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意涵
——基于“命运”概念和共生共在政治伦理的界定
谢新水
(首都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思考。“命运”是其中的重要概念，意指人类发展的前途，即全球化过程中人作为“类”的共生共在的美好生活。要理解、认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促进世界各国开展合作政治行动，就要从伦理、利益和行动三个层面理解其国际政治意涵。其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而做出的政治判断；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了维护全球利益而形成的政治决策；其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共建共享原则而开展的全球合作行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揭示的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是人类可以接受的新国际政治伦理观。这一思想揭示的新全球合作治理观和新的世界秩序观，将引导人类社会从竞争型治理文明转化为合作型治理文明。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哲学；共生共在；合作行动
一、引 言
文化边界即“文化隔阂”是国家间最软又最硬的边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观念和思想的认同要跨越这一边界极其艰难，然而，思想的认同又必须跨越文化的隔阂。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揭示了新的全球合作治理观和新的世界秩序观，但在行动层面，只有世界各国理解、认同了这一思想，才有可能形成持续、有效的合作。本质上，世界各国要基于这一“中国方案”持续开展合作行动，就内含着一个“何以认同”的问题。如果因文化隔阂引发了认同差异，导致了认同误解，就可能导致意识形态的冲突，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前而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认同”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类”哲学思想层面。理论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问题做出的探索中，非常有影响力、解释力的是“类”哲学。从发展史看，哲学对人作为“类”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康德提出，人类(整体)是否朝着不断改善前进？〔1〕在“类”的意义上提出了“人整体进步”的理论，具有启蒙的意义和价值。“类”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概念，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交往理论、利益理论、人类解放理论之中。〔2〕近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的“类”概念进行了深入探究。〔3〕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密切相关，它不仅蕴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而且还内在包含着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类”概念所体现的“类”思维是整体性思维的一种，“类思维”通过对“物种思维”的克服，将人作为“类”来认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思想基础。〔4〕运用“类”哲学思想有利于从认识论上消除不同种族、民族、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解的分歧，促进认同。
地面调温冷暖两联供系统对传统两联供系统做了改进，使得地暖不但可以冬季用来采暖，夏季也可以与风机盘管协同工作，并承担以地暖制冷为主、风机盘管制冷为辅。由于制冷工况是以风机盘管为辅助，这样风机盘管配置可以很小而且只需要低速运行即可。这样改进后，不但解决了冬季采暖的舒适度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夏季空调噪音、吹风感、温差波动大的问题，让使用者彻底告别空调病。
除了社区调查，研究人员还访问了国家林业局昆明堪察设计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普达措森林生态旅游公司、香格里拉红坡村委会、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及其下辖的五个景区运营公司，以及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管理局。
其二，资本逻辑层面。与“类”哲学方法类似，研究者基于资本的普遍性，用资本逻辑语境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认同的问题，提出了要扬弃资本逻辑的主张。〔5〕这一研究虽有很好的启发性，但资本的普遍性表现是对利益的追求，所以，仅仅基于利益视角去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认同是不全面的，只具有局部的合理性。
其三，中国文化层面。一些学者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文化的角度去构建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同逻辑。在国人看来这很完美，能兴起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然而，其他区域文化的国家就不会如此，会提出“何以认同”的问题。这一认同逻辑体现的是局部性思维，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局部性思维的价值是微小的。
其次，从本地地方特色来看，我们高淳源远流长的地方文化和特色就是我们应该弘扬的民族优秀文化。“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引导学生重视语言的积累和感悟，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思想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形成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促进职业生涯的发展”，中职语文教学应成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阵地。
其四，实践建构层面。合作行动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同的最佳方式，它们既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体系，又有效地促进了合作国家对这一概念的认同。因此，在实践建构层面，实践性探索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做出了贡献。比如亚太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双边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是一些具有明确地域性和可操作性的概念。〔6〕有国外学者提出，“拉中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与发展中世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7〕需要注意的是，地域性的命运共同体概念具有局部的整体性，但毕竟有局部性，因此，它们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整体性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阐释。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课程建设与改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要建立突出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在教学活动中，要积极进行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和探索，融“教、学、做”为一体，强化学生能力的培养。[1]
总之，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及其理解、认同而言，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三方面的不足。第一，对“命运”政治内涵的忽视。尽管有学者认识到“命运共同体”是“命运”与“共同体”的一种内在精神组合和有机联系，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诸种共同体精神的全面提级和价值的整体建构……〔8〕但没有太多文献根据全球化的进程，来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命运”的政治意涵。第二，研究方法问题。存在诸如缺乏实然研究、同义反复、只重自我宣传、不重对方接受、概念随意性大、含义重叠等问题，〔9〕研究方法的不适肯定影响概念的阐释和思想认同的推进。第三，文化隔阂问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认同中，文化隔阂是最大的阻力。国外学者趋向于用西方结盟式共同体、零和博弈理论来解读中国的国家战略。〔10〕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的话语空间理论和近体化理论，无法解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和”文化价值观。〔11〕同样，对非东方文化国家而言，对这一思想也存在理解和认同难度，但国内少有文献去研究如何构建跨差异文化认同的政治伦理基础。
有史以来，国际秩序的形成本质上都是极端的竞争即战争的产物，大都是征服的结果。在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理念下，要促进世界各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解和认同，需要跨越文化差异的门槛；要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命运”的内涵，就要立足于共生共在的新全球政治伦理。只有这样才能来促进理解，达成认同。为此，需要深入研究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全球化时代“命运”的政治意涵是什么？第二，立足于什么样的政治伦理观，通过哪些维度才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更好地理解这一思想的政治哲学意涵？第三，如何才能更顺利地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合作行动。这三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问题，是理解、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基础，是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行动的基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命运”的政治意涵
(一)古典政治学对“命运”概念的思考
尽管西方古典政治学或古代政治学历史悠久，或许是受神的权威和美德伦理的约束，它没有研究“命运”这种漂浮不定、难以捉摸的存在物。柏拉图有复杂的政治经历，但政治理想实现不如意，在学术意义上，他所关注、反思、构建的是理想的国家制度。作为古典政治研究标志性成果的《理想国》是“杂糅哲学、伦理、教育以及政治的混合著作”〔12〕 ，但清晰地勾勒出了理想国家的“样板”， 他的理论为现实国家提供了批判的“镜子”，是对应然国家的思考，而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就是现实存在的国家。〔13〕思考、构建理想类型的国家，柏拉图无需思考“命运”这一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的著作比如《论天》《论生成和消灭》《论灵魂》《论生与死》《论颜色》《尼各马可伦理学》等很少触及“命运”概念。作为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和政治原理的开山之作，他的《政治学》关注的是理想城邦、优良城邦、理想的城邦政体、人口、教育、财政等概念，既没有涉及“命运”概念，更谈不上探寻其政治意涵。他的《形而上学》虽然触及了西方哲学中的诸多经典概念，如理智、智慧、四因、数、审辩、本体、矛盾律、量、质、关系、本性、理性……但很难找到“命运”概念。〔14〕
2018年9月11日，首届全国种公牛拍卖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举办，75头西门塔尔良种公牛参与拍卖，总成交额达550多万元。
西塞罗所经历的政治坎坷和磨难，促使他去理性地考察“命运”的概念，认识到了命运的普遍性和主宰性。他提出“理性迫使我们承认，万物皆因命运而发生”，“我们说的命运，意味着一连串的相互关联的原因，每一个原因会引起一种后果……”〔15〕等观点。他否认了命运的偶然性。他提出：“假如事务的发生都是偶然的，那么为什么还要谈论命运呢？”“假如所有事务都能从偶然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还要把命运扯进来呢？”〔16〕此外，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伊壁鸠鲁认为：“命运，对于我们显得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必然”。〔17〕所以，在神的意志和神的背影下，这些学者认识到了命运是世界的因果联系，但对命运的理解大体都消极。他们所理解的“命运”的必然性也不是政治哲学层面的思考，而是生活哲学层面的思考。
在我国秦汉到明清的传统哲学中，有很多经典关注命运这一概念。〔18〕冯友兰先生对此的总结很有概括性，“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荀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它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19〕可以看出，孔子的“知天命”思想，不只是有追求理想结果的心态，而是内含着努力践行的行动价值；庄子对命运的认识比较消极，却体现出了以内心的坚定安然面对命运的心态；孟子和荀子体会到了命运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在我国传统哲学中，“命运”同样是一个“广泛且含义模糊的概念”〔20〕，尽管一致透露出中国文化坚定、淡然应对命运的态度，但表现出对命运不可控的无奈和消极。〔21〕我国传统哲学对命运概念所进行的同样是生活哲学层面的思考，而非政治哲学思考。
(二)现代政治学对命运政治意涵的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型及其价值要求，同时又是诸种共同体精神和物质的综合化集结和辩证统一，是一个已经开始生成但仍需要不断建设、精心打造和耐心呵护的共同体，是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各种共同体类型的一种超越与整合；〔6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实的合作行动，是引导人类走向新的文明类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逐步树立新的政治伦理，打造共建共享的合作利益的过程。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全球合作而做出努力，包括大国关系的构建。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全球化进程是平稳而有效的。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命运”的政治思考
中国共产党是唯物主义政党，然而，在国家转折的关键时期，同样思考国家的“命运”。1945年4月，二战即将结束，抗战即将胜利，中国发展进入到了关键时期，面临两条道路的艰难选择。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对国家的“命运”，即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前景做出政治判断。他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7〕光明的命运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解放的新中国，黑暗的命运则依然会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老中国。这是毛泽东在我国历史关键时期，根植于国际国内的政治背景，对国家“命运”的政治判断。正是因为党的七大报告科学、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为新中国的“命运”指明了方向，最终把握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共生共在是一种新的全球关系，它首先将在全球政治领域形成一种作用越来越重要的新政治伦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立足于共生共在的全球政治伦理观得出的明智而审慎的政治判断。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命运”的政治意涵，既异于西方古典哲学和我国传统哲学，又超越了马基雅维利式现代政治学对“命运”意涵的理解，指明了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人类美好生活的未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意涵不可分离的关键词，包括全球化、高度不确定性、全球治理问题、合作共赢等。只有根据全球化过程中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公共问题，只有根据人类共生共在的命运境况，只有根据合作、共赢的运行机制，才能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命运”概念的政治哲学意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命运”概念的政治哲学意涵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全球治理进入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期所做出的政治判断，它与历代政治家思考、关注的“命运”的前提迥然不同。〔29〕其二，它超出了局部思维的限制，在“类”的意义上关注人的“命运”， 是对全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思考，是对全球发展前景、新的世界秩序的政治判断。其三，它关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的未来，并希望通过合作共赢的运作机制，构建全球合作的政治行动，实现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三重国际政治意涵
在一般意义上，政治理解和政治认同包含着利益驱动或利益取向，但更多的是一种价值、情感、伦理和文化。〔30〕世界各国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基于文化差异的思想认同需要从伦理、利益和行动三方面推进。一是基于共生共在的国际政治伦理来推进，即立足于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去促进世界各国认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二是基于世界各国的合作利益来推进，即让世界各国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利益；三是基于全球治理的合作行动来推进，即使世界各国参与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行动中来。只有立足于共生共在的国际政治伦理，认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利益，形成对全球治理的合作行动，才能实现合作利益进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要对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意涵进行系统的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共生共在的全球治理环境而做出的政治判断；是为解决全球性治理焦虑而做出的政治决策；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促进全球合作治理的政治行动。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做出的政治判断
本文通过引入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校学生数、税收份额、城乡收入差距、医院床位数、总抚养比以及三种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等多种影响因素对我国2005—2016年教育、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领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进行实证测度。研究发现：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进程之中。全球化、信息化是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与互联网交织发展的结果，具有四个特点。一是互联网的即时性促进了信息与信息使用主体的聚集、叠加、碰撞、共振和融合，信息的即时性呈现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成为了“地球村”，但全球的反应速度、发展速度和运行速度却越来越快；二是便利、快速、安全的交通，加速了人的跨国界流动和全球经济快速互嵌、交织和依赖；三是全球治理问题诸如环境污染、粮食安全、毒品问题、贫富分化、国际冲突等，通过互联网“神经”系统传导，导致全球治理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四是要治理这些问题世界各国必须相互依赖，并共同承担不成功的治理所带来的后果。
全球化、信息化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是一个与民族国家间隔离、竞争和冲突不断交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无法回避的新矛盾。“一方面，全球化促进国家和民族的分离；另一方面，全球化又造就了共生共在”，〔34〕由此形成了三个影响世界秩序的现象。
其一，新的国家观和公民观的形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的流动、经济的互嵌，民族国家所在的疆域不再是公民不可逃离的生存之所。立足于主权国家的公民概念，正在逐渐变化、消解甚至瓦解，一种新的国家观及其公民观将逐渐形成。其二，全球共同体观逐渐形成。全球治理的困境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35〕全球共同体观念将突破地域、区域局限，人类对同一个星球的认识、把握和记忆将形成并稳定地发展。其三，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观慢慢形成。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全球治理问题所形成的发展环境“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不管属于什么样的种族和拥有什么样的肤色，共生共在是第一位的”〔36〕。
新中国成立60多年后，人类进入了全球化、信息化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潮流，从全球、从区域、从“类”的角度去思考人类发展的未来。党的十八大报告聚焦合作共赢的全球机制，关注全人类未来的“命运”，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式向世界宣告：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28〕根据这个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不是指单一民族或国家、国家联合体的未来命运，而是指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未来，是指全球生死相依、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必然联系，是指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习近平对全球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指出：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37〕这一判断表明，全球化、信息化中的世界是一个与农业社会区域隔离不同的世界，世界各国进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依存状态。在这种依存结构中，人类能够意识到其命运只能是共生共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构建国家新秩序的新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揭示的共生共在的新国际政治伦理，既是“类”思想的体现，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更是对全球问题治理路径的整体性审视，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非常有价值，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这一思想把全球不同种族、民族的人皆视为“类”，超越了以往全球秩序构建的视野和思维；其次，这一思想认识到全球治理问题是全球必须面对的公共问题；再次，它将合作共赢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新机制。这些优势是“类思维”超越“物种思维”或“进化论”思维的结果。正确理解这一思想需要立足于生成这一思想的时代特征。
世界各国如果脱离全球治理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脱离共生共在的新国际政治伦理观，脱离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构建机制，就很难真正理解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大多也会停留在既往的竞争文化中，跳不出“文化障碍之墙”就很难理解这一思想，很难理解合作文化。甚至容易误解它的使命和出发点，从而得出新的“中国威胁论”。就我国而言，仅仅关注国家发展实力提高、大国责任的承担、国际秩序建构中话语权的提高、外交战略的改变，也会造成对这一思想的片面理解，不仅不利于讲好“中国故事”，甚至可能引起国际误判，可能导致更多的“贸易战”。
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成因是理解、认同这一思想的关键。目前，有学者将人的流动视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基本现象，指出了人的流动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人的充分流动的基础上”〔31〕。有学者将经济互嵌所形成的世界经济，视为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因素。“在国际经济方面，一个几乎涵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世界经济正在形成，国家间的‘互嵌’式结构特征愈加明显，人类社会越来越表现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整体”。〔32〕正是因为人的流动和经济互嵌，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全球化机制的传导，可以波及全球，危及国际社会整体，〔33〕全球也形成了“同命运”的关系。以整体性思维来分析，我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共生共在政治伦理观，是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最关键因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揭示的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是人类可以接受的新国际政治伦理，因为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来自人类良心的内核。全球的人都要活下去而不是部分人活下去，每个人都要活得更好而不是部分人活得更好。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人不但要使自己活得好，而更有义务让别人活得好。只有立足于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立足于共生共在的新伦理语境，世界各国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目的、价值，才能避免误解和曲解。
(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解决全球性治理焦虑而做出的政治决策
政治决策是基于政治判断而形成的决策方案。古往今来，具有智慧且谨慎的判断能力的政治家不是很普遍，治理者的政治判断能力成为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韦伯等学者都认为政治判断是理解治理能力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内涵。〔38〕明智、审慎的政治决策是治理者良好政治判断能力的体现，是政治行动的基础和依据。在充满变数的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要把握好、发展好和建设好人类社会，必须就如何解决好全球治理问题做出正确的政治决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要政治决策之一，十九大又重申了这一政治决策，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这一决策的重视。
我国持续性地推进这一政治决策的出发点是什么呢？站在全球未来发展的立场上反思，做出、推进这一巨大决策的初衷不只是为了中国,也不只是为了亚洲国家，或者其他友好国家，而是为了解决越来越深的全球性焦虑。
世界发展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轨道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随之产生的全球治理问题，让国际社会弥漫着全球性的焦虑。这种焦虑是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世界各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治理问题所呈现出来的，具有持续性和发展性。在各国独自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试图走“逆全球化”的老路，希望以此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优先”、英国脱欧等策略都体现了 “逆全球化”的某种特征。鲍曼指出：“只要‘幸福’和长期未被定义的‘未来’纠缠在一起，不确定性就成了徘徊在社会中的最可怕的幽灵……它导致了永恒的风险”，〔39〕全球性焦虑呼唤新解决方案的出现。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版图中，在每一次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都充满复杂性、挑战性甚至发生变数，然而人类无法回避，更不能忽视新思想的价值。为了祛除全球性治理焦虑，人类只能以“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40〕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为了解决“全球性焦虑”而做出的政治决策。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不仅是人类既有关系和彼此交融现象的一种事实呈现，也是构建人类未来关系和赢得其发展前途的价值设定和意义追求，含有既然已经“共命运”了就必然将这种“共命运”把握好、发展好和建设好的深刻意蕴，〔41〕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解决全球性治理焦虑而做出的政治决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习近平明确提出，“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意味深长的提问既包含对全球性治理焦虑语重心长的关切，又包含着对中国如何做出政治决策的思考。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但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人类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各国要顺应时代潮流，开展全球性协作，抓住历史机遇，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42〕可以看出，习近平在反思几千年历史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发现了历史发展的错误轨道，倡议世界各国开展全球性协作，以合作共赢面对新的全球性问题。
本来，当绍兴的专家在说“会稽山仅限以……禹会诸侯、死葬会稽之所”的时候，几乎已经抓住了真实的历史，可惜他们撇开了历史地理沿革、变迁的观点，在最关键的地方他们的思路却忽然发生了拐点。笔者打一个比方以便简明地说清问题：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决策既是全球治理方案，又是国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立足于对全球治理问题做出的正确政治决策，是对世界未来责任深思熟虑的思考，是为了共生共在的全球命运，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如果世界各国基于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认同这一目标，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就找到了新的全球行动机制。世界各国认同共生共在的全球政治伦理是认同这一政治决策的基础。世界各国只有从解决“全球性焦虑”的意义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政治决策。
如果不依据时代主题去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就难以消解认识冲突。对于在既定竞争文化下成长，并希望以此构建国际秩序的西方国家，可能很难理解这一思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隔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决策具有时代性、整体性和系统性，不但对我国国内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其他区域国家，以及联合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建设新世界秩序的思想开始发挥作用，推动了国内国际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世界各国的治理焦虑。
在国内政策层面，这一政治决策推动了我国政策的整体性改变。十八大以来，我国依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政治决策，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行动决策。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正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表明了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立场，表明了我国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的坚强决心。
在国际层面，这一政治决策推动了诸多国家政策的改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推动了“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平台建设，继续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这些重要举措推动了我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东盟国家、非洲各国及其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一带一路”建设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并为此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合作发展平台，把中国同各参与国的利益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45〕目前，我国已与各参与国签署了130多个双边和区域运输协定，涉及铁路、公路、海运、航空和邮政等多个方面，各项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6〕五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推进建设75个经贸合作区……〔47〕2016年亚投行成立，成员有57个，现在增加至86个。2017年有包括贷款和技术提供在内的全年业务总额逾320亿美元。〔48〕多领域的合作建设使各国思想、观念和政策发生巨大的改变，是新世界秩序的逐步构建。
同时，这一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柱。〔49〕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5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慢慢融入到了联合国的相关决议中。2017年11月2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写入了本届联大通过的“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一步切实措施”和“不首先在外空放置武器”两份安全决议。〔51〕2018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些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联合国决议亦是联合国推出的重要政治决策。这些政治决策要求“每个人对他人负责”〔52〕，内涵着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底线，并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开展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秩序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也说明世界各国有了较好的认同。
总之，中国作为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中大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原创性和系统性，其目标是建设一个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即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享，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53〕对于理论界而言，只有深刻揭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才能促进世界各国对这一政治决策的理解，也只有以这一政治决策为认同起点，世界各国才更容易理解和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以此开展有效的合作行动。
分别对患者实施X线、CT及MRI检查，其中MRI所用全身超导扫描仪是GE公司成产提供，CT检测设备为德国西门子CT机；检查前均对患者简单说明本次检查概况，并简单指导患者进行检查时的配合，检查时均按照仪器的操作步骤对患者实施相关操作，获得相关检测数据并做好整理记录[3]。
(三)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促进全球合作治理的政治行动
立足于国际新秩序建构为解决国际问题而开展全球治理，考验的是全球政治家特别是大国政治家的行动能力。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中，为什么政治行动特别关键呢？这是因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人的共生共在是人们共有的目的，是人们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是需要通过行动来加以解决的。〔54〕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55〕这里的行动特指世界各国以合作共赢、共建共享为原则，为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开展的合作行动。习近平在中阿合作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论坛，引用阿拉伯谚语阐述中阿共同行动的重要性：“被行动证明的语言是最有力的语言”“独行快，众行远”“语言是叶子，行动才是果实”，也强调了行动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56〕全球治理问题是实践问题，只有通过合作行动，才能解决，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包含着政治行动的维度。只有在合作行动的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具实质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政治行动将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区域性国家间的合作行动。区域间国家的合作行动与区域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力量。二是全球的合作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更需要全球各国合作行动，才能全面深入解决全球治理问题。所以，只有从层次性、系统性的合作行动角度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在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促使世界各国开战的理论是“进化论”“物种思维”和“分裂性思维”，但战争的根源只能是利益。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这些血腥的战争包括“一战”“二战”、局部战争及经常发生于民族国家间的冷战、贸易战、宗教战，等等。战争自古以来是毁坏人类的罪魁祸首，却是确定世界秩序的常见方式。基辛格认为“均势”是形成世界秩序的主要机制，打破均势则会破坏世界秩序，他在《世界秩序》中指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57〕“当今世界所谓的秩序源于近400年前在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一次会议”。〔58〕二战以来，以美苏为两极的均势形成，世界秩序基本平稳，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有所缓和，但民族国家内、区域国家间、国际社会依然习惯用竞争思维去采取行动。国际利益被理解为零和博弈：“有你的就没有我的”。特别是国际强国利用既有国际秩序形成的有利条件，通过纷繁复杂的竞争手段攫取、保护自我利益，形成了竞争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
随着胶质瘤发病率的逐年增加，胶质瘤已威胁全球健康。现阶段手术治疗疗效明确，不同等级胶质瘤中以WHO Ⅳ级胶质母细胞瘤预后较差。是否复发仍无有效手段评估，故而对其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人们发现lncRNA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如动脉粥样硬化[11]、肿瘤、糖尿病[12]。
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伴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形成的竞争文化，将中西方意识形态慢慢叠加，作用于竞争型全球治理模式之中，从而影响国际秩序的均势发展。在竞争型全球治理模式中，控制是一些国家谋求利益的最好手段。在维护和夺取竞争利益时，大多强国通过控制来实现利益目标，贸易战亦是如此。一些民族国家为了维护均势，制衡其他各国，采取结盟方式来壮大国力，展开对抗。竞争型治理模式大幅度减弱了政治国家认同共同价值，标榜和推进自我价值，否认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走上了价值分裂之路。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合作型治理模式，需要构建真正的合作型秩序，而不是形式上为大国利益而“合作”的秩序。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以共生共在为政治伦理规范，以世界的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为行为指向，“通过合作去增进冲突各方的利益，而不是削弱他人利益的实现去增进自我利益的实现”，〔59〕以此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
在“类”和总体性的意义上，合作是人类不可分离的特性。“合作是根源于人的总体性的，是从属于人类这个完整巨大系统的，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行动过程”；〔60〕“当人在类的意义上走向成熟的时候，合作行动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从而使社会呈现出爱、和平和和谐的特征”。〔61〕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当共生共在日益成为全球政治伦理后，人作为“类”的总体性将不断突出，在全球治理问题的倒逼下，世界各国将不断完善合作行动特性，并逐渐积累、培养和形成合作的政治思维。世界和人类发展的推动力和最终趋向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即“非零和”〔62〕。正是因为合作治理理念的存在、合作行动的促进，世界各国将会逐渐形成新的治理意识和机制：合作对话、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与之相随，竞争性话语会逐渐减弱，合作性话语会逐渐加强。话语的合作性转向不但是推动合作行动、合作治理、合作社会形成的内在动力，还将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形成的首要因素。〔63〕
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马基雅维利将国家、君主的命运和政治连接起来，真正开始思考“命运”的政治意涵。因此，有学者指出：“现代政治区别于古代政治的关键在于，它是在人的命运的特殊围困处境中来思考政治问题的，是通过直面命运并积极行动来实现的政治构建”。〔22〕《君主论》第25章专门讨论了“命运”，而且将“命运”这一主题贯穿于全书，构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思想背景和平台。〔23〕现在看来，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有三个特点。一是把“命运”作为现实的政治事实。即“把关于想象上的君主的事情撇在一边，而只是讨论确实存在的事情”，要“针对现实的种种不利来寻求政治对策”〔24〕。二是将“命运”视同如大自然那样难以控制、抵抗，只能屈服的力量。“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号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他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地抵抗它……”〔25〕 命运即不可抗的自然力。三是将君主、国家的“命运” 视为时代潮流的产物。他指出，一位君主如果他的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盛衰的变化亦由这个原因，〔26〕即命运是时代作用的结果。总体而言，他视君主乃至国家的“命运”为时代发展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结果，呈现出了一种现代政治思维。当然，西方现代政治学都有很多类似观点,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论及。
在“类”的意义上，每一个认同共生共在新全球政治伦理的人、组织或民族国家都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合作治理的行动主体。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实现个人、组织和国家平等参与全球治理权利的过程，将促进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全球合作治理并提高合作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65〕这一过程中，既有的竞争型全球治理体系将逐步削弱、瓦解，进而形成新的合作型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合作治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机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合作精神和思维，将成为构建世界秩序的新运行机制的基础。虽然竞争性思维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相悖，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长期影响。这也说明，需要经过长期的孕育过程，才能实现合作型全球治理模式，然而，走向合作型治理是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全球治理不可避免的趋势。
四、结 语
基辛格指出：“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66〕“人类面临两种前景：要么是‘人类坟茔遍地’的和平，要么是深思熟虑构建的和平”。〔67〕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后一种前景。深入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国际政治意涵，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基于命运概念，基于共生共在的政治伦理，宣传、推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时，如何对全球化过程中人类面临的“共生共在”关系进行深入阐释，使共生共在的新政治伦理更容易跨越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二是从共生共在新政治伦理角度，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理念，以此消除误解，促进全球合作行动的形成。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68〕也是一个长期构建合作文化的过程。
注释：
〔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5页。
〔2〕石云霞：《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科学体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2期。
C、D泊位主要货种为柴油，数量占装卸危险品的96%，仅当装卸甲类货种时为甲类二级码头，消防设计应按丙类二级码头考虑。
〔3〕张曙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4〕〔36〕〔54〕〔59〕〔60〕〔61〕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3、63、11、70、173、169页。
〔5〕毛勒堂：《“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可能？——基于资本逻辑语境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1期。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创新创业活动的广泛开展，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蓬勃发展。要使“三新”经济保持长久的活力，仅依靠产业、业态、模式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发挥经验优势的同时，要谨防落入“路径依赖”的陷阱。应该充分认识到技术进步是推动“三新”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要素。要做大规模，需要更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来实现。对于企业来说，要加强研发投入，将科技成果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更多的领域结合起来，实现科技进步对全产业链的正向溢出，通过创新驱动来扩大自身发展空间。
〔6〕〔9〕徐进、郭楚：《命运共同体概念辨析》，《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6期。
〔7〕塞维利诺·卡布拉尔：《拉美全面合作正处于关键时期》，《人民日报》2018年1月23日。
〔8〕〔18〕〔41〕〔64〕王应泽：《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10〕〔65〕宋婧琳、张华波：《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
〔11〕文秋芳：《拟人隐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际和语篇功能》，《外语学刊》2017年第3期。
〔12〕吴恩裕：《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恩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页。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3页。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附录1第342-366页。
〔15〕〔16〕〔古罗马〕西塞罗：《论遇见》，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西方思想宝库》，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71、1172页。
〔17〕〔古希腊〕伊壁鸠鲁：《致美诺西斯的信》，西方思想宝库编委会：《西方思想宝库》，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71页。
〔19〕冯友兰：《谈命运》， 原载《中央日报星期专论》1942年11月29日。
〔20〕马志政：《反思：命运和命运观》，《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学报)》2001年第5期。
〔21〕冯友兰先生认为，学问是天资加上努力的后果，有天资，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分多；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
〔22〕〔23〕聂敏里：《现代政治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对〈君主论〉命运章的哲学阐释》，《哲学动态》2006年第6期。
Lai等[15]在58例肾癌组织中通过免疫组化检测CDKN3表达及分布情况，结果表明CDKN3主要位于肾癌细胞的细胞核，胞浆分布多出现在低分化癌细胞中。而Barron等[13]研究结果表明，在宫颈癌组织中，CDKN3在细胞浆和细胞核均有表达且要强于正常宫颈组织，在HPV16阳性癌组织中，以胞浆分布为主，在其他HPV阳性组织中则无此现象。目前关于CDKN3亚定位相关研究较少，因此，CDKN3在不同肿瘤组织中发挥不同作用是否因亚细胞定位不同所致，是CDKN3亚细胞定位改变引起肿瘤发生发展还是其他因素，如细胞分化程度、HPV感染等引起其亚细胞定位发生改变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24〕〔25〕〔26〕〔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4、118、119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74-977页。
〔28〕〔42〕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正想得出神，桌上的电话响了。高潮抓起听筒，就听到了田卓温婉可人的声音：九点半，到我办公室开会。高潮答应了一声，放下听筒，就开始收拾桌子上开会需要的资料。高潮知道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与“十大本土最具发展潜力房地产企业”的评选有关。这个项目是高潮策划的，一拿出来，就获得了田卓的高度认可。于是，项目很快就分解下去，由各部门分头实施。
〔29〕王应泽：《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30〕桑玉成、梁海森：《政治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31〕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期。
〔32〕黄德明、卢卫彬：《国际法语境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4期。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国立足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而做出的政治决策。改革开放后，根据全球经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邓小平敏锐地把握到时代主题的变化，认为时代的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胡锦涛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的政治判断。〔4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出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4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立足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所做出的政治决策。
〔33〕〔40〕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求是》2013年第4期。
〔4〕贺来：《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研究》2016年第8期。
〔35〕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
〔37〕〔44〕〔50〕〔68〕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月20日。
〔38〕陈文华：《现代政治与治理能力民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39〕〔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43〕胡锦涛：《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
〔45〕〔46〕范祚军、万少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8年1月29日。
〔47〕李保东：《风起扬帆正当时 “一带一路”再出发》，《学习时报》2018年4月20日。
〔48〕王芳：《亚投行2018年计划贷款总额增长40%》，http://finance.huanqiu.com/gjcx/2018-06/12348394.html，2018-06-26。
〔49〕张贵洪：《联合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
〔51〕张红：《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激荡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月27日。
〔52〕〔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引言第173页。
〔5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1-544页。
〔55〕5年来，习近平主席的出访足迹遍布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与此同时，周边国家领导人纷纷应邀来华访问，与中国领导人频繁互动。中国提出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从成长期迈向成熟期；同所有中亚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与南亚国家的合作显著加强。
〔56〕《新时代中阿关系发展大有可为》，《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
〔57〕〔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 Ⅸ页。
〔58〕〔66〕〔67〕〔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8、38-39、39页。
〔62〕详见〔美〕罗伯特·赖特：《非零和时代：人类命运的逻辑》,于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63〕谢新水：《话语的合作性转型及其治理价值的凸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谢新水(1973—)，管理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3.006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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