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实践实现人文贡献——两位青年期刊人的思索与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两位论文,贡献论文,期刊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话人：刘宁 李频
记录整理：冯天平
时间：2001.1.14晚7:00--9:00
地点：北京钟磬山庄
▲刘宁：佛山期刊出版总社社长、《佛山文艺》《打工族》总编辑
●李频：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期刊研究所所长
具有独立人格才有抗御外国集团产业压迫的立足点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这不是一般地号召，最主要的是有了这种人格，期刊才有抗御外国出版集团产业压迫的立足点。很可悲的是，我们所推崇的杂志，有多少具有这种独立人格的属性？我并不想菲薄我们的杂志，只是想强调我们的杂志在通过必要的文化丧失，建构了一定产业实力以后，应该回过头来，推动杂志本身应有的文化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理应以人文实践去实现自己应有的人文贡献，但现实恰恰是有些杂志在打下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之后，仍然拼命单一地继续往这方面扩张，而没有文化的专业的充盈和跟进。其实，这个专业与产业的矛盾，既对立又统一，统好了，就可以求得良性的全面的发展。回想刊物开始转向市场时，我们保留80%的专业、加入20%的产业，就使自己成了改革派，进入市场里面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矛盾更好地统一起来，而不要偏执到只顾产业的一边去。实际上仅以产业而言，我们这些走在前面的，所谓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杂志，现有的那些钱对于做产业来说几乎算不了什么，仅仅是大家不用当穷人而已。然而我们却没有大力去做提升文化含量，在内容上“固本培源”的工作，反而把虚火烧得很旺，不知不觉把原有的结构改变成了80%的产业加入20%的专业。这是一个事关期刊发展和全局命脉的大问题，我觉得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与国外杂志竞争，我们的优势在文化层面上，而劣势在产业层面上，不要用我们的劣势去抗击他们的优势。
▲这有两个方面，就国际来说，与你刚才讲的一样。对于外国产业的优势，我们可以吸收其精华，发展壮大自己。做杂志最终是定位在读者身上，而读者是在中国文化土壤里培养出来的读者，这文化优势肯定是在我们这方面；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中国民族期刊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要求我们做杂志必须回到其本身的文化建设与传播上。当然，以经济指标作为衡量杂志发展的标准，并不是坏事，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
“综合文化类杂志虚脱”与文学期刊转型
●有关管理部门根据整体需要，适当调配一些刊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考虑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是很多年没有批刊号了，应该让一批新刊物诞生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让市场从更多的选择中去淘汰，这样留存下来的才具有竞争力。
▲现在那些所谓半死不活的杂志，并不是在市场里能不能办得下去的问题，文学期刊最近几年纷纷改版，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要体现其起码的“生存价值”。办一本杂志，一年十万、二十万块钱是可以维持得下去的，但维持得下去不等于实现了自己追求的生存价值。我发现许多文学期刊已经认识到：每年拿国家十万、二十万块钱办一本半死不活的杂志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觉醒就比办杂志本身更有意义。我自己是做文学期刊的，深深感觉到这两年文学期刊的改变比其他期刊要深刻得多，因为他们真正进行了思索，像《天涯》、《粤海风》、《东方文化》等等。文学杂志由过去的文化载体型转变为现在正摸索的思想载体型，既是期刊形式的改变，也是期刊观念的进步。而我们的时尚类杂志，过去叫综合文化类杂志，现在我看这种综合的文化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一种浅层次的流行文化。杂志究竟是在大众的土壤上生长，还是在虚拟的类似中产阶级那种恶俗、煽情的东西上成长？很多杂志似乎印刷得非常漂亮，给底层大众虚构一些未来的美好的东西，但实际上基本没什么东西值得看。对杂志的批判，实际上也是对我自身的批判，过去我们都一直是这么干的。做杂志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用什么手段去提高发行量。过去利用这种手段是以某种必要的丧失为代价的，比如说某篇文章发表前本来是另一种样子，我们会作编辑处理，弄得煽情一点，否则原来的文章似乎就没有多少人要看。这点起先大家做起来还“羞羞答答”，后来获得了“共识”，也就无所谓。但是在大家觉得“羞羞答答”不是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那就是提倡。好像文章本来就应该是煽情的，从而起了一个质变。期刊所传播的文化如果过于煽情，那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作为知识分子，这样做是我们的悲哀，因为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对文化起一种引导作用。
●我们身处学院做期刊研究本来就对文化关注得比较多一点。但从整个层面上来讲，期刊界因受经济浪潮的影响，对文化本身的关注是比较少的。听你这么一讲，我自己感到很兴奋，感觉期刊界的思考就文化而言已经到了一定的层次。但我又担心一点，就好像大家爬山，你已经爬到半山腰，有所收获，有所积累，而更多的人还没爬到半山腰，所以他们的目标可能就是怎么爬到半山腰。你这时候可能想到的是怎么爬到顶峰去，所以才会思考这些问题。不管怎样，用文化来夯实我们成功的地基，我是非常赞同的。
“讲学习”成为《佛山文艺》的共识和制度
▲我们杂志社每周五下午有一个专门从形而上进行研讨问题的学习会，因为编辑多是研究生，等于大家来读博士，互为导师吧。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学习会就是讨论当年梁启超提出的“学术人格”问题，他当时提出把西方的分析方法与我们中国的文化思想相结合，大家轮流讲，收获非常大。经济全球化，最起码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方法我们可以用，还有资金。实际上西方最羡慕中国的思想文化。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加入WTO，我们就没有必要惧怕“狼来了”，而应该视之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好时机，作为一个文化人，这是一件很振奋的事情。市场是中国的，中国的文化有这么多年的积累，如果他们能够打败我们，说明他们是先进文化，否则他打不过我们。而事实上，更大的可能性是双赢。
●外国期刊进来的话，肯定带有本地化特征，这本地化包括两方面，一是人员的本地化，一是内容的本地化。实际上外国人进来办的杂志也会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如果不好的话，就不会取得市场的需求。近代期刊史上有两个人非常重要，一个是邹韬奋，一个是梁启超，他们对中国期刊文化的发展贡献非常大，很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研究、思考和学习。
▲我在杂志社强调，不要把我们的工作和你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放在一起，我们是做实践的，研究是你们去做的事，否则就很容易本末倒置。我现在提出第二次创业，核心就是以人文实践来实现我们的人文贡献。一个成功的杂志，应该回到杂志本身的文化意义上。幸好的是我国在对文化产业这方面，不仅是有觉醒而且是有实践的了。换言之，你没有这种觉醒、实践，国外文化产业机构也根本就不会来。文化全球化其实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最终问题还是发言权的问题，当然谁强大谁就有发言权。如果用这点来分析我们期刊产业，得出的结果也是一样。一旦进入WTO后，我们固守的又是什么？外国资本进入后，期刊会做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精美，这些依靠的是广告，而广告尤其含金量高的广告又是他们带来的国外广告；广告多了，不仅刊物好看，信息量扩大，还能改善编辑队伍的经济状况、生存状态，生存状态好了，学术状态也会得到提升，这些都是好事。在此之前还有我们如何占得先机的问题，以我们杂志社来说，占先机肯定不是多办几个杂志、印刷厂。又回到前面所提到的星期五学习会，我是把它看作一种再分配的形式的。现在外面年薪十万请个主编的多得很，在我这里，给你五千块钱一个月，我要做到别人出一万块一个月你都不去，为什么？他研究生毕业之后到我这里，感觉像是在读博士。一年下来，盘点收获，看看抓到了多少鱼，再看看学会了多少抓鱼的本领。在国内，我们也算是已经游上岸，有点钱的单位了。但如果以为这就是产业化的形成，那就很糟糕。外国资本一来，我们说这月薪五千块、一万块拉你不动，给你三万、五万、十万你还不动？肯定动嘛，然而人家为什么愿花十万块买你在我这里五千块的人呢？就因为我这里一直进行编辑素质教育和出版专业教育，不断地学习、提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期刊人的思想和觉悟，期刊人的价值越来越高了，再分配的意义在这里。
二次创业的核心在于关注文化、吸纳新科技
●听你几次提到这个学习会，真让我动心再问你。你关于期刊文化的思考以及强调学习，与你还担任着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有没有关系？
▲三讲教育的根本点就是提高党员的素质，要全党能领会到中央的精神，做期刊的关键点也在于员工的素质。我前几年有段时间就感觉说得再多也没有用，底下人不理解你的意思，以至出现我在那儿，事情就会做得很好，我一不在，事情就做不好，这种现象在我们几个所谓成功的杂志社里面都出现过。至于一些想法和当宣传部长基本上没什么联系。当然，在宣传部我主要是管新闻出版这一块，很多印刷厂音像厂经济上运作的东西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其实我们差不多前后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转变，就是第一次创业的那帮人在成为资深编辑之后，他们自身的发展与形势发展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要转化，否则会影响到杂志的发展。到了去年下半年，我们已经安全地进入了良性循环，出现从来没有过的好状态。杂志的编辑出版运作都在网上，栏目主持人的请示汇报在网上，我的工作指示还是在网上。出差在外，我晚上打开电脑，对杂志社的工作进展了如指掌。现在我的两本杂志——《佛山文艺》、《打工族》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所改变，主要考虑的是怎么走好人文实践来实现人文追求这条路。
●没想到在你们广东佛山那个地方倒这么关注文化，当然，这也可能是在现时商业气息如此浓重之下的一个对策吧，很可惜的是，可能现在更多的人是在迷惘，没有想到这点。从全国的期刊格局来讲，广东是走在前面的，有人说，广东的期刊界现在也有危机，这几年的发展势头不像前几年那么好了，而在全国几乎普遍追求规模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些“动作”？
▲这很重要的是体现在广告效应上，广东过去做杂志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经济先发达起来，广告比较活跃。包括广西都有很多杂志到广东来做，其实他分的并不是你发行量的蛋糕，而是广告这一块。那时候的效益也可谓是突飞猛进，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时的发展实则是不大正常的，因为读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少，所以很容易上发行量，现在则不然，互联网开辟出广阔的信息天地，像我们的《打工族》都在大量地利用网上的信息。至于规模，我倒不太追求，只要求我的杂志现在做到三点：第一是一眼看上去好看；第二是耐读；第三是较高的传阅率。现在期刊界有两个误区：一、认为做时尚杂志很不容易，当然，真要办好，真要有自己的独创，是很难，可是其实时下这一类杂志除佼佼者外，很多都是外国杂志的中文版模仿，而模仿的杂志是最没有生命力的杂志；二、认为在海外办海外版很困难，实际上只要放弃成本核算就可以搞，海外版的最大长处是机制更活，更有利于摆脱那种长期的、落后的管理。如果真正从产业的角度来说，是在放弃一定的利润，表面上是可以打出去了解市场，但这里面能够产生多少效益出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实际上，你的第二次创业打的是两张牌，一张是文化牌，一张是技术牌，其出发点也是切入点就是对期刊规律的反思。
呼唤中肯的期刊评论，呼唤真切的期刊文化批评
▲对，是这样的，一个是本质上的东西，一个是方法上的东西。也许我的话会得罪许多人，但确实是以前在文学界存在的一种现象转到了期刊界：期刊界没有批评，大家都是互相捧捧场。当一个区域里有良知的人不敢去说真话的时候，这个区域便正在失去良知。期刊界本来应该比新闻界还要活跃，新闻是信息，而我们强调传递的是文化，我想你们研究所也应该研究研究这些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问题。
●我很赞成你这个观点，期刊界目前是缺乏批评的声音，有批评也是讲好话的多，真正一针见血、坦率谈问题的少之又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真的很感谢你的自我批判意识，这是值得整个期刊界看好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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