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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3)03-0080-07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后，逐步同中国哲学相会通，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也开始了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中国哲学 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本文以唯物史观的传播、规范化和通俗化进程、中国化进程来概 述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力求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色。
一、唯物史观的传播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但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却开始于五四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 史舞台，担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使中国具备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条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追求真理的热情 ，又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正当中国已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全世 界范围内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使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先进的中国人从旧民 主主义革命屡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中国已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改弦 更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 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P1471)于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轨迹，很快从五四新 文化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从1918年7月到11月，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 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预示着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在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开始传入中国。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有李大钊、陈独秀、 李达等人，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李大钊。1919年2月，李大钊帮助《晨报》改版，增设 “自由论坛”、“名著介绍”等专栏，开辟宣传唯物史观的园地。同年5月，他又在《 新青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配合五四运动宣传唯物史观。1919年9月至11 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六卷5、6号连载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按照自己的理解 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较为系统地绍述唯物史观。以后，他又陆续发表《马克思的历史哲 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以及社会革命论的文章 。在李大钊等人的带动下，北京、上海等地的进步报刊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 绍和宣传。据不完全统计，仅五四运动后半年的时间，全国各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报 刊达200多种，出版的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有数十种，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受到当时“打倒孔家店”思想氛围的影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较注意突 破中国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例如，李大钊指出：“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 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 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概念黄、农、虞、 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 。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 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檀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 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结晶。”[2](P290-291)他列举唯 心史观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种种表现，目的在于为唯物史观的传入扫清思想障碍。毋庸讳 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充分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相结合的必 要性。但也应当看到，由于他们具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中国哲学仍旧对他们接 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潜在的影响。李大钊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一文中，运用大量的中国文化史上的资料，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说明 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李大钊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还是有帮助的。
李大钊首先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对中国近代以来的 社会结构的变化做了初步的分析。他说：“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与上层。基础是经 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 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2](P293)依据这个 观点，他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大家庭制度构成“两千年来的社会的基础构造”，支 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则是这一基础的“表层构造”。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 ，中国原来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于是，“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不能适 应中国现代的生活”。他从唯物史观中找到批判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社会制度的锐利武 器，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到新的水平，正确地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列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李大钊十分重视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马克思的学说由三部分组 成：“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 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 ，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 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2](P177)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李大钊批判了形形色色的 改良主义思潮，明确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方向。李大钊还依据人民群众在历 史上伟大作用的原理，把人民群众看成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指出，应当充分“认识民 众势力的伟大”，因为一切反动派“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 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2](P330)。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主张对人民群众尤其是 无产阶级进行启发和教育，帮助他们认识自身的力量，提高革命觉悟，发挥革命的主动 性和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 的新历史。”[2](P338-340)
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李大钊略晚一些。大约在1920年前后，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 者转变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其一，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 。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为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 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是跟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的。经济的构 造是跟着生活资料之生产方式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 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其二，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大意是说，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 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的基础(即生产力)有 了变动，在这基础上面的建筑物自然也要或徐或速地革起命来，所以手臼造出了封建诸 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造出了资本家的社会。一种生产力所造出的社会制度，当初虽助 长生产力发展，后来生产力发展到这社会制度(即法律、经济等制度)不能够容他更发展 的程度，那时助长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反变为生产力之障碍物，这障碍物内部所包含的生 产力仍是发展不已，两下冲突起来，结果，旧社会制度崩坏，新的继起，这就是社会革 命；新的社会制度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适合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此。”[3]他概 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说明了社会革命发生的必然 性。他对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理解虽不能说很深入，但大体上是正确的。
李大钊、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在今天看来，正如鲁迅所说，“当然是未必精当 的”。由于他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尚缺乏了解，理论深度受到了限制。李大钊的思想中还 保留着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残余，陈独秀幻想同实用主义结成思想联合战线。但是，他 们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自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 的发展奠立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理论准备。
二、规范化与通俗化进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党的领导下开始由自发变为自觉。 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理论刊物有《向导》、《新青年》、《前锋》、《中国青年》等。一 些革命的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也创办了许多刊物。此外，党还创办了好几种报纸，如 《热血日报》、《血潮日报》等。1922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书店， 陆续出版发行了马克思主义丛书。中国共产党还把上海大学建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 基地，在该校设立社会科学系，由瞿秋白担任系主任。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邓中 夏、任弼时、萧楚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教，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做出很大 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二次高潮。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 这些问题亟须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请教。这样，就为它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动 力，从而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三次高潮。1927年以后，一大批 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被译成中文。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趋向于规范 化、通俗化，一些苏联哲学界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被介绍过来，其中有：李 达、雷中坚合译(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艾思奇、郑易里合译(米丁 著)的《新哲学大纲》，沈志远译(米丁著)的《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这三 部译著中，沈志远译本影响最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主要读本。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除了翻译前苏联的哲学读本之外，自己也写了许多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教科书或通俗读物，其中有吴亮平编著《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 、李达著《社会学大纲》、艾思奇著《大众哲学》、沈志远著《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 、张如心著《哲学概论》、陈唯实著《通俗哲学讲话》、胡绳著《辩证法唯物论入门》 等。
在上述这些著作中，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理论水平最高，可以说是20世纪30—40年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规范化的典范之作。该书40多万字，分为五篇。第一篇比较详尽 地绍述唯物辩证法的各条原理，占整书一半篇幅。李达首先追溯了唯物辩证法形成和发 展的历史，说明它是人类认识史所固有的，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唯物辩证法是科 学的世界观，正确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说明了世界的统一性及其发展的过程性。唯 物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论，以“对立统一的法则”为核心。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范畴有本 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法则与因果性，每对范畴 之间的关系也都体现“对立统一的法则”。唯物辩证法也是认识论和逻辑学，科学地说 明了认识的发展过程中感觉与概念之间的矛盾展开；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基础；判 断与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辩证思维的具体方法。从第二篇到第五篇绍述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篇论述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的对象，说明历史与方法的统 一关系。第三篇从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入手，解说“社会的经济构造”。第四 篇解说“社会的政治建筑”，重点绍述列宁概括的阶级定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 。第五篇解说“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意识形态作为“上部构造”的组成部分 ，受到“经济构造”的制约，但有相当的独立性。李达还对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做了具体的分析。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是比较深刻、比 较系统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绍述，观点正确，准确深入，条理清晰，表述规范， 对于中国人民完整、准确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帮助很大。毛泽东同志对此书评价很高 ，称赞它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此书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和发展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对中国革命 的具体问题涉及较少、受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较大等，但不能因此而抹杀李达卓越的 理论贡献。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当时党外的一些哲学家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例如，早 年信仰生命哲学的李石岑在30年代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观点批驳各种反对唯物辩证法的错误言论。他在《哲学概论》第四编“新唯物论”中 介绍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193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 周年，上海青年会举办“科学的社会主义讲座”，李石岑在白色恐怖之下讲演《科学的 社会主义哲学》，介绍辩证唯物论，表现出极大的理论勇气。蔡元培、章乃器、陈望道 等著名学者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张岱年从1932年到 1934年连续发表了《辩证法的一贯》、《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 哲学》等多篇论文，介绍辩证唯物主义。他认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是实践的知识 论”，而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则是“科学、革命的人生哲学”。到20世纪30年代，马 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界影响最大的哲学。当时就有人指出：“1928年至1932 年短短的时间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 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果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 被人瞧不起的。”[4]大量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中国是受到普遍欢迎的。
到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加大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度。艾思奇 写的《大众哲学》，运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典范之作。此书很受 读者欢迎，在解放前出了32版之多。许多青年就是在读了《大众哲学》之后，而踏上了 奔向延安之路。艾思奇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由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三部分构 成。在本体论一章中他指出，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主观与客观怎样发生关系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对此的回答是：“宇宙间一切千变万化的现象，都是物质自己运动的过 程。”“物质运动的每一种形态，都有一定的限制、一定的规则。”[5](P486)他正确 地说明了主观与客观、物质与运动、物质与规律之间的关系，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 观的基本思想。在认识论这一章，他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指出，外部世界 是可知的。“我们认识一切，都是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实现的”，都是主观对客观的 反映。“从感性到理性，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种 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每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愈丰富。”[5]( P486)在方法论这一章，他讲述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即矛盾统一律、质量互变律 和否定之否定律。他指出：“矛盾的统一，是动的逻辑的第一条法则。”他以雷峰塔倒 塌为例，说明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他还指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依着肯定—— 否定——否定之否定(或正、反、合)的三个阶段发展的。”[5](P222)他对现象与本质 、形式与内容、法则与因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等对范畴也都做了通俗 的讲解。
艾思奇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 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了《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论中国的特殊性》等文章或 小册子，驳斥假马克思主义者叶青“马克思主义不能中国化”的谬论，阐明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方法原则和实现途径。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的一般性、 国际性同形式上的特殊性、民族性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在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 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存在的现在，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各民族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不 同表现形式的，它决不会成为全世界一致的国际形式直接表现出来。”[5](P486)因此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也能够中国化。基于这种认识，艾思奇成功地运用人民 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现代中国 哲学史上功不可没。
三、中国化进程
毛泽东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重视研究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中国历史 文化遗产。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 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 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6](P707-7 08)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再次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 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 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 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P533-534)毛泽东 正确地把中国文化遗产区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地加 以继承。他认为，只有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融会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之中，才会形成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成为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长期以来形成了良好的中 国哲学的素养，因而他能够得心应手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同中国哲学的思想 材料结合起来。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哲学遗产加以清理和总结，批判 地继承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中国哲学的思想材料说明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使之带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他在《致陈伯达》、《致张闻天 》等书简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述老子、孔子、墨子的学说，赋予 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孔子曾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命题，毛泽 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这一命题做了新的解释。他指出：这一命题作为哲学 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 “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 ：“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 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的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7]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资料做了辩证的分析，既有批判，又有继承，使 之焕发出新的光彩，从而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要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除了扎根于中国哲学的土壤之外，还必须扎根于中国 社会实践的土壤。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步摸索到的一条更为重要的基本经验。毛泽 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用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 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毛泽 东及时总结历史教训，摒弃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排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 扰，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为指导，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找到了“农村 包围城市”这一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针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毛泽东写了 哲学论著《反对本本主义》。他特别强调“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大力倡导 “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明确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加 成熟。毛泽东成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抗日战争的进程做了科学的预测， 写出《论持久战》一文。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预见。1937年，毛泽 东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化的标志。“两论”紧紧 抓住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对中国革命 的实践经验做了深刻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对党内产生主观主义错误倾向的认识论根源做 了全面、透辟的分析，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抗日战争时期到社 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系 统地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军事理论、社会革命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等，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多方面的展开。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具有深厚中国哲学素 养的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 哲学思想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使之获得 了现代理论形态。
第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实现了由朴素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 观的哲学变革，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出发点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前，中国哲学尚停留在以元气为本体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而历 史观方面则以唯心主义为主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后改变了这种情形。毛泽东 的贡献在于，他不但在理论上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而且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实践 之中。他依据唯物史观，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角度分析社会历 史，并且把这一观点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材料结合起来，形成实事求是的指导原则。他主 张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寻找社会运动过程中固有的规律性，从而形成真理性的认识 ，并且以这种认识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这样，就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精髓，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
第二，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矛盾学说实现了中国朴素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紧 密结合，使唯物辩证法成为现代中国人的基本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 发的辩证法，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又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了 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辩证法思想的融会贯通。这种辩证法已经不是那种沉湎于范畴及其 转化的纯粹概念的辩证法，而是对实际事物进行分析操作的实践辩证法。它注重研究内 因与外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质与量、前进与后退、得与失的矛盾运动，具有鲜明 的现实性品格。它同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内在地结合起来，发挥着指导实践的巨大作 用。例如，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运用辩证法思想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通过 对中国和日寇敌我双方矛盾关系的具体分析，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全过程。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军事辩证法揭示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发展变化，制定正确的 战略策略，仅用几年的时间就赢得了全国性的胜利。毛泽东成功地运用辩证法指导革命 实践，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威信，使之深入人心，成为当代中国人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实践论”和“矛盾特殊性”为核心，吸收中国哲学知行观 中的合理因素，确立了从实践和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出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撰写 的《实践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典范。《实践论》的 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来自西方哲 学的概念表述，而知与行的关系则属于中国哲学的范畴系统。毛泽东以中国的表达方式 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之具有中国的气派和中国的风格，更容易为中国人所 接受。毛泽东不仅分析了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而且概括出“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行统一观。这一创造性的提法，既符合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基本原则，又凸现了中国哲学的“重行”传统。与实践论相联系，毛泽东很重视 研究中国自身的社会运动的特殊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 实践相结合，反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态度。没有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显然不能找到中 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也不能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模式。
第四，毛泽东哲学思想把哲学与社会运动、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吸收中国哲学中民本 思想的合理因素，把哲学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武器，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毛泽东哲学思想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是亿万人民群众的行动指南。理论一旦掌握 了群众，便会化为极大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哲学思想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 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堪称人民群众的哲学，堪称走出了课堂和理论家狭小圈子、蕴藏 着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哲学。
毫无疑问，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其历史作用是巨 大的。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潮的冲击，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 展受到了限制。一些“左”的观点，如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等，曾被人们误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我们应当把毛泽东哲学 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绝对不能因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怀疑毛泽东哲学思 想的正确性。尽管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局 限。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从漫长的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缺乏社 会化大生产的实践基础，缺乏世界交往的优势，缺乏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缺乏现代化的 观念和活动方式，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限制了晚年毛泽东的理论视野。这些思想限制的 负面影响只有在充分显示之后，才能为人们所认识。当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时候，邓 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邓小平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又提出“三个代 表”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代表 着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随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化进程将 不断出现新的进展。
收稿日期：200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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