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模式变迁与西部工业化筹资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论文,模式论文,资本积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3）03-0022-05
一、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模式变迁回顾
资本是能够带来增值额（或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本身有一个形成或积累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形成或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工业化及经济增长进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十分重视资本特别是货币资本在启动资本主义生产时的特殊作用，认为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1]。西方经济学也很重视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高低的关键。中国工业化的推进同样与资本积累过程密不可分，而建国以来的资本积累模式变迁可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
1.改革开放前的工业化资本积累
建国后中国的工业化采取了典型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为了实现高积累和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必须依靠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和参与。政府成为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强劲的发动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工业化初始资本形成的模式，有三个特点：一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部门积累大量资金，农业部门成为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承担者；二是国内资本绝大部分集中在国家手里，少量集中在集体所有制经济手里，个人不积累资金；三是工业化资金主要靠国内积累，除50年代初期从前苏联吸引一些资金外，基本没有利用外资。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机制要实现的首要目标是极限积累，即要把超过劳动者生活必需的消费需要之外的一切经济剩余尽可能多地转化为资本积累，实现尽可能高的物质资本形成率。国家财政则成为资金筹集和投放的主渠道。新中国建立以来直到70年代末，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直比较高。财政集中了较多的资金，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投资。1958～1980年，除1963～1965年调整时期之外，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所占比重平均高达59.5％，基本建设拨款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0.8％；1953年～1980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的84％来源于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家预算外投资不足16％[2]。
2.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发达地区的资本积累模式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初始资本的形成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国家大幅度减少直接投资，工业化资金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机制筹措改为由市场机制筹措；民间可以筹措资金，进行各种投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并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外资大量进入，在部分地区甚至成为工业化资金筹措的主角，逐渐形成国家、集体和个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积累资金的结构。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中，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东部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三种比较典型的工业化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这三种模式不仅推动了本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典范。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三种工业化模式有着不同的筹资方式：
（1）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特色的“珠江三角洲模式” 这是得利于大规模引进香港等地的外资，以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为主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从引进外资的形式看，外商投资从以“三来一补”为主，发展到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外商独资、合作开发、外商投资股份制等多种直接投资方式，政府贷款、国际银团贷款、出口信贷、对外发行债券等多种筹资形式。1979～2002年累计，广东全省利用外资超过1500亿美元，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占到80％以上。广东吸引的外资分布在各个部门，但主要是工业；外资在广东工业化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从资金数量看，外资占同期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3，有力地缓和了工业化资金紧缺的局面[3]。
（2）以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为主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诞生在我国近代以来经济最发达、城市密集度最高的江南水乡，与“珠江三角洲模式”不同，“苏南模式”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因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不是依靠国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①乡（镇）村的投资。这些可以用来投资的资本原来是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的公共积累。②银行融资。苏南乡镇企业无论是在创办期还是在成长期，对银行及信用社融资的依存度都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乡镇企业创办后，进入成长期阶段，利用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就成为其扩大再生产的主要融资手段了。
（3）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发展小商品起步的“温州模式” 与上述模式不同，温州既没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又不在城市密集，交通发达的江南水乡，远在浙江南部山区丘陵地带，交通闭塞，资源缺乏。“温州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千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温州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二、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工业化遭遇资本积累瓶颈
西部地区落后总体上表现为工业化进程缓慢。改革开放前，西部是国家工业化的重点投资区域，尤其是在“一五”及“三线”建设期间，中央财政投资向西部倾斜，基本上是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中央财政对工业的直接投资大幅度减少，而且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到资本形成能力不足、投入水平效率低、区域净投资增长过慢的约束。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既没有苏南那样殷实的集体农业积累，也没有如温州与发达商业伴生的民间资金市场，更没有像珠江三角洲得天独厚的外资条件，加上受投资效益驱动，西部地区大量金融资本流向东部，造成二十多年来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既无法再走国家工业化的传统之路，又因为种种因素的制约，没有如东部一样创新出新的工业化模式。而工业化进程的缓慢，则是东西部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西部地区由于受GDP总量、人均收入和财政收入水平的制约，资本自我积累率很低。改革开放以来，外源性资本的供给不足就成为西部工业化的重要约束。下面就中央政府投资和引进外资这两种主要的外源性资本加以分析。
1.中央政府的直接投资及转移支付投资 80年代以后，国家在非均衡发展战略及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政策影响下，对西部投资很少。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投放在东部地区的，大约为西部地区的3倍左右。以甘肃省为例，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把总盘子的4％左右投资布在甘肃，用于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那一时期，甘肃的经济增长速度排在全国前列，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到“七五”期间，国家投资比重下降到1％，“八五”又下降到0.94％，发展速度也随之后移到第25位左右[4]。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开发浦东的重大决策下，中央政府投资更多地流向长江流域，尤其是浦东。而西部地区的状况始终未能得到改善。
2.外商投资 相对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一直较为缓慢。一方面因为国家在东部给予外资众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由于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差，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利用外资规模更是无法和东部地区相比。（1）实际利用外资数量大大低于东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中将近90％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2）外资所占比重较低。东部各省区在国有投资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同时，外商投资占本地区总投资的比例也大大高于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东部地区也要大大高于西部地区。（3）直接利用外资比例低。在我国直接利用的外资中，东部地区所占比重在70％左右，西部仅为30％左右。由于直接利用外资项目较少，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为西部地区在技术、管理、产品、机制、产业建设等方面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和收益必然少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相对较多的间接利用外资的方式，在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西部地区的许多项目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三、东部沿海模式对西部地区的启示
资本积累方式与工业化模式是紧密联系的，珠江三角洲的外资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是以大规模的港澳投资为基础的，苏南模式的前提是发达农业提供的积累和当地发达的金融业，而温州模式的启动资本是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的。
就工业化模式而言，温州发展的路子对西部大开发有较强的借鉴意义。这是因为，温州工业化是在远离中心城市的的国家投资匮乏区域展开的，温州改革开放以前可以说是沿海地区的“西部”，客观条件是“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资源利用少、国家投入少，交通条件差。当时温州没有依赖国家投资，甚至也不依赖外资，也没有大城市的辐射，完全靠千家万户的参与和创造，使温州在不断地探索中保持着活力。温州企业以中小企业见多，温州通过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把中小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了块状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规模效益。
但是从工业化筹资机制来看，温州模式的资本积累却有其特殊性和局限性。温州的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基本上是内源性的。整个90年代，温州吸引外资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比重一直没有超过3％，而同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为50％左右，苏南地区在30％左右[5]。这是因为温州虽然资源不丰富，但是当地人历来经商意识很强，政策一开放，很多人便到外地做生意，并且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温州人通过商业完成最初的资本积累，获得了宝贵的工业化启动资金，西部则缺乏这种文化背景和商业传统。温州的工业化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私营企业的跨区域商业活动和灰色的民间资金市场，而非通过银行、资本市场等正式金融渠道，因为正式金融渠道对于小规模的私营企业而言一直是可望不可企的。据资料显示，80年代温州民营企业的资金构成中，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占20％，经营者自筹占40％，民间借贷占40％[6]。也就是说民间信用的资金量已是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两倍。在流动资金中，更是70％以上来自民间金融。温州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所体现出的特色，一方面是当地拥有充裕的民间资金所致，另一方面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公有经济得不到官方金融支持的无奈之举。西部地区没有“温州模式”的内生经济基础与时代背景，也没有必要重走其资本积累的老路。
从筹资的角度看，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化的筹资手段将是西部地区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创办及发展都表现出对银行及信用社融资的高依存度，特别是企业进入成长期后。利用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就成为乡镇企业扩大再生产的主要融资手段。这一点对西部地区非常重要，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将是西部地区工业化资金筹集的重要途径。在“珠江三角洲”模式中，外资在筹集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快速提升产业结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随着浦东开发和长江三角洲的全面开发，苏南地区的引进外资数量也在快速增长。虽然西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有着天然的劣势，导致珠江三角洲那种主要利用外资，两头在外，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发展途径，欠发达地区几乎不可能获得，但西部地区应该坚定不移地走扩大开发之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逐步提高外资利用水平。
西部工业化是欠发达地区的追赶型工业化，其面临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环境与二十多年前已大相径庭，西部工业化决不可能照搬哪一种已有的模式。新世纪的西部工业化在面临着西部大开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全面开放的良好机遇之时，完全可以在借鉴东部经验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筹资之路来。
四、多途径、多方式筹集资金，加速西部工业化进程
通过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工业化积累模式变迁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工业化道路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非常选择已去而不返，西部地区不应怨天尤人，更不能坐等国家大包大揽搞建设；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模式的探索也给西部地区以有益的启示，西部地区应结合自身特点，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机遇，借鉴经验，避其不足，多途径、多方式筹集资金，加速西部工业化进程，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早日实现。
1.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
首先，应增加财政直接投资。鉴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更多地需要由财政提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所以通过发行国债投资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需的。2003年中央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发行的长期国债中，应大部分用于西部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如水利工程、交通干线、输气管线、生态环境和优势资源开发等，财政投资还应侧重于提供公共品及部分准公共品，如教育、医疗、社会基本保障等。其次，开拓包括财政贴息在内的多种投资形式。财政贴息是一种以有限的财政资金带动银行、企业等各方面力量进行投资的最好形式，它的乘数效应十分明显。西部开发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所以可以考虑加快建立一个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用于贴息，以支持城市建设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最后，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西部地区由于历史、经济及地理位置的原因，地方财政困难，从1988～2002年财政收支情况看，西部地区财政收支差逐年扩大，特别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赤字大规模上升。为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是必需的。
2.构建金融支持体系
要解决西部大开发的资金需求，除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的作用之外，必须突破现行体制和政策限制，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和金融创新。
（1）率先在西部进行金融创新 根据西部地区的特点，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即在西部地区率先推出一些东部地区所没有推出的金融创新项目，如：①率先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试点。②提前开放人民币业务，吸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③探索开放混业经营，鼓励进行全能银行发展试点。④允许金融工具和金融业务创新，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加大西部开发支持力度。
（2）设立国家西部开发银行，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 有必要设立新的专门面向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银行——西部开发银行。由中央财政出资设立，可以面向社会保障基金、商业保险基金和商业银行等发行金融债券融资。总部应设在西部省份，资金运用严格限制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方面。
（3）批准西部省份建立省区发展银行 各省区各设立一个股份制的发展银行，作为准政策性银行，享受省区政府的一些政策优惠，承担省区内重点支持项目的融资任务。
（4）大力发展西部资本市场 近期可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论证：①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债券市场发展。配合西部大开发应该修改有关法律条文，允许地方政府主要是省（区）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中央政府提供适当的担保；②积极发展西部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着力发展西安、重庆的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作为深沪两个全国性交易所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补充。
（5）探索建立真正的中小型民营银行 民营中小型企业应有熟悉其信用状况和经营状况的中小民间金融机构配合其发展。在各类基金会被取缔后，需要建立一批中小型民营银行，以满足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新建立的民营银行应定位为区域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并应与政府机构完全脱钩，实行股份制或互助合作制的组织形式，建立完善的治理结构和组织体系。中小型民营银行的存款来自于社会公众、会员以及政府和公共团体。中小型民营银行的贷款对象可严格限定只能是中小型企业或个人。
3.扩大招商引资，全方位利用国外和区外资金
虽然西部地区由于区位等原因在吸收外资方面有着天然劣势，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将会陆续扩大外商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准入领域。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来看，资本在全球的流动速度加快，大量资金需要寻找新的投资场所。就东部地区而言，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其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初加工产业的竞争优势己逐步减弱，东部资金近几年向西部流动加快。西部地区由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相对较大的潜在市场，可以成为对外部投资者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地区，在农业、矿产资源开发、原材料、旅游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等领域存在着很好的投资机会。
（1）改善投资环境 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市场潜力巨大；国家为西部开发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西部各省区一定要抓住机遇，积极改善包括交通、水利、能源、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在内的投资环境，并建立起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吸引外部资金投向优势产业和区域。从体制和经济发展上逐步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
（2）扩大利用外资的领域，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放宽利用外资的条件 按照国家规定，外商投资西部地区农业、林业、水利、交通、能源、市政公用、环保等基础产业或基础设施建设，矿产、旅游等资源开发，建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享受外商投资鼓励类产业的各项优惠政策。扩大西部地区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对一些尚未全面开放的领域，可选择西部地区先行试点。
（3）探索利用外部资金的新方式 ①在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领域引进外资。积极采用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方式，更好地利用国内外的中长期投资。近几年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中，直接投资占了绝大部分，因此，通过证券市场吸引外资的潜力很大。同时，还应积极探索以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方式引入外资，鼓励合资企业到西部再投资。②在国企改革中实行国民待遇，向外资和区内外资金开放。结合西部地区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抓紧研究跨国公司并购国有企业的政策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和资产重组，支持西部地区属于国家鼓励和允许类产业的企业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方式吸引外资。
4.集中民间资金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
尽管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但是以储蓄为主的民间资金仍十分可观，积极探索利用民间资金参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将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领域。
（1）BOT项目融资 BOT即“建设—经营—转让”，合理运用这种模式有利于我国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经营。BOT方式的运用，打破了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由国家包下来或中外合资的模式，创造了以少量的国家资本引导国内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既可以缓解政府建设资金的不足，又能起到引导集体、个人投资方向的作用，从而可以为西部开发建设筹集更多的资金。
（2）TOT项目融资 TOT即“转让—经营—转让”，TOT模式与BOT模式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是投资者购买已经建成的资产的产权和经营权，后者是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得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的许诺。通过TOT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引入私人资本和外资，可以进一步缓解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制约”，减轻中央和地方政府用财政支付建设基础设施的压力，同时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改善我国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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