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管理到协调治理 ：新时代青年亚文化引领的思维转换
闫翠娟
(天津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 ：冲突管理思维对社会秩序的偏执性追求、对青年亚文化的过度管控，损害了青年亚文化的自运行机能，在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社会的整体文化生态。协调治理思维主张对青年亚文化采取分类治理与分级治理相结合、宏观引导与微观规范相结合、平等互动与协商合作相结合、动态均衡与整体最优相结合的治理原则与治理方法，有助于实现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和社会整体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青年亚文化；冲突管理；思维转换；协调治理
青年亚文化是历史变迁的产物和时代发展的症候，是青年自身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反映。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关注和传达出阶级/阶层、民族、种族、性别等关系。当前，在互联网的助力下，青年亚文化的线性发展模式被蔓状发展模式所取代，诸如粉丝文化、网游文化、弹幕文化、恶搞文化、自拍文化、Cosplay文化、快闪文化、嘻哈文化等各种风格各异、内容各异、旨趣各异的青年文化亚形态交叉并存，争奇斗艳，我国青年亚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混杂性和流变性，展现出一派众声喧哗、生机勃发的景象。
一 、新时代青年集体心态的亚文化呈现
青年亚文化从成年主导文化中衍生而来，是由众多风格各异、旨趣各异的亚文化形态构成的复杂体系。青年亚文化既包含着青年对自由、娱乐、身份认同的追求，也包含着青年对社会结构矛盾的回应。
本次62例研究对象均为我院2016年12月-2017年11月接收的食管异物患者,根据不同诊治方法将其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31例患者中,男患与女患的比例是15:16,最大年龄值时79岁,最小年龄值是2岁,均龄值数是(45.26±1.52)岁;研究组31例患者中,男患与女患的比值是14:17,最大年龄值是78岁,最小年龄值是3岁,均龄值数是(44.89±2.03)岁,对比两组患者基础资料可知,未见显著差异,统计学无意义(P<0.05)。
在地质遗迹调查中发现的冰臼大多属于侧洞冰臼，就是冰臼的开口朝向旁侧，与山顶部位开口向上的冰臼相区别。朗乡花岗岩石林地质公园是侧洞冰臼分布最多的地区。
总体而言，新时代青年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旨趣是积极向上的，青年文化始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活动，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方向上的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青年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当代青年，有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更广阔的眼界，更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内生性的奋斗意识，这种积极乐观的社会心态得益于改革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富足以及当今社会开放的环境和氛围[1]。
但与此同时，由于当代青年在承担中国社会转型阶段的“过渡人”角色的同时，又承担着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边缘人”这一特殊角色[2]，青年文化每时每刻都在积极与消极、感性与理性、宣泄与节制、狂热与温和、极端与适度之间左冲右突，负面、消极的因素在青年文化中客观存在。归纳起来，青年集体心态中的“负能量”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青年集体心态中的“稚”气
青年集体心态中的“稚气”主要体现在其“泛娱乐化”的文化追求上。当前，不少青年将“快乐至上主义”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表现出爱玩、贪玩等突出的“后儿童”心理特质，对责任、担当的感知比较迟钝，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不论是粉丝文化、Cosplay文化，还是网游文化、弹幕文化，抑或是恶搞文化、自拍文化，自娱娱人、集体狂欢越来越成为他们的重要文化诉求甚至首要文化诉求，青年亚文化的格局和视野囿于“玩闹”场域，不思进取，降低了其应有的反思品格和先锋特质，以至于有学者指出：青年亚文化在当代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抗争意识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狂欢化的文化消费来抵制成年人文化[3]。
(二)青年集体心态中的“浊”气
庸俗、恶俗的文化形式大行其道，粗鄙、丑陋的文化内容颇受欢迎，文化趣味中的“审美性”被“审丑性”所取代，部分青年不知丑之为丑，不知俗之谓俗，以丑为美，以俗充雅，稀释了青年文化应有的健康趣味。这些青年通过对“丑”的审视与评断，得到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的优越感，从而对高压社会中所得到的压力进行发泄，表达了一种非正常的社会心态[4]。各种形式的恶搞文化是这种审丑文化的最典型的诠释载体。从“恶搞小胖”到“后舍男孩”，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到《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从《春运帝国》到《多收了三五斗》，从“杜甫很忙”到《万万没想到》……一股股浩大的恶搞洪流裹挟着青年戏谑的笑声奔涌而来，青年在恶搞的语境中恣意狂欢、反讽现实，冲垮了诸多被人们奉为经典的文本和崇高的人物形象。
(三)青年集体心态中的“丧”气
丧文化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形态，正在当代青年群体中蔓延、流行，不断吞噬着青年文化应有的蓬勃之气，其主要表现为一些90后、00后青年，生活漫无目的，了无追求，颓废的、麻木的、茫然的生命姿态。丧文化以颓废、消极等负能量为核心特征的“丧”也明显有悖于主流文化，直接颠覆了主流文化倡导的价值理念，甚至正面挑战主流文化对青年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等形象预设和发展期待的权威性，是与主流文化相悖的典型“他者”[5]。与此同时，“佛系文化”作为“丧文化”的“近亲”，近一两年也是甚嚣尘上，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通过数字化工艺控制技术，对叉车门架型钢的开发进行研究。选用160Ja型钢进行3 T以内的叉车门架制作，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不对称的复杂断面。高精度型钢设计人员在加工中，需要对孔型填充过满、轧制翘头等现象进行控制。同时轧件在多次轧制过程中，还会出现轧制不均匀的变形情况，这需要技术人员对轧件成品的规格尺寸进行控制。通过数字化数值模拟系统，能够完成160Ja型钢的孔型设计和轧制流程模拟，并能够对多次轧制出现的缺陷进行控制。同时利用虚拟网络环境进行数值模拟，能够在节约开发的前提下，完成不同轧制流程的试错，从而生产出符合国家标准的高精度型钢产品。
因为结亲工作的调整，朱学江的结亲户有所变动，从原来的结亲户阿班调整为现在的赛力克，结亲周活动中朱学江与“亲戚”赛力克一同下地，帮助赛力克搬管子。不管跟谁结亲，朱学江都尽心、尽力地帮助结亲户解决实际困难。入住结束时，朱学江接到了阿班的电话，阿班热情地邀请朱学江到家里坐坐。
(四)青年集体心态中的“怨”气
不知从何时起，青年群体中怨声载道、怨天冲天的气氛变得愈发浓厚。无论在现实空间还是网络虚拟空间，“吐槽”开始成为青年互动的一种新形式，“吐槽文化”也逐渐成为青年亚文化谱系中的重要分支。一项针对青年大学生群体的调查表明：有吐槽习惯的大学生超过了调查对象的半数之多①。青年的吐槽有时是针对身边的人和事，有时则是针对宏观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他们习惯性地自动屏蔽正面信息，将目光聚焦于各种负面因素，他们把自己包裹成一个自怨自艾的“受害者”，将精力都消耗在怨气的发泄上，而不舍得将精力投入到改变所怨之事的实际行动中。青年吐槽行为传递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其中既有理性的批判，也有感性的自嘲与戏谑；既折射出在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青年内心的焦虑与浮躁，也折射出青年想参与社会变革的渴望与热情。
每个省份调查至少覆盖40%地级市，每个地级市至少覆盖1个城区和1个县，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近日，三部委组织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工作，摸底掌握各地近视率基数。此前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在核实2018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基础上，从2019年起将近视防控纳入政府考核。这正是：
(五)青年集体心态中的“戾”气
青年集体心态中的“戾”气，既与迷失在低端娱乐领域不能自拔的青年文化的“稚”气、“浊”气不同，也与陷入无能量、负能量困境的青年文化的“丧”气、“怨”气不同，这种“戾”气表现为亢奋的情绪、潜在的攻击性和实际的破坏力。青年中有一小撮 “唯恐天下不乱”“爱搞事情”的人，他们平时隐蔽在不易察觉的角落，一有风吹草动就冒出来，如同隐形的“键盘侠”穿梭于各类网络空间中，利用网络这个强大的工具，对处于事件中心的人进行人肉搜索、人身攻击，对事件进行情绪化的评判，将网络当成一个“泄愤场”，让歪曲、谣言、谩骂、霸凌满天飞，把批判“异化”为丢失了反思品格的不负责任的暴力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正当权利。
二 、冲突管理思维的传统实践与当代困境
再次，当前的文化领域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共生、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共融、虚拟文化与现实文化共兴的复杂态势。文化格局由众星捧月式的结构体转变为由一个主中心、多个次中心组成的复杂结构体。文化发展这种现实境况与冲突管理思维遵循的“中心主义”价值取向明显不符。
从青年亚文化的内容和功能两个维度出发，可以将青年亚文化划分为纯娱乐性的健康文化、纯娱乐性的低俗文化、批判性的健康文化、批判性的低俗文化四种类型，按照由宽松到严厉的递进顺序，建立包含四个等级的分级治理体系[12]。对青年亚文化中以“稚气”为代表的纯娱乐性的健康文化进行一级治理，不鼓励不打击，为其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对青年亚文化中以“浊气”“丧气”为代表的纯娱乐性的低俗文化进行二级治理，以引导为主，辅以规范，引导青年提高审美情趣，将精力投放到更有意义的领域；对青年亚文化中以“怨气”为代表的批判性的健康文化进行三级治理，通过建立畅通的信息交换机制，充分了解其蕴含的青年群体的价值诉求，认真反思其折射出的深刻社会问题，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深入挖掘这类青年亚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有效整合进主流文化当中；对青年亚文化中以“戾气”为代表的批判性的低俗文化，要严厉治理、严格规范，一方面，必要情形下，采用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对其进行一定的压制和约束，另一方面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使其价值取向和文化表达回归到健康向上的轨道上来。
(一)冲突管理思维传统实践的历史回眸
1.芝加哥学派：亚文化是一种越轨行为。最早对青年亚文化进行学科化研究的芝加哥学派，将青年亚文化视为理解社会越轨行为的一种手段，其研究场域集中于犯罪学领域，关注的对象为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吸毒者、城市移民等城市“边缘群体”和“异常群体”。罗伯特·帕克、阿尔伯特·K.科恩、霍华德·贝克尔等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者遵循“问题解决”的研究思路，采取民族志和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对城市场域内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研究。例如，帕克对芝加哥等美国大城市移民和青少年犯罪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了“边缘人”理论、“社会距离”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等；科恩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中，把青年亚文化视为是工人阶级青年面对资产阶级关于工作、成功和金钱的价值观产生的“地位挫折”所采取的一种解决方案，确立了他的“问题解决”亚文化理论；贝克尔注重分析越轨行为认定者、越轨行为认定过程以及越轨行为认定情境对青年越轨亚文化形成的影响，形成了他揭示青年越轨亚文化成因的“标签理论”。
总体而言，芝加哥学派注重将青年越轨亚文化置于社会文化语境当中，或者说是置于青年越轨亚文化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冲突关系当中去研究，认为青年群体与周围情境的隔离与冲突是青年越轨亚文化产生的根源，而青年越轨亚文化是青年群体为了应对这种隔离与冲突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应对策略反过来又加剧了青年群体与周围情境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因此，芝加哥学派对于青年越轨亚文化的基本态度是约束和管控，通过将其负面影响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2.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是一种风格抵抗。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学者，始终将青年亚文化置于深层的社会结构之中，在与阶级、权力、意识形态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的联系中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考察。伯明翰学派强调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性，把青年亚文化视为是工人阶级、黑人、女性等边缘、弱势群体对支配阶级霸权的一种抵抗方式。因此，在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视野中，青年亚文化与支配阶级霸权之间始终充斥着一种紧张的冲突关系，一切论述都在这种冲突关系的背景中展开。
但与芝加哥学派将冲突关系界定在越轨和犯罪层面不同，伯明翰学派将冲突关系定位于休闲和风格层面。在研究的侧重点上，伯明翰学派将研究的重心集中于青年亚文化风格建构的过程以及青年亚文化风格抵抗的去向。霍尔、赫伯迪格等人认为青年亚文化无法回避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最终都无法逃脱被收编的宿命，即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围追堵截和对青年亚文化抵抗风格的商品化转换，将青年亚文化的抵抗行动安置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架构内。
(二)冲突管理思维转换的现实必然
什么是协调治理思维？与冲突管理思维相比它具有哪些显著的差异性特征？要问答这两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协调治理思维两个核心限定词——“协调”和“治理”的内涵。
第一，基于“零和博弈”的思想把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视为一种负相关依存关系，即一方力量的增强总是以另一方力量的削弱为代价，二者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极，二者之间不存在相互借鉴、共生共荣的可能，二者交锋的结果必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改造与同化。
四是所借助的手段、方法不同。冲突管理的手段是僵化的，主体是单一的，对威权统治有着过度的依赖，主体间关系缺乏足够的弹性。协调治理的手段是灵活的，主体是多元的，通过主体间的协商参与、资源整合，实现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协调统一。
第三，强调社会文化秩序的等级格局以及主流文化对青年亚文化的支配性。冲突管理思维下的青年亚文化总是从属于主流文化，处于文化等级体系的底端和权力中心的边缘，而处于文化等级体系顶端和权力中心的文化总是将为“我”存在的意志强加于青年亚文化之上，不断试图将其纳入到自己的运行体制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一度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并使中国稳居“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然而事实上，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方式已无法满足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需求。我国制造业正处于产品档次低、自主创新弱、企业税负重、经济利润薄的瓶颈期。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我国制造业若不能有效地向产业链高端转型升级，则只能继续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组装车间”和“加工基地”。[5]面对国际减税背景，为顺应全球税制改革的趋势，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检视我国制造业的税制结构，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四，遵循“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文化的同一性和秩序的稳定性。“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文化的整齐划一，拒绝文化形态的多元发展，使得文化缺乏应有的活力，这种文化的惰性继而传导到经济、政治、社会领域，使得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过度强调社会稳定的无活力状态，而这种状态又反过来再度强化文化领域的“中心主义”。
1.协调:系统要素的相互关联、均衡发展、整体最优。协调，表“和谐一致、配合得当”之意。申金山、宋建民等将协调界定为在某一时刻系统或系统要素合理匹配、有机组合的状态[6]；戴淑燕、黄新建将协调界定为是系统内在要素的有机统一，物质循环和谐有序与逐层上升[7]；孟庆松、韩文秀则把协调界定为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的和谐一致[8]；孙爱军、吴钧等将协调定义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一种良性的相互关联，是系统之间或系统内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9]。可见，协调就是系统内部不同要素之间或两个及以上不同系统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有机统一的状态与过程。“协调”强调社会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体，强调社会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平衡、融洽与和谐，任何一个子系统和要素的不完善都会影响到其它子系统和要素的功能实现；其次，“协调”讲求功能的整体优化和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统筹兼顾、利益均衡；第三，“协调”重视主体间的信息沟通，强调通过信息沟通，弥合主体间的隔阂，促进主体间的合作共赢。一言以蔽之，协调的本质就是系统要素的相互关联、均衡发展和整体最优。
首先，无论是芝加哥学派从“越轨”层面理解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关系，还是伯明翰学派从“风格抵抗”层面理解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关系，都不能准确反映我国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我国，无论是青年亚文化中的“稚气”“浊气”，还是“丧气”“怨气”，抑或是具有攻击性的“戾气”，无论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形态如何，青年亚文化始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活动，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着方向上的一致，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对抗性冲突关系。
其次，网络新媒体的普遍应用以及网络新媒体反等级、反权威的本质，打破了前网络时代以年龄为决定因素的文化差序格局，改变了青年在前网络时代“沉默羔羊”的处境，使青年在感知世界、介入事件、表明态度、交流思想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依附程度有所降低，并在一定范围内、一定情形下对主流文化进行着“反哺”。
从斯坦利·科恩笔下引发道德恐慌的“民间恶魔”到迪克·赫伯迪格笔下借助风格进行抵抗的“文化噪音”，青年亚文化研究的重心始终在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关系中盘旋，辨别冲突、评估冲突、管理冲突、解决冲突的冲突管理思维始终是青年亚文化研究的主体思维。
最后，当今我国青年亚文化建构自身不再仅仅依赖从主流文化中寻求资源，青年亚文化是一个集娱乐性、认同性、批判性、创新性多元诉求于一体的复杂意识形态体系，当代青年亚文化并没有刻意标榜自己作为主流文化对立面的形象，主流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假想敌”的角色有所淡化，因此，主流文化不能、也不该再把青年亚文化视为压制、改造和同化的对象。
三 、协调治理思维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一)协调治理思维的内涵与特征
冲突管理思维——本质而言——是以问题为导向，以控制为核心，以权力为手段，以秩序为旨归的思维形式。反映到青年亚文化领域它体现为：
在当今我国青年亚文化的治理问题上，冲突管理思维显然是水土不服、难以为继的。
2.治理：多元参与、互动协商、灵活包容、共识合作。治理理论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欧洲，其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J.N. Rosenau)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有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 但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和各类组织等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10]。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则将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它具有如下特征:治理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 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涉及私人部门；治理是一种持续的互动[11]。
在我国，治理思维凸显为一种国家共识始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是对管理的否定和超越。与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不同，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与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治不同，治理注重自上而下的管治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与管理主要借助政治权威、行政命令贯彻管理意志不同，治理倡导互动协商，注重在持续的互动中形成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善治和谐。一言以蔽之，多元参与、互动协商、灵活包容、共识合作是治理的本质特征。
3.协调治理思维与冲突管理思维的本质区别。综上，协调治理就是在多元参与、互动协商的过程中实现多个主体间配合得当、和谐统一的思维与方法。其与冲突管理思维的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电桥检测法方式的合理化应用指的是电缆中利用双臂电桥测量出流经新线的电流值，对电缆的长度进行测量，在整个阶段需要了解电阻值以及电缆长度的关系，此外故障点比较多，提前进行计算。在电桥检测法故障检测的过程中，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尤其是短路接触点的诊断，对于小于1Ω的电缆线进行计算，将故障的误差保持在3m下。必须注意的是，对于超过一欧姆的故障处理时，采用高电压烧穿技术，对标准值进预测，采用电桥检测方式测量，从本质上而言，利用电桥检测方式进行诊断和判断，能提升精确测量值，减少连接异常的现象。
在海关物流监控系统中，由闸口监控、运输车辆的GPS监控、EDI数据平台，集装箱电子铅封，组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系统。在信息识别和通信方面，对电子铅封系统的基本技术要求是：（1）在用开封器开电子铅封时要能判断该铅封是否被非法打开过。（2）电子铅封能防伪及数据加密。（3）开封器要受控制中心的控制。（4）开封器与控制中心能无线通信。
一是对于不同主体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向的判断不同。冲突管理认为不同主体间是一种负相关依存关系，冲突、对抗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方消灭、削弱另一方是主体间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向。协调治理则认为不同主体间是一种有合作、有对抗的共生关系，在对抗中寻求合作是协调治理的价值取向，也是协调治理思维对于主体间关系走势的基本判断。
二是对于冲突的功能界定不同。冲突管理认为冲突于社会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强调限制冲突、消灭冲突。协调治理则更加全面地看待冲突，在承认冲突负面性的同时，强调冲突对社会的平衡、整合和促进功能，并倡导对这些建设性功能的激发。
三是所遵循的哲学立场不同。冲突管理遵循的哲学立场是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它坚持中心主义，强调主体间的不平等性，只看到冲突、对抗，看不到融合、转化；它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强调稳定，幻想消灭矛盾；它只是狭隘地、短视地、就事论事地解决具体的冲突关系，而缺乏对冲突关系的长远审视。协调治理遵循的是联系的、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它倡导在普遍的联系中和持续的关联互动中考察主体间的关系，以整体发展、共生共荣为导向，尊重主体间的平等地位，强调主体间的和谐包容。
第二，习惯性地将青年亚文化视为威胁社会秩序的问题源，认为青年亚文化是违反社会主流规范的越轨行为，是社会功能失调的表现，是影响青年人格完善、导致青年信仰失落的精神鸦片。因此，青年亚文化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管理和改造的对象。
我认为苏轼“东坡饼”的发明不仅是偶然的，他也是必然的。因为苏轼当时虽身处困境中却始终能将困苦的生活过得生趣盎然，他总是能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带有一种幽默感。所以这样一个热爱生活具有豁达情怀的人，他也一定会品尝出简单的“东坡饼”所蕴藏的美味。如此豁达情怀，苏东坡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却是做的最淋漓尽致的那一个。他用自己的逆境为中国创造了一道美食“东坡饼”。
五是所达到的效果不同。冲突管理通过强制高压手段并没有真正解决冲突，而只是将冲突暂时压制下去，或是将冲突由显性转为隐性，在一定条件下被压制的冲突还会显现甚至发生报复性反弹。协调治理注重在多元主体的关联互动和信任合作中捋顺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并将其导向实现整体最优的发展方向，真正解决了冲突，实现了和谐发展。
(二)协调治理思维在青年亚文化领域的实践路径
1.分类治理与分级治理相结合。青年亚文化是一个由多种青年亚文化形态交叉并存所构成的复合体，其中既有粗制滥造的粗鄙文化，也有精心制作的创新文化，既有纯粹的娱乐文化，也有批判现实、对抗主流的偏离文化。因此，青年亚文化治理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而是应该采取分类、分级的治理方式。
但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青年亚文化不再以整体的形态而是以更加碎片化的形态嵌入到社会结构当中，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显性对抗关系不断弱化，长期以来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麻烦制造者”的观念，以及强调控制、秩序的冲突管理思维正在陷入解释乏力的困境之中。
2.宏观引导与微观规范相结合。与冲突管理思维遵循权威—依附、控制—服从的逻辑，过度追求社会统治秩序，过于强调依靠强制性的权力对青年亚文化进行压制和控制所不同，协调治理是一种以引导和规范为主要特征的魅力型治理，主张在青年亚文化的治理过程中将强制性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倡导主流意识形态适度监督下的青年亚文化的充分自治，注重引导和规范在青年亚文化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其一，用文化替代权力。通过构建与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相适应的文化认同机制，引领青年增进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借助多元化的传播机制让青年群体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先进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自觉追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引领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引领青年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弘扬中国精神，提高自身公民素质和审美素质，建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文化心态，克服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识偏见和情感疏离，主动摈弃与先进文化标准相背离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形式，实现青年亚文化的自我净化和自我提升。
这种施工方法主要利用的是重锤自重法来进行地基与填方部分施工的夯击处理，从而可以加速沉降以达到路基的强度指标要求，该设备比较简单、工期较短、成本也比较低，所以通常会应用到碎石地基与细粒土的工程中。
其二，满足青年群体在文化层面的合理诉求。青年亚文化是青年群体对经济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等宏观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回应，是青年群体利益诉求的一种文化表达，体现着青年群体的性格特质和精神追求。因此，新时代对青年亚文化的治理必须将青年亚文化置于“新时代”这一历史发展的新方位，精准定位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并将其整合进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中，尊重青年群体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满足青年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相处、充满活力、富于秩序的文化生态格局。
3.平等互动与协商合作相结合。斯托克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从外部强加，它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13]。因此，协调治理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而互动是以互动双方地位的相对平等为前提的，具体到青年亚文化治理领域，就是以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地位的相对平等为前提的。网络的产生与发展，使青年亚文化不断改变自身的“亚地位”，使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平等互动成为可能。平等互动能够增进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了解，消除偏见与隔阂，发现双方的共同旨趣。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不同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互动越频繁，关联度越大，协调性就越好，就越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增强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平等互动，有利于促进整个文化系统的健康良性发展和文化有机共同体的形成。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认为，人类公共事务的本质表现为合作秩序[6]，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卡蓝默也指出：治理的艺术在于，通过倡导自由、团结一致和多样性来达到和谐[7]。在青年亚文化的治理过程中，协商合作机制的建立要以双方的信任关系为前提，要以社会整体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指向，跳出零和博弈的僵局，相互依赖，彼此包容，相互借鉴，培养认同，相互监督，建立共识，将二者的关系由失调引向协调，由冲突引向和谐。
（3）不同性质集料在不同级配类型下表现出的摩擦系数有较大差别，集料对抗滑性能的影响同沥青混合料的组成结构设计有密切关系。
4.动态均衡与整体最优相结合。协调治理注重社会各子系统发展的相对均衡、关系的和谐统一和功能的整体优化。因此，应充分尊重青年亚文化的差异性，为青年亚文化提供宽松自主的发展空间；充分认识青年亚文化在网络新媒体助力下地位上升的事实和青年亚文化可以向主流文化转化的事实，在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构建畅通的信息交流机制和资源共享机制。
WJ-III地图工作站虽然提供了制图综合的知识库模板，但是针对湖北省103个县市区不同的地形，不同的缩编比例尺，需要进行相应知识库的调整。经过不同参数的尝试，最终形成山区、丘陵、平原三种地貌类型的知识库，另外针对城市市区的道路综合，形成城市地区的综合知识库，以满足湖北省县市区地理国情普查图的编制要求。
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亚文化科学引领的手段方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亚文化健康发展，提升青年亚文化的正能量，让青年亚文化不断减少自身的“稚气”“浊气”“丧气”“怨气”“戾气”，不断增加自身的“大气”“清气”“朝气”“锐气”“浩气”。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功能，以更加包容的文化心态，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充分释放青年亚文化在增进文化活力中的重要引擎功能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反哺功能。
青年是社会上最富创造活力的群体，青年文化是中华民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最生动的素材，青年文化中的主旋律越响亮、正能量越强劲，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就能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得更远、激起更多的回响。为达致这一目标，离不开青年亚文化治理思维的转换。
注释 ：
① 数据来源于2015年度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课题《青年亚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性互动研究——以大学生“吐槽”现象为切入点》研究报告(2015LX020)。
参考文献 ：
[1] 胡洁.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心态的变迁、现状与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7(12)∶85-89,115.
[2] 潘泽泉，李超峰.流行语与当代中国青年社会心态变迁[J].中国青年研究，2010(9)∶17-19,29.
[3] 张平功.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及表现[J].青年探索，2007(4)∶22-25.
[4] 郭芙蓉.论网络审丑的兴起及其伦理误区与矫正[J].中国青年研究，2010(10)∶78-81.
[5] 沈潘艳，辛勇，高靖.中国青少年价值观的变迁(1987-2015) [J].青年研究，2017(4)∶1-10,94.
[6] 申金山，宋建民，关柯．城市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方法与应用[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0(5)∶10-12.
[7] 戴淑燕，黄新建.可持续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方法分析[J].科学与管理，2004 ( 6)∶22-24.
[8] 孟庆松，韩文秀.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模型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9(2)∶177-180.
[9] 孙爱军，吴钧，刘国光．交通与城市化的耦合度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城市交通，2007(2)∶42-46.
[10] 詹姆斯·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变革[C]//张志新，译.詹姆斯· N.罗西瑙, 等.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 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5.
[11] 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R].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3.
[12] 闫翠娟.网络空间青年亚文化的诉求、影响与发展[J].思想理论教育，2017(7)∶74-78.
[13] 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J] .华夏风，译.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 1999 (1)∶19-30.
[14]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96.
[15] 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8.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19)04-0013-07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与新时代青年文化自信建设研究”(18YJC710083)；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项目“新时代青年文化发展趋势与引领对策研究”(19KDMY05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闫翠娟(1982-)，女，山东潍坊人，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
【责任编辑 ：宇 辉 】
标签：青年亚文化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思维转换论文; 协调治理论文; 天津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