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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今的中国经济来说，面对要求人民币升值“迷雾”，外国对中国贸易壁垒在不断地强化。在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提出一种“中国威胁论”，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在美国，“廉价的中国产品使国内制造业感到了压力，导致产业界产生了危机感”，相关行业协会和劳工组织纷纷出面向政府施加压力。韩国政府也曾公开表示，韩国出口被人为压低本币价值的国家挤出了市场，将矛头直指中国……。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过多地希望我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国际社会一道解决世界贸易不平衡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要求我国改变现行汇率管理体制、加大汇率浮动范围、促使人民币升值、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且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严厉。
人民币升值将会给我国产品出口带来严重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货币升值实际上并不影响进出口商品本身的价值，而是通过改变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来削弱它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一国货币升值后，通过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外国对其出口商品的需求下降，出口规模得以制约。同时，该国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会刺激国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进口规模得以扩大。可见货币升值有利于一国抑制出口，扩大进口，恶化其进出口贸易状况。我国目前的出口产品主要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较少，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以来料加工或进料加工为主的三资企业在全球化产业链中处于最低层的地位，利润率低，自身增值能力不足。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目的主要是看重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抵消人力资本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中国的产品出口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人民币升值还会导致外界对我国经济、政治稳定性的悲观预期，进而削弱我国引进外资的能力。同时因预期下降引起的资本外流会使国内环境进一步地恶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汇率浮动并非理想选择。泰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高速增长。在1997年东南亚危机中，泰国是遭受打击最重的国家之一，不仅汇率急剧贬值，GDP大幅下降。而且还因支付危机而不得不接受IMF等国际机构条件严苛的“救援”。以此为鉴，人民币升值必将进一步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加剧金融市场的混乱。
自从2003年8月初中央政府表示将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之后，美国商务部保障公平贸易专家组立即就发布了中国出口美国市场商品的统计数据，并表示将定期公布相关数据。可以想见，根据这些监测数据自然就很容易发起对华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可以预见，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美国、欧盟、日本等中国主要贸易伙伴还会纷纷进一步强化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和卫生标准、知识产权调查等手段，对进口我国产品进行限制，并且形式还会多样化、涉案商品的种类会增多、金额会增大，目的就是迫使中国就范。对此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积极加以防范，认真应对。
日本、美国以我国通过人民币人为低估获取商品出口的竞争优势为借口，大打“中国牌”，企图迫使人民币升值。
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八年持续增长之后，随着高科技产业泡沫的破裂而陷入衰退。“9·11”事件更是雪上加霜，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日本也试图通过人民币升值、日元相对贬值来改善日本的贸易状况，从而扩大出口以带动日本经济复苏，阻止提高中国战略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尽管日本从中国进口虽然达到16％，但只占日本GDP的1.6％，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极为有限，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是日本自己而不是中国造成的。美国、日本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不仅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无法全面发挥（减轻外债负担，刺激产品出口，转嫁经济危机等），相反，由于人民币随着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一起贬值，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
有数据表明，如果说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是因为中美贸易不平衡，那么，即使中美贸易达到平衡，找平美中5000亿美元规模的贸易逆差也决不会有多大作用。即使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对校正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也并无益处，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轻微，对欧盟经济的影响几乎为零。
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政治化趋势代替了美国的“中国的廉价商品对给美国的就业市场造成了较大压力”。
正如美国《纽约时报》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三年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制造业萎靡不振的痛苦中，美国的政客和商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为这些麻烦而责备的对象——中国，或更明确地说是人民币。美国经济现今处于经济周期的调整期，加之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的快速进展，使得美国某些行业失去竞争力，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由此带来失业与行业利益损失。这些群体组成强大的院外集团，要求政府保护其原有利益，加上伊拉克战争等政治因素，美国现任政府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这种压力促使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采取愈来愈严厉的限制措施。
对于日本来说，政府花了上万亿美元，用了十多年时间仍未摆脱经济低迷的困境，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由于政治上的干扰因素很多，经济政策不完全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近十年来日本经济一直萎靡不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急需转嫁经济危机给其他国家，迫使人民币升值以提高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
此外，不能排除施压人民币升值是应对人民币对日元的挑战，争夺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人民币汇率稳定，价值日益显现，在中国周边国家，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硬通货而被广泛兑换和使用，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泛人民币区。近年来，建立亚元的呼声越来越高，谁能主导未来亚元，已成为比较敏感的话题。
人民币升值与美欧对华贸易政策一起，构成了当今美欧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
贸易保护主义作为一种竞争的政策，不管这种障碍有没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实质是为了维护竞争优势。由于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工业品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引起了发达国家的警惕和恐惧。由于新经济泡沫崩溃带来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一直难以强劲复苏，这种情况下出口就显得特别重要。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没有达成，转而使用贸易壁垒手段，其目的依然是期望更多地将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这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另一方面，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集团要求保护国内制造业，打击竞争对手，政府自然乐意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以转嫁国内对其政策的批评。欧盟前几年就提出了中国普惠制取消的动议。普惠制主要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欧盟认为从经济发展规模、发展水平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来看，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中“毕业”。经过中方的努力，取消普惠制没有很快实施。但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强，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出现普遍疲软的状况下，仍然表现出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水平都比较高，这时候提出取消普惠制，表明欧盟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出口的迅猛增长往往会产生很多贸易摩擦。现在中国面对来自各方的贸易限制，主要是因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市场上，而是在全世界都有所体现。这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借口。
从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以来，美、欧对华贸易壁垒不断加强。美国2002年以来对华反倾销与保障措施案共计30件，而1995—2001年对华反倾销与保障措施案共有35件，欧盟分别为20件和37件。同时，美国还对中国农用拖拉机和割草机、紫色天然及合成橡胶保护手套、农用车辆、西地那非和无汞碱性电池等发起了5起“337条款”知识产权调查，并强化了对中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欧盟也宣布将逐步取消对中国的普惠制，准备将大部分从中国出口到欧盟的商品普惠制税率从3.5％提高至5％，波及几乎所有对欧出口的工业产品。此事的严重性，足可与曾经困扰中美关系多年的“最惠国待遇”相提并论。至关重要的是由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壁垒措施具有强大的回应效应，导致其他国家纷纷仿效美、欧的做法，对中国设置的贸易壁垒大大增强。
人民币升值论是发达国家与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矛盾不断累积和激化的具体体现。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在崛起之初，对外贸易出口的迅猛增长和贸易顺差过大，其他国家除了构筑贸易壁垒，还会发动针对某种产品或某种行业的贸易战，甚至指责这个国家整个的宏观政策出现了问题，使得国内政策的自主性越来越少。这不仅会影响到某个产业，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这种状况在战后的日本和西德都遇到过。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给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的上升，是对中国经济地位提高的一种肯定。但我们只要看看20世纪80年代的西德经济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发展，就可以看出日元和西德马克的升值对日本和西德经济的负作用，遗憾的是昔日的受害者如今也成为美国的盟友和帮凶。
此外，由于美国和日本经济不景气，欧盟经济也未见好转，近年来失业不断增加。昔日生机勃勃的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速度放缓，还未完全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拉美国家经济则因金融与债务问题，发展速度今不如昔。相对其他地区经济普遍萧条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谓“一枝独秀”。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势必会想办法来扼制这种势头。其与周边一些国家曾经出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看法一样，担心中国经济和贸易增长过快可能会给自己的经济利益带来损害。自从中国经济和出口贸易持续增长以来，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就没有停过，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经济贸易政策也时好时坏，主要取决于美国等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评价是顺应还是对抗。这些摩擦日积月累，积怨越来越多，“中国威胁论”和“人民币升值”无一不是这些矛盾激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