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参加“一大”的身份问题
侯荣华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人文学院 广东广州 510925）
[摘要 ]包惠僧参加了“一大”是确定的事情，但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参加争议颇多。各种观点都有依据，但是又有漏洞。要找确凿证据难，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得出比较可信的结论，是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包惠僧；“一大”；身份问题
一、关于包惠僧“一大”身份的几种说法
包惠僧参加“一大”，有正式代表与非正式代表两种情况。正式代表有广州代表、武汉代表和上海代表三种说法；非正式代表有列席、陈独秀指派等。
二、包惠僧是“一大”正式代表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留下的“一大”代表名单有包惠僧。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提到包惠僧是“一大”代表。陈公博1944年在《我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包惠僧是“一大”代表。两人都没有指出包惠僧是广州代表。
（一）包惠僧是广州代表
1953年8、9月间，包惠僧两次回忆说自己是广州代表，“约在六月中旬，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李汉俊、张国焘等来信，临时中央在上海召集全国代表会议，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派来代表参加，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去出席。陈独秀因职务关系走不开，当时决定我同陈公博为广州区的代表。”“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陈潭秋在回忆录中讲到：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来了九个临时租客。这九个人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包惠僧；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东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在回忆录中讲到：当时出席会议的人，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张国焘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留学生作的第二次讲课提到“一大”的广东代表有包惠僧。1929年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回信中讲到：参加会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煮、刘仁静〔刘现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州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脱党〕)、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泽东)、湖北代表(陈潭秋、董必武)、山东代表(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K·B·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列出的“一大”代表中有广东代表包惠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讲到广州的代表是包惠僧。几位“一大”代表的回忆在20、30年代，距离“一大”较近，且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因此比较可信。
广东早期党员没有一个指出包惠僧是广东代表。陈公博1944年谈到广东推选他为代表，他是在“一大”认识包惠僧的。袁振英只谈到陈公博代表广东参加了“一大”，没有提及包惠僧。梁复燃只讲到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参加“一大”，没有提及包惠僧。谭天度回忆“一大”广东代表陈公博是推选出来的，没有提及包惠僧。包惠僧说广东代表是在谭植棠家里开会推选出来的，按理广东早期党员应该有人记得这件事情，但除包惠僧外一个人都没有，因此这件事情的真假是存疑的。另外包惠僧的回忆录是在他背叛共产党很长一段时间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回来的特殊时期撰写的，他的说法不能全信。
如何解释上面两种完全相对的情况呢？我认为两者不冲突，包惠僧不是广州推选出来的代表，但他又是从广州出发参加“一大”的，其他地区的代表自然认为包惠僧是广州代表，这也符合每个地方两名代表的规定。况且包惠僧是李达派来劝说陈独秀回上海的，陈独秀因事不能回去，需要包惠僧回上海向李达解释理由，李达回去后也就参加了“一大”。这里可以理解包惠僧是陈独秀派去参加“一大”的，也可以理解是包惠僧是回上海顺便参加“一大”。包惠僧在上海和广州都参加了当地小组的活动，算是小组的成员。陈独秀表弟濮清泉说陈独秀跟他说包惠僧是上海代表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包惠僧是武汉代表
李达和董必武的回忆是在特殊的年代，一是年代久远，二是受到了某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可信度不大，客串说也站不住脚。“一大”秘密召开，没有资格审查，按地区派代表参加，不会有列席和正式出席之分。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创新审计监督体制，提升审计监督的权威性、独立性和法治性。其行动路向是进一步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同时，切实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此外，要扩大公众参与，拓宽民主参与渠道，增强审计监督合力。最后，还要进一步加大审计监督与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工作的公信力。
陈独秀表弟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讲到：陈独秀还告诉过我说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十三人代表的名字，我记得是，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山东代表邓恩铭、王尽美，广东代表陈公博，东京代表周佛海。我听了非常诧异，就问他，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他说千真万确。由于上海已有李达、李汉俊两位代表，不可能出现第三个代表。
船舶减速临界关系见图2。将相邻船舶的2个通航状态标绘在线段上，通过简化船舶减速过程描述来构建减速边界条件。图2中初始状态为船舶S2进入航道的时刻，其前方船舶S1匀速行驶在航道内，两船的初始间距为d0，船舶S1、S2的速度分别为v1、v2。在船舶速度关系为v2>v1的前提条件下，船舶S2与船舶S1间距离逐渐减小。图2中最终状态为船舶S1即将驶出航道的时刻，两船间的距离为d1。
（三）包惠僧是上海代表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腹地，行政区划分属江苏、浙江、上海、安徽三省一市，流域面积3.69万km2。近年，随着流域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流域河湖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涉水工程和建设项目日益增多，加之历史遗留的部分圈圩、围湖造地等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治理，太湖和流域骨干河道水域岸线随意占用、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不断加大水行政执法力度，通过开展执法职权分解、规范巡查报告、深化流域与区域联合巡查、直接办案与督办查处相结合等执法实践，探索流域水利综合执法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走出了一条独具流域特色的水利综合执法之路。
三、包惠僧是“一大”非正式代表
（一）包惠僧是列席的
李达两次提及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一次是1957年，他在《就包惠僧代表资格问题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回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七月一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査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东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另一次是1959年，他在《给中央档案馆的一封信》中说：“包惠僧不是代表，是列席的（因他也到了上海，住在上海代表寓所）。”1971年董必武在回忆中讲到：“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是讲十二个人，有的讲是十三个人。刘仁静在1979年3月中旬说：“包惠僧也参加了会议。他是从广东到上海的，但并不是广东组织的代表，我认为他参加‘一大’是作为串门参加的。当时开会对他也没有什么保密，他愿意来参加就参加。”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在《图说中国历史》提出包惠僧是以观察员参加“一大”的。
周佛海和张国焘两人都是早年回忆包惠僧是广东代表，后来回忆改为武汉代表。周佛海在《扶桑笈影溯当年》讲到：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的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张国焘在回忆中讲到：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一般来说较早时间的回忆比后面的回忆要准确，加上武汉已有董必武和陈潭秋两个代表，包惠僧不应该是武汉代表。
隧道斜井：拱顶（腰）处检测厚度（设计厚度40cm）在28～32cm，缺陷纵向长度约为1.0m，缺陷环向长度约为0.8～1.0m。
（二）包惠僧是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邵维正，他在《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中说到由于包惠僧和陈独秀的个人关系以及当时的特殊情况，陈独秀委派包惠僧参加“一大”。程金蛟在《关于“一大”的几个热点问题的探讨》讲到一开始广东是派陈公博参加“一大”，后来因为广东发生了不少事情，陈独秀又派包惠僧到上海参加“一大”。
说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只是推测，不见史料。包惠僧参加“一大”跟陈独秀有关，但私人代表谈不上。
四、结语
包惠僧作为“一大”正式代表没有疑问，是否广州的代表见仁见智。说是是因为包惠僧是作为广州小组成员参加“一大”的，说不是是因为他不是广州推选出来的代表。包惠僧参加“一大”跟陈独秀有关，但不是其私人代表。
[参考文献 ]
[1]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5]刘仁静.一大琐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张国焘.我的回忆[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7]董必武.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毛泽东.毛泽东回忆党的“一大”前后的思想和活动.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9]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0]张国焘.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J].百年潮,2002(2).
[11]李达.李达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美]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
[13]陈公博.寒风集[M].上海：地方行政出版社,1945.
[1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5]周佛海.往矣集[M].香港：香港大道出版社,2009.
[16]中共“一大”南湖会议[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
[17]“一大”前后(一).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作者简介 ]侯荣华（1976-），男，土家族，湖南石门人，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建。
[中图分类号 ]D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9）06-0018-02
标签：包惠僧论文; “一大”论文; 身份问题论文;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人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