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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即将到来了。我们今年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及其后续事件使人们在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时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另一方面，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在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宣示中国共产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行动指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从而为我们从理论上阐述十月革命道路的意义给予很大的启发和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自从十月革命发生以来，它一直是世界各国各个政治派别的各种流派的学者热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获得新的内容，经久不衰。近几年来，在俄国及原苏联也出现许多不同的甚至针锋相对的看法，争论非常激烈。过去和当前关于十月革命的讨论都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效劳的，但也不乏严肃的思考。而所有这一切都能促使我们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严肃的反思。
在反思十月革命的历史时，首先遇到的是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许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看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和范例，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则认为俄国当时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唯意志论”的产物，甚至是一次阴谋政变。这一看法实际上意味着，如果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夺取政权，那么俄国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下会顺利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道路。
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是不能离开俄国的历史条件来回答的。当时最大的历史背景是，帝国主义战争已经使沙皇俄国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陷于严重的困境，人民大众已难于维持生活，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但政府恰恰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1917年3 月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也出现了工农兵群众自己的组织——苏维埃。实际上，第二国际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决议已经明确指出，一旦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应当利用战争给资产阶级政府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各国社会党（包括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取得的共识和作用的承诺。但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于俄国革命的动力、策略和前途的理解并不相同。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是革命中出现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并存的局面，这是这次革命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区别的一个重大特点。临时政府没有满足人民对于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的要求。这就是说，引起二月革命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二月革命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革命形势仍旧存在着。
任何个人和政治派别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场革命，更何况是十月革命这样大规模的革命。革命形势的存在是任何革命发生的客观前提。但另一方面，单有革命形势还不够，革命能否发生和能否取得胜利，要取决于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决策和力量对比。实际上，对于二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形势，每一个政治派别都作出自己的反应。以科尔尼洛夫为首的反动军人企图举行军事政变，扼杀革命。在苏维埃内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本来可以也应当依靠苏维埃发动群众，迫使临时政府满足群众的要求，并在遭到拒绝后推翻它。但是他们害怕群众，犹豫不决，满足于对临时政府持批评态度。这时只有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密切把握群众的情绪，深入到工人、农民和士兵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迅速扩大自己的影响，及时确定推翻临时政府，把一切权力交给苏维埃的方针。布尔什维克能这样做也不是偶然的。列宁早已制定了俄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党的领袖们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和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这是孟什维克远远比不上的。布尔什维克直接为十月革命作准备的时间并不长，从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到起义取得胜利的过程也很短，而且这场革命几乎是不流血的，这也充分说明客观形势对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非常有利，布尔什维克对时机的把握和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十月革命发生时，联合在第二国际中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发生分裂。第二国际的右派和中派政党及其领袖是反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但其中也有人能够认识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例如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奥托·鲍威尔就说，如果听任俄国政局那样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人民群众和社会党人会遭到残酷镇压，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都将丧失。他对于孟什维克中的“国际派”未能及时夺取政权和把俄国引上改良主义道路深感惋惜，但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出来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近些年来，西方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学者中有一批所谓“重评派”，他们尽管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但也认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由于他们正确反映了群众的要求、实行灵活的策略的结果。
总之，十月革命是俄国客观革命形势和布尔什维克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肯定了这一点，仍旧要引出另一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是否“超前”了，而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和失败以致今天的崩溃是否正是由于这种“超前”造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化了的生产力与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的产物，是要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大致同时发生和取得胜利的。十月革命恰恰是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虽然已经发展但生产力仍很落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的。俄国尽管已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但仍是一个军事封建专制国家。和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是相差很远的。从这一意义上讲，列宁也并不否认十月革命是“超前”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软弱，而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已经兴起，无产阶级应当充当资产阶级革命的左翼，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创造条件转向社会主义。1848年欧洲革命时他们就曾经为德国设想过这种发展可能性。这一设想虽然未能实现，但是从理论上讲，只要客观条件成熟，而且无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这条道路仍旧是可行的。列宁在制定俄国革命的策略时已明确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并将这一革命推向社会主义革命。后来他在提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时又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上首先获得突破，而俄国正是这样的环节。由此可见，列宁是经过严密的科学的理论分析而确定十月革命的方针的。他是在清楚认识这一超前性的前提下，准备利用不失时机取得的政权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基础，然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驳斥苏哈诺夫时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
当然，这种史无前例的尝试会是一条非常艰巨、复杂的道路，而且会发生许多曲折、挫折甚至倒退。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就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不仅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到1921年列宁就决定予以放弃，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它的实质是，在国家审慎的调节下，允许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活跃起来，甚至可以实行向外国资本的租让和租借制，也就是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尽最大可能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与此相应，列宁还制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方针，制定了文化革命即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政策。列宁把这设想为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称它为向社会主义的“迂迴过渡”。现在看来，如果列宁的这一整套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苏联完全有可能创造出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遗憾的是，斯大林后来没有坚持列宁已经开创的道路，过早放弃了新经济政策，转向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斯大林虽然依靠强大的集中制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却在理论、体制和政策上犯了许多错误，留下了不少弊端，而他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则大大伤害了农民，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然而即使在那时，苏联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普遍提高仍是举世瞩目的，这对西方的广大工人阶级和进步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吸引力。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最终战胜德日法西斯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苏联的存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对于资产阶级统治则形成巨大的压力。正是在这双重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才被迫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逐渐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如果说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福利国家”，恐怕也不是过分夸大。
由于苏联在经济体制和政策上的错误和缺点长期未能克服，再加上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缺陷，使改革成为不可避免的。但是，从赫鲁晓夫以来的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未能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最后终于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而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苏联解体的后果。这几年来通过实际体会和冷静的思考，人们已逐步深入地认识和总结苏东剧变和苏联瓦解的教训，认识到改革的失败并不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一点。企图用苏联改革的失败来证明十月革命错误的观点是反历史、反科学的观点，是经不起事实反驳的。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因此我们一向认为，中国革命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走过来的。但是必须把这理解成，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得到了启发，学会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决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针、路线和策略，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否则，革命就会遭到挫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讲，也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并实施的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遵循并发展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光辉范例。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远不止于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共的另一些领袖就开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应当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其实质，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引导和监督下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尽快发展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前提。建国后又明确制定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农业问题上也有人提出过主要以供销合作社方式，通过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逐步引导农民从私有制转向合作化的主张。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实际的。如果当时真正能够实行一度提出过的坚持新民主主义社会20年，那么中国在50和60年代肯定能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种种原因，犯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走了弯路，直至造成“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成功和挫折都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是从十月革命到中国革命、到社会主义事业大半个世纪发展的历史所证明的。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经过总结经验教训，依据中国国情，而提出的切实可行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五大决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了党章。中国人民将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不是十月革命的简单重复，但归根到底是遵循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而取得的。中国的经验证明，只要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本国的问题，落后国家也能顺利地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恰恰是十月革命向人类发出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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