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改革：成就、展望和经验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含义论文,成就论文,经验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席最近一次会议的人们问：“中国为什么在缺乏被认为是增长的必要条件时仍增长这么快？”这种不协调最突出地表现在中国的工业部门，它在缺乏私有化，有效的破产立法，以及其他被广泛看作是成功改革的前提的政策革新条件下，其产值、就业和出口仍获得了大量增加。本文综述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的成就，注重发展过程的内部演变，考虑局部改革的未来，并讨论中国工业改革经验的含义。
一、中国工业改革的成就：1978-1993
表1归纳官方度量的实际产值增长。这些数字或许高估了真实业绩，但是快速而持续的增长的真实性不容置辩。虽然国有企业的实际产值在80年代翻了一番，但国有部门的增长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有企业的产值份额从1978年的78%跌到90年代的不足半数。同一期间集体企业的份额则从22%提高到了38%。
表1 工业增长和结构
企业 1992年产值份额
实际年增长
类型 （百分率） (1980-1991)（百分率）
国有48.47.8
集体38.218.6
私有6.7 140.6
其他6.6 43.5
合计100.0 12.8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2)》，第34、36页；
《中国统计摘要(1993)》，第70页。
表1也表明公有部门在工业活动中继续占主导地位。虽然有些作者认为集体企业在“模仿私有制条件”的情况下运作，但这样说夸大了集体企业的独立性。地方政府拥有并控制大多数集体企业。政府仍然深深地参予经理们的任命战略管理决策。政府干预随着集体企业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强，致使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将集体工业称为“二国营”。
工业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将更大量的劳动、资本和材料用于生产过程的“外延型”产值增长模式。对国有工业的研究表明，1980-1988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约以每年2.5%的速度提高（谢千里和辛格，1993）；这个趋势在1988年以后似乎仍在继续。集体工业的数字表明其生产率增长更快，但是一些差异可能来源于统计失误。中国兴旺的制成品出口在1980-1992年期间从90亿美元上升到680亿美元（《统计年鉴》，1993，第634页），它表明改革推动工业摆脱了早期对吨位和计划指标的关心，而把新焦点放在质量、品种和为顾客服务上。关于革新的信息也指出了同一方向：长期习惯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国有企业现在正忙于开发新产品和改进老产品。
伴随着渐进的且还未完成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而来的竞争的增多和财务压力的逐渐加大，导致了中国工业业绩的改善。工业中计划到市场的过渡从商品开始，现已开始深入到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配置。工业品通过市场销售的份额在80年代后期超过50%，现在超过80%。指令性计划现在控制不足10%的工业产值。不受竞争影响的企业极少，集中率低而且下降，与进口制造品的竞争扩大，国内贸易的障碍逐渐消失。
怀疑派（例如，杰弗里·萨克斯，1993）指出改革中的漏洞并且强调中央和地方政府继续向亏损企业提供直接和间接补贴。然而这些情况并未阻止盈利和失败企业的经理们和工人们之间出现收入和机会的巨大差距。样本数据揭示，利润、留利和职工奖金之间有强相关（罗斯基，1994；谢千里和罗斯基，1994）。亏损集体企业常常关张，它们的工人被解雇。不盈利的国有企业很少解雇工人（虽则这一点已开始变化了），但他们不能免受财务惩罚，如仅得低奖金或零奖金，发部分工资休假，用实物发工资，或失去免费医疗等。
人们渐渐察觉中国的局部改革已产生有利的结果。由此引出三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工业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如果没有私有化和其他以深化改革过程为目标的新招，中国工业的繁荣能否继续下去？中国的经验，对社会主义的转变以及更一般地，关于市场制度的性质有哪些启示？
二、中国工业改革的动态过程
中国的领袖们发动了经济改革，因为他们对他们国家的经济业绩不满意。他们要中国比得上它的东亚邻人的成就。中国政策的设计或独立的研究者都未预料到局部改革的结果。没有清楚的战略，没有有计划的改革措施顺序。对于相继而来的问题和机会，政策制订者们用就事论事的改进作出回答。只是到了90年代中国的政策精英们才确定把分散的市场经济作为希望实现的经济改革结果。
中国的改革主要是采用排除妨碍企业主动性的放权措施。1980年左右实行的第一轮改革允许企业留一部分利润，有用以发挥工人潜力的奖金制度。还允许企业拥有一定的原计划外采购投入和生产、销售产品的自由。外贸和投资也迅速扩大。
80年代中期实施的第二轮改革集中在两方面。数目愈来愈多的企业被允许用“承包责任制”代替计划指标，这可使它们在履行具体的生产和财务义务后保留其盈余。同时，中国政府创设一种“双轨制”或“双重价格”制度，计划外生产的商品可在市场上交换，其价格大部分决定于未控制的供求力量。
这些改革比起许多经济学家向欧亚前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建议的全盘变革来差得很远。可是局部改革已经产生足够的竞争和财务压力，激发大规模的有益的变化。在改革前的中国经济中以潜在方式存在着竞争性工业品市场和成分。放松管制——甚至80年代的局部放松管制——足以在范围宽广的产品市场中引起激烈竞争。
竞争压力来自四个源泉。改革前农村工业已广泛发展了数十年，但是大部分局限于将当地材料加工成产品供给当地的买主。几百个县和几千个生产大队的企业家式的领导者利用放松管制闯进他们向往多年的市场。中国南方各省在30年中央计划期间被排除在大规模工业投资之外，利用新的“开放政策”，藉助于华侨的资本、技术和商业关系促进工业增长，他们中大多数的祖先在南方沿海省份。军转民在一些民用工业中带来了强大的新竞争者。最后，中国在大多数省份建设国有工业“完整体系”的长期政策也提供了一项现成的竞争来源。
竞争减少利润。在中国，工业利润在80年代戏剧性地减少了。公有部门的主导地位使政府成为主要的牺牲者。曾提供占1980年财政收入83%的工业上交利税，远远落后于产值的增长。在1980-1991年期间，工业收入对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8%跌落到5%（《统计年鉴1993》，第215、217、412页）。广泛的逃税加重了利润下降的财政后果。
经济产值中政府份额下降是改革动力学的关键环节。缺乏向所有企业提供“软预算约束”的资金，中央官员不断面对在财政赤字上升和迫使国有企业从市场活动而非从国家求得生存之间的无奈选择。中央官员常常，虽然不总是，选择后一办法。各省和地方政府在收入中的份额上升而牺牲中央，也限制补贴。竞争则又提供一种解释。为了外国和国内投资，各省和地方政府在它们中间激烈竞争。由于地方政府实际上进入不了信贷市场。因此它担心大量支付补贴，将推迟上重要基础设施项目，从而削弱当地的竞争力量。
这是发展的简要记述，巴瑞·诺顿(1994)等人有更充分的描述。主要是，局部改革产生的制度变革创造良性循环，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仅酬谢胜利者和惩罚亏损者，而且通过削弱财政收入的增长，降低国家保护亏损者不承担高成本、低质量，不注意顾客要求，以及从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其他长期习惯的后果的能力。国有企业被竞争刺痛，而且其利润下降或财务损失只得到部分补偿，故在争取进一步放松国家管制，并且寻求减轻它们的集体企业对手已大部分避免了的昂贵的社会义务。这些呼声带来了新一轮的放松管制，更多的竞争，利润更多地流失，政府收入增长更慢。
三、局部改革能继续下去吗？
局部改革已产生15年的强劲增长，并且激发从计划到市场，从寻租到寻利，从指令革新到分散的技术变革的大规模转变。但是，这些进展也留下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国有和集体企业中广泛的财务亏损引起对公有制的生命力的疑问。商法的框架仍然薄弱。虽然广泛讨论破产，但极少用到城市企业上。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商品市场的增长。虽然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欠发达的服务部门可能容纳国有工业的多余工人，但城市劳动市场的出现还等待着住房、养老金、医疗保险及失业救济的改革。资本市场也有同样棘手的问题。局部改革的银行系统则继续积累偿还不了的贷款。
既然经济面对这些困难（以及许多其他困难），80年代局部的、就事论事的政策思路到90年代能否维持工业的前进势头？这个疑问似乎有道理，但是它的静态观点忽略了改革经验在一系列中国精英们视为合法政策方案选择的范围上的影响作用。主张全面改革的一些经济学家们担心，渐进主义可能允许保守派动员反对改革。但在中国，事物正朝相反的方向运动。90年代已经看到广泛一致的主张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作用，以宏观控制、西方式的管制和宽广经济战略的确定为限。在整个80代年曾处在合法讨论界限之外的这种观点已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批准。在1992年和1993年，党和政府对一批市场导向的改革措施的支持不曾犹豫；在1994年，另一轮改革正等待实施。
四、中国工业改革经验的教益
在过去15年中，中国迅速走上把主要靠计划的经济变成市场制度的道路。经济学家们关心市场现象。但是中国和其他过渡经济的改革经验表明，对过分抽象的偏爱常常使经济学家们忽视实际市场制度的主要性质。中国创造市场制度的经验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观察园地，能够帮助经济学家们填补理解市场现象的空隙。
一个明显的效益是公有工业局部的、渐进的改革能产生实质性成果。在某些情况下早早使工业私有化可能有用，但是它对每一个国家的改革企业不是主要的。即使大多数资源仍在公有部门中配置的现有中国工业制度正处于迅速向日本或台湾的现有经济制度接近的转轨过程中，中国工业仍然在这种许多经济学家们认为是无法操作的制度安排下实现了15年的实质性增长，取得了出口的成功和技术的进步。
中国渐进主义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赶快实行中国的政策。本文即使简短，它仍揭示了特殊的初始条件（农村工业的先期发展，大规模制造业设施的分散，华侨提供的知识和资源）的关键作用，如推动制度变革，市场竞争和财务压力的良性循环。中国近年经济业绩优于俄国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及东欧国家，并不意味着中国式的政策能使这些国家作得更好。
在这些过渡性经济中，和在中国一样，初始条件强烈影响着政策结果。这意味政府官员若能象中国那样怀疑那些游历全球而不了解当地经济结构和制度的顾问们的建议，则有可能受益。以行政能力为例，它在改革问题的讨论中被广泛忽视。中国稳定而相对有效的官员们发现难以对付多种改革；有些中国经济学家们则担心即将出台的1994年改革运动可能超过国家管理能力。杜德来·西尔斯说稀缺的行政才能“不能同时部署在一切战线上”。这是对于改革过程中数量和质量之间可能的权衡的警告。
除了对社会主义过渡的含义外，中国的改革经验也指出了经济理论的新研究领域。80年代中的双轨价格制将几乎所有工业品的供给分割为计划和市场部分，后者通过商业渠道自由流通，这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但这种制度能否产生资源的帕累托效率配置？它的计划部分能否看作是一个巨大的整数税和补贴的阵列？30%、50%或70%的商品按市价交易的一个半市场制能否提供与纯市场经济一样多的信号信息？
更一般地说，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可能帮助经济学家们形成有关市场制度的一个可操作性定义。没有人会对称美国经济为“市场制度”表示犹豫，虽然它也被深深管制并且充满扭曲。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市场经济”中，管制和扭曲的程度甚至更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支点远离国家所有和控制，什么时候才可用“市场经济”的名称？名称问题或许无关宏旨。但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有助于产值、收入和技术能力的快速增长，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却涉及到经济学的核心。
＊本文承蒙享利·鲁斯基金会、约翰·西蒙·古根汉纪念基金会及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资助，樊纲先生评论，王裕棣女士译为中文，深为感谢。——作者注
（王裕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