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1]2000年在《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研究（1945年—80年代）》文中研究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在一系列重大国内外政策上的共识，即所谓“共识政治”是战后英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体现了战后英国政治发展的新趋势。目前，不论国外还是国内学者对共识政治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分析工党和保守党政府战后在重大国事上的趋同与合作，说明战后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把握当代英国政治，尤其是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研究战后英国（1945年-80年代）两党共识的具体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第一章“共识政治研究综述”，着重介绍国内外学术界、特别是英国学术界近几年对共识政治研究的动态、研究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第二章主要追溯共识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二战对共识政治的推动作用。战后保守党政策革新和理论调整导致共识政治的形成。第三至第五章集中考察战后两党共识的具体史实。国有化问题是战后两党经济政策共识的一个重要领域，除了在钢铁工业部门国有化有分歧外，国有化政策的连续性是战后时期最显著的特征。社会政策方面的共识包括福利国家、充分就业和对工会政策问题。福利国家政策是两党共识最为稳固的内容。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并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两党都没有对福利政策进行重大的修改。艾德礼政府时期奠定的福利国家的框架在战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充分就业政策是战后到70年代两党一直追求的目标。战后一段时期内曾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目标。在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前，两党在充分就业问题上始终是有共识的。两党在对待工会问题上达成以下三方面的共识；制订全国性的收入政策、允许工会参与政府制订宏观经济政策和运用法律规范工会的行为。对外政策方面主要考察两党在英美关系、英苏关系、英帝国、对欧洲联合的政策和核威慑政策方面的共识。第六章主要叙述保守党“撒切尔革命”对战后共识政治的冲击和工党的革新政策。80、90年代工党向保守党靠拢导致新的共识政治又在形成之中。本文的重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第七章。笔者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基本趋势做了考察，分析了战后共识政治产生的原因。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使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引起社会阶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 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中产阶级的崛起使英国各大政党阶级属性发生微妙变化，导致各党基本成员和核心领导集团阶级属性的趋同和接近，最终导致轮流上台执政的两党阶级属性的趋同。这是战后共识政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同时，议会政治的发展和两党制度的运行，又决定着执政党在制订和实施政策时，必须正视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现实，在不同程度上兼顾社会多数选民的利益。它们必须为争取和维持执政党地位而及时地调整自身政策。这一因素构成了“共识政治”产生的社会政治原因。凯恩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战后共识政治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直接的推动力。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广泛执政则是共识政治产生的不可或缺的国际条件。 本文虽然只考察1945到80年代的共识政治，但政治共识在英国早已有之，并且至今没有结束。共识政治也不只是英国一国现象，而是当代发达资本上义国家发展具有共性的东西，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和两党政治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只不过在英国表现得最为典型。战后英国乃至西方国家执政的主要政党，在政治经济政策上的趋同有利于资产阶级两党制的持续和发展，是战后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研究战后英国共识政治对于了解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具有很重大的现实意义。
刘杰[2]2000年在《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研究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后英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从艾德礼政府到７０年代中期的３０多年里，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不论哪个党上台执政，都执行大体一致的内外政策，在充分就业、福利国家、混合经济、对工会政策和外交防务等一系列政策的取向上基本一致，达成共识，出现所谓“共识政治”的局面。
崔士鑫[3]2010年在《政策的风向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研究(1900-2005)》文中研究表明英国是世界政党政治的发祥地,也是政党竞选宣言的发源地。作为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竞选宣言是英国政党政策、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容的集中反映;在两党制度下,某一政党赢得选战之后,竞选宣言也成为执政党所实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竞选宣言在政党政治尤其是政党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考察现代英国各个历史时期国情民意的重要指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一直受到研究英国现代史的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在考察英国政策走向以及英国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经常加以引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研究人员,对竞选宣言主要是作为研究英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制度、政党政策、选举活动等某一专题时的背景资料和相关佐证,而对竞选宣言本身的由来、演变、制定机制以及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和时代主题等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等,缺乏充分研究。鉴于此,本文以20世纪初以来英国主要政党竞选宣言为主线,结合英国相关政治制度与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所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分析竞选宣言在内容、形式、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演变;研究竞选宣言与政党政治、选举制度等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竞选宣言在政党理念形成与政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竞选宣言对于解决英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产生影响的途径与程度等,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内容。这些分析与研究,对于怎样认识政策制定在政党建设和政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政党如何科学地制定政策、怎样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正确地反映民意和适时地引导民意、如何将一定的经济政治理论与党的政策相结合、怎样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党的政策以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政策制定上如何汲取英国政党政策制定方面的失误与教训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论文主要由八个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述了竞选宣言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第一章简略介绍了竞选宣言的产生背景,它与议会制度、政党政治的密切关系。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普选制、单选区简单多数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度在竞选宣言内容和形式演变中所起的制约作用,分析了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理论对竞选宣言的深刻影响。第二章分别对20世纪初的3个主要政党的宣言结合当时英国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20世纪初竞选宣言是19世纪宣言内容与形式的延续,表现在内容的简单与形式的粗糙,但仍然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政外交课题和不同政党的理念,并准确预示了英国主要政党的未来角色与发展方向。第三章分析了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政党政治最重要的变化即工党崛起与自由党衰落在竞选宣言中的反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工党与保守党竞选宣言对二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引导作用与相关反应。第五章着重分析了保守党以变革政策引领民意和工党实行自身政策变革在竞选宣言中的反映,分析了政党对民意的顺应与引导关系。第六章系统分析了20世纪初以来竞选宣言在主题上的变迁、形态上的演变以及形成方式的变化。最后是简短的结论与启示。要高度重视政党政策在政治动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有效的政策制定制度与机制,科学地制定党的纲领和政策;正确地认识和看待民意,使政党政策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意,而在必要时能适时、有效地引导民意;吸纳新的政治经济理论,提升政党政策制定的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和系统性,提高政党以政策指导实践、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实际能效;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政党的政策,巩固和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汲取英国政党在议会选举制度的政治环境下的得失教训,尽可能使争取民心的福利政策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吴宇[4]2013年在《联盟与遏制—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政策研究（1949-1955）》文中研究表明从1949-1955年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整体发展过程看,双层博弈对问题的推进一方面表现为有关条约谈判本身所展现的外交层面斗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缔约国在国内层面围绕条约的立法审批而展开有关纷争,它们在程序和实质层面对问题的发展、谈判的走向产生切实的影响。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美英法等北约主要国家紧紧把握双重遏制战略也有深刻影响。以阿登纳为首的联邦德国决策者在以西方化为预期的基础上,也为尽可能争取国家主权利益而斗争。基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美英法德四国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国家政治体系与既定国际关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在维护联盟利益的同时,也各自制定了不同的国家战略,故其应对策略、政策态度不尽一致。为此,我们辩证地剖析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宪政体制对外交的影响,并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更好地认识美国及北约盟国的联盟合作。本文主要立足于传统史学,综合运用国际关系学、外交决策理论的分析方法,从宏观上确定一种双层博弈分析框架,具体分析美英法德四国因应双重遏制战略,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战略反应、政策态度及制度影响,总结它们在北约框架下进行联盟合作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本文第一章主要回顾美国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前的政策历史,第二章叙述美国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历史背景及初步发展。与双层博弈分析框架相适应,本文把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划分为国际外交谈判(条约谈判)阶段和国内立法审批(条约审批)两个阶段,分别构成本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五章先叙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最终实现,然后从联盟体制与国内体制两个层面分析有关国家的决策特征。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整个研究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总结。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1)北约联盟伙伴的国内政治体系对它们的联盟合作行不仅有程序性影响,而且还有根本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法德四国都坚持或建立以竞争性政党制度、分权制衡原则、代议制民主及法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宪政民主体制。这种体制使得它们在参与外交议题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在联盟层面上展开持续性的正式谈判,而且还需要在国内层面接受制度性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进行有机的互构。这种互构系直接导致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变得曲折漫长。(2)国内政治的宪政民主特征与国际关系的主权平等特征,在以美英法德为主要行为体的大西洋共同体内部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它们之间的联盟合作行为不可能避免地出现各种讨价还价行为,而各方又都坚持且尊重这些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宪政体制的分权制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现代国家进行联盟外交的“自动纠错机制”的作用。这种情况虽然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实现由于程序或技术问题变得漫长,但它却能够使联盟伙伴正视相互的利益冲突,从而使双方的关系避免滑向敌对,确保联盟关系的稳定。(3)如何有效平衡防务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张力,成为贯穿美英法德四国在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围绕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展开斗争的一条内在主线。艾森豪威尔本人更关注防务与经济的平衡关系,这成为1953年后的美国政府更在意加快实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政策的基本要素。巨大的军事财政压力也一直是英国政府政策制定欧洲防务政策的重要考虑。经济发展的落后性与防务开支的不足,成为法国推进西欧防务建设时顾忌联邦德国的潜在影响因素。(4)既定联盟体系下的国家制定适切的国家战略与对外战略,辅以灵活的联盟政策,在坚定立场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做出必要的妥协,才能既切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又能有效地开展联盟合作,从而使国家利益与联盟利益得到良好的协调。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美国在不同时期与环境下适切地平衡了安抚策略与压力策略。
许建美[5]2004年在《教育政策与两党政治——英国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研究（1918—1979）》文中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形成两党制的国家。自20世纪以来，逐渐形成了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两党在教育政策的具体主张上也多有分歧。其中，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是20世纪大部分时期两党教育政策冲突的焦点。本文探讨的主题便是两党政治与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者说是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在两党政治争斗中的变迁过程。 论文共包括导言、正文五章和结语七部分。导言部分主要说明了选题的意义，对论题中涉及的关键概念，如“教育政策”、“两党政治”、“中等教育综合化”等进行了界定；此外，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进一步突出了研究的主题；最后，就本文对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的具体运用进行了阐释。 第一章主要做了背景铺陈，其目的是展现20世纪前期工党和保守党中等教育政策的特点。在酝酿英国中等教育组织制度的这一最关键的历史时期中，综合学校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主要是基层组织的一种改革设想，还没有被两党采纳为其中等教育政策。但是，这一时期对于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考察之所以两是必不可少的，是因为综合中等教育问题已经作为一个政策议题出现在了中央教育机构关于中等教育未来组织形式的讨论中。尽管，讨论的结果抛弃了综合中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中等教育组织形式的政策，但综合中等教育的思想却保留了下来。在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所表现出的突出特征是多边思想作为一种改革设想主要在基层涌动，而在中央决策层则是三轨制思想大行其道。这种力量不均衡的对比态势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二章主要探讨的是工党采纳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过程。通过对工党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转变的过程的探讨，说明了工党并不是综合中等教育政策自始至终的积极倡导者，并解释了工党高层抵制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原因。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在该阶段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工党内部在教育政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工党年会上通过的决议与工党政府实际执行的政策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工党内部在中等教育综合化问题上的分歧大于工党与保守党之间在政策取向上的差异。尽管工党内部以全国工党教师联合会为代表的压力集团在综合中等教育问题上不断施加压力，工党的两个教育部长仍然主张实施中等教育的三轨制组织形式，将综合学校限制在实验范围内。工党政府在这一时期实施的中等教育政策可以说与保守党所主张的政策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中等教育的三轨制组织形式是两党教育政策共识的基础。在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具体形态上，它甚至还不能说是工党的政策，而是工党内部的压力集团所积极倡导的政策。 第三章考察的重点是工党采取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在选举政治中遇到的困难和脆弱性，以及这种政策如何被保守党所利用；保守党自身的政策如何从消极应对到积极规划以适应选举政治需要。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工党内部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逐渐明晰和强硬，与执政的保守党所实施的维护教育制度现状的中等教育政策之间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工党采纳了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两党在前一阶段出现的共识局面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两党在中等教育综合化问题上的辩论与诘难。由于工党在政策宣传中，不但在综合学校组织方式上强调了难度较大的一贯制，而且在倡导综合学校政策的措辞上显示出了明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从而遭到保守党的猛烈攻击。总之，这一阶段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是以刻板、强硬和在两党政治斗争中的脆弱性为其特点。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工党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迫于竞选政治的需要而修正的过程。这一时期两党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都明显地受到了竞选政治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出了在竞选政治的压力下两党教育政策的妥协性。工党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在经历了内部修正主义思想的冲击和保守党的攻评后，摆脱了整齐划一和危及地方自治传统的面貌，以“人人受文法学校教育”的口号增加了综合学校的吸引力。这个演变过程也是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逐渐温和、弹性和妥协的过程，体现了工党政治纲领的实用主义特征。在三轨制教育制度的合理性遭到质疑的氛围中，保守党对待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的态度也在解冻，一些高层人士公开表达了对中等教育综合化的支持态度。这一转变一方面体现了教育和心理学理论对于决策者获得决策合理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保守党并非一味抵制变革而是主张渐进变革的保守主义本质。 第五章考察的是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随着执政党的更迭而沉浮的过程。通过对工党发布的通告、泰姆萨德案件以及教育法的分析，展示了工党政府的政策目的与政策实施手段逐渐由不协调走向协调一致的过程，以及英国的司法机构对政策实施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表现出的显著特征是不连续性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工党上台执政以后，随即将党的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上升为国家教育政策，并发布了通告，试图将中央政策的影响遍布全国。但是，由于政策目的与政策实施手段之间的不协调，导致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保守党在1970年重新执政后，立刻废除了中等教育
贾丽丽[6]2013年在《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就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45年工党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上台组阁，成立二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实现充分就业成为该届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为达到这一目标，艾德礼工党政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就业政策措施，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结合史实，从英国就业政策产生的渊源、理论基础和就业政策工具（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及对后来的影响几个方面对艾德礼工党政府就业政策进行分析。文章有两条线索贯穿其中，即艾德礼工党政府为实现充分就业所实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两个层面。本文共分为五部分，序言部分主要说明论文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论文的相关核心概念界定等。第一章主要介绍二战后艾德礼工党政府就业政策的提出。面对从二战前积攒到战后的严重就业难题，战争期间英国许多著名学者，如凯恩斯和贝弗里奇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尤其是贝弗里奇报告成为规划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蓝图。就业政策白皮书的发表说明政府开始把维持高就业水平作为政府的一项目标。艾德礼工党政府上台为之提供了较好的政治平台，提出了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第二章从经济政策领域和社会政策领域分别介绍了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就业政策实施情况。经济政策主要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凯恩斯倡导的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社会需求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充分就业的实现，而对货币政策的忽视使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总体而言效果一般。而从微观经济政策上来看，起到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文中将对国有化措施、工业地区分布政策以及工资限制政策进行阐述和分析。社会政策领域主要表现在包括以前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在内的国民保险的统一化，这从另一个层面对劳工的就业、工伤、养老和医疗进行全面的保护，进一步来降低失业率。第三章对艾德礼工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政策进行理论分析，并对就业政策的特点进行探讨。理论基础主要从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两个方面分析，就业政策的特点主要有：第一，政府干预性强；第二，在“混合经济”模式下促就业；第三，具有突出的社会福利特点——主被动相结合。第四章主要这一时期就业政策带来的积极影响和产生的问题两个方面对艾德礼工党政府的就业政策进行评析和定位。通过分析得出这一时期政府就业政策虽然引起了一些问题，但从其对当时经济初步恢复发展和以后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措施来看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尤其是英国政府对关乎民众生机问题的关注。
孙政[7]2004年在《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文中提出新国家主义是战后日本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本文通过对其变动过程的考察,意在发现其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互动过程中的变化轨迹。本文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全文除序章和尾章外,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战后改革使日本战前极端国家主义迅速解体的过程,并对日本战前极端国家主义的形成与特征进行了深入剖析;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统治者复归战前国家主义政治所遇到的挫折,包括战后初期日本统治阶级对战后改革的抵制,以及他们极力推行的“逆行路线”的终止; 第三章对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新国家主义的蛰伏与潜流状态进行了分析,并对战后国家主义的急先锋右翼势力在战后的发展进行了考察; 第四章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中曾根康弘为代表的新国家主义政治及其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与批判,且重点考察了新京都学派与中曾根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对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抬头,特别是对以小泽一郎“普通国家论”为中心的新大国主义思潮和以“自由主义史观”为代表的新民族主义思潮分别进行了解析。本文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以及政治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力求从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与新国家主义在战后不同时期的起伏这两条交织着的历史脉络,从两者的互动关系角度考察战后新国家主义的演变。本文认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并且是不断互动的。一方面,战后日本政治的发展历程,从根本上决定了新国家主义的起伏与演变的过程; 另一方面,新国家主义起伏和演变的历程,又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战后政治的内容、形式与方向。两者互动的结果表现为当代日本政治的走向,那就是趋向于为了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国民的正义道德与和平民主权利的新国家主义政治。
张子恺[8]2012年在《英国大选视角下的工党主流意识形态演变》文中研究说明现代政党的执政之路永远是在其政治纲领与社会现状之间寻求平衡,英国工党的竞选历程为此提供了最佳范例。今天我们很难直观地看到过去的一个世纪给工党留下的种种烙印：这曾是一个以社会主义信条为奋斗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即便现在它仍然含糊其辞地表达这一诉求。然而如今工党呈现给我们的所有明显外表也仅是在20世纪最后三十年被赋予的,它曾一度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也经历过意识形态的低谷徘徊；有过连续执掌唐宁街十号的起承转合,而同样的它也纵容自己坠入险象环生的激进主义深渊。工党的创立要归因于英国工会运动在20世纪初的发展。这种起源使得工党的早期历史处于劳工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它的前身“劳工代表委员会”与其说是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不如说是劳工阶层实现议会代表权的实用主义工具而已一一至少在1910年之前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在1924年以前工党从未进入过政府,它的指导思想也仅能体现在大选中的纲领。而且即便如此也是必须做出某种程度的牺牲以赢得自由党的支持,后者在一战前英国政坛的地位使得力量微弱的新生政党不得不与之结盟以扩大影响。不过这十年间(1910-1920)工党确实在稳步发展,1922年大选是工党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志,它开始以议会第三党的角色出现。早在1918年新党章通过时,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便开始接替劳工主义成为工党官方的意识形态。新党章“第四条”社会主义条款虽然未能在当年的大选中为工党带来明显社会效应,但是一战后伴随着自由党的衰落,工党的潜力却因其社会主义倾向而充分释放。两次世界大战促使英国人开始转变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完胜并形成第一个多数派政府。工党在1945年的瞩目成就得益于公有制和福利国家的承诺,这也是英国式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石。战后英国的经济社会现实非常有利于工党政府将上述构想付诸实践,而事实证明第一届工党内阁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但是进入50年代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新变化,中产阶层的日益壮大使得浮动选民的比重上升。对于阶级色彩非常明显的工党来说,它不得不面对民众对其社会主义信仰的疑惧。50年代工党在大选中接二连三失利,正是这种社会变化的集中反映。伴随着工党离开政府,修正主义思潮对公有制的反拨造成党内分歧与争论愈发明显。1964年威尔逊以“科学革命”与公有制的结合赢得大选,这给英国民众以“现代化英国"的许诺同时也短暂弥合了党内的裂痕。然而工党政府的宏伟蓝图却因英国经济持续的颓势而捉襟见肘,第一届威尔逊内阁除了在应付前政府留下的困局和巩固议会多数两方面取得些许成就外,尚未带来“科学革命”就已下野。对工党来说更严重的是左右翼的倾轧从端倪初现走向白热化。虽然1974年工党再次执政,客观经济形势却更加恶化。工党对英国社会的变化仍缺乏清醒认识。而随着罢工浪潮的高涨,党内左翼逐渐与工会势力联合起来加强了对全党的控制。1979年、1983年、1987年和1992年连续四次大选英国民众拒绝相信工党,这是对其日益左转的激进姿态的否定,更是工党社会主义信条全面危机的表现。不过,实质性的转型早在1987年就已开始,政策反省运动和组织结构改革为工党带来了活力。“社会主义的守门人”富特交出领导权使得左翼控制工党的时期结束。金诺克、史密斯和布莱尔前后相继对工党的指导思想和与工会关系做出调整。左翼的偏执曾将工党引向永远淘汰出局的险境。然而80、90年代是工党深刻反思与调整的时代,1995年新“第四条”的出台和党章的修订则是对这一转变历程的总结：工党已完成了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过渡,它将变得越来越像保守党,抑或是它们变得更像彼此。工党1997年大选的胜利与其在1945年的成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前只属于北部老工业区的政党现在同样能从南部的中产阶层中获得高支持率。虽然北部选区仍是工党的重要阵地,但它在南方的进展同样显著。“第三条道路”不仅为英国带来了连续十三年的工党政府,即便在保守党接过权力时它也是今天英国最好的选择。
陈向阳[9]2013年在《1945-1955年英国防务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在解读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原始文件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1945年至1955年英国防务战略的演变,并重新审视了冷战起源问题(本文中的“冷战起源”一词指1945-1955年东西方冷战阵营的形成)。1945-1955年,英国防务战略经历了三个阶段：1945-1947年确立了独立对抗苏联的“三个支柱”战略；1948-1951年转向“大西洋联盟”战略；1952-1955年在“大西洋联盟”战略的框架内确立了“核威慑”战略。“三个支柱”战略表明,在美国军事力量介入欧洲防务以前,英国是西方对抗苏联的主要力量,英苏对抗为主是战后东西方对抗的初始形态。英国“大西洋联盟”战略的实质是英国从独立对抗苏联转向联合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东方阵营。英国“核威慑”战略表明,英国在防务上更加依赖美国并沦为冷战的配角。战后初期英国战略需求受到经济需求的严重制约,这一矛盾决定了英国防务战略比美国对苏战略更具防御性。冷战起源时期英国防务战略表明：第一,如果将冷战起源视为东西方冷战阵营的形成过程,那么,英国在此期间经历了从独立对抗苏联到联合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东方阵营的转变过程,同时从冷战的主角转变为配角；第二,如果将冷战起源的时间划分为从二战结束到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第一次柏林危机或北约的形成,那么,英国在此期间不是美苏对抗的配角,而是独立对抗苏联的主角；第三,推而广之,东西方冷战阵营的形成动因主要源于英苏矛盾向美苏矛盾的转化过程和英美苏三大国的互动和博弈,而不只是美苏两极对抗。
安欣[10]2016年在《论欧共体的预算危机（1951-198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欧洲一体化运动既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直接产物,也是欧洲秩序发展的必然结果。恶性竞争的丛林原则让欧洲丧失了主导世界的命运。欧洲作为世界秩序的中心已然成为历史。欧洲联合就是在这样一条文明演绎的道路上做出的无奈选择。走向联合的决心并没有让存在于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消失。50年代初,情况的确非常乐观,甚至让人幻想这条道路终于有了通向未来的可能。然而,从《罗马条约》开始,矛盾已经开始浮出水面。不管是以所有成员国对法国做出妥协的《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还是成员国之间就建立工业品和农产品市场的博弈来看,国家利益的因素已然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预算在共同体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共同预算也是欧共体不同于其他国际组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体现“超国家性”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共同体的预算是怎么设置,又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深入了解共同体具有很大的意义。从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到枫丹白露峰会的召开,欧共体的预算经历了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共同体预算由最初被理事会控制逐渐转入共同体委员会之手,议会对预算的参与也在逐渐扩大。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并不一帆风顺,它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预算矛盾甚至一度终结了共同体的发展。共同体的预算是在不间断的斗争中螺旋上升。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预算中的一系列问题有着深刻的根源。在国家和欧洲这两条主线的相互作用下,演绎出了一部生动的欧共体斗争史。预算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欧共体的政策最终要通过预算的不同分配得以体现。因而,对预算收支分配的争议归根结底是对共同体性质认识的不同所导致的。成员国不同的利益需求与欧共体的超国家性构成了预算问题的主要矛盾,而且这一矛盾因为双方性质的相对稳定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预算这个共同体的痼疾将会一直困扰共同体。然而,一体化的发展使欧洲人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团结的力量,虽然预算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根治,但矛盾也不会超越一定的范围。共同体的发展会伴随预算的矛盾向前发展,预算矛盾和共同体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对预算矛盾进行了剖析:第一章对从煤钢共同体到《罗马条约》共同体预算的框架做一个梳理和总结,突出强调共同体预算的“互助”性质,以及共同体预算的作用和意义。第二章分析预算矛盾的原因。从认识理念到成员国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随着共同体的深化发展,成员国之间融合程度提高的同时也加强了它们的支出性结构矛盾,打破了原始国之间已有的平衡;伴随深化问题的出现,体制框架的局限性也随之而来。第三章从构建自有财源理念上的分歧出发,详细论述了共同体在共同预算问题上形成的各种矛盾以及对共同体造成的影响。第四章通过共同体预算发展的轨迹总结出今后预算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研究（1945年—80年代）[D]. 刘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研究综述[J]. 刘杰. 世界历史. 2000
[3]. 政策的风向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研究(1900-2005)[D]. 崔士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4]. 联盟与遏制—美国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政策研究（1949-1955）[D]. 吴宇. 南开大学. 2013
[5]. 教育政策与两党政治——英国中等教育综合化政策研究（1918—1979）[D]. 许建美.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6]. 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就业政策研究[D]. 贾丽丽.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7]. 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D]. 孙政. 南开大学. 2004
[8]. 英国大选视角下的工党主流意识形态演变[D]. 张子恺. 南京大学. 2012
[9]. 1945-1955年英国防务战略研究[D]. 陈向阳. 首都师范大学. 2013
[10]. 论欧共体的预算危机（1951-1985）[D]. 安欣. 吉林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