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象：中印改革与发展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565(2008)10-0034-06
一、引言
印度是一个有活力的发展中的大国，印度经济的飞速发展开始让人们越来越多地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放在一起来研究。两国不仅仅是传统的邻国和潜在的对手，两国还都是人口大国，也是“金砖四国”中最耀眼的两个国家。最关键的是两国的快速发展都来自于一场改革之后，但却有着有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经济制度，因而也出现了中国和印度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印度更重视服务业和高科技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注重储蓄、投资、出口和外资，而印度的发展注重国内消费拉动[1]。
今年是中国改革30周年，明年中国将迎来建国60周年。尽管种种非预期的因素让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了别的方面，但这两年仍然是中国改革和发展转型最为关键的两年。总结改革中的各种经验和教训，对改革的深化进一步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而印度的快速发展让世界看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中印间这种改革比较对于两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进一步的改革深化、弥补中国改革的不足以及妥善地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相关研究
尽管人们充分认识了“印度模式”和“北京共识”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但为什么中国和印度走了两条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哪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更好和哪一个当前的快速增长更有持续性。对于这种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发展结果的差异以及背后的原因解释仍然比较少。巴丹(2007)详细地比较了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经济增长状况、贫富差距、工业化模式和软硬基础设施的差异，指出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是增长水平差异的一个原因，同时也对比了政治体系对潜在的增长的影响，但并没有指出两国选择不同的经济模式和基础设施投资差异的原因[2]，类似的比较还有Wilson和Purushothaman(2003)[3]，Bosworth和Collins(2007)[4]，Jorgenson和Vu(2005)[5]。Bosworth B.和S.Collins(2007)[4]解释了中印不同的增长因素；安德逊(2004)[6]比较了人们对中印发展关切的10个问题；Fan，E.X.和J.Felipe(2005)[7]则详细地比较了中印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因此，以前的研究都注意了两国私有部门、工业化模式和发展水平、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差异，但都没有指出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Fromlet，H.(2005)[8]则从两国储蓄率、投资率、资本存量等角度分析了两国增长率的差异和增长前景，但同样没有指出为何两个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会出现显著的差异。林毅夫和蔡昉(1999)[9]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部分发展模式的差异，但仍然不能解释为何两国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大国，却发展起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强调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不同模式。
在本文中，基于实证分析就储蓄、投资、基础设施、劳动生产率、外国直接投资等经济因素对中印经济增长贡献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增长率的差异和发展模式的不同，并就这些不同的要素的贡献与制约情况来对两国的发展持续性进行评判，进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两国哪些方面应该是相互借鉴的，两国改革的深化方向应该是什么。
三、建立模型
首先借鉴传统的增长模型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变量进行回归，关于这个方面，Aschauer(1989)和Barro(1991)[10]的研究比较早，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基础。同样借鉴这种做法，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推导本文的模型。
其中y代表人均产出量，k代表人均资本拥有量。
假设资本以一个固定的比例δ折旧，δ>0为常数。如果总资本为K，则折旧为δK；
如果投资为I，则I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必须有一部分弥补折旧δK；
s代表投资比例，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也可以代表储蓄率，因此资本增量公式为：
其中
代表政府消费率，FDI代表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就中印两国历史数据样本，我们引进制度变革的虚拟变量，Insti.代表印度和中国改革前的管制制度和改革后的市场化制度虚拟变量。
(2)对中国回归F为2.2；R[2]=0.66可以解释66％的增长；对印度回归F为1.5；R[2]=0.31表明可以解释31％的增长。
在增长要素和变量的选择上，由于投资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首先把投资率作为一个主要的增长要素。资本和投资的模式决定发展模式最基本的方面，进而带来增长率和发展结果的差异，也就有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比如印度的模式显著的特征是低储蓄、低投资和消费拉动，而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则是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
由于在不同的国家政府效率、政治透明度和腐败等因素的影响，投资效果差别很大，而基础设施存量和维护状况往往是投资效果的一个同步反映。因此除利用投资率外，本文也用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指标作为基础设施拥有水平的代表指标进行研究①。
同时借鉴传统研究增长各要素的做法，把外国直接投资、政府消费率等引入模型，并且引入一个初始的GDP变量②；为验证文化与制度的影响，笔者做了一个尝试，把文化和制度因素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看不同的文化与制度背景以及改革是否对中印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影响。对中印发展潜力的估计上，主要基于模型估计中印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分析预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对未来的增长和发展潜力进行估计。
四、模型分析结果和解释
首先依据式(6)建立两个模型对中国和印度数据样本分别基于投资率和基础设施指数进行回归，中印数据样本反映了30年来两国的经济增长、投资、外资、通货膨胀和政府的消费等主要情况，并进行比较分析，得出表1。
模型表明制度和体制改革对增长有正面的影响，说明制度革新对经济有正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中印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后，市场经济制度和放松管制带来了两国显著的快速发展。初始CDP对中国和印度的增长有一定的内敛作用，和Barro的结论一致。这验证了早先的假设，证明经济具有内敛性；但两国这一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比较低，主要原因是中国和印度的现有经济存量都比较低，内敛的作用不大，尤其是印度。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推动弹性显著为正，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要素之一，但与国内投资率相比仍然不是主要因素。印度的制度与文化传统一直对外国直接投资比较敌视，因此对印度的增长贡献不大。
再对模型进行一般瓦尔德检验步骤，对以下两个方程进行检验，并根据检验的结果选取主成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表2。
中国投资率对GDP的贡献高于印度，也远比国际样本高，并且非常显著，这表明对中国来说投资是最重要的增长要素。中国和印度的基础设施都对经济有正的冲击作用，且结果显著，表明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事实上，凡是发达国家同样都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比如发达的公路网和铁路网。按标准系数对比，印度基础设施对增长的弹性更大，原因一是印度的基础设施比中国更落后，因而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带来潜在产出的潜力也大；另外中国的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倍，在差不多的基础设施保有量的情况下，印度单位国土基础设施的密度大于中国；三是中国更强调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概是孟买的14倍；最后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过高，全世界收费公路的70％在中国。
五、中印改革比较分析
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的根本不同之一在于投资率决定了两国的发展模式：中国是高投资率、低消费的国家，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而印度则是低投资率、消费相对较高的国家。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印度，而中国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则比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要低。中国和东亚国家普遍受勤俭节约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中国和东亚各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普遍比较高，大约是南亚、拉美和非洲的2到3倍[11](世界银行，1987，2006)。
而印度的文化更重视消费，因而储蓄率偏低，投资率也比较低。这种文化差别带来的对于储蓄和投资的影响是为何印度和中国发展模式出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中国的人口政策决定了中国控制人口的阻力远小于印度，中国过去20年人口增长率的持续走低证明了这点，这个结果让中国的资本深化程度一直高于印度；这是中国过去持续高投资、高增长的另外一个原因。
与印度相比，中国人更勤劳，这种文化传统让中国和东亚各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更有优势，因而东亚和中国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样在西方产业升级的时候，劳动密集型资本加速从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东亚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的一部分。这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和东亚的出口贸易，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从表3的两个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印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表3 中印劳动生产率和相关指标的差距
主要指标
1980-19891990-1999
2000-2005平均
劳动生产率
4.73 4.303.91 4.22
全要素生产率 2.56 1.240.69 1.59
注：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WDI on line以及作者估算。
说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比印度平均高4.2左右，这让中国在与印度争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有优势。正数表明中国比印度高的百分比。
与中国和东亚不同，印度在传统上不怎么重视初级劳动，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要提高生产率的话就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通过简单的追加劳动而实现，只能追加资本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显然也就必须首先发展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
由于劳动的竞争力比较低，印度在早期与东亚、后期与中国争夺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的转移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也就不可能发展起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模式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从下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国低成本且生产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使得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额远大于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
尽管中国和印度都存在严重的地区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印度的地区差距主要是地理性的南北差距，中国的地区差距主要是政策性和地理性综合起来的东西差距；中国把主要经济、教育等资源集中于东部少数的城市，并利用户口等各种手段进行保护，而印度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另外，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较低，只有印度的1/3；同时中国对于教育和学术自由的限制也导致中国教育的竞争力远不如印度。这样，中国未来的高素质人力资本形成的效率将低于印度；同时先天资源的不均衡也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远大于印度，基本与拉美相当。
六、基于本文结果对中印两国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根据模型预测，2008年中国的预计增长率会产生收敛，但仍然高达9.5％以上，而印度的增长率也会保持在8.8％左右。中国不仅仅是GDP总量远高于印度，增长速度也高于印度。
根据对潜在产出水平的预测，中国必须保持投资的继续增长，同时必须保证持续的出口扩大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才能维持其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水平的增长。但在目前投资率高达50％以上、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导致出口下降、国内资产泡沫严重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显然面临的困难很大。印度的潜在产出水平与中国已经很接近，而印度的增长更多的靠其国内需求和高科技的出口，印度即使在不需要增加出口只需适当地把投资率再提高5％左右的情况下就能达到与中国相当的潜在产出水平，这对于印度当前只有不到中国一半的储蓄水平来说并不困难。
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人力资本和国内消费的增加，而中国主要来自于资本形成和出口，这导致印度的增长更有持续性。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所提供的人口红利也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且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签署保护劳动者权益主要国际公约的国家，这样导致劳动的成本极低，加之一系列的贸易政策导致中国商品的价值远低于其实际价值，从而增加了竞争力。但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在未来的6年将趋于稳定，并随之开始下降。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种优势不复存在，“中国制造”当前面临的问题说明了这点。
因此对中国来说，拉动国内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是关键；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和房地产持续泡沫化的发展是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也是妨碍内需增加的关键[12]。因此中国必须转变其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适当借鉴印度内涵式的增长，在投资率无法进一步提高、出口下降、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下降的情况下依靠拉动国内的消费，增加家庭储蓄和消费在总储蓄中的比例来作为经济增长点。因此，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改变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推动因素的发展方式对于中国至关重要。
印度的改革尽管只有17年，而中国进行了30年的改革，但中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造成中国的企业竞争力远低于印度，另外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使中国的商品附加值非常低，经济和产品结构的转变至关重要，而印度的企业盈利率和资本投资收益率一直是亚洲最好的，也远好于中国；印度成功地发展了一批现在能与欧洲及美国最强的公司竞争的企业，其中许多企业都属于尖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在跨国公司竞争优势决定经济竞争优势的今天，显然中国传统上给国有企业巨大的特权和垄断地位来保持国企竞争力的做法让中国的企业明显处于劣势，中国不缺乏规模大的企业，也拥有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但这种企业很脆弱，中国缺乏的是国际一流的企业，垄断地位的保护导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始终没有增加，反而在不断地下降；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体系以及制度建设更脆弱、更不完善，中国的证券市场远没有印度发达、规范，而且政府的力量仍然大于市场的力量，而软环境的建设显然比硬环境更难。
中国在改革的初期可以利用国家强制性的措施推进改革，而印度在改革初期既得利益者通过民主制度的舞台反对改革，使改革措施无效，甚至造成混乱，导致印度改革初期的表现不如中国。但在信息化时代，中国显然没有印度的制度基础更有优势，更能促进信息的流通。这样会形成一种自稳定的制度创新机制，而中国30年的改革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反对深化改革的“中坚力量”，比如地方政府和拥有住房的人可能反对泡沫严重的房价下跌而使政府的调控失效，石油部门既要求油价上涨赚取暴利又申请高额财政补贴，同时反对改革能源供应体系，反对引进别的竞争者。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挑战，突破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合理的制度建立和适当的制度创新是关键。
对于印度来说最重要是增加储蓄率并提高资本深化程度，一个措施是像中国那样进行强制性储蓄；其实印度如果能够成功地把投资率提高到25％就可以在2009年实现与中国相当的增长速度。另一个方面是实行人口控制政策，适度控制人口增长提高资本深化程度；引进外资也是个补充投资的一个选择，但应该设法避开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同时降低政府的消费倾向。另外，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验仍然值得印度借鉴，这对于增加就业水平，顺利转移剩余劳动力很关键。
注释：
①借鉴Alesina和Perrotti(1996)以及Blanca(1998)的方法，采用基础设施指数作为回归，并且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过程如下：
首先选择铁路、公路、电力三个主要的指标作为基础设施的代表变量，按人均拥有量利用下面公式对前三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即每一指标首先除以总人口得出人均拥有量，再用其对数值减平均数后再除以对数值的标准差，即对各指标进行标准正态分布处理，得出该年该指标单一数据。
由于各指标存在高度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无法同时作为变量进入模型。我们分别把它们采用公式(6)与人均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并且利用它们对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作为权数加总，得出历年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即：
其中sr，st，se分别代表经过处理的人均公路、铁路和电力数值。
②由于该指标对增长影响具有滞后作用，我们假定滞后三期，利用提前3年的量进入模型。关于人力资本对增长的影响，Barro等人做了研究，我们不再作为一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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