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指导下的对苏关系的特征分析
刘启明
（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衡阳 421002）
【摘 要】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独立自主思想指导对苏关系的开展，使中苏关系凸显浓厚的革命理想性、鲜明的统战策略性、高度的哲学思辩性等基本特征。毛泽东对苏关系中的独立自主思想，对于新时代我们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独立自主；对苏关系；特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首要的、最基本的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标志这个任务的基本完成。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美国的封锁包围以及苏联施加的控制压力，中国在维护民族独立方面仍然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因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P.82）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其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1]（P.导言3）中苏关系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特别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特征：
首先，健全法律法规。法律法规在校园安全管理中发挥着威慑性和警示性的作用，要结合实际情况为校园管理提供科学的法律保障，明确监管单位的权利和责任，避免出现校园恶性事件，使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有法可依。
2.3 超声综合评分法对宫腔粘连程度分级的诊断效果 以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评价超声综合评分法对宫腔粘连程度分级的诊断效果。超声综合评分法对轻度宫腔粘连的敏感性和准确性较高，对重度宫腔粘连的特异性较高，但对不同程度分级对比分析发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一、毛泽东独立自主对苏联外交的指导
毛泽东是一位有强烈个性，高度自尊、自信的领导人，这种性格特征体现在他领导的对苏外交中。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力争中苏平等
毛泽东非常看重中苏交往中的平等地位，一旦苏方表现出高人一等的态度，都会在他的心里引起强烈的波澜。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17日，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致贺词。他的贺词以高高在上的态度讲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依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2]（P.606）毛泽东对这个讲话很不满意，事先在审阅米高扬讲话稿时就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且没有参加17日的大会，以示抗议。随后，又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强烈谴责国际共运中的“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3]（P.378）同年10月发生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国党和其他兄弟党对大国主义的批评的压力下，苏联被迫在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其中宣称：“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要贯彻始终地实现列宁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讨论一些措施，“从而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4]（P.503）毛泽东在 10月30日晚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由中国政府出面发表一个声明，支持苏联宣言。[5]（P.81-82）随后，又指示周恩来在1957年初访问苏、波、匈三国时，要好好地批评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6]（P.258）1957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是在兄弟党平等协商的气氛中召开的，它通过的宣言把毛泽东积极倡导的兄弟党之间平等协商的关系以国际协议的形式确定了下来。[7]（P.340）但是，毛泽东努力争取的中苏之间的平等关系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赫鲁晓夫在稳定国内外地位之后，其大国主义很快就故态复萌，变本加厉。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了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7月22日，毛泽东在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说：“我对米高扬八大的贺词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8]（P.385-386）毛泽东在这个事件中与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面对面的、更为坚决的反控制、争平等的斗争。
（二）提高民族自信心，“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指示中指出：“为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不犯错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9]（P.317）这个指示的基本精神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苏外交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提高民族自信心，反对依赖外国、照抄照搬的奴隶思想和教条主义。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8]（P.43）“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8]（P.41）“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0]（P.273）
（三）“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反对照抄照搬。他说：“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8]（P.366）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赫鲁晓夫主张通过谈判、妥协以及裁军来达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实现和平的目的。毛泽东则坚持要以斗争求和平，“东风压倒西风”，只有对美国的侵略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平。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等观点。“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的。从整体上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8]（P.73）
二、我国对苏外交的基本特征
（一）浓厚的革命理想性
毛泽东的一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而奋斗的一生。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最初，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还不巩固，还受到美苏两霸的严重威胁和挤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作为独立于苏美两极结构之外的重要一极，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国际战略地位。”[15]（P.29）中国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利用了统战策略这个中国革命的法宝，这就使他的独立自主思想具有鲜明的国际统战策略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与苏联相反，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12]（P.94）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曾经而且还在继续竭力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8]（P.317）因此，“50年代，中国外交斗争的着眼点是反美反帝”[13]（P.35）。中国坚持反美反帝的斗争，既高扬了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又是维护自身独立自主的需要，但这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对美缓和的“和平共处”外交总路线产生了分歧和矛盾。中苏关系在1958年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后，随着控制反控制斗争的发展，而逐步走向分裂和对抗，同时，印度等反动的民族主义势力趁火打劫，“帝、修、反”掀起了“反华大合唱”，构成了对中国的合围之势。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面临的严峻而险恶的国际环境，类似于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状态，“这需要对内高压控制和对外保持警惕。”[14]（P.368）再加上“毛泽东是典型的革命时代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经历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最明显的思维特点，就是习惯于依据马克思、列宁的论断，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在这一点上，建国后的毛泽东表现得尤为突出。”[14]（P.7）因此，为了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和坚持世界革命的目标，毛泽东不断地加强“革命”的宣传和强化阶级斗争的意识，与苏联展开了意识形态的大论战，使对苏外交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色彩。中苏论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弱国处在强敌环绕之中，怀抱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情怀而进行的以维护国家独立自主为目标的现实主义行动，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苏外交的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二）鲜明的统战策略性
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是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前者体现了浪漫的革命理想主义，后者体现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这一特点也反映在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对苏外交方面，使之既有切合当时国际形势的现实主义，也具有浓厚的革命理想主义。
毛泽东是一位辩证法大师。“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矛盾，是毛泽东一生中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使用的根本方法。”[17]（P.1040）他发现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思想方法有点不那么对头，里面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18]（P.151）所以，他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反复讲哲学的重要性。在中方的坚持下，莫斯科宣言中专门加了一段，即“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18]（P.139）
（三）高度的哲学思辩性
毛泽东一生都崇尚矛盾、斗争、革命，都是以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的姿态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苏联形成了主宰世界的两极格局，这是很不合理的。为了争取中国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就向两极格局发起了挑战。他的策略就是对美苏，“无论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在70年代，中国的外交指导都试图同其中的一方在战略上结成有形的或者无形的伙伴关系，争取形成针对另一方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15]（P.48）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联苏抗美；接着，到60年代，由于与苏联闹翻，毛泽东想依托中间地带的国家和力量，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这使得中国外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一度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外交造成严重的损害。毛泽东也认识到了，中国这种既反帝又反修的状况，是不能长久持续下去的，他提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16]（P.77）最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面对苏联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毛泽东决心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联美反苏，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这种与大国结盟搞统一战线的做法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两极格局下，是中国保证自己独立与安全的不二法门。
1956年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8]（P.156-157）可是，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勃勃雄心不能不受制于中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他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8]（P.350）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讲到中国在政治上、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8]（P.325）“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11]（P.761）当他从赫鲁晓夫那里得知，苏联准备用十五年时间赶上美国的消息后，立即表示中国要在同样的时间内赶上英国。这样，“经过十五年的努力，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战争就更打不起来了，中国就争得了更长的和平时期，以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11]（P.761）
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不管苏联的大国主义多么严重，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我们斗争的目的还是团结，还是作为共产主义队伍内部问题来处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批评，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18]（P.241）虽然这个方针由于苏联大党大国主义的顽固不化，没有达到中苏团结的目的，但它切实维护了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显示了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哲学思辩的光辉。
经分析论证，当前重点需要分析和研究的节约用水立法问题主要是节水“三同时”制度和计划用水管理。对节水立法的重点问题应分析存在的原因，给出改进的对策，在节水法不能很快出台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分批分层次对节水立法中面对的这些重点问题制定节水管理单项制度，一步步完善节水立法。
结合学生考研后计划从事的研究方向 部分学生会选择考研。毕业论文的时间一般安排在大四第二学期进行，参加硕士招生考试的学生已然知晓成绩和确定录取情况，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充满期待。因此，专业教师应根据学科研究方向，综合考虑学生的研究兴趣，设计一些与当前水文科学研究热点问题相关的题目，供那些即将读研的学生选择。此举将有助于提前培养科研精神和锻炼科研能力，从而在研究生入学后，能够顺利进入导师科研团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苏外交中的独立自主思想内涵丰富、意境高远、气度恢弘、特色独具，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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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475（2019）01-0007-03
【收稿日期】 2018-09-06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毛泽东对苏外交中的独立自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C0236）。
【作者简介】 刘启明（1972-），男，湖南祁东人，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与中苏关系史。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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