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府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勤工俭学论文,法国论文,政府论文,留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5-0122-09
民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既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一次壮举，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和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论著对这场运动的缘起、经过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已有比较详尽的研究，但受资料条件的限制，史学界对法国政府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有关法文档案，同时结合相关中文资料，就法国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态度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并对其得失做一检讨，为今日更好开展国际文化教育合作事业提供一些有益的历史启示。
（一）
始于1912年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经历了酝酿、高潮和退潮三个阶段。大致说来，在1918年之前，由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尚处在兴起阶段，同时也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法国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没有专门予以关注，但自1912年俭学会成立之始，即有法方人士参与其中，外交部顾问法人铎尔孟(D'Hormon)为俭学会创办的北京留法预备学校义务讲授法文，“教法至善，进步甚速”。[1]1916年初在巴黎成立的中法文化交流总机关华法教育会，实际上也因法方人士的倡议而设立。根据《旅欧教育运动》一书所载，华法教育会最初的名字为“华法联合会”，系当时流亡法国的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吴玉章等长期从事反清、反袁的同盟会会员有感于袁世凯在国内推行洪宪帝制，“国体颠危，更有联接同志国之需要，遂拟组织‘华法联合会’”。华法联合会有两个功能：一是“当革命之时，可利于当时之进行”，二是“传达教育等事业，为永久之进行”。[2]很显然，华法联合会既是一个文化团体，也是一个政治团体。后来法方人士穆岱(Marius Moutet)等建议将政治活动与文化教育活动分开，成立教育会，专门从事教育文化事业，并介绍与巴黎自由教育会会长欧乐、书记辈纳联络，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1916年3月29日在华法教育会发起会上到会和报名的法方人士多达32人，他们中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教员、前政府教育文化官员、议员、音乐家和医学博士，多为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学教授欧乐被大会推举为华法教育会法方会长，议员穆岱为副会长，中学教师辈纳和农科实业学校教务长法露为书记，共和工商会代表宜士为会计。[3]在后来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巴黎华法教育会的法方人士具体负责与法国有关学校和工厂的联系工作。不但如此，在中国国内成立的华法教育会分会也多有一些法国人士参与，如法国领事官魏武达出任上海华法教育会副会长，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担任评议员，中法实业银行行长李雍担任会计，法国特派驻华管理华工委员荣苏理任干事；[4]列名赞助四川华法教育会的法国人士有法国领事白先生，医官杜先生、蒲先生和司铎石先生。[5]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伴随中法两国邦交的升温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走向高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引起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开始专门加以关注和引导。1918年11月，法国政府特使格里耶(Grillet)在一份有关扩大法国和法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的行动计划中，即将吸引中国留学生作为法国扩大其在华影响力的一个战略性措施：法国参与中国经济变革的最佳途径就是，一方面帮助中国训练技术工人，使其三四年后回国，能掌握一门手艺或技术，习惯于使用法国机器，能讲法语；另一方面吸引中国的优秀青年和企业家前往法国培训，接受法国文化，回国后成为社会精英。为此，他建议法国政府资助华法教育会在华创办法语学校，对那些希望来法留学的中国青年进行法语培训；在北京设立一所中法中学和中法大学，并成立一个管理中心，促使中国政府在一些省级教育机构开设法语课；在北京创办一份法文周刊（主要文章有中文摘要），以便使接受法国教育、文化和思想的中国人能及时了解法国的思潮；中法两国共同负责录用中国工人，由各省当局在那些希望去欧洲学习一种职业，然后回到省里实践的工人中慎重选择，法国应为这些工人组织法语教育。[6]1918年11月20日，法国工商邮电部就此致函法国外长，提请对格里耶的报告加以考虑，指出： “格里耶少校由法国政府派遣到中国执行使命，在此期间，他与中国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使他得以研究中国的需要与发展趋势。在他完成使命回国后，格里耶少校向本部提交了一份有关扩大法国和法国文化在华影响应该采取的行动计划的报告。在您研究了这份报告后请告诉我您的看法，我们将在何种程度上实行格里耶少校所建议的行动计划。”[7]
在1919年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到来之后，作为法国政府代表的法国驻华公使和领事官继续对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表示欢迎，并予鼓励。1919年4月15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开学，法国驻华公使包朴(Boppe)亲临该校，发表演说，对开办法文专修馆多加鼓励。[8]法国驻成都领事为鼓励中国学生赴法留学，亲至法文学校，“抽问学生，审查教法，期合一般学生父兄之心理”，并与吴玉章、唐宗尧等发起成立华法留学会。[9]法国驻福州领事也对福建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附设留法预备班表示支持，邀约校长至领事馆，对该校所做的这一工作表示钦佩，赠送法国政府提供的1500法郎，以表赞助，并表示他本人极愿为留法预备班学生赴法出示学习成绩优异的证书。[10]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副领事，法国商会会长，中法实业银行总理等法方人士还多次出席在上海举行的赴法学生欢送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勉励中国学生赴法留学，并且所有这些欢送会均借法国公董局议事厅为会场。[11]法国政府则为赴法学生提供优惠船票。[12]
法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雷奥(Reau)将大批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看作法国与英、美争夺中国留学生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他在致法国总理兼外长米勒郎(Millerand)的信中这样描绘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而导致的西方国家在争取中国留学生问题上所出现的竞争：“一年来，华法教育会连续向我派遣中国学生的行动，已经引起了我们在中国的竞争对手的注意。美国在中国出版的报纸《大陆报》和《上海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把中国学生引向法国的实质是要改变中国的技术教育的特点，从而使中国今后的工业优先采用法国的方法和机器，致使美国工业蒙受损失。为了挫败这一运动，这些报纸对美国工程师福斯特博士的计划寄予希望。……这位福斯特博士受华法教育会的计划的启发，打算掀起一股向美国的学校和工厂派遣中国勤工俭学生的潮流。……我们的英国朋友也注意到这种做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他们也有一个和我们类似的计划。……甚至意大利人也抄袭了我们的计划。上海的意大利商务处已出版了介绍意大利及其工业的中文小册子。看来我们的竞争对手试图强加给我们的这场斗争，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新的努力，来巩固由于华法教育会的帮助而已经取得的成果。”[13]
为巩固在争夺中国留学生中所取得的成果，并使之为法国的长远利益服务，法国驻华公使包朴还建议法国政府模仿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做法，在留法中国学生中设立监督，加强与勤工俭学生的联系和管理。他在1919年9月8日写给外长毕盛(Pichon)的信中提出，“最近中国政府派遣一位重要的官员到欧洲担任中国留欧学生总监督。他将驻扎英国、法国或其他国家。此外，中国政府在日本和美国也设立了留学生监督。而美国政府则在中国监督旁设立了留美中国学生的美国监督，维持与中国学生的关系，使美国驻华使领馆在这些学生回国后仍能维持对他们的影响。无论从政治、工业还是从金融和商业的角度讲，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他还强调指出，我们“很有必要与留法归来的中国学生继续保持联系。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的同事们与我一样，在北京会遇到能讲法语的中国人，他们身居要职，但使馆或者领事馆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从法国归来的中国人必须在我们的安排下聚会，并为扩大我们的影响服务。我之所以提醒外交部注意设立该联络处的必要性，还有另一实用的考虑。自停战后，有许多中国要人前往法国，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组织计划，和金融、工业、商业的打算，他们穿梭于法国政府各部门，并将他们的会谈情况致电北京，我根据北京所收到的相互矛盾的信息分析，他们的活动有必要得到引导。”[14]此后，包朴又在1919年12月14日、1920年6月11日、1920年8月9日的报告中多次催促法国政府尽快设立中国留学生监督一职。其中，在8月9日的信中包朴不但将他所掌握的即将启程前往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名单事先告知法国政府，“以确保他们到达法国后被分配到法国的各工厂企业”，还建议外交部授权他命令各地领事也仿照他的做法，定期汇报每次赴法学生的名单，指出：“为了使我们更及时掌握在法中国学生的学习及其进步，并在他们回国后仍能引导他们为法国商业扩展服务，我要求我们所有的驻华领事馆定期向我汇报，将赴法勤工俭学生的名单寄给我”，强调这将便于法国的中国学生监督掌握情况，履行职能。[15]
在法国公使提出建议后，法国政府做出积极反应。1919年11月，外交部政治商务司就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考虑将该职位隶属法国海外事业和宣传处(le Service de la Propagande et des oeuvres fran
aises)。鉴于当时该处正在重组之中，大约需要数月，而根据驻华公使包朴的意见，留学生监督一职最好尽早设立。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商务司一面责成其官员勒莫尼埃(Lemonnier)在最短时间内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一面通过人事司与当时负责外交部工作的百德罗(Berthelot)就此问题进行协商，提议给予留学生监督的津贴从海外事业和宣传处的预算中开支，或从特殊基金中支出，并向百德罗推荐外交部亚洲司编辑巴拉迪埃(Eugene Bradier)担任拟议中的中国留学生监督一职，“因为他几乎天天与中国人保持接触，而且他已经有在中国居住的经历，并已在亚洲司工作，这似能确保该工作做得更好。”[16]
1920年10月21日，亚洲司草拟了一份备忘录，递交百德罗，阐述了设立留法中国学生监督的必要性、该职位对法国的益处、各国对中国学生的竞争、留学生监督的职责等问题，指出：“由我们自己来照顾中国学生，使他们在法国的旅居给他们带来切实好处，回国后他们将成为法国势力的真正代表，这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利益。中国学生抱怨他们在法国的同胞不能给予他们所期望的帮助，假如他们知道有位他们可以向之诉说自己痛苦和要求的法国人，那么他们会很高兴。因此，留学生监督职位的设立也是中国学生所希望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明白设立中国学生监督，他们会得到回报。基督教青年会将它的分会派到法国来关心我们的学生，但该组织的工作常常是反对我们，反对法语宣传。某些中国学生和华工已经从法国被吸引到瑞士、美国，不久可能会前往德国。”稍后，亚洲司在该备忘录中建议留学生监督将履行以下职能：“1.在马赛接待中国青年；2.将他们安置在各中学、大学和工厂；3.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业和工作，向他们推荐老师和老板；4.监督他们的居住情况；5.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6.帮助他们建立与有用人物的联系；7.在假期里，法国有关部门接待他们，教他们一些现代方法；8.将学生们所取得的进步随时告知我们的驻华公使。一旦他们回国，就要通知公使，以便保持联系，继续接受我们的影响，并从法国文化和商业扩张的角度来引导他们；9.担任这一职位的代表必须与中方学生代表、中国驻法使馆、总领事馆、各有关部门、公私机关或者管理部门如教育部、劳动部、国防部、各大学、华法教育会、工厂等保持持久的联系。”[17]根据这一备忘录的提议，1920年10月，法国政府正式在外交部内增设“中国留法学生监督”这一新的职位。同年12月21日，法国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致函常驻亚洲的具有副领事头衔的巴拉迪埃，正式通知他担任在法中国学生的监督一职，暂时兼任该职位与政治商务司编辑。除目前的薪水外，将再给予他一份额外的津贴，每月1000法郎。[18]
正是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1920年达到高潮，短短的两年里共有1800余名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几乎遍布法国全境。这些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后，受到法国社会的广泛欢迎和支持。在写回国内的通讯中，有关人士多传达了当时法国社会对勤工俭学生的欢迎和友好态度，指出：“近来法国各处报纸，对于勤工俭学生常有登载，颇表同情。其在各厂各校与法人相处者，亦从无龃龉之事。”[19]沈宜甲在《第一次报告书》中谈到其初抵法国的情形时也写道：“当生等第一次来法时，今法总理克理满梭所办之《人道报》，且大登其欢迎词，谓此班学生，为交换中法文明者云。而当同学之入学校及工厂者，其待遇皆优于其本国人；且有蒙达耳一校，更将中国国旗，大悬而特悬，以为荣耀；且各校皆为中国人特开班次，特设住所，法国学规本极严，而对中国人又极宽；且在校一方补习法文，一方又可学习工艺，如生所居之木兰学校是也。”[20]可以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倘若没有法方的配合和支持，是难以想像的。
（二）
1920年底，就在法国政府在外交部正式设立“中国留法学生监督”，以加强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管理之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却因法国出现经济危机而发生重大逆转。受法国战后经济衰退和600余万退役军人需要就业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在工厂做工的中国留法学生被解雇，出校待工的学生难以找到工作，加之法国战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生计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
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遇到的困难，法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在接到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请求帮助解决勤工俭学生的困难的函件后，法国外交部即“派人往公使馆，询问此次歇工风潮中中国工学学生之状况，并谓该部愿派人代觅工作，以安插无工学生，又向公使馆索取学生名册一份”[21]。1921年初时任法国外交部秘书、专门负责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事务的巴拉迪埃倡议成立“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unes Chinois en France)”，接替华法教育会，对陷入困境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提供帮助。该委员会除得到法国外交部、教育部、商务部和劳动部以及中国驻法公使馆、巴黎领事馆的支持之外，还获得法国一些民间组织和企业的资助，如法国铁工联合会、施奈德工厂、东方汇理银行等。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成立后，一方面利用筹措的资金，不但负责归还自1921年3月以后中国勤工俭学生在法国中学和男子公学无力偿付的全部债务，并向数百名毫无生活来源的中国学生发放每天6法郎（后减少至每天5法郎）的救济金，仅此一项，协济会每月须花费15万法郎。①另一方面，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代为勤工俭学生寻找学校和工厂，为此在半年时间里协济会寄发了千余封联系信函，拨打无数个电话，分期分批安排勤工俭学生入学或进工厂做工，获得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感谢。据巴拉迪埃在1922年2月16日起草的一份有关中国留学生的备忘录中所说，截止到1921年2月，在2000名中国留法学生中，约有1000人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陷入困境，而在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的帮助下，终于战胜经费困难和失业危机，取得可喜的成果，除了约20人以外，所有人都被安排到各公私中学，或者在工厂工作。他自豪地表示这一可喜的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必须与困难作斗争，“没有危险的胜利，是没有荣耀的胜利。”[22]
同时，法国政府努力争取中国政府提供助学金，帮助留法勤工俭学生渡过难关。在1921年2月28日勤工俭学生进军中国驻法使馆、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助学金的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还是希望能留住公费留学生，反对北京政府将那些“自愿归国”的勤工俭学生遣返中国。为此，法国政府训令法国公使和领事们分别向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采取行动，让他们继续发放助学金，以使助学金学生不被遣返回国。1921年3月4日，法国外长致电法国驻华公使，指示他：“为了避免遣返，请您坚持要求中央政府给予助学金，同时请领事们也向各地督军采取同样的行动。此外，还要对法国商行进行活动，以便它们捐献部分款项，在4月1日以前交由中国使馆支配。”[23]为回报北京政府许诺法国驻华公使立即拨款20万元以解决当时在法学生的危机，法国驻华公使也取消对将以前分配给西南军政府的关余份额分给北京政府一事的反对。对于中国政府迟迟不履行诺言，汇款接济勤工俭学生，法国政府一再出面催促。1921年7月7日，法国外长致电法国驻华公使，指示他敦促中国政府履行所许下的诺言，将另外的15万元通过东方汇理银行紧急汇寄中国驻法使馆。[24]半个月后随着局势的恶化，法国政府于7月20日再次电促法国驻华公使，指出：“学生危机非常严重。请您向中国政府采取有力行动，让其马上把15万元转寄过来。我们在法国也将尽一切可能令社会各界救助中国学生。中国中央政府必须马上兑现它向包朴公使所做的承诺。请速回复。”[25]
对于法国政府希望中国学生继续留在法国学习的立场，周恩来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就有正确的判断，并认为法国政府在设立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中起了主导作用。他说：“法国政府眼看着四五年内一批一批的勤工俭学生由马赛登岸，中法文化提携的呼声，因着他们提高起来，亲善的内幕，也得以相机而行，现在忽然因为经济的恐慌，学尚未成，便冒冒失失的要召回去，这明明是与法政府的期望相反。因此他当时极力阻止公使馆遣送回国的办法，并由法外交部教育部及法国政界要人会同中国在法重要各机关组织一少年监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为的要设法维持得不着工作的勤工俭学生，中国公使馆也都派员加入，而陈箓又很自负的说，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他曾出过很大力量。实在说来，拿钱出来维持勤工俭学生的生活，是法政府另有一番意思在内，与陈箓何尝有什么关系？”[26]
但在是年夏天留法学生参加反对北洋政府举借中法实业借款运动之后，法国政府和法国的资本家们十分失望，对勤工俭学生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称“他们的银行白送了勤工俭学生一些钱，今日还要反对他们借款”。专门负责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事务的巴拉迪埃则对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借款事件“非常忿怒”[27]，指责留法学生“不应干预政治”[28]。作为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报复，8月20日，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突然发布通告，宣布自9月15日起将停止向候工学生发放维持费，其后中国留法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概由自负，且酝酿将留法勤工俭学生遣送回国。[29]同时，法国政府又将决定遣返中国学生的责任推给中国政府没有汇款接济。8月27日，法国政府在致法国驻华使馆的电报中这样说道：“法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解决学生危机缺少热情感到遗憾。5个月来，法国政府在财政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以资助没有经济来源的青年们，它不能继续独自承担他们的费用。确保这些青年立即回国是中国政府的事情，它不能让他们处在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境地。为此，请您再次进行干预，并尽可能强硬有力，促使中国马上将15万元通过东方汇理银行寄到法国，该款项将完全用于遣返。”[30]在此，法国政府完全改变了此前继续将勤工俭学生留在法国的态度。当9月20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军里昂中法大学的事情发生后，法国政府便于10月13日强行将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104名勤工俭学生遣返中国。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法国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生态度的这一转变有违法国政府的初衷，并不符合法国的利益。因此，法国政府不久便加以纠正，继续鼓励中国学生留学法国。在法国政府强行将100余名勤工俭学生遣返中国后不久，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Fleuriau)便于1921年12月19日致函外交部长白里安(Briand)，建议法国政府重新审视中国学生问题，强调学生问题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留学生应该予以特别关注。他指出：“在中国有关学生的各种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一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于学生有一种特别的好感，二是因为1911年革命以来学生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在上星期我与中国代表谈判如何在恢复中法实业银行和中法公立教育事业之间分配庚款年款的问题期间，我就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存在，所有的中国部长在此期间都与我谈到留法学生问题以及扩大学生预算的必要性。”傅乐猷认为法国政府将进军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生遣返中国，是中了英美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驻法公使的诡计，提请法国政府须严加防备。他在信中这样写道：“留法中国学生问题值得密切关注，我们应该对此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另外，我们应在巴拉迪埃担任秘书的协济会的基础上再设立一个机构。但是，我必须提请阁下注意我们的中国学生事业由于基督教青年会〔L'Association des jeunes gens Chrétiens(Y.M.C.A.)〕和中国驻法公使陈箓的阴谋诡计而遇到困难。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其成员基本上为盎格鲁－萨克逊人，其中，美国人多于英国人。该组织除了攻击天主教和佛教外实际上很少从事宗教活动，更多的是进行狂热的政治宣传，主要宣传美国式的民主。由于美国式的民主与法国式的民主有很大差异，因此，基督教青年会就从事反法宣传，以致它的门徒更喜欢布尔什维主义而不喜欢我们的学说。我已经注意到战后伦敦基督教青年会内部存在类似的倾向。他们在中国活动的一个主要手段是运用庚款补助推动中国学生的留美运动。班乐卫先生访华后出现的中国学生留法运动的组织被基督教青年会视为危险的竞争，因为它不能反对这场运动，所以它就企图阻止或者破坏这场运动。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有些人就是青年会成员，他们参加了夏天在巴黎的示威游行（指反对中法实业借款——引者注）。我们知道现在该会强烈谴责法国政府将中国学生驱逐出里昂的事情。尽管外交部对巴黎的中国学生一直怀有同情，但对学生们的驱逐还是被宣布了。此间大家说，并且我亦这样认为，9月里昂事件是由中国驻法公使首先挑起，至少是由于他的不谨慎造成的。我很惊讶地获悉，由我们的协济会每人每日发放5法郎艰难维持生存的150名中国学生，居然能找到办法支付去里昂的昂贵旅费，以便在那里进行我无法解释的游行。去里昂的费用大约是8000法郎，这是由中国驻巴黎公使提供给学生的，他引导他们前往里昂。这对于了解学生们在陈箓那里受到了怎样的恐吓的那些人来说，是不容怀疑和惊讶的。有人还说（对此我不是很肯定），中国公使将他的一个下属派到里昂，在他将学生们引向后来被他们占领的地方后，他又向法国当局夸大这一事件，以便实现他的首领所希望的将学生驱逐出境的目的。……我认为负责巴黎中国学生的协济会应该严密监视基督教青年会的煽动并密切关注中国使馆的鼓动。”[31]
出于与英、美等国争夺中国留学生的考虑，法国政府在将104名勤工俭学生遣返之后即调整政策，继续支持留在法国的中国学生，并将帮助的对象集中转向一部分较有发展前途的勤工俭学生。自1922年秋季起，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设立3个奖学金名额，第二年增至10个，用以资助已进入高等学校的勤工俭学生。1923年5月，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在与1906年12月成立的中法亲善会合并组成中法亲善协济会(Association Amicale et Patronage Franco-Chinoise)后，也仍然将帮助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其主要任务，规定该会的宗旨为：1.维持增进中法两国间之敦笃邦交，加长两国之知识能力；2.便利一切欲入法国学校或工厂之学生等，并可为之指示求学门径，且遇事可与以相当之援助；3.维持保护一切留法青年工读学生，均按其所学所能，设法将其送入法国各大实业、商业、农业、矿务或教育工厂；4.招待一切中国派往法国之委员团，辅助一切。[32]中法亲善协济会的成立得到中法双方官方的支持，法国方面外交、教育、商务、劳动各部部长以及特殊教育局局长、巴黎及里昂博士院院长均承诺予以配合；中国驻巴黎公使馆及总领事署也参与其事，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任协济会名誉会长，驻法使馆秘书李俊任副会长。此外，法国外交部也从1923年秋季开始向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并委托中法亲善协济会管理。由法国外交部和协济会设立的奖学金名额最多时一年达26个，金额则依学生所学专业和所在地区的不同有很大区别，最高者每年可获得6000-7100法郎，最低者一年仅为500-750法郎。据统计，在1922-1928年的7年里，获得协济会和法国外交部奖学金资助的中国学生共有100人，金额总计为375528法郎。②在法国政府和中国各级政府的共同协助和支持下，除总计约200名勤工俭学生回国（包括被法国政府强行遣返的104名学生）或前往欧洲其他国家留学外，大部分勤工俭学生继续留在法国深造，并且大多学有所成。③
（三）
综上所述，民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与法国政府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大致说来，在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高潮到来之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主要得到法国一些民间友好人士及法国驻华外交官的支持；自1919年开始，法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加以引导和管理，并成立专门机构予以推动；在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遭受挫折之后，法国政府不再无限制地鼓励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转向资助部分优秀的留法学生，开辟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模式有别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
尽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曾不同程度地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但法国政府在对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存在的失误也给该运动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法国政府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最严重的一个失误是，为扩大法国影响，不顾自身的接收能力和学生的主客观条件及能力，盲目鼓励和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违背一般的留学教育规律。勤工俭学作为一种思想和主张，其实践对于教育观念的转变固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然而在教育科学领域，勤工俭学的实践是有其限度的，主要适用于一些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学业要求但须通过一定的做工帮助完成学业的学子，就此来说，勤工俭学只适用于特殊的个体，不适宜于作为一种普遍的求学方式加以推广。法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个教育常识本应十分清楚，但法国政府当时为与美、英等国竞争中国留学生，以扩大本国的影响，几乎不加限制地鼓励数以千计的勤工俭学生在同一时期来法留学，通过做工所得完成学业，这就违背了基本的教育科学规律。诚如当时张东荪所说：“试思世界上苟有一国以工资所入而能读书者，则其国将无工人而皆为学生矣。法国亦资本主义国家也，何独于法国能以工资所入而维持学生生活？可见只可以读书余暇作工，以作工所入补学费之不足。若只携川费，而不计在法之经常费用，则未有不窘者也。”[33]结果，导致许多留法勤工俭学生在1920年底陷入失工失学的困境之中。
其次，法国政府在对待和处理已旅法的勤工俭学生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失误。在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生遭遇困难之后，法国政府调整政策，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的勤工俭学生留学法国，并与中方一道开辟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模式有别的中法教育合作事业，这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前期盲目鼓励留法勤工俭学政策的一种纠错，但法国政府为报复留法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实业借款，以中国政府没有汇款接济为借口，于1920年9月15日之后停止对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资助，并将104名要求开放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生强行遣返中国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家形象，也有背法国政府当初通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增进中法两国关系的初衷。在法国军警将104名勤工俭学生强行押送回国的事情发生后，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驻巴黎代表便发表通告，对法国政府的这一行动深表失望，痛心地写道：“不料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政府，竟使出这种压迫手段。”[34]周恩来则在天津《益世报》发表文章，揭露法国政府停止向勤工俭学生发放维持费和强行将勤工俭学生遣返中国，完全是因为留法勤工俭学生反对中法实业借款，“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系人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自然是罪无可恕”，指出法国政府这一做法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中法文化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识破了；社会现象的不平，东亚西欧如同一辙，又被他们发现了。”[35]
法国政府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政策上的失误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相关国家在从事国际文化教育合作事业中应正确看待它在增进国家关系中的作用。一般来说，国际文化教育交流有助于扩大当事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从而增进友谊，但倘若处理不当，也会走向其反面。以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来说，中方不加甄别地将一些不具备条件或素质较差者送往法国留学，就有可能损害中国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对此，许德珩在1920初发表的《欧行见闻录》中即提出忠告，指出：“青年学生是一国最有希望的人物，他到国外去，一举一动都于民族的精神上、体面上有关。我一方面希望以后来的同学们自己检点些，我一方面希望国内华法教育会的诸位先生不要胡乱的送人，免得叫人家瞧中国的青年学生不起。”[36]而对接待国的法国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不顾自身的能力，盲目接收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同时又不能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提供很好的条件，甚至发生强行将勤工俭学生遣返回国的事情，这不但没有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反而损害法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不利于增进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甚至促使一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因对法国资本主义文明失望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这对中国革命来说自然是一个重大收获，但对法国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失败。总之，国际文化教育合作事业在促进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是一个有机统一的关系：一桩成功的国际文化教育合作事业，必定有助于增进相关国家的邦交关系；一桩失败的国际文化教育合作事业，不但无助于达到增进国家间关系的目的，甚至可能留下负面的影响。在开展国际文化教育合作事业中，尽可能避免国与国之间因文化教育的交流与接触而生疏远和恶感的悲剧发生，这便是我们今天探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所要记取的一个历史教训。
注释：
①按：“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的经费，一部分固然如有些学者所说，系由中国政府提供，但有些学者根据“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5月14日会议所提供的财务收支报告，认为协济会的收入约62%由中国方面提供（见〔日〕森时彦著、史会来等译《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6-117页；鲜于浩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年，154页）。这一说法不正确。根据法国外交部所藏中国留法青年协济会的财务报告，截止至1922年10月31日，该会共收到款项657279法郎，其中法国外交部补助45万法郎，东方汇理银行资助5万法郎，利息2940法郎，中国驻法使馆以中国政府名义仅补助15.4万法郎，中国政府原应允的经费并没有兑现，参见Comité Franco-Chinois de Patronage des Jeunes Chinois en France,Situation au 31 Oetobre 1922,Archives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Série E-Asie 1918-1940,Chine,V.483,pp.87-88。
②《中法监护和友好协会1923年10月27日会议记要》、《法国外交部奖学金一览》，转引自霍益萍《法国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立场和态度》，《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157页。
③有关勤工俭学生在该运动退潮之后的留法情况详见鲜于浩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197-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