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的香港舞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继往开来论文,香港论文,舞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历来是祖国的一部分，而内地人口与文化向香港的迁徒自古至今，从未间断过。据考证，早在秦汉时期，便已有少量中原民族迁入香港；北宋末期和清代末年，更有大量的客家和潮州人氏从福建、广东移居香港，而客家人的《火龙》和潮州人的《英歌》等内地民间舞也就如此被带到了香港，成为当地民众驱除瘟疫、祈求甘霖、节日娱乐，或者娱神娱人、祈福逐邪和团结族人的有效手段。
19世纪中后期，香港已有一些豪华酒店，其中经常举办盛大的交谊舞会。但这种“男女携手来联臂”的舞蹈在许多中国人，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洋务派思想家看来，则纯属酒醉后的失态之举。
20世纪初，一些西方侨民来到香港，并开办了几家芭蕾舞校，但当时的中国实在无法为芭蕾这种耗资巨大、贵族气派的舞蹈提供稳定而富足的生态环境。
中国人在香港的专业舞蹈演出始于40年代。中国新舞蹈的代表人物戴爱莲自英伦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第一站便是香港。日本投降，蒋介石挑起内战，香港成了内地文艺界许多进步知名人士的栖身之地。这期间，中国新舞蹈先驱吴晓邦的学生梁伦、陈蕴仪、何敏士等人，在前往南洋演出的途中，也在香港停留，并以演出和教学形式，为香港舞蹈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50-60年代是香港舞蹈向剧场化方向迈进的关键时期。新中国的创建和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极大地鼓舞了香港文艺青年的创造热情，同时，西方芭蕾得到极大的重视和普及，尤其受到日益兴旺的中产阶级及其子女们的宠爱，而以新舞蹈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舞则盛行于左派阵营之中，由此形成各领风骚的喜人局面。
70-80年代是香港舞蹈全方位崛起的新时期。
经济的稳步发展必然地导致了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繁荣，使香港的舞蹈驾着“四小龙”的飞船，一跃登上国际舞坛，更将“文化沙漠”的蔑称，抛进了太平洋。最明显的例证至少包括五大方面：一是“香港三大芭蕾舞伶”——王仁曼、毛妹和陈宝珠的脱颖而出，以及各种芭蕾舞校的风靡全港；二是大批内地培养的中国民族舞和芭蕾舞蹈家陆续到港任教，甚至出任艺术总监，为香港舞蹈的兴盛打下稳固的基础；三是曹诚渊、黎海宁等一批留学海外的现代舞青年纷纷返港，为香港舞蹈的腾飞注入新鲜的血液；四是香港演艺学院于1984年创立，开始为香港舞蹈的发展持续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五是以现代舞为主的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以中国民族舞蹈和舞剧为重的香港舞蹈团和专攻西方芭蕾的香港芭蕾舞团分别于1979、1981、1983年创立，标志着香港舞蹈踏进了专业舞蹈的新纪元，开始向高、精、尖的水准稳步前进。这些前所未有的舞蹈繁荣不仅为广大的香港纳税人提供了丰富多采的精神生活，而且也向全世界展示了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地的强大生命力。
香港通过艺术发展局这个文化主管机构，既能全部或部分地资助这三个专业舞团，而且也能对“进念二十面体”这样的实验性颇强、常在舞蹈与戏剧、装置、录像之间任意流动的团体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审美上的首肯。与此同时，他们还能给步韶舞蹈团、钱秀莲舞蹈团、雅健社舞蹈团、东南亚舞蹈团等一批业余舞团以必要的支持，包括提供部分演出的制作费用、排练和演出空间等等。
90年代的香港舞蹈进入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新时期。现代舞在开拓视野、激活观念方面的神功，由于演艺学院舞蹈学院现代舞系和城市当代舞蹈团十多年如一日的有效推动，以及大批新秀陆续留洋归来产生的巨大活力，而为数量与日俱增的人们所认识。汉韶舞蹈团、动艺舞蹈团、东边现代舞蹈团、“恋舞狂”、“多空间”、“跃舞翩”、“哗啦哗啦”、方舟舞蹈剧场、“南群舞子”、“三分颜色”、“狐穴舞沟”、“噼里啪啦身体剧场”等分别隶属于香港现代舞第二、三代人的小型舞团，以及梅卓燕、潘少辉、伍宇烈、何秋华、杨春江等个体舞蹈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则为这本来已七色纷呈的香港舞蹈景观增添了更多实验性和探索性的冒险与刺激。
这些小型舞蹈团和个体舞蹈家平日里大多靠教学为生，也有不少人是三个专业舞团，尤其是城市当代舞蹈团的演员或行管人员，并可自愿加入香港芭蕾舞学会、香港舞蹈总会、香港舞蹈团体联会和香港舞蹈联盟这四大民间组织。
“舞照跳，马照跑”，“回归”前后的香港舞蹈界在“一国两制”方针的鼓舞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欢庆活动之中，充分体现出“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作为内地舞蹈工作者，我深信香港舞蹈这颗东西方文明精华孕育出来的夜明珠，日后能够一面更加亲近地背靠祖国内地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和取之不尽的人才资源，一面更加自信地饱享东西方文化的美味佳肴和艺术新潮的八面来风，继往开来，走向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