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痕”到“反思”——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伤痕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2)03-0015-05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政治事件，标志着把中国人民拖进了灾难深渊的乌 托邦政治因其制造者的倾覆而急刹车。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此结束，多数 中国人都有一种噩梦醒来的感觉，同时，伴随获得“解放”的喜悦，产生强烈的需要宣 泄与倾诉的情感要求。适应新政治的需要，文学率先承担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社会使 命，用活生生的事实控诉“极‘左’政治”对全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不用说，“文革” 首先成了这次批判的对象。1977年底，当时还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的刘心武，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 向了“文革”的文化专制主义。作品的主人公是两个在学校里表面看判然有别而在本质 上却惊人相似的中学生，他们都是“文革”政治的受毒害者。小流氓宋宝琦与“好孩子 ”谢惠敏，一个蛮横粗鲁而内心空虚，一个单纯、进步而偏狭、僵化，但在对于人类文 化遗产上，却同样表现出可怕的无知，实际上，两人都是专制政治的蒙昧主义与愚民政 策造成的畸形儿。这是一篇在“文革”结束后最早揭露极“左”政治给民族造成创伤— —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精神内伤的“问题”小说，虽说艺术上比较粗糙，但它第一个把 真正的批判精神带进了新时期小说，且有独到的发见和严肃的思考，还发出了“救救被 ‘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注：这一呼声让人想起60年前“狂人”的那一声 绝望的呐喊，对于知识界来说，它起到了重提20世纪中国一个未完成的使命的意义，因 而它可以被看作知识界精神复苏的标志。不过，《班主任》中以启蒙姿态出现的知识者 ，在精神深度上远不及“五四”那一代启蒙主体。“狂人”是意识到自己已走不出礼教 吃人的暗夜，在普遍吃人的环境里，自身也难脱干系，只有悲愤而无奈地祈求弥天之夜 不要再吞没下去。而身历用愚民政策剥夺所有人的思想的“文化大革命”的“教师”， 他看到了“孩子”的灵魂被扭曲，却不曾检讨自己也曾被扭曲又扭曲别人的历史。“狂 人”醒悟到自己已无可救药，而“教师”则以先验正确的救人者自居，说明后者缺乏前 者所具备的自省精神，从中可看出20世纪一度盛行的蒙昧主义对知识界的严重伤害，使 得他们已难当历史和文化批判的重任。)，就不能不起到引领创作潮流，甚至划分文学 时期(注：有一些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把《班主任》的发表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的重要作用。
继刘心武的《班主任》之后，1978年8月，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的卢新华创作的小 说《伤痕》，经过周折后在《文汇报》上得以发表。这个短篇同样受到广泛的阅读并引 起争论。小说写的也是一个中学生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扭曲和创伤。主人公王晓华， 是“文革”中数以百万计的在红色教育中长大、极端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革命小 将”中的一员，出于狂热的革命激情，她毅然和定为“叛徒”的母亲划清界线，偷偷地 提前毕业，去辽宁农村插队。离家时给母亲留下一个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 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母亲给她寄去的衣物和信她看也不看就退回去。但尽管她 的“革命”态度如此坚决，还是因家庭关系影响了入团，甚至不得不和恋人分手。(就 如同祥林嫂捐过门槛仍不被看作是“干净人”)八年后，才得知母亲的罪名是“四人帮 ”为达到篡党夺权目的而强加的，而此时，母亲身心受到严重创伤，重病缠身。悔恨交 加的女儿赶回上海看望母亲，母亲却在她赶到前的几小时与世长辞了。这一切在王晓华 的心头刻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创伤。由于作品触及到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 所摧伤的人间的亲情，它讲述的悲剧故事就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与恐怖的政治 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再也不可遏止地要借助文学倾涌而出，于是形成 了新时期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思潮。《班主任》是这一思潮的发端之作，《伤痕》则给它 以名称。
被列入“伤痕文学”，或被称为“伤痕小说”且影响较大的作品，还有郑义的《枫》 、孔捷生的《姻缘》、《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金河的《重逢》 、冯骥才的《啊!》、《铺花的歧路》、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从维熙的《大 墙下的红玉兰》、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王宗汉的《高洁的青松》、吴强的《灵魂 的搏斗》、陆文夫的《献身》、竹林的《生活的路》、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 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这些作品都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清算对象，直接表现的是十年动乱中的苦难、抗 争和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主人公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施害者自然是极“左”的政治 和政治势力，或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作品大多充满感伤、悲切的色彩，作者的情 感常因控诉和批判而充满愤怒。在当代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这样有这么多的作品一起 真实地反映人在这个社会里所遭到的摧残和蹂躏，因而“伤痕”文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 当代结束了“非人”的文学的历史，尽管伤痕作品从创作主体方面讲采取的往往还是政 治视角。在“文革”灾难刚刚结束，这些写人所遭受的不幸的作品，对于所有怀有人的 情感的心灵，都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它唤醒了对灾难的记忆或人与生俱来的同 情心。但这种对社会和政治取批判态度的文学，也引起了激烈的批评，持意识形态立场 者认为它们对“伤痕”的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 它们是“向后看”的、“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的“缺德”文艺(注：见 黄安思《向前看啊!文艺》(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李剑《“歌德”与“缺德” 》(《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在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中，这两篇文章是属于对 伤痕作品持否定意见的，很有代表性。)。“伤痕文学”在一开始时就是一个带有贬斥 性的称谓。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创作背离当代文学的一味歌颂的传统而创造了文 学新局面的意义。伤痕小说在艺术上一般比较粗糙、直露，思想上对“文革”的批判尚 停留在感性的层次，对受难者受难原因的解释简单化，写到了人而未触及人性。但是， 这些描写政治动乱下的普通人生活的作品，还是提供了大量可以对某种荒谬的历史加以 阐释的信息，只是这些信息在当时的文学接受环境里往往被忽视或被误读。(注：比如 《枫》和《伤痕》，虽然作者不一定有意识地反省制造伤痕的历史，但作品的讲述已传 达出许多提醒我们需要进行历史批判的内容，如当代红色教育的负面作用，激进政治扼 杀亲情实乃剿灭人情、扭曲人性，说明它只能走向人类进步理想的反面等。可这类小说 的蕴含至今未得到很好的开掘，象《伤痕》，从它发表以来，人们把它看成因政治动乱 造成母女离散成永别的悲情故事，重视的是它的激起同情与愤怒，起到批判和控诉“四 人帮”的社会作用，至于它潜藏的思想价值，却阐发得不够。王晓华在至爱的母亲与毛 主席革命路线之间选择的是后者，不只出于盲目轻信，而有趋利避害的人性因素在起作 用。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比《班主任》更为丰富，也多一些艺术张力，它所揭示的人性 被扭曲的程度更深因此本应更能引起震撼，然而它的影响远不及后者，可见对“伤痕小 说”的理解受制于时代的思想兴趣。)
“文革”及“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造成的创伤，在“伤痕文学”里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展示。但是，劫后的人们并不满足于文学对于无尽伤痛的抚摸，不满足于泪水 对于苦涩心灵的浸润。对遭受过的痛苦的回忆，必然伴随对造成痛苦的根源的追索。事 实上，“伤痕文学”作品在描写无辜而善良的人们被摧残、凌辱和扭曲时，已经把控诉 的对象指向了导演了无数人间悲剧的社会政治。当代生活愈来愈严重的政治化，使人们 普遍地尝受了它的苦果，当社会承认我们经历的是一场全民性的灾难，对历史的反思意 识也就随之觉醒。特别是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文学更是可以无顾忌地对由我们所 熟悉的政治所决定的生活历史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这一久违了的文学使命，主要是由一 批历经沧桑的中年作家承担的。王蒙、张贤亮、高晓声、方之、李国文、从维熙等与共 和国一起历尽坎坷的作家，(注：这批作家被称为“复出的作家群”，是80年代最重要 的作家群体。另一与之相当的是“知青作家群”。)凭借他们特有的人生经历和对当代 社会生活的痛切感知，与“伤痕文学”紧相衔接，创作出了一批用个人命运透视社会历 史的更有思想深度和历史深度的小说作品。这股创作思潮，被称为“反思文学”浪潮。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拓展和深化，它体现了当代作家理性精神的苏生。在伤痕文学 复活了“问题小说”的基础上，反思文学描写人民中的个体的生存上的艰难、困顿或不 幸，着意揭示造成这一切的社会政治的原因，它的基本判断是当代的政治是有过严重失 误的，它带来的灾难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正相反。不过，这样的判断也反映了反思文 学的理想主义色彩；历史反思的目的是总结教训，决定现实存在的政治能够吸取教训纠 正谬误，使社会归趋于既定的目标。李国文的《月食》典型地表达了这种“补天”式的 愿望。小说虽然写到党从1957年就开始产生并愈演愈烈地发展起来的背离党的传统、脱 离群众、堵塞言路的左倾思潮，使我们的国家走过了二十二年曲折的道路，但作品要告 诉我们的是，正如一次“月食”，黑暗是暂时的，以后只要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就仍然 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最早问世的反思小说——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虽说对 她意识到的当代社会关系的变异表现了更多的疑虑，但其思考的前提是：所发生的是本 不应发生的。这篇小说写领导干部老甘和农民老寿，在40年代战争时期患难与共血肉相 连，老寿勒紧裤带支持老甘的革命斗争，而革命胜利后，老甘却忘记了农民的利益，在 1958年的浮夸风中弄虚作假，淘空了仓库的粮食，使老寿们衣食无着。小说采用时空交 错的方式，展现了近三十年中国农村曲折演变的历史，切入点也是干群关系，严酷的对 比揭示的是严酷的现实，但小说题目却要求人们相信这个故事只是个不该有的错误，可 见作品不过是在既存政治的视域内来指认政治上的偏差。然而重要的是，反思文学把沉 重的思考带进了文学，恢复了文学质疑生活的职能。这标志着作家的写作态度乃至写作 立场有了重大的转变。茹志鹃在谈自己的创作时就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我 的脑子比较复杂了，社会上的许多事情也复杂了，看问题不能那么简单化了……我们要 思考问题，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发生在我们政治生活当中的具体事物进行思考”[1]( P366)。不再轻信也不再简单地认同现实：作家从自身的创作行为吸取历史的教训，显 得更有实际意义。从“文革”前到“文革”后，茹志鹃的创作发生从“微笑”到“沉思 ”的变化，(注：作家黄秋耘在评价茹志鹃的作品时说：“从带着微笑去观察生活，到 带着沉思的神态去观察生活，是一个质的变化，也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见《黄 秋耘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很有代表性，它表明当代文 学在功能上有了历史性的调整，而这正是反思文学兴起的意义所在。
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兴起，是政治自我批判的结果。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反思 文学，它的展开是从逆向的社会政治历史反思开始的，即从“文革”向前推移至50年代 的“反右”等造成社会人生悲剧的重大政治运动、历史事件，或将历史跨度拉得更远， 通过这些运动与事件当中悲剧承当者历经不幸或苦难的过程，来揭露政治的悖谬。小说 所叙及的灾难，主要来自1957年发生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爆发的“文革”运动， 作品无法追究发动这些运动的意图，但它们真切地，有时是触目惊心地描写不可解释、 不可抗拒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秩序和生产力以及人际关系的破坏，对人的践踏和对人性的 扭曲，就足以激起读者对政治运动的恶感，并促使人们反省产生这种运动的社会历史， 思考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和根源，警醒悲剧的重演。这些小说，由于大多浸透了血泪人 生的感悟，反映的又是苦难已被超越的审美心理，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的悲 剧力量中隐含的历史批判，也给了从集体迷误中走出来的人们以思想启迪。除前面提到 的作品外，方之的《内奸》，(注：方之的《内奸》又被看作“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这说明伤痕文学里已带有反思的意向，反思文学乃是伤痕文学的深化。)刘真的《黑旗 》，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陆文夫的《小贩世家》，宗璞的《 我是谁》，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王蒙的《布礼》、《蝴蝶》，鲁彦周的《天云 山传奇》，张弦的《记忆》，冯骥才的《啊!》，谌容的《人到中年》，张一弓的《犯 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的《河的子孙》、《绿化树》，韦君宜的《洗礼》，陆文夫 的《美食家》，古华的《芙蓉镇》等，被看作历史反思小说的代表作。(注：这一时期 ，还有一批由知青作家创作的反思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小说，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 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南方 的岸》等，也是“反思文学”潮流中的著名作品。)这些小说，在叙述方法上较为接近 ，通常“以中心人物的生活道路，来连接‘新中国’(甚至更长的历史时间)各个时期的 重要社会政治事件”[2](P260)，通过对人物命运的表现，来表达作者对当代社会政治 和人生问题的见解。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男性)在当代的坎坷的人生之路，无不 与社会政治的重要事件相关，前者是后者的牺牲品又在后者制造的悲剧中确证其人生价 值，后者给前者制造了灾难也因此而被否定。由于小说创作动机是回应反思时代对历史 事件尤其是“文革”的性质及根源的寻究，因此，作品叙述中常出现借助人物或叙述者 的议论表现反思的情况。但因为作家的感性体验十分丰满，所以作品的艺术价值并未受 到多大损害。反思小说作家大多有过沦落到生活底层的经历，对社会人生有独特深刻的 体验、认知和发现，这就使得他们的创作在中心意向与艺术风格上还是各有独造，而并 没有牺牲于统一的叙述框架。
对反映着政治失误的历史事件予以清算和否定，意味着反思文学把立足点和关注点移 到了“人”的身上。“革命”政治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它用社会目标否定了作为个体的人 的价值与尊严，“文革”后人学的复兴正是对它的反动。这一社会思潮与思想史的背景 ，决定了反思文学恢复了把人当作社会批判和审美创造的主体，使70年代末开始的文学 复兴以人学的复兴作为它的旗帜，反过来看，以人为主体、为表现对象，张扬人的价值 的反思文学，为历史变革期的人的普遍觉醒提供了依据，准备了“资源”，给予了最有 力的推动。
同伤痕文学一样，反思小说背弃了当代文学人物塑造的戒律(注：建国初，社会主义文 学就确定了它的中心任务——塑造新英雄人物。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 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就把塑造新的英雄人物作为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在向大会 作的政治报告提出，文艺“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使之“成为人民学习 和仿效的对象。”周扬为大会作的报告《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 也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学创造英雄人物的意义，并强调“当前文艺创作的最重要最中心的 任务是表现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激进主义文艺思潮达到顶峰时，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仅是革命文艺的首要任务，也是不可逾越的创作规范。) ，以平凡人、普通人为表现对象，并且多是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而被抛逐出正常生活轨 道，受到误解、委屈、不公正对待或遭受不幸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身份：有农民(《 李顺大造屋》)，有干部(《蝴蝶》)，有知识分子(《我是谁》)，有商人(《内奸》)， 甚至有在新的社会肌体上已无处可栖的无用人(《美食家》)……他们在历史事变中的沉 浮荣辱，折射出社会政治的意向及异变。而值得注意的是，反思文学的表现对象，是相 对集中在两类人，即知识分子和农民身上的。在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当代社会 ，这两类人都应当是主体力量，然而在革命时期，他们却按照某种理论实践的需要，戏 剧性地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三、四十年代，早已从启蒙位置上退下来的知识分子 ，投入革命斗争后，被要求向工农大众学习，这种角色的互换延续到革命胜利后的当代 社会，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由于“新社会”的性质被界定为“劳动人民(特指从事体力 劳动的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知识分子就变得身份不明。实际上，按照阶级论的划分 ，知识分子在逻辑上是可以看作无产阶级的对立面的。1954年，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政 治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里，就有“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 法。这就导致在以“思想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知识 分子被看作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载体而成为批判打击的对象。可以说，知识分子是某种 理论和权力意志的受害者。关于阶级划分和历史主体的理论，也使劳动人民中的农民成 为另一种受害者。高蹈、教条主义、脱离现实的激进政治，在新社会制度的实验中置乌 托邦理念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农民的实际利益之上，造成了广大农民社会名份与实际生 存状况的严重脱节。这两类人的命运，最能体现乌托邦政治的反理性、反现实、反现代 性的实质。反思文学兴起时，虽然尚不具备这样的理性思考背景，但是深受激进政治之 害的这一代作家，作为在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里历炼过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想要澄清 历史之雾，不能不从自我命运和让他们最为惊心的农民命运切入。在自我抒写时，被回 忆唤起的感情和情绪有时会冲淡理性精神，自我审视中会或多或少地掺杂自怜自爱与自 我辩解(如王蒙《布礼》、张贤亮《灵与肉》、从维熙《雪落黄河静无声》等)。而在还 原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展现作为他者的农民的真实命运时，作家对于表现对象的复杂 感情中，知识分子使命感还是占了上风，这一类反思小说，让人看到新文学中中断了的 启蒙精神又一次得到恢复。(注：对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进行描写的小说，张贤亮是 最不遗余力的创作者，虽说在题材运用上给人自我重复之感，但他对智劳关系的历史思 考，确实抓住了当代社会问题的症结。)
反思小说因对民族的现状和历史进行理性批判和历史评价使文学主题得到了深化，适 应历史批判和思想表达的需要，反思文学在艺术上也拓展了审美空间，作品出现大跨度 的时空跳跃及客观生活与主观思考的交织，使得小说在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方面发生变 革，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梦境幻化、闪回化出、平行对列、镜头切分等意识流、蒙太 奇手法及多声部叙述、多视角聚焦方法被一些作家有意识地采用。在思想解放、开放引 进的文化背景上，文学在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开始获得现代主义的艺术感性。
收稿日期：20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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