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通俗论文,试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的讨论
进入90年代以来，历史科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学界对“史学危机”有什么样的阐释，危机总是客观的。客观地看，“史学危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市场文化的发达，社会中心价值的解体，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流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等多重因素致使历史学暂时还不具备走出低谷的客观外界条件。史学的发展与进步一方面取决于广大史学工作者为之付出艰辛和努力，另一方面还取决于外界文化环境的改善，离不开日益发达的现代文化传播媒介的推动。对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前者不难办到，而后者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然而，今天的文化传媒中大量充斥、占据主流者乃是人们见怪不怪的消费文化、卡通画式的粗浅文化娱乐形式，以及“雅文化”的失落，这些都是史学工作者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难以改变的。人们会得出这样的共识：如此文化氛围显然不利于史学的生长。但是与此同时却萌生了一个有趣的、令人深思的问题：一方面，史学工作者在为如何振兴史学苦苦探寻，另一方面，“炒”历史、“吃历史饭”者却大有人在，从影视界到出版界，属于历史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且势头不减。“楚汉”、“清宫”、“帝王”等题材作品一再被“隆重推出”，与史学本身的困境形成了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实际上是“高雅文化”失落与“俗文化”兴旺造成的反差，史学工作者应对此做出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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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识之士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文化滑坡”的同时，“俗文化”、“通俗文化”呈现的势头是高涨的。随之而来的便是史学工作者如何对待通俗史学的问题。依笔者理解，所谓通俗史学系指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科普化；是史学工作者把某些历史内容搬出“象牙塔”，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利用现代化传媒与广大公众见面，并成为广大公众的精神食粮。与高深的专业史学研究相比，通俗史学更能顺应时代潮流，既可获得社会效益，又能获得经济效益，发展前景亦是乐观的。在当今流行、“走红”的出版物、影视剧作中，属于史学、通俗史学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优势，也有广泛的基础，与传统史学的危机和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据此，史学界某些人士曾不止一次地倡导史学工作者既要研究高、精、尖，又应着眼于史学的普及。即在抓紧高层次研究的同时，勿忘史学普及。
与传统史学身处危机相比，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否认通俗史学的开发前景。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通俗史学有比较宽泛的社会基础和易接受性。通俗史学丰富多彩，形式灵活，语言生动，题材多样，适合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和观众。如人物传记、历史纪实、经典史籍白话译本、历史卡通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作等等。类似作品一改传统史学著述古板的面孔，把艰深生涩的语言变得朗朗上口，突出了观赏性和可读性，通俗易懂，公众喜闻乐见。相反，那些属于“尖端”类、专业化程度较深的史学著述却无法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因为这种“正规史学是一种纯粹的知识输入与输出，因而难免与枯燥为伍。接受者不仅要有较高文化水准，而且也不可能长时间地以一种轻松的心情去阅读。”〔1〕其二，通俗史学有潜可挖，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是通俗史学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其三，通俗史学的发展使我们似乎可以从通俗歌曲的发展中得到某种启迪。通俗歌曲在我国本无太长的历史，但却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充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可谓无孔不入。探其原因，除了文化传媒的推动作用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当属流行歌曲的可接受性、易接受性，以及贴近生活的特征了。人们在总结中国古代通俗史学时指出：“与理性化的正规史学相比，通俗史学更多也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人生的种种叹喟，对世情的种种感受，从而也更多地溶入了对生活的种种体味。”〔2〕当代通俗史学理应从中得到某些借鉴， 使通俗史学既摆脱古板的特征，又使广大公众在喜闻乐见中获得历史知识；其四，史学之所以能够通俗，主要原因在于史学自身存在通俗性和易普及性。通俗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又是一个史学传统比较久远的国度，对历史“无师自通”、“一知半解”者大有人在，这一方面是通俗史学赖以发展的基础，又应归功于通俗史学的贡献。史学工作者应当看到，史学既有其严肃性，也具有娱乐的价值。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就曾指出：“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3〕。 但这种娱乐应是艺术的体现，史学工作者必须弄清楚，历史既是科学的也是艺术的。〔4〕人们在分析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发达时，曾指出了其中的奥妙所在：“通俗史学大量掺入了艺术成分，接受者主要是为了消闲和娱乐才与其发生交流。”〔5〕基于以上种种理由，史学工作者若能科学地、 艺术地对待历史的娱乐价值，通俗史学的发展与进步当不难办到。
目前，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超乎人们的想象。但在数不清的通俗史学作品中，滥竽充数者有之，精品佳作亦有之，真正能达到《世界五千年》、《上下五千年》等历久不衰者尚不多见。而令人忧心忡忡的是，许多“假冒伪劣”产品相继出笼。这其中有的是利润的驱使，也有追求市场效益的动机，更多的则是作品、作者自身存在的不足。比如，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系“门外汉”所为；有的即或不是出自“门外汉”之手，也因自身水平欠佳，创作不出上乘之作，难免鱼目混珠。
通俗史学完全有理由在史学领域内占居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千百年来这一观点却没有得到认同。中国古代的通俗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后来也出现的问题，即“历史学家对于通俗史学是冷淡和超然的”。“历史学家对于通俗史学是反感和拒斥的”。“对于通俗史学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史学家既平静又自信。”〔6〕这便是古代史学家对于那些所谓非理性化的通俗史学所持的态度。古代史家对通俗史学所以固持己见原因很多，兹不深究。应当引起人们思考的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通俗史学与古代通俗史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其中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今天我们所讲的通俗史学含有相当多的普及成分，不能与古代的通俗史学同日而语。即便如此，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专业史学工作者不愿走出“象牙塔”，不肯屈尊就驾，从事通俗史学这类“小儿科”工作。仅从这一点上看，古今历史学家大有“一脉相承”的迹象。大多数造诣高深的史学工作者皓首穷经，安贫乐道，宁愿为高层研究清贫地奋斗终身，也不愿涉足有一定效益的通俗史学。社会上通俗史学的“热”与“象牙塔”内传统史学的“冷”形成了强烈反差。相当一部分高层次史学工作者和古代史学家一样耻于从事通俗史学这类“简单劳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史学界没有给通俗史学以应有的地位，虽未象古代史家那样反感、拒斥，但视其为旁门左道者不乏其人，似乎只有单调呆板的历史著述才是真正的学问，通俗史学难以与之为伍。若涉及评职晋级这样的切身利益时，通俗史学作品更会备遭冷眼。于是，高深学问与普及之间的矛盾人为地突出和尖锐起来。不能否认，“象牙塔”中的史学与通俗史学之间是有矛盾的，至少不能让“象牙塔”中所有的历史科学的内容统统变成普及性常识。但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通俗史学与高层次研究水火不容。这里，布洛赫的一段话或许会让我们有所启发，“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7〕
探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两者截然不同的历史使命，罗素关于把历史分为“大型的历史学”和“小型历史学”的观点对我们也会有所启发（尽管罗素本人对“大型历史学”独有钟爱）。他说：“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从一开始，对两者的学习就应该同时并进。”〔8〕在这里广大史学工作者理应引起足够重视的是， 史学的通俗和提高同等重要，绝无舍弃其一之理。问题在于，史学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把二者放置同一起点上使其“同时并进”的。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与其它所有的学科一样，普及和提高同等重要，二者不是对立的。我们认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样肩负着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使命。任何一门科学都有普及和提高的两个方面，二者无贵贱尊卑之分，孤立地强调或突出某一个侧面都是不正确的。离开了提高的普及，普及将是低层次的；同样，离开了普及谈论提高，提高只是空中楼阁。
通俗史学作为史学的普及，高层次研究作为提高，两者理应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二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才能创造出史学发展的最佳环境。关于通俗史学的发展与提高，中国古代的通俗史学可资借鉴，当代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堪称楷模。吴晗先生明史造诣相当高深，著述颇丰，但他对史学普及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他的《朱元璋传》，以及他主编的《历史常识》丛书，不仅是当时极为盛行的佳作，即使在今天也是佳品。吴晗先生的事例说明，大学者对通俗史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更大。通俗史学的发展要求参与者的学识不仅专业化，而且要高深。只有这样，通俗史学才能与理性化史学交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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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提倡专业史学工作者参与通俗史学的发展时，不能不对庸俗史学视而不见。通俗史学与庸俗史学只有一字之差，且都突出“俗”的特征，但它们之间却有天壤之别。通俗史学雅俗共赏，通俗不媚俗、不低俗；而庸俗史学假史学之名，行庸俗、低俗、媚俗之实，早已背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庸俗史学是史学工作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然而，今日之中国文化市场，不能说庸俗史学泛滥成灾，也应说充斥各个角落。庸俗史学滥觞于90年代中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传媒中的平庸文化日趋低俗的倾向，以及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从影视剧作中刺激性的“爱情镜头”，到书摊上改头换面的性文学杂志、小报；从急功近利、追钱逐利，到“何不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从一身名牌“包装”的老板巨富，穿金戴银、奇装异服的大腕名星，到疯狂一时的“追星族”……；这些心态扭曲、价值扭曲的文化现象造就了时下中国公众精神生活的浅层次，人们对生活价值、幸福的理解、追求享乐均与文化市场上廉价的精神食粮关系密切。文化市场上被“炒”红走俏的作品，思想内涵深沉者并不多见，相反却是那些对原始本能赤裸裸的描述。种种类似不良现象不仅冲击着健康文化的进步，也产生了令人忧虑的负面影响，即相当一部分人理性和信仰的缺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潮流之下，庸俗史学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在文化市场上“游刃有余”：如果文化市场上需求“性”产品，便大书特书中国古代“房中术”，古代帝王如何驾驭“三宫六苑七十二妃”；宦官名妓、嫔妃偷人、皇后养面首亦当为首选内容；军阀武夫的私生活也会被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如果人物传记走俏，那么便有人在漫无边际的史海里，择选一些野史绯闻，甚至一些不着边际的传说也掺进书中，让人去信以为真，一些历史上的奸佞之徒，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人物也被安插进了“名人伟人”之列；即便是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也被他们封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改革开放的开拓者”〔9〕……总之一句话， 只要有人“炒”，便有人推波助澜。凡此种种，庸俗史学大有“用武之地”。迎合文化中的小市民化、庸俗化倾向成为庸俗史学的“义务和责任”，无论什么样非理性的东西，无论是否早已定论的历史糟粕，庸俗史学都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史海里找到题材和理由。如果说庸俗史学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那么还应当确切地说是重点选择了历史上的陈腐与糟粕，以历史的垃圾冒充了历史的主人。且不说与唯物主义史学相差多远，许多内容在封建时代也为人们所不齿，今天却能堂而皇之地披着历史的外衣招摇过市。至于那些东拼西凑、错误百出的作品或出版物，以及纯粹以赢利为目的时髦“产品”，不仅毫无价值可言，更会产生许多人们不愿看到的负效应。这种不正常的倾向反映了时下中国通俗史学概况之斑。
我们也许无更多的理由对庸俗史学的“热门题材”全盘否定，但庸俗史学产生的负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与我们倡导的通俗史学相比，庸俗史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性，英雄史观、因果报应、封建伦理纲常等有悖于历史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占居了主席，而历史的主人、历史大势却居于次席。至于那些受制于利润和效益的作品，只能专挑刺激性、热热闹闹的部分，断章取意者有之，有违历史真实性者亦有之，因此，广大公众作为接受者接受的不可能是历史的本来面目。第二，缺少科学性和严肃性。我们这里所讲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指的是庸俗史学缺少科学和严肃的态度，不能认真地对待历史，许多作品不仅与历史事件本身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有些历史事件、人物经过“加工整理”后，或面目全非粉墨登场，或平添了许多无可理解的附会之处。特别是那些以丑为美、以色情凶杀为主题的作品与历史本身搭边界甚少。这种披着史学外衣的“伪史学”不应与历史为伍。科学与严肃并不意味着不可通俗，也并不是说让人扳起面孔，但忘记了史学对公众的教育意义，把历史的糟粕视为历史的主流大加宣扬、大作文章无疑是对历史的曲解。第三，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种负效应的危害性，而最为直接的危害是给那些无太多批判、分析能力的人留下错误的导向，会使人误以为历史不过是乌七八糟的大杂烩，后宫的奢糜、帝王的淫乱、清宫的“高大全”、平民百姓的一文不值是构成历史的要件。因此，庸俗史学不会提高公众的文化品位，不会充实人们的思想，只能对“文化滑波”起推动作用。
庸俗史学“异军突起”与整个文化氛围、文化走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具体分析，我们不能不对文化市场上的低俗化趋势提出异议，对“炒”文化提出异议。无可置否，庸俗史学对文化市场的占领从空间到时间都是迅速的，大有不可阻挡之势。这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娱乐性文化对理性文化的冲击和取代，另一方面则是由利益和利润的驱使，形成了文化市场需求什么，庸俗史学即可出台什么的种种潮流。
论及“炒”文化与庸俗史学的关系我们不能不涉及另一时髦的“包装”文化。不知何时何日“包装”一词在国人中流行开来，用途日益广泛：产品要包装、歌星要包装、老板巨富也要包装，文化也当然被包装起来，仿佛一俊遮百丑的包装可以展示深刻的思想内涵。“包装”如此时髦，主要原因在于对公众的诱惑力。和传统史学相比，庸俗史学也刻意外“包装”，以加强对公众的诱惑。但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于外“包装”的庸俗史学不免会出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现象。毫无疑问，令人费解困惑的“炒”文化与“包装”文化为庸俗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方位的条件和动力，史学界不能对此熟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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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世纪之交，文化碰撞、社会转型，必然会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产生影响，势必导致文化上的多元化。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之下，史学也将在多元模式中求得发展。传统史学、通俗史学、庸俗史学等多元并存，而庸俗史学与通俗史学的较量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这种较量不会是商品有声有色的广告大战，也不可能有战火硝烟，但浅层次的平庸文化与理性文化无论在什么样的多元背景之下，都将是水火不容的、尖锐对立的。人们终究会认识到低俗平庸与通俗之间的差别，传统史学也会在通俗史学发展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
至少在理论上讲，通俗史学比之庸俗史学有更持久的生命力，更能经得起考验和检验。但若想改变现实生活中粗浅、直观、低俗文化的趋势及其影响则是一项十分艰巨和艰难的任务。一方面有赖于整体文化环境的改善，国民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则要加快通俗史学发展速度。应当说，如果广大史学工作者经过努力，创作出高品位、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通俗史学作品不难办到。
对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发展通俗史学的首要条件在于扭转多少年来形成的偏见，既着眼于高、精、尖的理性史学研究，又应对通俗史学予以足够的重视，积极参与史学的普及。大量事实说明，史学的普及并不是一项“简单劳动”，相当一批从事“顶尖”研究的史学工作者写不出高质量的普及读物，不能不说是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一大欠缺。“假如一个历史学家穷毕生精力去钻研一个狭隘的问题，即使最后能对它得出确凿不疑的答案来，但那终究不能说是对于历史达到了一种理解，因而也就不能说是真正有了历史知识。”〔10〕从这段议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属于那种高、精、尖的研究取代不了历史知识，亦不能说明是对历史知识的总体把握；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历史知识既指一般性的史实，也应包括广大公众应当接受的历史常识，总之是不能被取而代之的。在我们倡导史学工作者走出对通俗史学认识的“误区”之时，社会和公众及文化市场同样要求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提供的作品应是高质量的，偏重、偏爱理性化史学，冷落或不重视通俗史学是中国通俗史学得不到充分发展的主要症结之一。时代要求史学工作者以不断探索的精神，将理性化史学推向深入，普及史学，发展科学和艺术的通俗史学。通俗史学的发展有赖于广大史学工作者创作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增强，也有赖于史学工作者批判意识的增强。如果掉以轻心，等闲视之，“伪历史就会殃及信史”〔11〕。史学工作者应对庸俗史学予以批判，澄清是非，将真实的信史通俗地告诉公众，让公众理解通俗与庸俗在史学上的分野，因此，史学工作者增强创作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史学在社会转型时期，在多元文化中谋求发展，谋求进步，在市场文化特殊现状中求生存、求繁荣，求早日步出低谷，史学工作者在倾心于高层次研究的同时，从事史学的普及、参与通俗史学的发展也许是一条有益的改革之路。
注释：
〔1〕〔2〕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见《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第201页；第203页。
〔3〕〔7〕〔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第10页。
〔4〕〔8〕罗素：《论历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3页， 第14页。
〔5〕〔6〕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见《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第201页；第208～209页。
〔9〕肖黎：《司马迁精神的启示》，《光明日报》1995年9月25日。
〔10〕罗素：《论历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译序第31页。
〔11〕〔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