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意向论文,本科毕业生论文,历程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发现，父母离异会影响到青少年的学习与行为（Rollins & Thomas 1979; Mott,1993; Coleman,1988），进而间接的影响到他们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Duncan & Duncan,1969; Biblarz& Raftery,1993; Catherine.& Mirowsky,1999; Mary & Toby,1997）。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残缺家庭结构对子女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心理问题与行为问题对个体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基于此，有研究认为父母离异对子女的影响只是短期的，离异后父母尽心尽责能有效减少离异对孩子心智发展的负面影响（Emery,R.E.1988；徐安琪、叶文振，2001:137－149）。显然，这类研究在关注生命事件对个体心智行为的影响时，忽视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与生命事件外部效应之间的关系。生命事件不但对个体的心智和行为会产生影响，在既定的时空中，这种影响可能具有长期效应，会形塑个体的社会选择，进而形塑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① （转自包蕾萍，2005:113－119）。社会成员的人生就是交织在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组成的立体时空之中。所以生命历程理论“关注的是具体内容、时间的选择，以及构成个人发展路径的阶段或时间的先后顺序”，及其“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影响。”（李强等，1999:1－18）由于个体的生命轨迹受到来自文化、社会和历史的规制，重要生命事件的不同排列不但会影响到个体的发展轨迹，而且会形塑社会结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1978年之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各种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客观上使得社会机会相对均等化，然而，随着1978年国家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对个体地位获取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Zhou,Tuma,Moen,1986；李春玲，2003；李煜，2006），优势阶层通过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将优势地位合法地再生产（李路路，2003；张翼，2004）。伴随着社会阶层关系及其代际地位继承机制变迁的同时，与地位获取相关的制度设置也发生着巨大的改革。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999年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扩招。随着精英教育逐渐向大众教育的转变，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也由过去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双向选择”、“自谋职业”等。随着大规模的毕业生涌现劳动力市场，求职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1997年我国实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收费政策，结束了几十年来免费上大学的历史，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使得上大学成为贫困家庭的主要负担，学费成为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障碍。因此，在代际地位继承机制变迁的背景下，这些政策的改革作为一种历史事件建构出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对于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具有不同性格的毕业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规制作用。与此同时，这些政策改革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期间毕业生在既定社会时间点上的既定选择将会影响到其变迁的效应。
对于本科毕业生而言，在个体生命时间，社会时间与代际地位继承机制变迁、高校扩招、高校就业和收费并轨改革的历史时间组合的三维时空中，父母离异、双亲或其中一位亡故、就业与就学等生命事件的不同组合对个体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同的转变效应，这种转变效应往往是建构宏观社会结构的关键要素。故本研究讨论的问题是，在代际地位继承机制变迁和高校教育收费并轨改革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哪些因素影响到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家庭结构的差异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的影响是否会有显著差异？如果存在显著差异，那么这种显著差异意味着什么？
本研究借鉴生命历程的研究范式，通过分析家庭结构②、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来认识父母离异、双亲或单亲亡故等生命事件如何与外部结构、历史环境共同影响子女的社会轨迹。通过将个体生命事件与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不但可以揭示出个体发展的逻辑脉络，还可以反映出社会阶层结构化的脉络。
二、文献回顾
社会学中强结构假设认为，个人的社会行动往往受到家庭背景、阶层秩序等此类社会结构的约束，因此，职业地位获取或就业意向选择的研究范式突出表现为利用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二元的分析框架来探讨社会分层机制以及社会不平等等问题，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布劳、邓肯（Blau & Duncan，1967）通过分析以父亲的职业地位为代表的先赋因素和个体教育为代表的自致因素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发现在工业化的美国，职业地位获得主要归因于个体的自致因素。此后，布劳和邓肯的研究结论遭到来自分割理论、阶级阶层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挑战（Kalleberg & Sorensen,1979; Bian,1994）。另一项有关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发现，在高度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美国社会，父亲的先赋因素对子代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虽然微弱但依然具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Beeghley，1996）。来自中国的研究也发现，父亲的工作单位和父亲的阶层地位对子代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Lin & Bian，1991；李路路，2003；张翼，2004）。与此同时，人力资本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证实（Blau & Duncan，1967；李路路，2003；张翼，2004）。
然而这些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宏观层面的结构约束，对于像父母离异或父母亡故等微观的个体生命事件对社会分流的影响研究并不多。与此相对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离婚率的不断攀升，以及其他类型的残缺家庭的大量存在，有关家庭结构与子女福利关系的研究成为社会学、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产生了众多竞争性理论。
第一，严重影响论与有限影响论之争。严重影响论认为，父母离异对子女的负面影响是持久的。那些来自单亲家庭的小孩不但认知能力低于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Mott，1993；转自Powell & Parcel，1997）很难完成中学教育（Coleman，1988），而且还影响到孩子成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人际关系（Ross & Mirowsky，1999）。然而，有限影响论认为，对于大多数子女而言，虽然父母离异会给子女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并不太严重（Emery，1988）。离异后，父母的尽责和学校无歧视环境都能有效的降低离异对子女的负面影响（徐安琪、叶文振，2001）。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关注的主要是父母离异对子女心理与社会适应的影响，对于离异与升学、就业等事件组合的个人后果与社会后果缺乏深入的研究。
第二，家庭结构代际影响的理论争议。目前，在西方围绕着家庭结构对子女成长的负面影响解释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理论。
家庭结构残缺论，该理论认为家庭是子女社会化的关键场所，完备的家庭结构是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离异减少了父母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交流的数量，以及相伴的交流质量下降，孩子无法得到父亲或母亲更多的关注（Astone & McLanahan，1991）；离异家庭的父亲或母亲由于工作的需要，不得不减少对子女在生活与学习上的关爱和辅导，而之前形成的激励机制也会随着父母的离异而削弱；同时，由于大部分监护人是母亲，因此，离异也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这些共同导致孩子学业下降、行为失范和自尊下降等（Rollins & Thomas 1979; Erikson & Jonsson,1996）。另外，父母离异意味着家庭中或父亲角色或母亲角色的缺失，减少子女学习社会交往的机会，导致子女缺乏必要的社会适应能力（Amato & Keith，1991）。
家庭经济恶化论，则认为导致离异子女福利受损的关键是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不是家庭的结构或类型。美国学者韦茨曼在她的《离婚革命》一书中揭示了离婚后妇女与孩子的生活水平平均下降73％。即离异导致了家庭经济资源的减少，从而影响到子女的营养和健康水平；同时，离异还导致单身母亲不得不搬到那些居住条件和学习环境较差的社区，从而增加了孩子接触越轨文化影响的风险（Weitzman，1985；转自叶文振，徐安琪，2002:75－81）。
家庭冲突论，家庭冲突论认为与离异过程相伴随的父母间的冲突导致孩子在社会适应和行为等方面出现问题。生活在父母之间的敌意和抵抗的环境中的孩子，往往会经历紧张、痛苦和产生不安全感（Maccoby et al.1993，转自叶文振、徐安琪，2002:75－81）。
虽然以上三种理论解释家庭结构代际影响的机制与视角不同，但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残缺家庭结构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会化。然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来探讨离异对子代社会化的影响，以及弱社会化对教育、经济地位获取和社会适应的负面影响。虽然持有限影响论的学者看到了个体的能动性，父亲或母亲与个体都可以通过努力来消除离异的负面影响；但和以上三种理论一样，这些研究忽视了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产生新的外部影响，对那些来自离异家庭但社会化程度较好的社会成员的后期发展，尤其是对个体在社会时间中关键时刻的行为选择缺乏深入的研究，也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同时，这类研究过于关注微观家庭环境对社会化及其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忽视了个体生活的外在结构环境，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的约束作用。即在考察离异对子代个体发展的负面影响时，没有将个体的生命事件与时间相结合，没有将微观家庭环境与宏观历史环境、外在结构环境相结合，从而忽视了外在社会结构、历史环境与个人社会时间是如何构建个体生命轨迹并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结构的。
本研究通过借用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体的生命事件（父母离异、父母单亲或双亲亡故、本科毕业）纳入到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之中，来探讨个体生命事件与时间的组合是如何影响个体的社会选择，以及在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建构下，个体的社会选择是如何被转换为宏观的社会分层事件。
三、研究设计
（一）假设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市场转型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多重效应。上世纪后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发生的深刻变革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1997年我国实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收费政策，结束了几十年来免费上大学的历史，随着高校收费政策的实行，昂贵的学费与生活费使得上大学成为贫困家庭的主要负担；1999年教育部推行普通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计划，与此同时，高校就业政策也由统一分配转变为双向选择、自主择业。在高校扩招和就业政策改革的冲击下，谋求更高的学历，成为提升市场竞争力和扩大发展机会的关键途径之一。因此，高校招生并轨改革收费政策、高等学校扩大招生政策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改革构成了新世纪初期大学生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自1997年以后的一段较长的时间也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间。
就社会时间而言，本科毕业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间点。虽然社会文化更多的赋予了本科毕业后“就业”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就业”并不是唯一恰当的角色，毕业生面临着“就业”、“深造”、“婚配”等多种选择，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来自不同家庭和阶层背景的毕业生会有着不同的角色选择。与此同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教育在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教育所生产的文凭与证书又是社会排斥的重要门槛（帕金，转自格伦斯基，2005）。那么，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招生并轨改革收费政策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更高的学历不仅意味着更好的未来，也是一种排他性制度安排，因为更高的教育不仅意味着对较低学历者的排斥，也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成本，即更多的家庭负担和机会成本。因此，本科毕业后“就业”与“深造”的选择，不仅是个人选择问题，毕业生必须考虑到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这样，本科毕业后的“就业”与“深造”选择就成为了制度性的社会分层问题。我们就毕业意向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毕业生的家庭背景越好，就越倾向于选择“深造”。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投资行为，这种投资行为会带来后期较高的回报，本科毕业后选择“深造”，是一种投资。既然“深造”是一种投资就意味着存在投资风险，首先“深造”需要投入较大量的金钱，同时还需要投入好几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机会成本上升，因此选择“深造”就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专有资产，这种专有资产意味着高交易成本。这样，社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抵抗教育投资风险的能力高，会更倾向于投资。同时，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就业”对于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具有很高的边际效应，然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越好，其子代本科毕业选择就业带来的边际效用会越低，因此，家庭背景会影响到本科毕业生毕业意愿。
假设二：毕业生人力资本越丰富，就越可能倾向于选择“深造”。研究生入学考试是衡量考生是否具有较好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关键手段，因此，只有那些人力资本丰富的考生才有可能通过入学考试。同时，人力资本越丰富，入学考试成绩越好，获得奖学金的概率也越大。因此，人力资本也影响到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选择。
假设三：毕业生家庭越残缺，就越倾向于选择“就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离异往往会导致家庭经济地位的下降（Powell & Parcel,1997; Erikson & Jonsson,1996）。同时，与结构完整的家庭相比，很多其他类型的残缺家庭，由于缺少经济支持，往往生活也陷入困难。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类的需求是分层次的，但基础性的生存需求总是优先于自我发展需求。家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需求层次，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首先需要满足的是生存需要，因此，其更可能要求子女毕业后为家庭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在提倡以和为贵的家庭文化的中国，家庭成员对家庭有一种责任感。因此，在高校扩招和高等教育收费改革的背景下，“深造”不仅意味着较高的交易成本，也意味着更多的家庭负担，而来自残缺家庭结构的毕业生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从而越倾向于毕业后选择“就业”。
（二）数据与变量
1.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2007年5、6月对西安市5所高校本科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本调查依照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根据部属院校和省属院校的分层，从西安市25所本科院校中，随机抽取5所高校③，然后再从这5所高校大约17000名本科毕业生中随机抽取了2000个样本，调查共回收问卷1900份，有效问卷1824份。
2.变量
因变量：毕业意向，表示个体在本科毕业时的社会流动选择，即就业或深造。“就业”指毕业后即工作或寻找工作；“深造”指毕业后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或继续其他方式的脱产求学。这里将“就业”赋值为1，“深造”赋值为0。
3.自变量
家庭结构，包括父母婚姻状况和父母是否健在。父母婚姻状况指离异与否，“离异”赋值为1，“没有离异”赋值为0。父母是否健在包括“只有父亲健在”赋值为1；“只有母亲健在”赋值为2；“父母双亡”赋值为3；“父母健在”赋值为4。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群体内，并通过各种人际关系融入到群体之中，因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受到群体内其他成员生命历程中的生命事件的影响。父母是个人人际群体中最核心的成员，也应该是个人生命历程的关键成员。因此，这里将父母婚姻状况和父母是否健在作为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生命事件。
阶层背景，主要指的是父亲的阶层地位，包括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办事人员、自雇佣者、体力劳动者阶层，赋值分别为1、2、3、4、5、6。
人力资本，这里主要指个体在大学中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包括荣誉证书、班团干部、党员和英语六级。荣誉证书取值为“是”与“否”，“是”（“是”指获得学院及以上级别的各类荣誉证书和奖学金，包括院级以上社团颁发的荣誉证书）赋值为1，“否”赋值为0；班团干部取值为“是”与“否”，“是”（“是”指班集体干部和校内各社团的组织或管理经历）赋值为1，“否”赋值为O；党员取值为“是”与“否”，“是”（“是”指党员与预备党员身份）赋值为1，“否”赋值为0；英语六级取值为“是”与“否”，“是”（“是”指英语六级和专业八级，由于专业八级人数很少，这里统一归类为六级）赋值为1，“否”赋值为0。
在一些研究中，党员身份和班团干部通常作为政治资本处理（Bian & Logan，1996；宋时歌，1998）。然而，在高校中，学习成绩是党员身份获取的关键因素，一个学生如果学习成绩不好，很难有机会入党，因此，党员身份本质上是学习优秀的体现；从用人单位的视角来看，党员身份也是用人单位甄别求职者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班团干部，指的是学生在班集体里和校内外各种社团的一种组织与管理的经历。从学生的角度而言，这种班团干部的经历，是学生锻炼社会参与能力的重要环节，通过这种社会活动组织与参与的锻炼，学生个人的社会交际能力、工作组织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就用人单位而言，甄别一个学生的能力的高与低也很大程度上依靠该学生的各种社会团体的参与程度。所以，笔者将党员身份与班团干部也归类为人力资本。
4.控制变量
性别，取值为“男”与“女”，“男”赋值为1，“女”赋值为0。生源地，取值为“城镇”与“农村”，“城镇”赋值为1，“农村”赋值为0。
变量描述具体详见表1。
四、分析结果
我们的实证分析先后建立两个模型，模型一是探讨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模型二增加了家庭结构这个关键自变量，探讨家庭结构对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2，模型一的具体解释如下：
从阶层背景角度来看，在0.05的显著水平上，来自党政事业单位中高层管理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只是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的65％。在0.05的显著水平上，来自经理人员／企业主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只是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的46％。在0.05的显著水平上，来自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也只是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的65％。来自基层管理人员／办事人员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在0.1的显著水平上并没有达到显著差异，但二者具有反向影响。同样，来自自雇佣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与来自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在0.1的显著水平上也没有显著差异。以上数据可以反映出，阶层背景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具有重要的影响，阶层背景好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深造”，而不是“就业”，假设一得到了验证。
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获得荣誉证书的毕业生就业意愿只是那些未获得荣誉证书毕业生就业意向的48％。在0.001的显著水平上，获得过英语六级证书的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只是那些未获得六级证书毕业生就业意向的35％。在0.05的显著水平上，获得党员身份的毕业生其就业意向只是未获得党员身份毕业生就业意向的78％。有过班团干部经历的毕业生就业意向与没有班团干部经历的毕业生的就业意向并没有显著差异。总的来看，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具有重要影响，人力资本丰富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深造”，而不是“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二。
控制变量，从性别视角来看，在0.01的显著水平上，相对于女性本科毕业生而言，男性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深造，男生的就业意向只是女生就业意向的70％。从城乡关系来看，在0.05的显著水平上，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就业”，来自城镇的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只是来自农村毕业生就业意向的75％。
以上是模型一的分析结果，模型二中我们加入了与家庭结构相关的变量。从父母的婚姻状况来看，在0.1的显著水平上，父母离异对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父母没有离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父母离异的子代本科毕业生选择就业的可能性要增加0.53倍。从父母是否健在看来，相对父母都健在的本科毕业生，在0.05的显著水平上，来自父母双亡家庭的子代本科毕业生更可能选择就业，其就业的意向要高出2.67倍；而来自只有母亲健在家庭的子代本科毕业生对子代的就业意向也具有显著影响，在0.01的显著水平上，父亲的亡故可能会促使子代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提高2.1倍；但母亲亡故对子代就业意向并没有显著影响。结果显示，家庭结构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也具有显著影响，并提高了模型的解释力，也验证了假设三。
从模型二的输出的结果来看，在加入与家庭结构相关的变量后，虽然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有一点变化，但依然对本科毕业生就业意向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家庭结构、阶层背景和人力资本对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具有重要影响。
五、结论
阶层背景是左右社会分流的一个重要因素。阶层背景好的本科毕业生更可能选择深造，而不是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阶层背景越好，可供教育投资的资本也就越多，抵御投资风险的能力也越高；同时，阶层背景越好，其子女也不需为分担家庭责任而过早的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有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本来提高自己未来的竞争力，以保障其家庭地位不会因市场竞争的加剧而下降。虽然从表象看来，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意向反映的只是个体生命历程中既定社会时间点上的一种选择；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更高的学历和更多的教育投资不仅意味着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更多的投资回报，当学历渐成为社会排斥的重要门槛，文凭制度成为文明社会设计出来的一套合法的排斥机制时，“就业”与“深造”的选择就不仅仅是单个生命体的一种人生选择，也成为了既定制度设置下的社会分流，从而转变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环节。
人力资本也是影响本科毕业生毕业意向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丰富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深造。由于“深造”——攻读研究生，需要较好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因此，除了家庭背景的影响外，个人的资质和学习能力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由于人力资本的自致性和人的能动性特征，功能主义学者往往依据人力资本与地位获取之间的关系来判断社会阶层的开放程度。然而，人力资本与家庭背景之间的关联，人力资本与社会选择机制之间的关联，以及分割结构与权力之间的关联等都说明人力资本的社会分层意义的多元性。这也正好解释了，为何先赋因素与自致因素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取过程中谁轻谁重，以及这种轻重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一直是地位获得研究文献中争议的焦点问题。
家庭结构作为一个微观的社会设置在宏观的历史时间与社会时间建构下也成为重要的社会分流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来自完整家庭的子代本科毕业生，离异家庭、父母都不健在和只有母亲健在的家庭对其子女本科毕业时的就业意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统计意义，关键在于个体的生命事件与时间的组合。从生命历程的社会时间来看，本科毕业时社会赋予二十出头的青年大学毕业生“成家立业”的期待；虽然“成家立业”是此时社会赋予个体的首要期待，但个体依然具有多种社会选择——既可以选择就业，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然而，个体如何选择除了受到来自社会期待的影响外，还受到他所经历的社会事件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影响。个体生命中的一些社会事件——父母是否离异，父母是否亡故与时间的组合会有不同的社会效应。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在高校扩招、就业制度改革和收费并轨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如果父母离异、双亲亡故或父亲亡故发生在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那么这种家庭结构对子女的社会分流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这种社会分流效应又与历史环境相关联，从历史时间来看，毕业生的选择意愿还受到历史事件的挤压。在大学扩招、高校收费改革的背景下，选择深造就意味着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投资风险和机会成本。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中心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期待构成了来自残缺家庭子女的一个重要的外在结构。因此，来自残缺家庭的子代本科毕业生不得不衡量来自家庭与社会期望的外传文化约束，以及宏观历史事件的外在结构的约束，从而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这样，看似微观的个人选择，由于父母离异、父母双亡或父亲亡故这类个人生命经历的社会事件发生在像“就业”或“深造”这类重要的社会时间之前，这样在宏观历史事件与社会文化期待的建构下被放大成为重要的社会分流机制，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一环。
针对家庭结构对毕业生毕业意向选择的影响，我们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与其他残缺类型家庭相比，来自只有父亲健在家庭的本科毕业生与来自父母都健在家庭的本科毕业生在毕业意向选择上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在本科毕业生就业之前父亲亡故与母亲亡故会导致不同的社会经济支持，以及不同的社会期待。父亲亡故可能导致了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对其子女毕业后分担家庭负担的期待。
性别因素也参与了社会分流。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男生，女生在本科毕业时更倾向于选择就业而不是深造。从社会时间来看，在本科毕业时，社会不仅赋予毕业生就业的期待，同样也赋予其婚姻的期待。然而，由于社会性别的存在，社会对女性的婚姻期待更大，这样女性往往更倾向于本科毕业后进入婚姻。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子女临近毕业，家庭施以女生更多的婚配期待。
M同学，某大学英语系毕业生，她给笔者描述了寒假的经历：
寒假回家，在父母强烈的要求下，见过两个男孩，一个是我母亲同事的儿子；另一个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我跟我父母说我要考研，但他们认为我应该先工作、结婚。
M同学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很多女生选择就业是迫于家庭或社会的压力。而男生遭受到的压力则相对小些，在社会时间点上可供选择的机会也更多。与此同时，父母的社会性别意识也影响到其对女儿的教育投资，相对于男性，女性获得更少的投资支持，更有可能在本科毕业生后选择工作，承担家庭责任。Y同学是某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来自农村，她学习非常优秀，在班上排名前三甲，但她并没有选择“深造”。Y同学这样诉说了她的故事：
我不想现在就念研究生，工作后也还有机会。这4年我上学给家里添加了不少负担，弟弟今年参加高考，我是姐姐，我应该为家里做点什么了。我父母希望我先工作，这样家里的负担也会轻些。
城乡差异依然是社会分流的外在结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来自城镇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深造”。以前的研究更多根究的是户籍制度与城乡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对社会分流的影响，忽视了时空差异形塑出不同的社会期待与生命路径。农村社会更多的还是处于生存型的时空社会之中，而城市社会主要处于发展型的时空社会之中，这样，不同的时空为其社会成员设计的生命路线和社会期待也不同。在农村，社会时间赋予其成员扮演的一些重要社会角色，如就业时间、结婚时间要早于城市社会，同时，农村社会对其社会成员设计的生命路线也比较一致，这样在此基础也就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行为期待。如G同学所言：我父母都是农民，都只是初中毕业，对我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他们希望我不当农民，能离开农村，生活过的比他们好就行。
对于具有本科学历毕业生来说，他们虽然可以挣脱先辈已经设计好的生命路线，但他们很难打破其文化规制的社会期望，在家庭中心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社会更期待来自农村的学生本科毕业后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正如Y同学所言，大学4年家庭为她付出了很多，大学毕业正是她回报家庭的时候了。如果说户籍制度与城乡社会经济差异是导致来自农村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的直接原因，那么城乡社会不同的时空构建的生命路线和社会期待则是其背后的关键机制。
六、讨论
18、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吸引着古典社会学家关注社会转型与不平等的关系。马克思从一元的社会分层标准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以及工业化大生产必然导致产业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并最终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赖特，2006）。韦伯则从多元社会分层的视角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韦伯，1997）。遵行这两大社会分层的理论传统，后续有关不平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设置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影响（Nee,1989; Bian & Logant,1996；宋时歌，1998；张翼，2004）。尽管此类研究对于反不平等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取得了很大发展，然而从反不平等的治理效果来看，反不平等依然任重而道远（李煜，2006），这就需要我们去反思，过去的一些研究范式与治理方式。
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传统研究过于关注宏观的制度结构所导致的不平等，往往忽视了一些微观生命因素和文化因素在历史事件挤压下也会生产与再生产社会不平等。本研究发现父亲的阶层地位影响着子女的社会选择，研究也发现父母离异、父亲亡故或父母双亡这些微观生命事件在社会时间和历史事件的参与下都可能生产与再生产不平等。同时，我们还发现，社会性别和社会期望同样形塑着不同时空中人们的生命轨迹，本质上构成了社会分流机制的重要一环。
注释：
① 年龄是理解人们生命历程中差异的关键概念之一（包蕾萍，2005:113－119），年龄可以分为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和历史时间这三个维度。生命时间，即个人的生命周期，是实际的生物年龄；社会时间，则指扮演特定角色的恰当时间；对于社会个体来说，历史时间指个体所处的历史阶段。
② 家庭结构特指父母婚姻状况，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父亲、母亲双亡或父亲（母亲）亡故家庭。
③ 考虑到学生来源的状况存在着学校主管类型的差异和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我们在随机分层抽取被调查学校时，对部属院校有一定的倾斜，我们抽取了3所部属院校，省属院校只抽取了2所，他们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