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咸丰年间大钱制度说
段 艳
（玉林师范学院 商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摘要] 清道光咸丰年间，为摆脱“银荒”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财政经济困窘，举国上下迅速掀起探讨币制改革的热潮。其间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大钱制度说，被清政府采纳，结果却适得其反。大钱制度说实属饮鸠止渴之策，大钱制度改革必然以失败告终。
[关键词] 道光年间；咸丰初年；大钱制度；通货膨胀
1830～1856年，货币供给严重不足及银贵钱贱的双重危机迅速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萧条，国家财政危机紧逼而至，社会危机重重。举国上下迅速掀起探讨币制改革的热潮，其间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大钱制度说被清政府采纳，却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危机发生，“银荒”“钱荒”危机严重恶化，中国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①现有研究成果尚未对这一币制改革主张进行深入分析。
如今，作业电子化已成为越来越多老师的选择，一些企业也推出了相关手机应用软件。调查发现，不少类似应用软件存在种种问题，有学校推荐使用的应用软件甚至会自动弹出游戏链接，相关乱象亟待整治。
1 大钱制度说
自道光年间，“忧银少而思胜之以钱，始有铸大钱之议”。道光十七年（1837），王瑬著《钞币刍言》，提倡“铸当百、当十大钱以便民用”的通货膨胀政策。②道光十八年（1838），邱嘉穗著《铜钞议》，反对发行纸币而主张铸造铜钞，即大钱。但他并未提倡通货膨胀政策。
道光十八年八月，广西巡抚梁章钜(1775～1849)奏请铸当十、当五十及当百、当五百、当千共五品大钱。在梁章钜看来，货币只不过是便利于商品交换的一种计算单位或符号，“其贵贱之权亦操之自上耳”。他说：“上之权可以顷刻变人之贵贱，独不可以顷刻变物之贵贱乎？……现在江、浙、闽、广东南数省习用洋钱，不过取其轻利便于交易耳，今若铸为大钱，其用即与洋钱无异。与其用外国之所铸，何如用中国之所行？”③这是一种名目主义的观点。同年十一月初八日，户部议奏驳梁章钜铸大钱议，大钱“需铜较少，获利转多，即多其品种，重其工本，私铸者亦能肆其巧诈”，“而私铸之难防，莫此为甚”，故“殊难准行，应毋庸议”。④同日，内阁奉上谕：“现在京外各局，铜铅均属赢余。钱法通行已久，并无窒碍。梁章钜所请改铸之处，着毋庸议。”⑤
又比如，古诗鉴赏的主观题和非连续性文本以及散文阅读的主观题，都可以借力客观题选项的表述，找到主观题相关的一些思考方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御史雷以諴(1795～1884)上《变通钱法摺》，以钱与钱比率相差悬殊，主张增铸一两大钱，当作百钱之用，和制钱相辅而行，既可以平银价，又可以济财政的穷困。他说：“夫以重钱视银，则银为母，而重钱为子以权之，而母可以省其力；以重钱视制钱，则制钱为子，而重钱为母以权之，而子可以畅其流。惟须铸造有法，行使有渐，放之于民，仍当收之于官。酌多寡而悉协其宜，设禁令而不至于扰。兵民莫不见信，上下自然流通，行之二三年，由近达远，积小为大。按照银七钱三之例，总计京畿及外省各项钱粮，每岁可抵银六七百万两，博采而俭用，以少而当多，无宝钞断烂之虞，而可收交子、会子之用。且行之闽、粤、三江地方，并可以敌洋银。盖洋银成色尚分美恶，若重钱则有真无伪，即著实亦轻便也。理财之法似无有善于此者。”⑥同年十二月初十日，户部议驳雷以諴铸当百钱之建议，理由如下：“现在京城市肆制钱五百名为一千，而其实民间货易止作五百之用，是一钱尚不能当两钱之用，而欲以一两重钱当百钱之用，恐商民难以听从。且大钱若行，私铸更易，论工本则轻而又轻，论利息则倍益加倍。即谓制造精工真赝无难立辨，不知奸巧之辈何事不可以弊混，何物不可以伪为？稽查更难周密。原奏又称行之闽、粤、三江地方，可敌洋银。夫铜与铜轻重尚虞其不敌，岂铜与银使用反可以相蒙？此增铸重钱适以开私铸之弊，而无裨财用之实证也。”⑦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二月，御史张修育建议仿普尔当十钱例铸大钱。张修育与梁章钜的观点颇为相似，片面地“以为银钱之贵贱操之自上，偏于用银则银贵，偏于用钱则钱贵”⑧。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军机大臣字寄陕甘总督富呢扬阿、陕西巡抚李星沅，奉上谕：“回疆所用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因思陕西、甘肃二省相距非远，地方情形大略相同，当可仿照铸行，疏通圜法。著富呢扬阿、李星沅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⑨同年三月二十一日，陕西巡抚李星沅上奏，称“陕省仿铸普尔钱不便行用”。
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嘉宾也主张铸造大钱，但以铜的市价为准，照成本铸造。此法将铸钱余利归零，可减少私铸，并不能救“钱少之病”。⑩
道光二十六年（1846）八月,安徽巡抚王植(1792～1852)请变通钱法，改铸大钱，自当三至当五十为五等，旋为户部驳斥。王植说：“思欲救银之穷，必求广银之用。黄金少而不可恃，钞币虚而不易行，则仍惟有重钱之一法。然积重既久，势有难返。抬价患民之不遵，停铸则钱且日少。此只宜暗为转移，而不可明与之争也。且论者但言银贵，而臣则窃虑钱荒。何者？积本太重则官钱开铸者日少，铜价涌贵则奸徒私销者日多。朝廷饷运以银为重，民间日用尤以钱为急。银之贵病在国而民间受之。设并钱皆少，将若之何？故臣窃谓今日欲救银贵之弊，正当多铸钱以济其穷。而官铸钱一千用铜铅七斤八两，工本之费率三四千，势必不给，似宜变通成法，改铸大钱。”
咸丰初年建议铸大钱的有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巡防王大臣绵愉等。咸丰二年（1852）四川学政何绍基(1799～1873)奏请“铸用大钱，以复古救时”，被批“交户部存记，若有可行时，不妨采择入奏”。随着太平天国战争的发展，晚清财政日益困窘，御史蔡绍洛、刑部尚书周祖培、大理寺卿恒春、户部尚书孙瑞珍都主张铸大钱，清廷君臣的态度趋于一致，皆以铸大钱以裕度支为可。于是，咸丰三年三月，户部议定《铸大钱章程》，同年十八日即行开铸。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一月，给事中江鸿升奏请铸工本相当之当五十、当百大钱。他说：“臣愚再四筹维，此时欲济银之不足，惟有铸大钱一法，以与银参酌并用，庶足以济银价之平也。……臣愚请铸当五十、当十大钱，工本必如其五十、十文之数，铜质必净，轮廓必精，铢两必准，奸民即欲私铸，而无利可图，不待严刑而自止矣。臣复思从古利权无不操之自上，诚能于库贮出纳，以大钱与银搭放，仍以大钱与银兼收，法立而
民信，上下相为流通，则银价自平，而官民无不均便也。” 可见，江鸿升的建议与吴嘉宾的主张相似。殊不知，“工本相当之当五十、当百大钱”虽可防止私铸，但无法保证其实际购买力与面值相等。
⑧《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1页，“御史张修育摺——建议仿普尔当十钱例铸大钱”，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
2 结语
当时反对铸大钱的议论也不少。咸丰三年开铸大钱以前，包世臣在《再答王亮生书》中说：“尊议又兼铸当十、当百大钱以济现钱之乏，而严铜禁以饬钱法云云。钞法一行，则现钱足用而私铸自息。铜禁之严，莫如宪庙，其时政事无不令行禁止者，而铜禁竟不能行，何况可必于今日乎？”
包世臣指出，铸发法定价值高于实际价值的铜钱，必会导致私铸泛滥成灾。咸丰三年，户部侍郎王茂荫、左庶子庞钟璐、御史蔡征藩等奏陈大钱利弊，极力反对。
王茂荫说：“论者又谓：‘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王茂荫一针见血，直指要害：尽管国家有权铸发“大钱”,有权规定货币的面值,但国家却无法规定货币的实际购买
大钱制度说实质上就是想为晚清统治当局增加财政收入。大钱制度则是清廷为应付军费开支而采取的滥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事实上，大钱制度的实行不仅没有解决“银荒”危机，反而造成币制更加混乱，并且导致新的通货膨胀的危机发生。
如今，沙地林果、沙地中药材、沙地马铃薯的种植也发展起来了，沙区人通过治沙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口袋也一天天鼓起来。
⑨《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3页，“廷寄——著陕甘总督富呢扬阿等仿铸普尔钱上谕”，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
2) 知识型员工整体感觉比较满意。但在工作满意度的维度中，除了成长满意度、上司满意度较低外，其他满意度都比较高。
以螺虫乙酯试验药剂，以猕猴桃为试验对象，以推荐高剂量的1.5倍（2000倍液）为施药浓度，在施药后0（2 h）、1、2、3、5、7、9、16、23、30、37 d采集样品，研究施药后螺虫乙酯及其降解产物在猕猴桃中的降解变化规律。
注释：
⑩转引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7页，“给事中江鸿升摺——请铸工本相当之当五十、当百大钱”，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
时间越长我越是忘不了，我的三爹为了凑足我上学的费用，曾流着泪向好心人借钱的情景。那时，我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我坚持压抑着，不想让父母看见难过，只想让心里长满斗志。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第73～74页。
段艳：《“银荒”危机促使咸丰朝整改货币发行(1830～1856年)》，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73-81页。
校本培训，是学校走科研兴校、内涵发展之路，提高教育科研能力的基本做法。被誉为“加油站”。立足岗位，适当培训，为教师搭建自我成长的平台，构建校本培训新模式，唤醒教师发展需要，激发内生力、内驱力、内动力，实现教师素养的提高。例如我校开展新基础教育研究，搭建了“云顶讲堂”等校内学习平台建设，先后组织学习了《新基础教育论》《新基础教育研究手册》《回归突破》《教育常识》《班级日常生活重建中的学生发展》等书籍，洗涤更新了观念，开卷有益，每一次拥抱书籍，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转引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08～213页。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08～209页，“户部侍郎王茂荫摺——论行大钱利弊”，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力。在一定条件下,国家权力确能保证价值符号按它的名义价值正常流通,则是王茂荫所没有认识的。然而，当此内忧外患之际，腐朽的晚清政府无法限制“大钱”数量，更不能保持“大钱”回笼渠道畅通，日益贬值的“大钱”则无法获得人民的信任，大钱制度改革必然以失败告终。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5页，“安徽巡抚王植摺——请铸大钱”，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
一是气候变化对森林防火影响很大。近年来，由于生态恢复，降雨量增多，植被生长茂盛，冬季杂草枯萎，林缘空地到处是干枯的杂草，存在较大火灾隐患，给森林防火带来压力。二是大量农田、旱地抛荒后，农民复垦用火随意性大，大大增加森林火灾发生率。三是林区地形复杂，发生森林火情难以预见。
①段艳：《“银荒”危机促使咸丰朝整改货币发行(1830～1856年)》，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73-81页。
②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6～87页。
③《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3页，“广西巡抚梁章钜片——建议铸造当十至当千大钱”，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④《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4页，“管理户部潘世恩等折——驳梁章钜铸大钱议”，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⑤转引自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⑥《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6页，“御史雷以諴摺——建议铸一两重当百钱”，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⑦《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50页，“管理户部潘世恩等摺——议驳雷以諴铸当百钱之建议”，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M].第一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
[2]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6.
[3]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 段 艳“.银荒”危机促使咸丰朝整改货币发行(1830年～1856年)[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4(03)：73-81.
[中图分类号] D922.28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2096-1995(2019)02-0025-02
基金项目：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4BJL016）。
作者简介： 何段艳（1978—），女，湖南冷水江人，经济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国货币思想史。
标签：道光年间论文; 咸丰初年论文; 大钱制度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玉林师范学院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