派当时就以详尽史料堆砌闻名（“有史无论”）。当然，这场方法论争论中德国历史学派最终是没落了。而历史学派后来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维尔纳·桑巴特总结这个争论结果后也深刻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那部《现代资本主义》中桑巴特说到必须用一些理论上的成果来整理已有的历史资料，这也是历史学派可能的出路和发挥“历史感”优势的地方。另外，历史学派前期代表人物罗雪尔的学生马克思·韦伯在和历史学派的论战中也认为，对于无边的实在，如果没有一定的“价值关联”进行筛选，是不可能的。而历史学家基于自身的价值关联提供的解说不过也就是理解那段历史的一个“窗口”，并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韦伯方法论中的“理想类型”似乎就是对历史学派教训的总结和开辟的一个出路。
因而，分离这两个方面，赋予其普遍性是不可取的。历史、理论的结合是理论形态的讲故事。既然是故事，那么经济史理论就不能被赋予普遍性，它是经济学者用自己特殊的概念整理特定史料的产物，只是一个特定的观察窗口或成为一个可能对话平台的一部分。正如E.H卡尔就曾指出过，什么是事实？事实就像广漠无边，又似无法进入大海中的鱼，史学家捕到什么鱼……主要取决于他选择在大海的哪一部分捕鱼以及他选用哪种渔具，而这个因素当然又取决于他想捕的是哪种鱼。在这个意义上一些考古成果的意义就在于提供整个概念体系试图勾勒图画的某些碎片，而这些可以为故事的构成提供一定的支撑或相反成为评判“理想类型”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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