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卒于广德二年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德论文,二年论文,李白论文,卒于论文,春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86（2007）08-0041-03
一、王琦说勘谬
时下，关于李白卒年诸说中，王琦所谓“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① 说影响最大，不仅旧时学人率多从之，亦为当前流行的各类文学史、李白研究专著、辞典等采录。
其实，王琦之说系臆断。考李阳冰《草堂集序》实无王琦所谓“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明示或暗喻。阳冰《序》唯有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暇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论《关睢》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②
王琦显系将“疾亟”误解成“已死”或“既卒”。查《汉语大字典》及《简明古汉语字典》，“亟”均无“死亡”之意。“二典”罗列“急、赶快、急躁、紧迫、紧急”等含意外，唯《简明古汉语字典》收有“（病）重”一释，并例引《梦溪笔谈·技艺》：“[许元]方欲入对，而其子疾亟。”可见，从文字本义上考察，“疾亟”只有病重、病危的意思，并无死亡之义。病重病危即死，固有之，然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亦属常见。再者，即便白实卒于此次“疾亟”，就“公又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之前后文意连贯分析，也决不能视“疾亟”为死亡。否则，李白既已“疾亟”身死，何再能“枕上授简，俾予为序”呢？看来“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实乃阳冰《序》成之日，非即李白命终之期。
二、魏序探踪
魏颢《李翰林集序》有云：“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怀旧，授笔成序，首以赠颢作、颢酬白诗，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鹏赋》，古乐府诸篇，积薪而录；文有差互者，两举之。白未绝笔，吾其再刊”。③ 由序文知，魏颢经安史乱后，丢失了所存李白诗文。上元末年，始于“绛”地偶然寻到。
考上元年号仅两年，则“上无末”显即上元二年（761），而魏颢又“沉吟累年”，始“援笔成序”。则魏颢作序之日当不早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查《简明古汉语字典》，“累年”之“累”作“接连、连续”讲。《字典》还单列“累日（夜、月、年）”诸词释曰：“连续几天（夜、月、年）”。则“累年”至少应指两年。按斯时魏颢作序仍称“白未绝笔，吾其再刊”。可见至早在广德元年，就颢所知，李白尚未“驾鸿凌紫冥”。否则，颢也不至下“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之定论。揆之事实，魏颢十分崇拜李白。天宝十三载（754），曾千里命驾访白于红东，追寻太白足迹，“游天台、还广陵”，始“见之”（详见“魏序”）。予以为，如魏颢这般千里“追星”的大“诗迷”，于李白这样蜚声人间的大诗人之在世与否焉有探访不得亦或无从知闻之理。再考[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三十二载：“李太白集，其（李白）存日，魏颢有编。”④ 可见，胡氏亦知魏颢编《集》制《序》时李白尚在人世。
三、李诗寻迹
现存李诗仍有广德间之作。惜为数不多，大部分当已被萧士赟误作赝品删汰了。
[元]萧士赟《补注李太白集序例》语云：“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绵所刊舂陵杨君齐贤子见注本，读之，惜其博而不能约，至取唐广德以后事及宋儒记录诗词为祖，甚而并杜注内伪作苏东坡笺事已经益守郭知达删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类此者为之节文，择其善者而存之。注所未尽者，以予所知附其后，混为一注。”⑤
“杨君齐贤”者，字子见，南宋诗论家。首注李诗，有《李太白集注》二十五卷。别著有《蜀枢集》、《周子年谱》等。考《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知，“杨君”曾登庆元五年（1199）进士，试制科第一，再举贤良方正。世称“颖悟博学”。
予谓，“颖悟博学”的杨齐贤既引“广德以后事”来注李白诗，说明他看到的李诗中的确尚存含广德以后史事者。可惜萧士赟固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不相信李白有宝应以后的诗文，因对杨注所引“广德以后事”大加删削，若干作宝应以后之诗文亦砍掉。
王琦《跋》称：“南丰曾氏序谓李白诗之存者千有一篇，杂著六十五篇，今萧本诗只九百八十篇……咸不及曾氏所云之数”。⑥ 算来，怀疑过勇的萧氏竟删弃李诗一十三首。斯中为宝应以后语者当不在少。可惜均蒙冤“节文”了。
经囿于错误成见的“萧君士赟”改编之李集，自然基本吻合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说。这无形中增加了对李白实际卒年考证的难度，直接导致了李白卒年的长期被误说。
所幸“自弱冠知诵太白诗”且“厥后乃得专意于此”的萧士赟的删削毕竟有疏漏，下面一首《游谢氏山亭》即可能作于宝应元年之后。诗云：“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病闲久寂寞，岁物徒芬荣。借君西池游、聊以散我情。扫雪松下去，扪萝石道行。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花枝拂人来，山鸟向我鸣。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⑦
考陆游《入蜀记》有载：“青山有谢玄晖墓……庵前有旧池，曰谢公池。”《方舆胜览》卷十五亦记曰：“青山，在当涂县东南三十里。”索诗句中既有“沦老卧江海”、“病闲久寂寞”、“扫雪松下去”、“谢公池塘上，春草飒已生”云云，则此诗系晚年的李白久病初起时在初春作于当涂明矣。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其中“再欢天地清”一句。读过唐史的人均知，大唐帝国自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乱后，“天地”一直未尝“清”、未尝“欢”——除至德二载（757）两京收复，“天地”有稍“清”之象，可称一“欢”外，唯广德元年（763）春正月，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结束可称再“清”“再欢”。阳冰《序》既载白于宝应元年十一月曾一度“疾亟”，予谓此诗实为白于那次“疾亟”卧病当涂直至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初春病情好转时作。详诸文史，若合符节者，舍此实无彼。
四、探骊取珠
行文及此，一如剥蕉至心。础基于前，且“听将令”，索隐诸原始碑传，探骊李白真实卒年。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左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⑧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呼命与！”⑨
《新唐书·文艺列传·李白传》：“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通过以上诸碑传之叙述，可知：李白卒于“代宗初”，且与“闻命”、“制下”、“以左拾遗召”为前后之事。
按两《唐书·代宗纪》、《资治通鉴·唐纪》载，“宝应元年四月己巳，（代宗）即皇帝位于柩前”。则从“代宗之初”诸求贤诏中正可探寻李白卒年的马迹蛛丝。兹具列相关者如下：
（一）《代宗宝应元年九月诏》曰：“自顷中原多故，汔未小康。州县屡空，守宰多阙……其内外文武官中如有堪任刺史县令及出身前资人中有堪任判司丞尉者，宜令京常参官各慎择所知，具状闻奏，诸州刺史县令既籍僚属亦宜准此。”
（二）《广德元年十二月诏》曰：“理道同归，求贤是急……宜令行在侧近府州长官搜罗俊逸，其有怀才抱器、高道不仕，精加访择，必以名荐。”
（三）《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曰：“常参官各举所知堪任宪官、谏官、儒官、刺史、县令者”。
（四）《广德二年七月诏》曰：“河南、河北有怀才抱器、安真守节，素在丘园不仕，为众所知，委所在长官具名闻荐……”
（五）《永泰元年正月制》曰：“孝悌力田、怀才抱器，遗逸未经荐达者，各委州府闻奏。亲当策试，量能叙用。”
（六）《大历元年十一月制》曰：“天下有安贫乐道、孝悌力田，未经荐用者，委所在长官具以名闻。朕当亲自策试，量才叙用。”
（上录诸诏敕均取自《册府元龟卷六八·帝王部·求贤二》。考代宗在位计十八载，因仅录此六诏。余如“大历五年六月”、“八年正月”等已属代宗在位九年后之诏，殊与“代宗之初”未符。故未予引录。）
考上引诸诏，独《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符合李白情况。
据《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载：“左补阙二人，从七品上；左拾遗二人，从八品上。左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可知，左拾遗系谏官，此与诏（一）“刺史县令”、“判司丞尉”云云明显未符；再查《新唐书·地理志》，白时所在当涂隶宣州宣城郡，属江南西道，诏（二）、诏（四）“河南河北”、“行在侧近府州”云云更是不干白事；又考白曾“因持盈法师达”（参见魏颢《李翰林集序》），亦显非诏（五）、诏（六）所言“未经荐达者”、“未经荐闻者”。故舍诏（三）实无它。
诏（三）所说“广德二年正月丙午”，即中历正月初八，西历公元764年2月14日（星期二）。诏下后，有常参官（常上朝面圣之官僚）知白尚在世者荐白于上。考《唐律疏议笺解卷二十五·诈伪》有“对制上书不以实”云：“诸对制及奏事、上书诈不以实者徒二年。”据此可断言，该常参官应确知白尚在世。于此再细究前引诸碑传“闻命之后，君亦逝矣”、“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等语，可知：白显卒于有常参官荐之与“拜公左拾遗”制抵当涂这个时区。
《通典卷一百八十一·州郡十一》有言：“（宣城郡）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六里。”据《唐六典·尚书兵部》“驾部郎中员外郎”条：“三十里一驿”。近人严耕望于《唐代交通图考·序言》云：“据实考之，驿距疏密无定准，交通繁忙大道或不到三十里，而边远地区，有疏距八十里以上者，平均距离当在四十里以上。”今且宽泛地以“三十里”计，则西京当涂间驿站可约为100所。即便再虑及西京与宣城郡间距或少于其间驿道长，然亦不过50所驿站之计算差误。也即西京当涂间至多有驿站150所。再考《唐律疏议笺解》卷十“驿使稽程”之“笺释”部分所引《养老令公式令》第三十五条云：“事速者，一日十驿以上；事缓者，八驿。还日，事缓者六驿以下。”则“拜公左拾遗”之制二十五日内即可抵当涂。⑩ 而常参官闻诏及时，荐举奏事当亦不差三五日；且即位未久的代宗正是“广拔淹瘁”之时；白亦无“历史遗留问题”（据《新唐书·代宗纪》：“宝应元年，五月丁酉，〔代宗〕御丹风楼，大赦……棣王琰、永王璘并与昭雪”）。故其间荐举、草制等大略计为二十五日足矣。
综上以计，自正月丙午求贤诏下至“拜公左拾遗”制抵当涂，顶多五十日，则依西历计，白应即卒于公元764年二月中下旬至四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内。保守言之：李白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春。
注释：
①王琦《李太白年谱》“唐长安元年”条：“太白生”，其下自注曰：“李阳冰《序》：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
②③⑥转引自《李太白全集》第1446，1453，1691页，中华书局，1977。
④参见《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442页，中华书局，1977。
⑤⑦⑧⑨转引自《李白集校注》第1795，1177，1779，17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⑩以“事缓者”算，需一十九日；再以中途若干可能耽搁计六日；宽泛而言之为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