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我国高校研究所的特征及其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特征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研究所论文,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8742(2011)05-0013-06
民国时期，以培养研究生为主旨兼师生科研活动的研究所在我国高校悄然兴起。它不仅是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构，也是我国科研体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机构，为我国现代学术创新及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就民国时期我国高校研究所的主要特征稍作阐述和分析，以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其在我国早期研究生教育以及近现代科研机构体制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研究所和学部数量均有大幅增长
民国初期，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和《大学规程》皆要求各大学设大学院，作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1]。但直到1917年底，北京大学才率先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开创了中国现代大学设立研究所之先河。据统计，在《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颁布以前，已设研究所的高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南开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等，但各校具体办法殊不齐一[2]200。为规范各高校研究院所的设置，193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于设立研究院应具备的条件、目的和组织机构等作了详尽的规定[3]。由此，我国现代大学的研究院所由原先各校的自主设置逐渐转为须经教育部统一核准始得办理的规范轨道，表明我国大学科学研究的逐步兴起以及研究生教育的逐步制度化。次年始，经教育部核准的全国各年研究所数及学部数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规程颁布后，高校研究所和学部的数量皆有大幅增长。因战事的影响，尽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仅有4个研究所，研究所总量在1937年和1938年稍有回落，1939年又继续增长。以1946年与1935年相比，研究所增加了36所，学部增加了67个，皆增长了2.4倍。尤其是1946年《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颁布后，废除研究院与研究学部，一律改为研究所，使其与学系打成一片，研究所均以系名称之。按此规定，原来的学部脱变为研究所，致使研究所的数量急剧增加，由规程颁布前的51个研究所，突增至33所高校的共156个研究所。这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拔长了研究所数量。当然，若把1947年统计的156个研究所视为学部个数来比较，则1946年学部数为95个，这也足见很大增长。
自北大首创研究所以来，尽管时局动荡且条件艰苦，但高校研究所和学部的数量还是持续增加。毋庸讳言，研究所数量之增长与政府的政策支持不无关系。如抗战爆发后，政府限制学生出国留学，致使具有研究兴趣之大学毕业生苦无深造机会。然此时正是抗战建国工作迈进之际，学术研究工作尤关重要。鉴于此，教育部令各国立大学增设研究所，其已设有研究院者则斟酌原有人才、设备及经费情形，分别扩充[5]。此外，欧元怀也总结说，抗战后留学教育大受影响，大学毕业生不得不以研究院为进学之阶，政府亦以研究院为培养专门人才之所[6]。从中可窥见，研究所的发展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以及高校学术自主创新不断增强的现实需求。研究所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当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如1936年，全国各科在校研究生75人，1939年为144人，1941年则为333人，1947年发展到424人[4]84-85。这反映了我国高校乃至整个国家科研实力在不断增强，高校在向研究型大学发展。大学研究院所的成立使得学术研究从此有了自己的载体和体制上的保障，学术独立因此成为可能和现实。其直接作用的结果，一是使大学从体制上实现我国现代大学的社会职能由教学中心走向教学和科研的两个中心的转变，二是使我国现代大学的办学层次实现了高移，出现了研究生层次的教育[7]。
二、研究所在公私立高校间发展差异明显
此时期，既有国立大学和独立学院设立的研究所，也有私立大学(含教会大学)设立的研究所，但其时专科学校尚没有资历设置研究所进行研究生教育。为了比较研究所在公私立高校间的分布情况，现选取1936年、1941年和1947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分析，以期有管中之见，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现从设立了研究所的公私立高校数量变化以及研究所在公私立高校间的数量分布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设有研究所的高校数量不断增加，从1936年的11所发展到1941年的16所，至1947年的33所，增长了2倍。可见设有研究所的公私立高校总数均有不同程度地增长，但私立大学数量增长相对缓慢。如国立高校从1936年的6所发展到1947年的26所，增长了3.3倍。而私立大学1936年有5所，到1941年只增加了私立辅仁大学1所，至1947年又增加了私立齐鲁大学和私立朝阳学院2所，而1946年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因此至1947年私立大学实际只有7所教会大学开办了研究所，仅增长了0.4倍，增速明显缓于国立高校。另一方面，研究所在公私立高校间的数量分布也不平衡。如1936年，6所公立高校有13个研究所，占总量的59%，校均2.2所。私立大学5校共9所，占总量的41%，校均1.8所。而1941年，10所公立高校有25个研究所，占69%，校均2.5所。6所私立高校还是11个研究所，占31%，校均约1.8所。1947年，26所公立高校有134个研究所，占86%，校均5.2所。7所私立高校有22个研究所，只占14%，校均3.1所。可见，私立高校的研究所所占比例日趋减小，且公私立高校间校均所数差距却进一步拉大。显然，民国时期私立高校同公立高校一样有培养研究生以及参与科研的资格，且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们之间的科研实力和研究生培养水平却表现得很不平衡。国立大学(如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不仅聚集了一流的人才，而且有着一流的实验设备，其科研水平与实力根本不是一般私立大学所能企及的。私立大学仅教会大学之金陵大学的农学、燕京大学的物理学等有所成就，一般私立大学即便是著名的南开大学，其科研实力也根本无法与一般的国立大学相比[8]。这一情况说明，科研的发展乃至研究所的设立均与政府的大力支持息息相关。事实上，1938年教育部也特别拨出经费，要求人才和设备较好的国立大学适量增设各种研究所[4]86，而不涉及私立大学。但此时期私立大学乃至教会大学有资历培养研究生的事实，也值得我们对当今公立高校包揽研究生教育之制度进行反思。
三、研究所的地域分布不均衡
为了比较东、中、西部之间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研究所的发展状况。现就1935年、1936年、1941年和1947年研究所在东中西部以及在北京和南京的分布数量，分别进行统计，如表3和表4所示。
从表3可见，在1935年的统计中，中西部地区高校还没有出现研究所，研究所全部集中于东部地区。而1936年，西部依然维持零记录，中部只有武汉大学的工科和法科2个研究所，东部则有20个研究所，东部占总量的91%。战后西部的四川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都已设立了各自的一些研究所。由于沿海高校的大量内迁，高等教育的布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四川和云南等省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由此，抗战后的高校研究所在西部也从无到有，1941年增至9个，而中部还是维持2个，东部则为25个，占70%。但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又纷纷回迁，再加上当时政府对此缺乏统一规划，使得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再受影响。1947年全国共有研究所156个，西部仅9个。中部的武汉大学和湖南大学共9个。东部则有138个，占88%，又几近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事实上，1947年中西部8所高校共有18个研究所，其数量还不及中央大学(26个)和清华大学(23个)一个学校。可见，高校回迁后，大部分的研究所依然回集到了东部地区，这种地理分布不均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从表4看，北京地区研究所占全国的比例有所下降，特别是抗战后北大和清华内迁，致使1941年处于最低谷，只占全国的14%，但抗战结束后又反弹至32%。南京地区研究所比例则有很明显的增势，在1941年达到28%，成为其时拥有研究所最多的城市。虽然在抗战结束前北京和南京两地高校研究所之和占全国的比例日渐递减，但抗战前后两地研究所数量都占去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城市间研究所分布的不均衡昭然可知。还有一个现象是，除东吴大学法科研究所外，各个时期的其它教会大学研究所全都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北京、南京和广州三地。总之，此时期，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地理分布非常不平衡，东部地区高等教育较为发达，中西部较为落后，故而高校研究所的地域分布亦带有类似特点。研究所这种地域分布也反映了各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达状况，也表明政治特别是战争对科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也可看出当时学术中心及研究生教育中心之所在。同时，这种分布状况更深刻地影响了地区间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这仍然是今天高等教育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必须面临的挑战。
四、研究所的学科结构体现了时代要求
按《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有条件的大学设研究院，下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8科研究所，民国时期高校设立的研究所涵盖了当时的所有学科，但不同时段各学科研究所的数量差异很大，如表5所示。
从表5可悉，尽管此期间遭遇战乱，但各科研究所的数量均有所增加，而各科增长的幅度则有所异同。如医科研究所，直至1938年始有1个，而到1946年则有8个，增度最为明显。又如工科研究所，1935年仅有北洋工学院1个，到1946年则有7个，增长了6倍，而其它学科研究所数量增幅不过2倍左右。总体来说，基础性学科研究所数量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反有下降。如1935年文、理、法、师范和商科研究所共有12个，占研究所总量的80%。1941年有25个，占69%。1946年有31个，占60%。而工、农、医等应用性学科研究所数量则有较大幅度增长。1935年为3个，占研究所总量的20%。1941年为11个，占31%。1946年则有21个，占40%。很显然，战争爆发后，高校的科研取向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应用性色彩明显加剧。如1938年10月，教育部就曾通令各院校对于各项专题之研究，应予继续努力，并指示除研究纯粹学术外，尤其随时研究各种实际问题，以配合抗战建国之需要[2]159。因此，与国防相关的工业及医疗等科研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科研直接为战争服务已成为战时科技教育的主旋律，其中的国立大学最为明显。由于经费来源比较稳定，精英人才更为聚集，因此，国立大学研究实力更强，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拓宽。但私立教会大学比较注重文、理、法等基础性学科的研究，不重应用性学科的研究。如工科研究所则一直未有私立大学设立，医科也只有齐鲁大学的寄生虫学研究所，农科研究所只有金陵大学一直维持。之所以会出现此现象，一是教会大学的办学经费由一些资助机构提供，因此对于资金的使用有明确要求。如美国霍尔基金原则上用做中国文化教育和研究的专项经费。二是开展应用性研究的耗费巨大，靠资助为经费来源的教会大学在战乱经费递减的状况下更是显得捉襟见肘。笔者认为，当下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及科研投入也应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着眼于解决社会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总之，从民国时期高校研究所的发展过程来看，研究所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从管理凌乱到管理规范的变化过程。这体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及研究生教育不断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从研究所的特征分析来看，体现了当时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的迫切性，公私立高校科研取向的差异性，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研究所为现实社会服务的时代性。因此，研究所总体特征的发展变化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变化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