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经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新民主主义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9004 （2000）01—0026—06
在1999年的第6 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拜读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的《不要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大作，深受启迪。薛暮桥同志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作为“独立的历史阶段”来认识和对待。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完全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必经阶段，只有“经过一个很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不应该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而应当把它当作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到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短暂的过渡”。笔者倾向于前者，对后者的说法则不敢苟同。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确定的质的规定性，因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
一个社会形态是否应该存在，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是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却有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因而就具有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来认识和对待的必要。由于它的过渡性而否定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迄今为止的各种社会，都具有过渡的性质，固定不变的永存的社会形态是不存在的，只不过种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有久暂之别而已。马列主义的创始人，都极重视社会形态的过渡期。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前者转入后者之革命的转变的新时期”。（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9页。 ）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横着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9页。）并进一步指出， 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基本形态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共产主义”，“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无产阶级”。（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9页。 ）他们从没有因为社会处于过渡期而无视它的客观存在。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这是众所公认，没有分歧的。分歧的焦点在于应不应该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笔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之所以要作为“独立的历史阶段”，主要是由“四个确定性”决定，即国体、政体、经济基础、文化的确定性，是其他社会形态不可包容的。
——国体的确定性。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这一时期，凡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阶级及其同盟者，都属于“人民”的范畴，都在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具体来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又有对于革命敌人妥协的一面，“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73页。）因此， 民族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的范畴，在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的国体，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国体。封建社会的国体，实行的是地主阶级、官僚军阀的专政，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新民主主义的国体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国体，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成为专政的对象。
——政体的确定性。政体决定于国体，它所表明的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政体必须是由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反对革命的敌人”。（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77页。 ）封建社会是独裁专制的社会，与新民主主义政体截然相反。社会主义的政体，虽然也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但是，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其政体也就部分地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政体。
——社会经济基础的确定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扫除落后、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型的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没收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归国家所有，形成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力量；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带有一定剥削成分的富农经济则受到保护；发挥民族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的积极作用。概括起来，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生产关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则是由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本相互勾结，剥夺和瓜分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最腐朽的经济，而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因此，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既不同于半封建、半殖地经济，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
——文化的确定性。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无产阶级的领导使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了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亮色，获得了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英勇的斗争。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旧民主主义文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所击败，从此偃旗息鼓。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种科学的革命的文化思想，如同照妖镜，使一切反动的文化思想原形毕露，溃不成军。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新民主主义虽然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但由于它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具有统一战线的特征，因而其文化思想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并不要求人民大众都具有共产主义的信仰，而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能是多元化的。
上述四个方面的确定性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具有鲜明特色、任何其它社会形态都不可包容的独立的历史阶段。对此，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得十分明确。他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65页。）这里， 毛泽东用“必须”两字和“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否定了“一次革命论”，不容置疑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对于否定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的“一次革命论”还作了专门的批判。他指出，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84页。）还有一些并无恶意的人，也迷惑于“一次革命论”， 迷惑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85页。）在现在， 否定曾经独立存在了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也是十分有害的。它的危害性在于，它不仅一笔抹杀了中国人民为之浴血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应该有个为时不短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从而导致“超前过渡”，把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急剧提升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剧烈震荡，社会生产力受到破坏的严重后果。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对新民主主义阶段持否定态度的论者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短暂的，因为其短暂，因而就没有必要把它视作“独立的历史阶段”。笔者认为，承认新民主主义是短暂的过渡阶段，就等于承认“超前过渡”的合理性。如果认为“超前过渡”是空想的、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倾向的话，那末，我们就应该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就不会是短暂的，是要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后，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创造成熟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还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围绕这一问题，党内发生了重大分歧。刘少奇同志认为，建国后应该有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刘少奇同志的这些观点，毛泽东指出个别提法不当外，均表赞成。（注：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功业永垂青史》，199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但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了个急转弯，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他在1953年6月15 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第81—82页、第91页。）在这次讲话中，他批判了由刘少奇同志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观点，认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第81—82页、第91页。），其理由是“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第81—82页、第91页。），“过渡时期充满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削剥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第81—82页、第91页。）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只强调不断革命论，而忽视了革命发展的阶段论；只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应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忽视了生产方式的形式即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来说是相对稳定的。随着毛泽东同志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的形成，一些正确的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政策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如薄一波同志提出的“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被批判为“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9页、第81—82页、第91页。），而被免去财政部长职务。邓子恢同志提出农业合作化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向前推进，不追求速度和形式，把不合格的农业社解散重来的正确主张，因而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在越来越“左”的压力下，三大改造成了突击式运动，从上往下下达高指标，下面则采取简单粗暴的命令主义办法来推进“改造”。
笔者之所以要回顾过渡时期的这番曲折，是因为它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弯路，使我们今天不得不回过头来补上这一课。这一曲折的历程本身说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绝不是仅用三五年时间就可以一蹴而就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长期性，主要决定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1.我国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过渡的长期性。我国是一个封建历史特别长的国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有近代工业出现。十九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纯商办的企业，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和排挤，民族工业发展缓慢，规模小，且都集中于沿海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这期间民族工业的注册资本由1914年6200多万元，增加到1920年的1.55亿元，增长了一倍半。民族资本共开办企业1016家，主要集中于纺织、面粉、缫丝等工业，卷烟、火柴、搪瓷、造纸、肥皂、榨油、颜料等工业也有较快发展（注：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第15页、第16页。）。但是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军阀割据混战，中国的民族工业倍受摧残，许多民族工业在战乱中破产倒闭，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民族经济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以1949年与历史上最高年份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50%左右，煤炭产量减少48%，钢铁产量减少80%以上，粮食产量减少25%，棉花产量减少48%（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14页。）。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农业和手工业占了90%的份额，近代工业只占有10%的比重（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163页。）。到1949年， 使用机器的工业只占近代工业的17%左右。我国生产力之落后由此可见一斑。
生产力的落后和多层次性，决定了经济的多种形式。要尽快改变生产力落后状况，只有依托全社会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各种经济成份一齐上。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就要大力鼓励和支持。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时候，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才走到了穷途末路，社会主义改造才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而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没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2.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规律看过渡的长期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构成一个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对矛盾，对于生产方式来说，生产力是其内容，生产关系是形式。生产力经常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生产关系作为一种形式则相对比较稳定。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是生产力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当生产力取得长足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生产力的增长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时，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才会成为一种必然要求。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具有长久而广泛的适应性。我们说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具有长久的适应性，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极其落后，从极端落后的生产力起步，到真正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一个跨度很大的飞跃，需要经过很长时期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说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也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落后，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各种经济成分一齐上。在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中，国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它们都在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3.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积极作用看过渡的长期性。由于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资本主义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有其积极作用。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充分肯定的。他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一文中指出：“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商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9页。）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又充分肯定了手工业的积极作用：“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这些人走的地方多，见识广。”他还特别提醒大家：“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5页。）这就说明，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在发展经济、改善供给、繁荣市场、促进流通、积累资金支援国家建设，吸纳消化失业大军，稳定社会秩序，为国家培养经济管理和技术人才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既然如此，它们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到什么时候它们才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呢？刘少奇同志《在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明确的回答：“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性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注：薄一波《刘少奇同志的功业永垂青史》，199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刘少奇同志是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机的，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其实，刘少奇同志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一些。建国五十年了，我们迄今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从我国现代化战略的三个阶段看，至少要到下世纪的中期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
4.从工业化与三大改造的关系看过渡的长期性。1953年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里，需要弄清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即是先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先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再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抑或是两者同时进行？在这个问题上，党内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刘少奇同志显然是主张先实现国家工业化，然后再进行三大改造。基于这种认识，少奇同志对建国后即着手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持反对的态度。1951年7月3日，少奇同志《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中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31页。）由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12月制发，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也明确表达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后进行三大改造的思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7 页、第39页。）“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7页、第39页。）这些思想， 与斯大林的有关论述不谋而合。斯大林在《论国家工业化与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指出：“工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包括农村经济在内）的主脑，工业是一个钥匙，在这个钥匙的帮助下，才能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来改造落后的分散的农业”。（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7页、第39页。）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章中指出：“国家工业化，就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巩固其国防能力，并造成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47页、第39页。 ）笔者认为，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是符合实际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因而是正确的。为什么必须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这是因为，第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度里，各种经济成份都有其积极作用，在它们的积极作用尚未发挥殆尽而走向反面之前，它们就有存在的理由。在它们还具有积极作用的情况下，急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质上就是生产关系超前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些财力、物力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各种经济成分的贡献，因此，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正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条件。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势必打击多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国家工业化的财力、物力的来源，结果是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能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反而会给国家工业化带来许多困难而延缓了其进程。第三，对非社会主义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国家的工业化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充分显示了它的强大实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在这种情况下，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就会由于难以立足而放弃抗拒，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在自身羽翼尚不丰满，实力很弱的情况下，硬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缺乏说服力。利用超经济手段强制推行，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也不可能稳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已经表明，在工业化尚未起步的情况下就急于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民粹主义思想，带来了诸多的不良后果。
先实现工业化，后进行三大改造，是一条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是不可能在短暂的时期内就可以顺利实现的。实现工业化，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工业化，至少应符合四个方面的要求，即工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国民经济中占了大头；工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装备工业不仅能满足自身的需要，还担负起了装备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重任；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绝大部分，仅有一小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从这四条标准来衡量，建国50年来，除了第一条基本达到要求外，其余均有很大的差距。要全面达标，可能还得艰苦奋斗几年。在没有实现工业化以前，就不能说过渡时期的任务已经完成，过渡时期已经结束。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但过渡决不是短暂的，轻而易举的，而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
三、“超前过渡”酿成的严重后果
“超前过渡”是对是错，最终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证明，“超前过渡”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这只要考虑一下以下五个方面的情形，是非就一目了然了。
1.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奇迹。相反，倒是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逆转，即粮食市场从开放走向关闭，粮食消费由敝开供应变成定量供应，粮食的国际贸易由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这三个方面的逆转，固然有工业发展、人口增加等方面的因素，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则是根本原因。造成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又在于超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造就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考察建国50年来我国农业生产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广大农民拥有较多自主权的时候，农业就会出现超常发展的喜人景象。如建国初期的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28%，1952年又比1949年增长40%左右，超过抗日战争前最高产量的9%。棉花等工业原料作物1951 年的产量也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达到中农生活水平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由过去的20%增加到80%左右，贫农则由原来的70%减少到10—20%。（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222页。）60年代上半期，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正确政策，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使我国较快地度过了那令人不堪回首的“困难时期”。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副产品首次出现了“卖难”的问题，并在八十年代末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粮食定量供应的历史。我国农业生产出现的这三次高峰，说明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很大，关键是要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给农民以生产经营的自主权。
2.工业企业僵化体制的形成和日益模式化。由于“超前过渡”，个体、私营经济过早地进入历史的博物馆，从此，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到1957年底，国民收入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达到33%，合作社经济达到56%，公私合营经济上升到8%，个体经济降低到3%，资本主义经济则不到千分之一。（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712页。）自此，个体、私营经济的灵活机制也随之进入历史博物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格局，使价值规律的作用日趋萎缩；在没有竞争、没有压力的情况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产品单一、质量低劣、消耗大、成本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低下，几乎成为一种通病；在没有自主权、没有独立利益的条件下，企业和职工没有追求利益的冲动，没有创新求进的欲望；在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下，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这一切，使公有制企业的机制日益僵化和模式化，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企业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如果个体、私营经济还存在，可能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价值规律就会广泛起作用，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企业就会注重经济效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就会在竞争中刺激公有制经济求新求变，就不会有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将会迫使公有制企业革新和改善机制，使企业永葆生机和活力。近几年的企业转机建制的实践表明，个体、私营经济灵活的经营机制，是公有制企业恢复生机和活力的一把钥匙。私营企业收购、兼并、租赁、承包公有制企业后，就能使公有制企业起死回生。一些公有制企业嫁接个体、私营经济的机制后，也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这些现象说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企业形成僵化机制，失去生机和活力的重要原因。
3.短缺经济的形成。从三大改造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其主要标志是凭票供应。五花八门的票证充斥了吃、穿、用等领域。不仅粮、棉、油、肉等农副产品都要凭票证供应，许多工业产品也实行凭票供应，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肥皂、烟酒、棉布、毛线等。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而供应却如此匮乏？计划经济挂一漏万固然是其原因之一，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以生产日用品为主的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消失。大型国有企业不适宜生产日用工业品，中小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受计划控制，几十年一贯地生产着原有的老产品，于是关系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就成为突出的薄弱环节，供求矛盾因而加剧。短缺经济长期存在的事实说明，个体经济、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在生产日用品、为公有制企业拾遗补缺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超前过渡”是造成短缺经济、票证经济的重要原因。
4.投资渠道的单一化引发的一系列难题。三大改造后，全社会多渠道投资变成了国家单一投资。投资体制的过于集中和单一化，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资金不足，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紧张状态，为了平衡关系，往往采取挖东墙补西墙或“撒胡椒面”的办法，普遍留有资金缺口，形成“胡子工程”，大家都上不去，工程建设周期延长，投资效益低，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谓“胡子工程”、“天拖，天拖，天天拖，小姑娘拖成老太婆”，这些俗语民谚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国家单一投资体制的弊端。二是决策失误造成的投资损失有增无减。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一投资体制必然造成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盛行，投资决策失误在所难免，为了开脱责任，便有了“交学费”的说法。这种投资决策的失误，既有单项工程的投资失误，也有一个方面、一个时期的投资失误。如在大跃进时期，一下子上了许多大项目，超出了国家财力的承受能力，加上天灾人祸，使相当一部分工程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下马一大批工程项目，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再如，由于错误估计国际形势，六十年代大搞战备和三线建设，一大批沿海工业内迁，并在大山区投资建设了一大批三线国防企业，这一折腾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十分巨大的。三是钓鱼工程大量涌现。由于没有多元化的投资渠道，大家只好都向中央伸手。为了能把工程搞到手，便发明了“钓鱼”的妙法，就是把工程的效益说得高高的，把投资说得低低的，待到把工程搞到手后，再以各种理由诉说投资的不足，要求追加投资，搞得投资主管部门骑虎难下，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加投资；待到工程竣工，试车投产时，又因流动资金无着落而无法投入生产，或者维持转转停停的状态。四是投资风险加大。由于上述问题的普遍存在，使投资的失误和损失浪费有增无减，同时，原有的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规模过小等原因，相当一部分企业陷入亏损境地，国家还得不断地给这些企业“输血”。国家对投资要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导致国家投资压力和投资风险日益增大。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终于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改革投资体制，发挥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不仅减轻了国家的投资压力和投资风险，而且大大加快了生产力发展的步伐。
5.城市工业吸纳和消化社会劳动力的能力受到削弱。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的破坏，许多企业处于瘫痪状态，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业。建国后，如何尽快地恢复生产，妥善安置失业大军，成为重点难点问题。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鼓励和扶持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城市失业问题得到缓解。实践证明，发展手工业、私营工商业是吸纳和消化社会劳动力，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三大改造消灭了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同时也堵塞了社会劳动力多渠道就业的门路。为了解决城镇劳动力的问题，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个人的工作二、三个人干的办法，其结果是造成了企业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下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盛行。即便如此，也仍然难以满足城市生生不息的就业大军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把广大农民挡在城门之外。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居高不下，又拖累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放开投资体制和所有制结构，不仅极大地加快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使几千万农民冲破了城乡壁垒，成为大都市中的一员。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必经阶段，想跳过这个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急躁的空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是一长期的自然历史过程，过渡时机，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只有在生产力取得长足发展，并足以从根本上动摇非公有制经济的根基的时候，过渡才具备了条件；在个体、私营经济还存在积极作用的条件下，应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抑制其消极作用，而不应该由于其存在消极因素，就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超前的生产关系，补上被超越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一课，但不是返归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始终都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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