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是“道德社会”的基础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有制论文,道德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书》1996年5期《道德社会何以可能？》一文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有社会道德？这当然是大家都应该关心的。中国人民大学刚刚成立了“道德科学研究院”，此文作者又是这个大学的一员，自然更令读者注意。
文中论定：“本世纪计划经济的实践已经证明，在集体产权制度下，人们生活在普遍性的谎言中，生活在虚假的道德生活中，从功利上来看，集体产权制度（尤其是该制度的最高体现国有产权制度）也导致了效率低下的恶劣后果”。
文章还提出：目前中国是“迈向市场经济时代，目前需要的正是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道德，这种道德的核心内涵不再是提倡无条件的牺牲，而是倡导尽可能地创造和发挥，通过为人所普遍认可的正当合理的制度，来挖掘人性深处的潜在创造力，提高其承担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利用强制性的制度来扼杀人性的自利能力，强化人性中的乞求依赖倾向，通过提倡牺牲来遏制强者的发展。”可见作者对于“见义勇为”的行动，或者像孔繁森那样的崇高品格，以及徐虎同志那样的“牺牲”，显然是不赞赏的。据说这些都不是搞市场经济的中国应有的“道德内涵”。人应该极大地发挥“自利能力”，却不应“为人民服务”，更不要当“傻帽”。革命烈士牺牲只是白白冤了自己。
作者认为，是“集体产权”产生不道德。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合作化”阶段和“公社”阶段。就是这些“集体产权”制度使人们普遍“生活在虚假的道德生活中”，普遍地撒谎。新中国从千百万革命先烈的鲜血中诞生，逐步消灭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地主土地所有制，倒造成了不道德的社会。并且，“国有产权制度”是最要不得的。是它导致了“效率低下的恶劣后果”。结论不用说，自然是应该消灭一切集体所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了。另一句话就是：集体所有制和一切公有、国有制都产生不道德的生活方式，那么就应该让位给私有制，即封建地主或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然后人类才有可能过道德的生活，不用撒谎，忠诚老实地过极富于“道德”气氛的日子。
我们知道，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与社会道德风尚、人们的道德意识有极大关系。但究竟是私有制所造成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局面使人类社会道德水平高些？还是“集体产权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中生活的人们的精神道德面貌好些？
而且，什么样的思想、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样的思想、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根据不同的时代、民族、地域、阶级而有大不相同的标准。比如，黄世仁要杨白劳再穷也得交地租，逼得老佃户自杀，他强奸喜儿，在地主们看来，都不是不道德的行为。《水浒传》中写梁山好汉造反，杀贪官污吏，抢花石纲，封建统治者认为它“诲盗”，列为禁书，但今天的读者却并不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因此，分辨“善”与“恶”，首先得有个共同的标准，而且要根据人类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说话，不得凭空妄论。我读此文时，很自然就想起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历史，脑中涌现出许多永难忘怀的生活画面。我脑中忆起北平解放前两年，我在清华大学选修费孝通先生“社会调查”的课程。费先生让我们去调查国民党的法庭、监狱，亲眼看到可怜的老百姓跪在肥猪般的法官面前受审；看到监狱中犯人近似地狱的待遇；特别是到前门八大胡同调查“人肉市场”的妓院，体验穷苦人民的女儿、姐妹在此遭受凌辱的惨状，看国民党的官儿和商人、阔佬如何无耻淫乐。这一切，都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社会必须改变。那时候，自然是“市场经济”，灵魂和肉体都是货物，有钱就可以收购、占用。而在我们穷学生心目中，这些都是人世间极不道德、最无人性的现象。这些嫖客在当时大都是属于有钱、有势的阶层，包括开妓院的老板、黑社会流氓头子，都是“强者”，他们的确都是具有“自利能力”的。但干这种不道德的勾当只是出自兽性，甚至比禽兽还残酷的近乎恶鬼的心性，绝非人性！
新中国开始扫除旧社会（半殖民地型市场经济的范本）腐烂的精神垃圾，逐步实行国有化、合作化，消灭地主、富豪、官吏剥削穷人的不道德制度，也取消了娼妓行当。北京首先消灭八大胡同等许多人肉市场，将受苦难的妓女从火坑中拯救出来，逐步改造成为新社会的劳动者、国家的主人翁。一些清华女同学、我的朋友，就参加了这项人类史无前例的伟大工作，使地狱底层的鬼魂经过自我思想解放成为自尊的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自北京开始，改造旧世界这一部分罪恶的运动逐步推向全国，终于在神州大陆上消灭了延续千年的娼妓行当，中国妇女取得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显示的优越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改造旧社会的辉煌胜利，这是任何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做不到的。唯有在工农劳苦大众翻身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这样彻底的妇女解放。这是伟大的道德精神的体现。请问，这不是在“集体产权制度”下出现的么？正因为生产资料私有产权制度的逐步消失，旧社会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纯粹“自利”思想意识，才得以逐渐改造为以“利人”为美德的社会风尚。在革命队伍中，在真正的革命同志中间，比兄弟手足还亲切真诚，用不着撒谎，尔虞我诈，社会生活中用不着那么多的虚假面具，勾心斗角。新中国建国以来，有不少集体生产搞得好、党支部领导坚持党性原则、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子，那里人们的道德水平、思想觉悟是很高的。干部和村民都热爱集体，集体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所需，子女教育。干部不贪不懒，无人有失业之忧，生病、老年也有集体照料，一点也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感。例如我曾多次访问过的河南新乡县刘庄村，有史来贺同志等好党员的领导，集体生产一直蓬勃发展。村子从旧中国私有制解放出来之后，由极穷成为今日“中原首富”村，几乎是门不加锁，也无偷盗，连打架、争吵之声都听不到。人们道德水平之高，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难以看得到的。
五十年代开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地与违反道德的丑恶现象作斗争。赌博被禁止了，抽大烟的“烟鬼”不见了。解放前中国城市乡村街道上铺天盖地的治“花柳病”的广告，也消失了踪影。几十年间，新中国的医院已不设“性病科”。这全是在“集体产权制度”下发生的世界奇迹，这是哪个私有制国家能做得到的？公有制的、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为一位印度诗人赞美的“人类道德的渊薮”——这是五十年代我读到的一句令人感动的诗。
这一切，都是历史事实。是前辈共产党人以身作则、为公忘私的品德行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影响教育的结果，更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讲道德的公有产权制度给予人们的、值得歌颂赞叹的社会现象。《道德社会何以可能？》的作者，是不知道这些历史记载着的道德风尚呢，还是故意抹杀这些私有制社会所不可能产生的奇迹？
不要忘记中国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九·一八”日寇侵略东北，八年抗战的烽火血泪，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白毛女、杨白劳。不要忘记这些惨史都是在私有制、人剥削人、人吃人的社会中发生的。作者提倡“自利”的“人性”，以为“自利”是道德的根本，那正好是东条英机，希特勒、“鸠山”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是李大钊、方志敏、鲁迅、闻一多、渣滓洞的烈士们所鄙弃的。作者如果愿意研究一下焦裕禄、孔繁森、李润五这些共产党人的思想感情和人生观，不把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为“道德”的准则，就不会黑白颠倒、丑美不分了。
作者还有一种生存环境决定人的道德面貌的论点，认为“生存资料极端缺乏的社会是利他主义水平最高的社会”，而“在生存环境有所改善”“有一定选择余地”时，“取代对利他主义行为需求的是对私有产权的需求”，“利他主义行为容易引起搭便车问题，容易引起道德滑坡，而私有产权则能够遏制搭便车，从而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持续发展。因此，私有产权制度替代了以利他主义行为为基础的道德制度。”
这些议论表明作者完全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也完全不懂历史。在“生存资料极端缺乏”的原始社会，人们必须齐心协力去狩猎、采集，公平地分配物品才能活命，因而不得不被强制地实行一种原始的集体主义或曰利他主义。后来生产技术进步，可以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料，于是有了私有财产，因而出现了私有观念即“自利主义”，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种进步，但一切不道德、非正义也都因此而生。而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的利他思想，是一种在更高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新的集体主义，它与原始的利他主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出现之后的今日，再来鼓吹“自利主义”，那就是开倒车，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反动。
这些年来，咒骂、讥笑、挖苦社会主义制度的语言、辞汇够多了。把一切恶果都归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头上。不少满脑袋“西方月亮比东方月亮圆”的人，把国有产权制度说成是造成经济落后的根源。这个作者也说，“集体产权制度（尤其是该制度的最高体现国有产权制度）也导致了效率低下的恶劣后果”。但从道德问题上，像作者这样明确地论定公有制就产生不道德的文章似乎还很少见。开国后，人们大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的现象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只要能赚钱，管你贩毒、嫖娼、卖淫、杀人、放火、抢劫、贪污、贿赂、走私、贩卖人口……都可以干。而事实上，在美国这样富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勾当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它无法消灭。在巨大的“自由神”阴影之下，你能看到私有制给人类带来多少社会安宁和道德信念？！
社会主义、国有产权制度社会，也有各种各样的缺陷、阴暗面，甚至有很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文革”以来，党纪国法更被“四人帮”破坏殆尽，于是列宁所说的来自旧社会的“尸毒”逐渐死灰复燃，为害日炽。但这绝不是公有制的过错，而是私有贪欲恶性膨胀、泛滥成灾！你把错误都归到公有制——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基础上去，想论证公有制（集体产权制度）应该被可爱的“私有产权制度”所替代，要我们回到旧中国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受“权势人物”压榨、欺凌、枪杀的年代，被国民党反动派惨杀在渣滓洞的烈士们不会答应，中国无数遭受过剥削苦难的老百姓和他们的子孙也不会答应。私有制如果真的“替代”了公有制，社会主义被消灭，“和平演变”成功，那么，在有12亿人的这个国家，就必然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失业者将汇成盲流的滔天洪水，中国将成为盗贼横行、灾祸连绵的人间地狱。作者（包括目下所有对私有制抱有强烈兴趣的先生们）可曾想过这种几乎是必然性的后果？抑是希望这样的后果的到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覆灭？
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严峻。究竟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走向彻底的资本主义，恢复剥削工农劳苦大众的私有制，让“权势人物”“强者”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为所欲为。人们当然希望经济增长，但增长后获利者是谁是个大问题。希特勒、东条英机时代的德、日帝国主义、法西斯统治，他们国家的经济是增长得够快够多的。这样的增长结果，是德、日老百姓和全世界人民的灾难。中国面临着国内外渴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垮台的势力的威胁。不光是美国航空母舰驶到台湾海域，钓鱼岛上竖起日本灯塔。1991年“美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里克早就为白宫的主人献过覆灭中国的“锦囊妙计”。他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年发展的经济，实质上已成为美国要鼓励的那种经济”，“保持中国的改革道路的关键是同外界、尤其同美国保持接触”。他要华盛顿“无条件地延续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恢复同中国高级领导人、军事领导层、特别是同省政府领导人的接触”；“扩充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商务部门，以了解中国各省的经济发展和变化，增强美国在地方上促进资本主义的能力”；他提出“两种方法推翻共产主义制度”，“一种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使用的方法，经历了40年的遏制和孤立的斗争。另一种是‘和平演变’的方法。”
这种“和平演变”的方法，前些年在中国确确实实是行之有效的。“抗美援朝”年代好不容易才扭转了国民党传播的“崇美恐美”思想，现在不但死灰复燃，而且成了不少年青人、生意人的主导思想意识。美国式的享乐主义、自利主义的人生哲学、生活态度，浸淫中国各大城市不少人的头脑。一代“雅皮士”已形成一个阶层。在私有制企业、个体户、合资企业大量存在的社会生活中，国有制企业及其职工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威胁。穷人受到大亨、老板、阔佬、富婆们的蔑视。高级酒店、大商厦，高尔夫球场、贵族学校，为这些“权势人物”及其子女而开设；电视屏幕里，出入五星豪华宾馆、坐奔驰轿车、领着漂亮“小秘”趾高气扬地向电视观众炫耀的，是大老板和阔少，而很少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革命烈士，更不是普通工人和农民（个别发财的农民企业家除外）。在国家的广播电台里，每天你打开收音机，听到的十之八九是美国流行歌星们的嚎叫。在充斥内地电视台的港台电视节目里，许多是资产阶级的发财梦、爱情加钞票的“人生理想”。在那些“天皇歌星”的词句不通的流行歌曲中，当然是少爷小姐、纨绔子弟们吃饱玩足了瞎哼哼的梦呓，百无聊赖的闲愁假爱。咱们的大、中、小学生们整天被这些东西“薰陶浸染”，你能期望它们会培育出“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么？孙子兵法早就说，“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战略。尼克松生前写了《不战而胜》，苏联、东欧就是在世界资产阶级“无形战线”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现在自然目标是中国了。这一大块“肥肉”还有不少资源未开采，廉价劳动力可以压榨出无数美元的利润；起码堆放洋垃圾也是好地方。洋老板和帝国主义反动政客们、军阀们，当然绝对不会放过中国的。堡垒要从内部攻破，或者内外夹攻，方生奇效。现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国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们都感到要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必须清除腐败，使广大群众恢复爱集体、爱国家的道德风尚，坚决和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丑恶行为作斗争。我们曾经消灭了娼妓、吸毒、赌博、贪污……，我们一定能再次战胜这些旧社会的“尸毒”，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并使之成为全社会的行动。
1996“12.1”运动51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