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研究】
辞书外部信息的设置与演变研究
——以《王云五大辞典》为参照
刘善涛1,2a, 王 晓2b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2a.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b.曲阜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 辞书除正文内设置词条,分条释义外,还在正文外设置各种丰富的参考、查检等辅助信息,以便增强辞书自身的实用性。《王云五大辞典》是民国时期较为成熟的一部中型词典,辞书外部信息的设置较为完备,以此为参照,将其与现代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其他代表性辞书进行对比,梳理我国语文辞书外部信息的设置与演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界对辞书外部信息研究的不足,也将有助于当前的辞书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 辞书的外部信息;设置与演变;《王云五大辞典》
王晓,女,河北邯郸人,曲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词汇与训诂研究。
辞书正文外部信息的设置是现代辞书编纂的必备要素,但对其研究较为薄弱,专题性研究尚不多见。我国辞书在正文之外设置附属信息的做法自古有之,《说文》在正文后设有“叙”,简要阐释了许慎的“六书”思想和《说文》的编纂体例。顾野王的《玉篇》卷首有“野王序”和“进书启”,卷末设有辨析形似字的“分毫字样”。但这多是编者的个人行为,并未成为辞书编纂体例的必备要素,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辞书正文外的这种附属信息仅限于“叙”“序”之类的文字,没有得到辞书编者的重视。直到梅膺祚《字汇》的编纂,我国辞书的编纂体例才渐趋完备,《字汇》卷首除附有梅鼎祚的“序”外,还有介绍该书编纂原则和体例的“凡例”;讲解笔顺知识的“运笔”;剖析古今文形变化的“从古”“遵时”和“古今通用”;以及介绍部首、笔画和检字方法的“检字”六项内容。卷末有辨别形似字的“辨似”;提醒易错字的“醒误”;以及帮助人们辨别四声和掌握反切的“韵法直图”“韵法横图”四项内容。《字汇》的这种外部信息设置体例被后世的《正字通》《康熙字典》所继承,体现了我国传统字书在释义之外对汉字检索、字形书写和读音注音的重视,对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辞书学研究中一直存有“附录”的概念,但学者们对其所指内涵看法不一,概括地说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广义论者主张辞书正文以外的“序叙、凡例、检字法以及为主体服务的各种辅助资料与相应的图表等”[1][2]都是附录;狭义论者把“除正文、序言、凡例等以外附加进来的一些参考资料或参考表格”看作附录[3][4],将附录认定为辞书正文后的附加内容,一般以“附录”为题分项列出。两种观点各有千秋,本节为了论述的方便,结合当代辞书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采用“外部信息”的概念,以便与尚未明晰的原有概念加以区分,它指“独立于词典宏观结构及正文但又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其他信息单元,包括正文前信息、正文后信息和正文插入信息”[5]43,这三部分内容还被称作辞书前置页、后置页和中置页,它们是辞书正文内容的延伸,是对正文的重要补充,与正文内容一起共同构成了整部辞书的所有结构要素。
根据《当代词典学》的研究,正文前信息指辞书前置页的结构信息,通常包括“书名页、版权页、署名页、致谢页、目录、序言/前言/导言、词典用法指南/凡例、缩略语及使用标志说明”等内容。正文后信息主要指辞书后置页的材料内容,一般由若干附录组成,在信息内容的种类上一般分作语言信息、百科信息和索引信息三类。辞书正文插入信息的出现时间较晚,“系统的中置页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内容可以是一组插图或图表、地图、方言图、示意图以及语法和语用说明、主题描述和专题研究等”[5]49,在我国现代辞书编纂中主要应用于外向型语文辞书或百科辞书,普通语文辞书较少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附属信息在一部辞书中可能不会得到全部呈现,但这种分类对我们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将以此为参照,以《王云五大辞典》为中心,对百年来代表性语文辞书外部信息的设置进行对比分析,探究语文辞书外部信息设置的变化状况。
一、《王云五大辞典》外部信息研究
图 1《王云五大辞典》目录页
王云五在民国时期主持商务印书馆25年,为中国近代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曾主编了《王云五大辞典》(1930,简称《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1931)、《王云五小字汇》(1935)、《中山大辞典“一”字长编》(1938)、《王云五新词典》(1943)等系列语文辞书,涵盖了字典和词典,普通语文词典和新词语词典,小型、中型、大型甚至巨型辞书的不同类别[6]。而《大辞典》出版时间最早、最完整、最具代表性,也是我国第一本进行词性标注的现代语文词典,辞书外部信息的设置也颇具特色,它处于《辞源》(1915)、《学生词典》(1924)之后,《标准语大辞典》(1935)、《国语辞典》(1937—1945)、《四角号码新词典》(1950)、《新华字典》(1953)、《现代汉语词典》(1960)之前,处于中国语文辞书由传统到现代过渡的关键环节,为知识的普及和汉语语文辞书的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以此为中心参照能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汉语辞书编纂实现有效衔接。
《大辞典》[注] 本文选用1937年4月的版本,原书出版信息为“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國難後第八版”。 正文前信息共有12页,七项内容,依次是(1)书名页,1页,包括辞典标题、发行单位和时间,本页中间是胡适编写的“笔画号码歌”;(2)目录页,1页,列出了卷首和附录中的各项信息及其所在页码,具体见图1;(3)本书排列法说明,1页,对本书的编排方法、字词排列顺序、每页页眉处的汉字和数码信息,以及书末的笔画索引进行介绍;(4)第二次改订四角号码检字法及附则,各1页,对四角号码检字法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进行介绍;(5)序,3页,对《大辞典》的编纂动因、编纂原则、编纂目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6)编辑凡例,2页,对《大辞典》的选词立目、注音释义、略语符号等各方面情况分22条内容逐项进行说明;(7)字体说明,1页,作于1936年10月,为再版后增添内容,因此在本版目录页上未能列出,此项内容主要对《大辞典》采用楷书字形,以致“有人怪其所采标准字形不合六书”的情况进行说明,这之后直接进入辞书的正文信息。
实验中采用的8篇阅读材料取材于CNN News,BBC News and Newsweek。题材包含政治、经济、医疗和科技等方面。从每篇材料中选取6个目标词(target words),共计48个词用于阅读后的即时词汇测试。在正式的实验之前,我们进行了先导可行性实验(pilot study),把48个目标词打乱顺序放在500个词的单词表中,在平行班中实验,确定实验中的目标词是生词。阅读1、2、3和4用于第一阶段的实验,即受试组使用词典,对照组不使用词典。阅读5、6、7和8用于第二阶段的实验,即第一组使用双语词典,第二组使用单语词典。8篇阅读材料的来源、标题和目标词汇总如下:
《大辞典》正文中的插入信息较少,部分词目下列有表格,如“十国”“十六国”“拉丁字母”“动物分类”等词目在释义之后还用表格更为直观详细地说明了各词语所包含的语义内容。相比之下,其所主编的大型辞书《中山大辞典》在“体例与内容”中指出“古代文物,科学名辞,多非文字所能释明;本书插图多至十万,广搜博采,用助了解”[7]。从《一字长编》中也能看出编者对插图的重视,如“一夜菌”“一轮车”“一文字龟虫”“一纹野螟蛾”“一对因子遗传”等词目释义之下都配有插图,词目“一轮两轴装置”“一面梯形堆”下配有多幅组合性插图,后者还列有计算公式。
《大辞典》的正文后信息,既包括被王云五称作“附录”的信息,也包括“附录”之后的四角号码“单字同码统计表”“单字检查速率表”“词语同码统计表”和“词语检查速率表”辞典版权页和“四角号码检字法采用机关及出版物”等多项内容,总计266页,占辞典总页码数的15.99%,这也是王氏较为重视的一项编纂特点。王氏在《大辞典·序》最后指出:
“绿色”本是一个表颜色的单义词,是早在古汉语时期就出现的“绿”的双音节形式,它伴随着汉语双音化的趋势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不断发展演变。“绿色”的语义内涵不断丰富,适用范围日渐广泛。通过对汉语不同阶段有关“绿色”语料,对“绿色”出现的年代、语境进行细致地分析考察,发现“绿色”各义项之间不是简单的引申关系。
本书还有一种特点,为中外各种词典所无,就是附入极多的参考表。此项参考表计三十种,共一百五十四页,任何科学,任何知识,均括入其中,对于学生修学,教师教学和一般人参考,都有极大效用。
总之,本书的编辑主旨,和我所编万有文库相同,在以极便利极经济方法将万有的知识贡献于一般人;惟志愿虽宏,学识有限,深望国内学者加以教正。
《新华字典》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10月出版,但这一版版权页上标为“原版”,1954年8月出版的标为第一版,本节以54版为分析对象。该版全称为《部首排列新华字典》,正文前的结构信息共有七项,分别为(1)版权页;(2)部首索引;(3)总目录;(4)书名页;(5)凡例;(6)部首总目;(7)难查字表。之后为字典正文,内中部分字目下附有插图,分“单体图”和“综合图”两种,前者如“柏”“芭蕉”“打靶”“拦河坝”等,后者如“房”“头”“人体”“车轮”等。正文后为正文条目的补遗和漏删,再者便是“附录目次”和九项附录内容,分别为(1)注音字母表;(2)标点符号用法;(3)中国历代起止公元纪年表;(4)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5)重要纪念日及节日一览表;(6)中外度量衡表;(7)各国本位币名一览表;(8)化学元素表;(9)第十五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部分运动项目成绩纪录及最高世界纪录,最后为字典的“音序检字表”。
(十八)凡未习四角号码检字法者,或已习本法而一时尚未熟练者,对于所欲检查的单字,可从书末笔划索引按笔划检查。
《国语辞典》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纂,1937—1945年分为八册出版,1948年再版时合为四册,本节即以再版四册本为分析对象。该书第一册前置信息分别为(1)书名页;(2)黎锦熙所作“序一”;(3)王怡所作“序二”;(4)凡例,凡例最后为“本书所用符号之说明”,对书中所用各类符号和标点加以说明;(5)类名简称表,对书中所用缩略词语加以说明;(6)该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正音,本部分便是对辞书拼音法的有关说明,包括国音字母表、国音字母表说明、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国语罗马字声调拼法表、国语罗马字连书词读法等五项内容;(7)检字表,包括音序检字表、部首索引、部首检字表和所附“难检字表”四项内容;(8)西文译名索引,之后为辞典第1页到第860页之间的正文。第二册和第三册正文前都设有书名页、检索表和西文译名索引三项内容。第四册又稍有不同,正文前信息分别为:(1)书名页;(2)版权页;(3)检字表;(4)西文译名索引和普通辞书所谓的附录内容,包括:①度量衡表;②面积及地积表;③体积及容量表;④重量表;⑤化学元素表;⑥历代纪年表;⑦历代纪年附表;⑧国语辞典勘误表等各项内容。正文后有(1)国语辞典补遗,补充之前遗漏的条目;(2)国语辞典补编,“补列抗战以来十年间流行之新词,并酌补国语口头语词”和(3)牛文青1947年所作的“跋”,四册正文页码连续编排,合为一体。
(十九)本书附参考表三十种,所有各科,无不齐备。
我们现在最常使用的版本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音序编排字典,该版本最早为1957年6月出版,全称为《音序排列 部首检字 新华字典》,正文内容主要是将原有部首编排重新整理为音序排列。正文前信息共六项,分别为(1)注音字母音序索引;(2)总目录;(3)书名页;(4)版权页;(5)凡例;(6)部首检字表。正文后为七项附录,分别为(1)注音字母发音简说;(2)国务院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3)中国历代起止公元纪年表;(4)中国少数民族简表;(5)各国面积、人口、首都一览表;(6)度量衡表;(7)化学元素表和注音字母表。由此也可看出同一字典,两个版本外部信息设置的差异,这从《现代汉语词典》的不同版本中也能略见一斑。
(二十二)本书百科具备,普通人可借为增进知识之用。
结合王氏辞书编纂的时代背景,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新的知识系统,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构建了较为稳定的社会局面,教育制度的改进和平民教育的普及促使知识下沉,全民探求新知的渴望和实际得到了良好的发挥,辞书作为重要的学习和查检工具得以重视,王氏本着易查易用、多查多用的原则设置辞典“附录”,以便充分发挥辞书的查检功能,尽量满足更多人群的使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其他类型辞书、工具书编纂的不足。《大辞典》中的后置信息主要呈现在“附录”之中,他将“附录”信息分作“参考表”“专门名词英汉对照表”“同字异读表”和“笔画索引”四大类、33个小类。其中参考表又包括30项内容,具体见上图。这些附表内容丰富,包含语言信息(表8、9、10、11)、索引信息(表8)和百科信息(除前两项外)三个方面,其中百科信息最为丰富,涉及图书馆学、经济学、语言学、数学、历法、物理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以文字说明、公式图表等不同形式展现给读者,方便读者的学习和使用。
19世纪40年代,前苏联已有浮选法生产钛精矿的先例,但钛精矿含钛仅45%左右,只能用于高钛渣的冶炼。20世纪90年代,攀钢钛业公司选钛厂技术攻关团队经过数年的攻关,终于找到了有效回收钛铁矿(+0.02 mm)的工艺,即强磁-浮选工艺流程,浮选药剂为MOS,钛铁矿的综合回收率得到显著提高。攀枝花钛铁矿开发利用真正步入快速发展的道路。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索,浮选药剂更新换代,先后出现了MOS、XT、R1、R2等多种钛铁矿浮选捕收剂,攀西地区钛精矿呈现井喷式增长,年产钛精矿(含钛47%以上)高达300万吨,增长近100倍。
最后,在种子处理之后要进行播种和分苗。7月下旬将催好芽的砧木种子均匀播入苗床,把装好营养土的营养袋入畦[1]。当砧木苗铜钱大小时移到营养袋,接穗8月中旬播种,2叶1心时分苗,之后进行嫁接。在嫁接时,一般选择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之间,当砧木长有5片真叶,接穗长有3片真叶时为嫁接适期。在前一天下午给茄苗消毒,采用劈接法嫁接。
二、基于《大辞典》的外部信息对比研究
《大辞典》外部信息丰富,特色鲜明,以之为对比中心,将其前后出版的代表性辞书以及同一辞书不同版本外部信息的相关变化为分析对象,反观王氏辞书在外部信息结构设置上的优劣和我国现代汉语语文辞书外部信息设置的历史演变。
《四角号码新词典》初版于1950年8月,1954年8月推出第5次修订重排本,我们以1954年版为分析对象,该版全称为《四角号码新词典附笔画部首索引(修订本)》,词典封面后先是对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图示说明,然后是笔画号码对照歌,之后是书名页、版权页、编辑大意、四角号码检字法及附则、注音符号的发音法、拉丁化新文字北方话方案。文后设有八项附录,依次为:(1)标点符号用法表;(2)中国语文文法表;(3)中国历史朝代公元对照表;(4)度量衡公制市制对照表;(5)笔画索引,该书按照笔画顺序将同一笔画不同部首的汉字依次编排,汉字之后再列出所对应的四角号码;(6)繁简字及其四角号码对照表;(7)汉语拼音方案草案;(8)国音注音符号。
《学生词典》初版于1924年,是我国第一部白话学生词典。该书前置结构信息有三项,分别为:(1)书名页;(2)编纂大意,对该书的编纂和编排情况进行介绍,对文中所用部分符号进行说明;(3)总目,该辞书按部首笔画顺序编排,与《辞源》类似,按十二地支依次标明各部所在页码。之后为正文,文中部分词目下附有表格(如“人种、二十四史、五胡十六国”等)和插图(如“斜角、圆锥形”)等中置信息。正文后直接是附录,包含“中外度量衡币表”“化学原质表”“中国历代纪元表”三项内容和词典版权页。再之后是商务馆所出《校改国音字典》《教育部审定实用学生字典》《辞源》《国音学生字汇》和各类杂志的推销广告。
《标准语大辞典》初版于1935年,由“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审词委员会”编纂,是《大辞典》之后出版的一部较为成熟的中型汉语辞书。该书前置结构信息为“书名页”和“编辑凡例”。之后为正文,每页分为上中下三栏,竖形排列,按部首和笔画顺序编排条目。文后有“补遗”“索引说明”,对四角号码检字法进行介绍,并将所收单字按四角号码依次编排,最后为版权页。
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思宁说,在没有电视,甚至连听广播都没有普及的时代,“嚼舌根”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当然,也有程度上的差别,这与性格有关。人活着,总需要一点存在感,但有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完全不顾他人感受,像上述案例中的张阿姨一样,她为了找存在感,总是搬弄是非,但往往这种行为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苏母抱着一堆商品回到屋里,苏穆武幸灾乐祸地:我说不用你操心,你偏不听!丈母娘拍洋女婿马屁,拍到洋马蹄子上了吧?苏母驳斥他:你少说风凉话,他们不要,我自己用。苏穆武说:行行,你自己用吧,老脸皮厚,该装修装修了。苏母真的在脸上描画起来,然后回过头,朝苏穆武做个媚眼:看我像不像回到了十八岁?苏穆武几乎要倾倒了:我看你回到了十八层地狱!
《辞源》初版于1915年,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性语文辞书,我们以《辞源》丁种普及本上下册为分析对象。该书前置结构信息分别为:(1)书名页,其内容为近代政治家、书法家郑孝胥所题的“辞源”二字;(2)辞源部首索引,按十二地支依次列出各部首所在页码;(3)辞源说略,相当于主编陆尔奎所作的“序言”;(4)总目录,实为“部首索引”的扩充版,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辞书目录;(5)检字,下注“凡较难寻检之字,均照笔画排列,下注页数,其部首分明一望即知者,略之”,实为“难检字表”。在此之后为正文,按十二地支分卷编排,各卷页码独立,上下册各六卷,文中部分词目,如“互、人参、五铢钱、九连环、二强雄蕊”等配有插图;“人种、人类学、二十四气、五胡十六国”等词目下还设有表格等中置信息。正文后有“世界大事表”、版权页等后置信息。1932年之后的版本前置页中删掉了书名页,后置页中增加了“四角号码索引”及四角号码检字法介绍。
同时,王氏在《大辞典·编辑凡例》中又再一次重申了辞书后置信息的内容:
(二十)本书附专门名词英汉对照表,除人名地名已在原条注明英文外,所有本书专门名词有英文相当名称者,一律列入对照表内,以便检查之用。
英汉新词构词法的差异反映了中西方在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差异。首先,从思维方式层面而言,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倾向于含蓄地表达想法,而西方人更擅长抽象思维,喜欢直接指出事件的本质。因此,象形法作为汉语新词独特的构词方法是受到中国形象思维方式的影响。其次,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儒学,提倡中庸观念,这种文化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人对造字求和的偏好。最后,从历史层面而言,中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历程造就了中西方民族人格的差异,西方民族崇尚外显,而中华民族重视内敛。尾声词发音重叠法委婉地表达了对社会行为的揭露和批判,体现了中华民族含蓄的一面。
《现代汉语词典》最初版本为1960年试印本,1965年出版试用本,该版为送审稿本,1973年重印发行,我们即以此为分析对象。该版前置结构信息共九项,分别为(1)书名页;(2)版权页;(3)说明;(4)音节表;(5)总目;(6)前言;(7)凡例;(8)新旧字形对照表;(9)部首检字,包括部首检字法、部首目录和检字表三项内容;(10)四角号码检字,包括四角号码检字法、新旧四角号码比较和检字表三项内容。之后为词典正文,文中部分条目下附有表格(如“啊”的音变表、盲字表、拉丁字母表等)和插图(如波、齿、斗拱、骨骼、对角线等)。文后为附录,包括“我国历代纪元表”“公制计量单位进位和换算表”和“汉语拼音方案”三项内容。
1978年12月该书正式发行第一版,前置信息有(1)书名页;(2)版权页;(3)前言;(4)凡例;(5)总目;(6)音节表;(7)部首检字,包括部首目录、部首检字表、难检字笔画索引;(8)四角号码检字表,包括四角号码检字法、新旧四角号码比较、四角号码检字表。文后附录为我国历代纪元表、公制计量单位进位和换算表、汉字偏旁名称表、汉语拼音方案、元素周期表。
1983年1月,经过对第一版的增删调整,出版了第二版,该版的外部信息又有所调整,前置页包括(1)书名页;(2)前言;(3)总目;(4)凡例;(5)音节表;(6)新旧字形对照表;(7)部首检字,包括部首目录、部首检字表、难检字笔画索引;(8)四角号码检字,包括四角号码检字法、新旧四角号码比较、四角号码检字表。文后附录有我国历代纪元表、公制计量单位进位和换算表、汉字偏旁名称表、汉语拼音方案、元素周期表和版权页。
课程目标是体现课程理念、展现课程价值追求的核心部分,在经历活动实施过程中应以幼儿的成长为核心,关注幼儿的体验、情感、态度和综合能力的发展,制定经历活动的总目标。为了使活动目标具有更强的指向性和导向性,使教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能更准确地把握教育目标,可对总目标进行分解和细化,同时,在设置经历活动总目标的基础上,针对大、中、小班幼儿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实践能力,制定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具体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各个经历活动目标。利用三级目标体系使经历活动目标层次化,且不同层次目标间具有一致性和联系性,为教师的实践操作提供落脚点和正确方向。
外部信息变化较大的是1996年7月出版的第三版,该版前置页包括(1)书名页;(2)前言;(3)修订说明;(4)修订本参加人员;(5)总目;(6)凡例;(7)音节表;(8)新旧字形对照表;(9)部首检字,包括部首目录、部首检字表、难检字笔画索引。正文前信息增设了“修订说明”“修订本参加人员”,后者相当于致谢页,删掉了“四角号码”检字的相关内容。文后附录有我国历代纪元表、计量单位表、汉字偏旁名称表、汉语拼音方案、元素周期表、版权页。此版之后的修订版本前置信息虽有增补,但基本内容一致,后置信息也相似。
我们按照《当代词典学》的分类,用表格的形式将上述辞书的外部信息直观展现出来,具体如表1。
表 1辞书外部信息设置对比表
从辞书版式上《大辞典》开现代横排风气之先。从表1可以看出,书名页、版权页、序言和检索信息是每本辞书都必不可少的外部信息,但在不同辞书中所处的位置又有所不同,书名页和序言都位于辞书的前置页,版权页或在前置页或在后置页,位置不固定,即使同一部辞书,如《现代汉语辞典》版权页的位置也时有调整,限于辞书编排方式的不同,检索信息有的只在前置页,有的只在后置页,有的则前后都设有不同的查检方式。目录作为现代辞书的重要前置信息,在《辞源》和《学生词典》中即已出现,但也只能看作是辞书的检索目录,现代意义上的辞书目录在《大辞典》中已经形成,可惜一直不受重视,直至《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等现代辞书中才趋于定型。辞书编纂中难免会使用到各种符号,这些符号具体表示何意,在早期的辞书,如《辞源》中未做说明,《学生词典》中有少量说明,但不够完整系统,《大辞典》则在编辑凡例中对文中所用略语进行了集中介绍,《国语辞典》则在凡例之后设有附录专门说明了辞书中各类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并设有专门的页面,详细介绍书中所用的缩略词语,在符号标志的说明中最为详细。表格和插图作为辞书释义的重要辅助手段,有助于更为直观形象地展现条目的意义和条目所包含的语义内涵,在大中型辞书中得以普遍使用,《辞源》和《学生词典》正文中既有插图也有表格,《大辞典》只有表格,而《标准语大辞典》《国语辞典》和《四角号码新词典》中却没有设置类似的信息,但是这种信息结构在现代辞书《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现代性辞书在正文后还设置一定数量的百科附录,这在《辞源》以来已经成为多数辞书编纂的一种传统,扩大了辞书的使用范围和实用价值。总之,《大辞典》在外部信息的设置上已经较为成熟全面,一些正文外的信息要素在《大辞典》中已经较为完备,尤其是后置信息的内容更为丰富,为后世辞书的编纂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1] 邹酆.《字汇》在字典编纂法上的创新[J].辞书研究,1983(5).
[2] 徐祖友.谈谈词典的附录.辞书编纂经验荟萃[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3] 胡明扬,谢自立,等.词典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4] 陈炳迢.辞书编纂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5] 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 刘善涛.王云五汉语语文辞书编纂概况[J].唐山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7] 王云五.编纂《中山大辞典》之经过[J].东方杂志,1939(1).
Research on the Setting and Evolution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in Dictionaries ——With Reference to Wang Yun -wu Great Dictionary
LIU Shan-tao1,2a, WANG Xiao2b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710119,China ;2a.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China ;2b.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China )
Abstract : In addition to setting entries and sub-definitions in the main body of a dictionary, a variety of auxiliary information, such as reference and check and retrieval, are also set up to enhance the practicability of a dictionary itself. With relatively complete external information, Wang Yun -wu Great Dictionary is regarded as a medium-sized, relatively mature dictionar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ith reference to it an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other representative dictionar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ies, combing the setting and evolution of the external information in Chinese dictionaries can, to some extent, compensate for the lack of the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and also can help th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ent dictionary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 external information in dictionaries; setting and evolution; Wang Yun -wu Great Dictionary
中图分类号: H1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0300(2019)04-0091-06
收稿日期: 2018-10-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8CYY049)阶段性成果;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9SZYB05)的阶段性成果;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研究”(13K070)成果
作者简介: 刘善涛,男,山东枣庄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词汇学词典学研究;
[责任编辑 贾马燕]
标签:辞书的外部信息论文; 设置与演变论文; 《王云五大辞典》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