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增长和增长机制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新论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本文所指的东亚地区主要包括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我们认为，90年代前后东亚地区的快速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东亚经济增长呈现为内部化、整体性趋势，并且在经济增长中中国因素的作用在增强。70-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东亚的经济增长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是很强的。80年代“四小龙”和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得益于美国政府扩张政策（财政赤字的扩大和消费膨胀）所提供的庞大市场。同时日本（当然还有美国）资本流动、技术、及开发援助形式所提供的供给也有着极大的作用。实际上，这一期间存在一个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动和日本（美国）的资本供给推动所构成的“一拉一推”的经济增长机制。但是，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持续增加和美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东亚经济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调整，1985年9月日元开始大幅度地升值，1988年美国又取消了对“四小龙”的普惠制，与此同时，1987年东盟实行了新的优惠外资的政策，在新的条件下东亚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日本的供给推动力进一步增强，而且“四小龙”比较劣势的资本技术外移则构成了东亚增长的新推动力；另一方面，美国市场的需求拉力减弱，相反日本、“四小龙”和东盟内需的急剧增加却构成了东亚增长的新拉力。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1990年亚洲国家对域外的出口额比上年增长5.8%，对域内的出口增长了12.8%，域内相互贸易比重从1986年的34%上升到1990年的42%。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全新的改革和开放态势，中国的市场扩大和高速经济增长为东亚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活力，并强化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内部化、整体性趋势。也正是因为如此，使得东亚经济增长越来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独立性。从90年代前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来看，“四小龙”为：1991年6.3%、1992年9.7%、1993年7.0%；东盟为：1991年6.0%、1992年6.7%、1993年6.9%；中国为：1991年7.0%、1992年12.8%、1993年13.4%。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却处在经济衰退中。
［二］
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学者们纷纷发表意见、热烈讨论这一现象的原因所在。不少学者列举出：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教育比较普及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干预、儒家文化等因素，是东亚经济增长的原因。
我们认为，东亚经济是一个区域经济，在对东亚经济增长原因的探讨中，应该看到这一区域范围内本身的内容，并且区别出与它有关的但属于其它范围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分析：第一层次是东亚所属国家和地区能够迅速增长的各国和地区内的基础性条件；第二层次是把东亚作为一个分析单元，从总体上探求其促进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三层次是在全球范围内考察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这一区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第二层次。之所以把第二层次作为研究重点，是和东亚经济增长进入了整体性、内部化的增长阶段分不开的。当然，这一分析决不是孤立的，也必须涉及到其它两个层次上的问题，因为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国际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国内经济乃至地区经济必然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从东亚地区经济联系出发来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原因，才能阐明东亚地区总体高增长的内在机制。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有关这一内在机制的研究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之一。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主要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产品周期理论或雁行理论。这一理论把产品周期分为进口阶段、进口替代阶段、出口扩张阶段、成熟阶段、再进口阶段等五个阶段。由于各国工业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各种产品在不同国家所处的阶段也不同，从而在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雁行形态。这一理论经日本学者实证分析，认为从经验数据来看符合日本、四小、东盟经济发展的事实。由此日本被视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牵引车，形成了多层次经济追赶式现象。
第二种理论是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在讨论东亚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时候，人们往往首先重视的是投资和技术的转移及其所发挥的推动作用。进入80年代以来，不仅是日本，四小也在向外转移资本和技术，甚至东盟各国也开始向外投资，从而构成了投资源多元化的现象，这进而决定了东亚地区多发性增长源的出现。对此，有的学者称之为喷泉模式。
对于以上两种理论，我们认为产品周期理论或雁形理论主要讲的是这一地区的垂直分工系统，它更贴近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东亚经济的现实，8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平分工等分工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雁行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因此该理论也就不再能很好地解释后来的东亚经济增长。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注意到了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增长源多元化和东亚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单纯的雁行形态的经济现实。但是，它对多个增长源之间的相互推动和拉动、错综复杂的交织状态没有说明，更不能很好解释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内部化、整体性增长的现实。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依然是雁行理论的延续，只不过它强调的角度不同罢了。因此，为对90年代前后开始的东亚经济内部化、整体性的增长作出更好的说明，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三］
我们认为，从90年代前后开始东亚的内部化、整体性的快速经济增长在于东亚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我们将这一特殊的增长机制称之为东亚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即指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象几个齿轮一样，相互咬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彼此互相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而各个齿轮的咬合联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贸易）、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
1.咬合、联动的东亚分工。以前东亚分工的主要特征是它的产业间垂直分工的梯度动态性。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从静态看，东亚分工象个梯子一样，按产业的先进性来分，日本处于最先进的第一阶梯，四小处于第二阶梯，东盟和中国处于第三阶梯；二是从动态看，这个梯子是动的，一个高级的产业从第一阶梯传到第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传到第三阶梯。现在东亚分工的层次性仍然存在，但是出现了四点新变化：一是出现了产业间的水平分工。表现为在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以及其它一些产业间产品的相互进口。二是产业内垂直分工的出现。如在纺织工业领域，日本和四小从东盟大量进口编织产品，而东盟从日本和四小大量进口属于资本密集型的合成纤维产品。这种形式的分工也存在于汽车业和电子、电机产业内部。三是产业内水平分工的出现。如80年代以来，在日本、四小、东盟和中国间逐步展开的纺织业中纱与织物、电子业中的电子部件或汽车业中汽车部件等产品中间的水平分工。四是由于上面分工形式的新变化，在东亚分工中，各梯度之间的转移和推进已不是简单地从第一阶梯到第二阶梯，再从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而是出现了各个层次的分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层次间动态追赶——推拉的分工扩张、深化、演进的机制（如图1所示）。
图1.东亚分工咬合联动图
东亚地区分工的咬合、联动不仅能获得垂直分工的比较优势，而且又能获得水平分工的差别化优势和规模经济。而不同层次间分工的追赶——推拉的演进机制为此咬合联动分工再添东亚特有的竞争优势，这些正是东亚咬合、联动分工的效率之所在。
2.咬合、联动的东亚市场。东亚市场正在以十分惊人的速度扩张，1970-1988年世界出口总额约增加8.5倍，而东亚出口的扩张速度却为世界出口扩张速度的1.3倍，其中日本出口扩大了12.7倍，四小和东盟出口分别扩大了37.1倍和15.7倍，中国进出口总额增加了21.4倍。同时，东亚市场的容量也迅速扩大，到1988年东亚进口额已超过了美国的进口额。不仅东亚市场在急剧扩大，而且东亚地区内部的市场是紧密咬合在一起的。东亚市场的咬合，可以由东亚各国或地区间的贸易结合度来表示。如图2所示：
图2.东亚地区的贸易结合度
资料来源：引自日本《经济白皮书总特辑》（《经济学人》临时增刊）1994年8月22日，P305
不难发现，从总体来看，东亚各地区间1991年的贸易结合度都大于1，在1.20和5.00之间，这说明了东亚地区内贸易的紧密关系较世界平均水平要大得多，也说明了东亚市场的咬合程度较高。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东亚地区1991年的贸易结合度与1980年的相比，地区相互间贸易结合度的不对称性缩小，这说明了它们之间贸易联系的不对称性倾向在缩小。
以上，我们从贸易结合度对东亚市场咬合进行了考察，下面我们再从东亚地区的需求乘数来看一个东亚市场的联动。东亚地区的需求乘数是指其中一国或地区增加100单位的需求后，对他国或地区生产的诱发程度。东亚地区1990年的需求乘数如表1所示。表1的横栏表示i国或地区有100单位的需求增加，纵栏表示j国或地区增加的需求对本国或地区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的诱发程度，对角线上的数字为对本国的或地区的诱发程度。
表1. 东亚地区的需要乘数（1990年）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白皮书总特辑》（《经济学人》临时增刊）1994年8月22日，P306
首先，表1对东亚地区的市场联动给出了一个截面的说明。其次，可以发现各国或地区对本国或本地区及对日本的需求乘数较大外，各国或地区对其它国或地区的乘数大小不同。如将乘数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对日本的乘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台湾＞菲律宾＞印尼，对韩国的乘数为：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台湾＞日本，对马来西亚的乘数为：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韩国＞台湾＞印尼＞日本，等，这也说明东亚各国或地区间诱发程度互动的顺序不同。
3.咬合、联动的东亚投资。8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积累率一直保持在年平均3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积累率年平均约为21%左右，明显，东亚地区有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并且，东亚地区的投资还形成了咬合联动的格局。日本对四小的直接投资从1984年占亚洲直接投资的31.9%增加到1988年的58.5%，对东盟的投资从41.7%减少到1988年的35.7%。1986-1990年四小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由4亿美元猛增到129亿美元，增长32倍多，成为了东盟的最大投资者。1988年菲律宾接收外国投资中，日本占21%，台湾、香港、大陆中国和新加坡的投资总额占34.4%。1987年在日本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3.7%来自香港。总的看，东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日本和四小占的比重较大，东盟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增加。东亚投资的咬合、联动已经成为促进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象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盟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东盟增加对外资的鼓励，以四小和日本为主对东盟的投资实质性地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所决定的，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东盟也有相似的经历。
4.咬合、联动的东亚技术转移。东亚地区技术转移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由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引进技术，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的咬合、联动往往意味着技术的咬合、联动。东亚地区技术转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就是直接的技术转移。在东亚地区内主要的技术输出者为日本和四小，东盟和中国输出的技术也在增加。东亚地区技术的咬合、联动，促进了东亚地区技术的转移和创新，并由此通过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推动了东亚的增长。
除东亚地区咬合、联动的分工、市场、投资、技术转移以外，另一个阶段性的因素就是咬合、联动的东亚经济周期。这种咬合、联动是指东亚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但由于二者的相互作用，后者使前者的经济下降幅度降低，并且提前走出下降阶段。这主要表现在9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高涨对四小和日本经济周期向上的带动作用，四小在8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了一些逆转趋势，但是，令人叹服的是这种逆转并不明显，除其它因素的影响外，这是和中国的经济高涨的带动分不开的，这一点在90年代初表现得愈加明显。而90年代初处于经济衰退中的日本，由于1993年经济高涨的中国从日本的大量进口和吸引的投资巨增，在某种意义上使日本的某些经济部门形成了中国支撑下的景气。到此我们对东亚经济齿轮组合型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作了说明。必须指出的是：分工、市场、投资、技术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咬合联动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受经济增长的反作用，即经济增长所表现的国民收入增加、工资提高、消费支出的增加等使得分工、市场、投资、技术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促进经济的增长，并且，分工、市场、投资、技术间也是彼此诱导、推动和相互作用的。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是根植于东亚文化市场化的有效的经济组织、有独特战略能力积极行动的政府、东亚国家或地区间强烈的多重追赶的增长意识以及向世界市场的开放。
［四］
东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因素的作用在增强。从东亚经济齿轮组合型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机制中不难发现，贸易和投资是东亚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的飞轮，它们推动着东亚的增长。因此，仅从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来简要说明东亚经济中中国因素的地位。
1.贸易。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和东亚地区的贸易关系。
表2.中国同东亚地区海关进出口总额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1993年资料制作。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三点：首先，中国对世界的进出口总额增加很快，其进口额增加更快，1992年与1990年相比进口总额增长率比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多7.65个百分点。其次，中国对东亚的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增长率比对世界的三项指标的增长率分别多7.22、1.26和18.08个百分点，并且，中国对东亚的三项指标占其对世界的三项指标的比例在1990年分别为59.5%、65.98%、51.99%，1992年分别为62.51%、58.21%、58.23%。1992年中国对东亚的进出口额达1035亿多，可见，中国对东亚的贸易和对世界的贸易相比，进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更多的份额和有更高的增长率，特别是更高的进口增长率，出口总额所占份额减少，而出口增长率较高。最后，从东亚内部来看，中国对日本和四小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相当，并且对日本的进口额大于出口额，进口增长率大于出口增长率。中国和东盟，由于二者处于同一层次，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量和增长率要小于日本和四小。以上三点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市场通过贸易特别是进口的增加对东亚经济的强拉动力。
2.投资。这里指的是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不包括贷款）。中国利用东亚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不包括贷款）的状况如表3所示。
表3.中国实际利用东亚地区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不包括贷款）的状况
单位：万美元
年份
1990年1991年1992年
世界 375,487
466,6611,129,162
东亚
374,845989,963
日本 52,04860,952 74,827
四小
310,921900,565
东盟 1,083 2,972 14,571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1993年资料制作
从表3中数据可以计算出世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不包括贷款）1992年比1991年增长了1.42倍，而东亚对中国的这一投资数额却增长了1.64倍。其中，日本增长了0.23倍，四小增长了1.90倍，东盟从1990年到1992年增长了12.45倍。东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不包括贷款）占世界对中国的投资比例1991年为80.32%，1992年为87.67%。以上说明，在中国的外资中东亚占了绝大部分，并且还在更快地增长，到1992年底已接近900亿美元。东亚对中国的投资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注入了强大的推力，另一方面它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更新、开辟市场的拉力。
我们从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中可以看到中国和东亚之间存在着中国市场拉动和东亚投资推动的两个强力，即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也拉动了东亚的整体增长。1993年中国因素更加突出，这一方面表现在1993年中国外贸总额已达1957.2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1039.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29%。1993年日本对华出口高达232.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近一倍，日本一跃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萧条中的日本钢铁、成套设备等产业由于对中国的出口迅速增长而使其萧条有所缓和。近3年中韩贸易额翻了一番，1993年中韩贸易额已达82.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3大贸易伙伴，韩国则成为中国的第6大贸易伙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在1993年高达143.9亿美元，与香港的贸易额已达325.4亿美元。中国经济已成为东亚经济的重要牵引力，从长期看，中国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将加强。
［五］
我们已经看到，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东亚经济增长，并非是一个国家的现象，而是一个地区性的、整体的现象。它不是由某个单一的国内或国际因素暂时促进的，而是由多个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推动的，这也就决定了东亚经济增长机制不是简单的，而是由我们上面所讲的齿轮组合型整体咬合、联动的经济增长机制。实际上这种经济增长机制也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可以预计，在东亚齿轮组合型整体咬合联动的经济增长机制作用下，东亚地区在将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