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五十年来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十年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形成问题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形成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主要是在建国以后至80年代中后期，时间跨度长，涉及的课题和学科领域较多。纵观这段学术史，可以看到民族形成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有其历史必然性。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各族人民跨入新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产生新的民族问题。我国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实际国情，决定了必须研究和全面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以便为国家制定科学的民族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这一过程正是广泛讨论、集思广益的过程，也是理论认识上不断深化、系统化的过程。
一
建国50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一直不断，并曾掀起几次论战高潮。我们可以根据时间顺序和各时期研究、争论的侧重点的不同，将这一过程大致分为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及以后三个时期。
1.五十年代。我国学术界论及民族形成问题比较早。还在本世纪30年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说过：“《中庸》里讲：‘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字是最能表现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注：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刘桂五著文提出：汉族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已具备斯大林民族定义所说的四个特征，因此“汉民族还可以叫做‘民族’”。（注：刘桂五：《关于民族定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学习》1950年第2卷第1期）荣孟源亦认为，“汉满蒙回藏番彝各民族均可称‘民族’”，而且“汉族早已形成为一个民族”。（注：荣孟源：《关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学习》1950年第2卷第12期）华岗著文认为：封建社会内部可以形成民族。（注：华岗： 见《新建设》1952年5月号）随即，就有人对华岗的观点进行反驳。徐柏容紧扣斯大林文章的语句，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时期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民族存在（注：徐柏荣：《关于“民族的产生”问题》，《新建设》1952年6月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建国之初，已有不少学者针对民族形成问题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讨论业已开始。但从总体上看，这时的讨论规模较小，也不够系统深入。真正使民族形成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展开大规模论战的，乃是50年代中期开始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
1954年，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的《论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文被介绍到中国。该文以斯大林对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论述为理论依据，认为汉族形成为民族的具体时间是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之间。其形成过程是与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过程同步的，是作为受压迫的民族而形成的。他认为，此前中国只存在“部族”，尽管“中国的部族是一个带有或多或少稳定性的人们共同体，它为一定的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结合在一起”，但是，“至于谈到经济关系，那么这些经济关系在封建制度条件下总是带着极为脆弱的、不稳定的、局部的性质。在中国当时的各个地区中，人们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注：格·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 辑）格·叶菲莫夫的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一些中国学者的反对。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著文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直接对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以前不可能有民族的论断提出直接质疑，但是，他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中的“四特征说”为依据，提出中国汉民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民族，在秦汉时期即已具备四特征，即“书同文”（共同语言），“长城以内广大地域”（共同地域）、“车同轨”（共同经济生活）、“行同伦”（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文章用了较多的篇幅着重论述秦汉时的经济联系与市场形成的问题，认为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封建性质的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起着联系的作用，成为自秦时形成统一国家的基础。范文澜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未能起到民族纽带作用，因此也就谈不上形成“资产阶级民族”，汉民族的形成只能是在古代。（注：范文澜：《自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范文澜先生的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很多学者纷纷撰文提出反对或赞同的意见。讨论逐步从历史学界扩大到民族学界。由此形成了民族形成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争论双方虽然谈的是中国的汉族何时形成民族的问题，但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基本原理。持反对意见的人大都援引斯大林关于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的论断，并以很大的篇幅来论证共同经济生活的问题，他们认为范文澜把民族当成了一般的历史范畴，而忽略了民族所由产生的基础——一定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劳动分工和交换很不发达，交通闭塞，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不可能形成民族。他们或认为汉族形成于明末，或认为汉族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但都以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作为判断标准。赞同范文澜观点的人则以斯大林的民族“四特征说”为论据。双方各执一端，莫衷一是，但均未能在此基础上更深入一步，也不能说服对方。这一问题最终作为悬案而挂了起来。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把论战双方的主要文章汇编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标志着论战告一段落。（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这一时期在民族形成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斯大林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汉民族是特殊时代特殊民族论的观点也是以并不否定或承认斯大林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观点为前提的。
2.六十年代。论战在60年代重新兴起，但其起因则需追溯到1959年。该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编写我国54个少数民族《简史》时，碰上了每一个少数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强烈反对把解放前的本民族称为“部族”。为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学者们，特别是精通德文、俄文的学者们阅读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文和德文、俄文原著，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历时约5年。1962年春， 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央编译局召开了“民族”一词的译名统一问题的讨论会，建议今后只用“民族”，不要再用“部族”。如果在翻译方面会碰到一些困难时，可用加注说明，或用括弧中保留原文等办法。1962年会后，我国出版的斯大林著作已不再出现“部族”一词（注：牙含章、孙青：《建国以来民族理论战线的一场论战——从汉民族形成问题谈起》，《民族研究》1979年第2期）
章鲁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的理论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适用于古代社会所有民族，以及今天还存在的若干古老民族的“从部落发展成为民族”的理论；二是适用于阶级社会形成的新的民族的理论，即从原有民族中分化出一部分人口而形成新的民族的理论。（注：章鲁：《民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人民日报》1962年9月4日）林耀华则主张把各种德、俄文中的有关名词均译为“民族”，同时针对各词的不同内涵将其分为四类。其中民族（эTHOC-VОlker-HaPoцbI）“指的是最一般广义的人们共同体，包括从原始时代一直到社会主义时代的共同体”（注：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情况》，《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牙含章、方德昭等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将人们共同体和民族等同起来”，把原始时代的民族、部落等也归入民族是不正确的。（注：方德昭：《关于民族和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3年第7期；牙含章《致方德昭同志》，《学术研究》1963年第11期）
方德昭、牙含章二人的文章发表后，施正一、浩帆、文传洋等相继撰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根据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书中提出的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原理，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形成了民族，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民族”、“野蛮民族”就是原始社会的民族。施正一认为，“原始民族”是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民族，这种民族是由部落经过部落联盟而形成的，它是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内形成的（注：施正一：《论原始民族》，《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浩帆：《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学术研究》1964年第3期。）。文传洋同意原始社会没有形成民族的观点。他认为，恩格斯所说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是说只有在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国家机器代替了部落制度以后，才形成民族，而不是说血缘关系和部落制度还在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民族。他认为“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与“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的“民族”的涵义不同，前者指原始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后者是阶级社会的民族。民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注：文传洋：《不能否定古代民族》，《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
从总体上看，在60年代大多数人主张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并主张取消“部族”译名。这一观点是在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但是，一些学者仍然坚持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观点，并主张采用“部族”译名。
熊锡元认为，在封建分割状态下，人们还没有形成民族，只有当原先各自独立的各个地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结成一个整体时，才产生了“民族”。它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的产物，是资本主义把生产资料集中后所带来的政治集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的时期，封建分割状态才告消失，民族才开始形成（注：熊锡元：《民族形成问题探讨》，《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杨堃认为民族共同体包括氏族、部落、部族、民族四种类型和四个发展阶段。从广义说来，把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统称为民族是可以的，因为它们都属于民族共同体的范畴。然而，氏族、部落、民族之间，到底是有区别的，从狭义说来，只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才能形成民族。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对古代民族既适用，又不适用。所谓适用，就是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都基本上具备了民族的四个特征；所谓不适用，就是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的社会性质和表现形式是根本不同的（注：杨堃：《关于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杨毓才：《向牙含章、方德昭二同志请教》，《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另外，岑家梧、蔡仲淑认为，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虽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如果在翻译上把它们简单地统一起来，就不能体现它们之间又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了。在引用经典原文时，为了忠实原文，仍应保留“部族”一词（注：岑家梧、蔡仲淑：《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学术研究》1964年第4期）。
3.八十年代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被迫中断。至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恢复，论战又起。在这一时期的最初阶段，论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对60年代论战的继续。这是在学术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中断之后复兴的必然特点。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深入，一些年轻学者也逐渐加入讨论，因此提出了不少新观点。尤其80年代中后期，在反思和总结过去30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在八十年代前期的讨论中，焦点主要集中在“民族形成的上限”和“是否存在部族”两大问题上。
对民族形成的上限，学者们提出了四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民族形成的上限在氏族部落时期。但在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内部也有分歧，杜玉亭以基诺族为例，提出民族族源的上限是在氏族部落形成的时代，即蒙昧时代中级阶段；氏族部落时代的民族特征是原生的，文明时代的民族特征是次生的；民族在本质上并非表现为地缘联系，氏族部落的血缘联系是民族的原生土壤（注：杜玉亭：《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牙含章则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在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而且民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而非血缘（注：牙含章：《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第二种看法主张，民族形成于原始社会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至阶级社会确立的时期。民族和国家大体上是同时产生的。王国栋指出：在野蛮时代中高级阶段发生了两次社会大分工，而这种社会大分工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为国家和民族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注：王国栋：《试论民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第三种看法主张，民族形成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以后。熊锡元认为人类社会在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中，形成和确立了地缘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是民族形成的前提。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素质等四个特征，只有在地缘关系确立的条件下，才能渐次形成，而不能产生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蒙昧时代与野蛮时代。如果抽去地缘关系和这样四个特征，民族也就根本称不上是如何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这一特殊的历史范畴，也就失去了自己质的规定性（注：熊锡元：《地缘关系的确立是民族形成的基本前提》，《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第四种看法主张，民族形成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早于国家的形成。陈国强、石奕龙认为，氏族部落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关系，而民族则是在地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两者在本质上不同。蒙昧时代中、高级阶段是氏族部落发生和发展的时期，不具备地缘关系的基础，不可能产生民族。民族的形成是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注：陈国强、石奕龙：《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的探讨》，《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范荣春等不同意民族与国家同时出现的观点，认为原始民族形成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原始民族形成的渐进顺序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原始民族。还认为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民族应称为古代民族，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应称为近代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应称为现代民族（注：范荣春、李知仁、姜永兴：《论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民族学研究》第三辑第105～115页）。
在是否存在部族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实际上存在部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应该采用部族这一专门术语。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中存在对部族内涵所指不同的区别。一种是指原始社会崩溃，阶级社会还未确立，国家还未最终发生时的部落联合成的、民族以前的人们共同体。徐杰舜、彭英明认为，部族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人们共同体，但不是原始社会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唯一的一种人们共同体。在原始社会崩溃的过程中，从部落可以发展成为民族，也可能联合成部族。部族是氏族部落还没有彻底分化瓦解和崩溃的背景下，在国家还没有最后发生、血缘关系还没有完成向地域关系转化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战争等因素的需要，各部落联合起来而结成的较永久的联盟。部族的特点是：（一）在部族内部，氏族、胞族及部落，还完全保存着他们的独立性；（二）部族是一种不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三）部族可能因种种原因消逝，也可能发展成为民族。另一种是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注：徐杰舜、彭英明：《部族的形成及其特色浅探》，《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金天明则认为，氏族、部落、部族、民族是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各自相对应的人们共同体类型。部族建立在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以私有制为基础，是在奴隶制和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时期形成的（注：金天明：《部族——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第三个历史类型》，《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第二种意见反对把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称为部族。侯绍庄、吴斯清认为，“部族”概念与马恩对这个问题论述的原意不符。就是斯大林本人，在谈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们共同体时，虽然使用不同的词汇，即对前者用HapoAHoCTb，而对后者则用Haция。但这里主要是强调二者的具体含义，对于构成民族的各要素，还存在程度上的不同，并不是说二者存在质的区别（注：侯绍庄、吴斯清：《民族是怎样形成的》，《民族学研究》第三辑第98～104页）。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在充分学习马列主义经典、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占主导地位的观点。1984年，金炳镐发表《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一文，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做了系统、完整的论述（注：金炳镐：《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中的“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所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民族，是原生形态的民族，是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时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是指民族形成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民族，是次生形态的民族，是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他指出：“马、恩与列宁斯大林的民族形成理论是统一的，后者对前者有继承性和发展性，只不过是他们各自研究的着重点有所侧重而已。”所以，以后者的观点否定前者的观点是片面的，不恰当的。文章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在我国传播的情况，分析了我国学术界对这一理论产生不同理解、对民族形成时间产生不同看法的原因，他总结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是统一的，它在不同的国度中的发展也是在这个统一性基础上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在民族形成时间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也是可以在这个统一性基础上统一的，即作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民族的形成时间并存，互不相悖，部族的提法则可以不要。”
金炳镐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分析了我国存在对民族形成问题的不同观点的原因，使我国学术界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金炳镐的这篇文章曾得到牙含章先生的称赞：“是一篇好文章”。
8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国学术界开始更多地注意研究现实民族问题，尤其是民族发展问题，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文章较为少见。无疑，这和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主导观点，对几十年来的争论作了较好的理论总结也是有关系的。
当然，学术界对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如贺国安指出：“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并不触及民族这种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不论在哪种关系的基础上，都不妨碍民族的形成”；“以民族特征为标准来衡量，原始时代已经产生了民族，但它与阶级社会的民族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认为：人类的民族形成史可以分为三大阶段，即“前民族”、“潜在的民族”和“真正的民族”三阶段（注：贺国安：《民族形成八谈》，《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通过几十年的研究和探讨，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形成问题的主要方面已有了清楚、全面的认识，并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说明，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重大成果，同时也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的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
回顾这段学术史，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迪。这对于繁荣学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但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呢？笔者认为，从建国后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和争论的情况看，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首先要系统、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对经典作家的观点有一个总体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卷帙浩繁，时间跨度较大。由于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革命形势、具体国家的不同，他们在同一个问题上的表述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而存在。具体到民族形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林在论述这一问题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绝不应该因此就认为马恩与列斯之间存在根本分歧。相反，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提到的，事实证明马恩列斯的民族形成理论是统一的、一以贯之的。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被译介到我国过程中的某些特殊情况，才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的种种片面理解。同样，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引起争论之处也往往是源于对经典作家本意的不正确理解。总之，我们不应片面地以经典作家之间在具体表述上的差异性，而否定其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要着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应过份拘泥于个别词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非教条，简单地、机械地照搬经典作品中的一些原话，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进行研究，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我国56个民族在人口规模、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各方面，在解放初都有巨大的差距。尤其是一些人数较少的民族，如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西南的独龙、怒、基诺、景颇等民族，还保留有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如果仅仅从斯大林“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这一论断出发，则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都不能称为“民族”。这是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与民族形成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民族定义问题。民族定义是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前提。我国民族识别工作所依据的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94页）。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对这四个特征的表现程度是有差异的，因而也不能在民族识别工作中生搬硬套斯大林民族定义，而是对其加以灵活运用。这就保证了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注：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第434～44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除了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挖掘中国自身的学术资源，使学术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民族形成问题研究的历程也是我国学术界逐步从外国学术思想垄断的状态中得到解放，摆脱束缚的过程。在50年代的“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中，大多数人主张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其论据是斯大林的相关论述。这与当时苏联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界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随着我国民族工作，尤其是民族识别工作、民族史编著工作的展开和深入，苏联的民族形成理论被证明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因而牙含章等学者才于60年代初提出“从部落发展成民族”、“民族形成于古代”的观点。事实证明后者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对现实也有更好的适应性，因此很快就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虽然牙含章先生的民族形成于古代，具体到原始社会的观点不一定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但是），这一观点对于打破思想禁区，发展学术的作用而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范文澜先生在50年代的社会环境中，敢于面对占统治地位的主流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依据中国自身历史事实来得出结论，这种精神就更值得称道了。这并非苛求前人，而只是想通过对学术史的反思，得到一些有益启迪，以便更好地推动我国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本文在导师金炳镐教授的指导下写成，并经导师修改、审订。]
收稿日期：1998－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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