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书（连载四）
——写在毛泽东的边上
胡庄子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大陆最近一个甲子以来最流行的话语之一。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共产党从国民党那里“化”来的。
1943年3月，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说道：“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
这样的话，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喜欢听。1943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文革初期，群众组织将这篇文章编入他们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中），社论针锋相对地指出：
（让我们套几句“中国之命运”来作本文的结束吧！）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共产党，那就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共产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整个中国国家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如果共产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
勾践的事迹告诉我们，成功必须努力奋斗，忍他人所不能忍，才能为他人所不能为。勾践的努力使他的人生变得美丽。
这些话的确是毛泽东的风格。《解放日报》的这篇社论，特别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句话，广为流行。
1943年，年仅19岁的中共党员曹火星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堂上村创作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传入毛泽东耳朵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1950年，毛泽东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时，纠正说：“没有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毛泽东早在1944年7月14日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就说过：“没有中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歌曲随之改名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词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
2.4.1 不同施钾肥处理对甜玉米干物质积累量的影响 从图1中看出，施钾明显促进了甜玉米干物质量的增加，与NP处理相比，施钾处理的钾干物质量增加了 28.42%～47.39%，等施钾量条件下，100%OF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小，为 12 335 kg／hm2，30%OF＋70%CF处理的干物质积累量最大，达到14 157 kg／hm2，其次为 100%CF 处理，为 13 618 kg／hm2。
★毛泽东谈《矛盾论》《实践论》
有人说：“哲学就是黑屋里捉黑猫；哲学是不可说。”
对于不可说的哲学，毛泽东用汉语说了出来，这就是《矛盾论》《实践论》。
“两论”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抗大”和“陕公”的哲学讲稿《辨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精华部分。《辨证法唯物论》共有三章，第一章《唯心论和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第十一节是《实践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即《矛盾论》）。“两论”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进行了精心修改。这两篇文章构成毛泽东哲学的双子星座。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也是中国的哲学。
共产党的哲学，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里，没有比这两篇讲得更好的了。
情景教学是传统医学教学模式向着生理、心理、社会角度转变的表现[3]。相关研究发现,借助情景教学开展临床护理带教,在注重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对护理实习生的应急能力实行持续性的质量控制,做到亲身参与真实情景,在情景结束时便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并明确的指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后续的教学中逐渐实现问题的解决,达到稳定提高带教质量的目标。
对于这两篇哲学论文，毛泽东多次说到。如是我闻——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我的那些东西还有用？那些是历史资料了，只能参考参考。我只有一篇好的——《实践论》，还有点用。”
洛川会议前，毛泽东开玩笑地对郭化若说：“别提讲课了，最近我在陕北公学讲了一次，折本了”，“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吗？”
毛泽东跟美国怼架，几乎都是胜势。他送给美帝一顶帽子叫“纸老虎”，传遍全世界，美帝几十年都甩不掉这个绰号，却没见美帝给中共起什么精彩的绰号。
毛泽东对“两论”格外重视。在出版《毛选》时，按编辑体例，《矛盾论》《实践论》都应该放在第一卷里，可是毛泽东对《矛盾论》不满意，就把这篇文章从第一卷中摘了出来，直到修改得自己满意了，才插入到第二卷中（《毛选》出版第二版时将《矛盾论》从第二卷移到第一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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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9日，斯诺和毛泽东围绕“两论”有个对话，把“两论”的写作缘由、写作时间、主要内容都讲清楚了，是研究“两论”的难得史料：
斯诺问毛泽东说：“不久前参加日内瓦‘北京问题专家’会议，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做出了新的贡献？是不是真的在1937年写的？”
毛泽东回答：“是1937年写的，当时大家都走了，去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我没有办法，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斯诺问：“《矛盾论》是演讲的一部分吗？”
毛泽东说：“就是。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斯诺问：“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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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先后不久。不是1938年写的，38年忙起来了，是1937年。”
★党书
“党书”这个词，是毛泽东发明的。
从延安时期，毛泽东开始系统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他的关注点是：党员。党性。党史。党校。党报。党刊。党旗。党的理论。党的策略。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党的作风。党的军队。党的传统……
1941年5月29日，《解放日报》在一个不起眼位置刊登中央秘书处征求文献启事：“本处急需一九三O年九月、十月间《中共三中全会决议案》，及一九三一年《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决议案》各一件，在延安同志如有此二文献或其一者，请从速寄交中央秘书处，当以解放社出版之任何书籍，五本奉酬。中央秘书处5月28日。”这则启事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为何急着找那些文献？因为党的文献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保存不多，他要收集起来，亲自选编“党书”。
毛泽东选编的“党书”有三本：
1、《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1941年12月正式印行，收入文献300多篇。毛泽东在编印这部书时，激愤地写了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此文至今也没有公开。
2、《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43年10月印行。
3、在以上两本书的基础上，选编了《两条路线》上下卷，1943年10月印，收入文献137篇。
这几本书，毛泽东称之为“党书”：“……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毛泽东通过编辑“党书”，对“左”倾路线的形成原因、过程及危害性有了更加深刻认识，区分清了两条路线，对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顺利召开七大起到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为《评〈中国之命运〉》写开头
最近，从一本旧书上看到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首先被文章的第一段震惊：
一、本刊设有专家论坛、述评、论著、学术交流、专题笔谈、综述、讲座、临床病理（例）讨论、教学园地、问题解答、临床研究、病例报告、误诊误治、技术改进等栏目，接受全国各地来稿。
“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所著的《中国之命运》还未出版的时候，重庆官方刊物即传出一个消息：该书是由陶希圣担任校对的。许多人都觉得奇怪：蒋先生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作品，交给一个曾经参加过南京汉奸群、素日鼓吹法西斯、反对同盟国，而直到今天在思想上仍和汪精卫纠合在一起的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去校对呢？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中国之命运》出版后，陶希圣又写了一篇歌颂此书的文章，《中央周刊》把它登在第一篇，这又使得许多人奇怪：为什么《中央周刊》这样器重陶希圣的文章？难道蒋先生的作品非要借重陶希圣的文章去传布不成？总之，所有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因此，引起人们的惊奇，也就是人之常情了。”
怼架不是坏事呀，起码比打仗好。说不定一“怼”，就把事情“怼”明白了，把多年来的误会跟偏见“怼”没了，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怼”清楚了。即是怼架之后一地鸡毛也没有什么，毛泽东说过：“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判我们，天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大道运行，浩浩荡荡。小小怼架，不伤大雅。怼架嘛，多大个事。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怼架吗？！
毛泽东看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对身边几个秀才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做文章呢！”陈伯达奉命写了《评〈中国之命运〉》。陈伯达回忆说：毛主席“看我的稿子，一口气看完，然后在原稿上添了好些极尖锐、精彩的句子，并署上我的名字。”“文章开头关于陶希圣的一段，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毛主席加上去的话，气魄比我大得多，非常深刻，非常有力，我是远远比不上的。”（叶永烈：《陈伯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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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毛泽东写的开头，怪不得这么好。毛泽东的这个开头，以“臭名远著的陶希圣”开刀，有指桑骂槐之妙；一开始藏而不露地说出蒋介石不是《中国之命运》的真正作者，讥讽了蒋介石；一句“难道国民党中真的如此无人吗？”，是对自家“有人”的自信，是对蒋家“无人”的嘲弄，这一问足以令蒋介石气弱心虚，同时也让大家产生对比国共人才孰多孰少的想象；那句“许多人都觉得奇怪”其实是要引起更多的没有发生“奇怪”的读者产生“奇怪”，从而阅读下去。这样的开头，何其妙也！
★台湾发现一首毛泽东的仿古诗
最近，台湾号称发现毛泽东一首新诗。全诗如下：“雨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朱砂画牡丹。书赠陈叔亮同志，录古人作。毛泽东。”
这首诗，不见国内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也不入《毛泽东书法手迹全集》，的确是新发现的。
先说陈叔亮。
陈叔亮（1901—1991），名寿颐，著名工艺美术教育家、书画家，浙江黄岩人。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8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曾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1941年4月间，陈叔亮把自己的画稿命名为《西行漫画》，送请毛泽东主席审阅。不久，他收到毛主席的题签和题词两幅手迹。
陈叔亮在《毛主席题签〈西行漫画〉》（《中国书法》1984年第1期）回忆说：“（“西行漫画”这四个字）是毛主席一九四一年为我在西北解放区时所作的速写画册题签的手迹。当时毛主席还为我录写了宋代画家李唐的一首诗：‘雪里烟村雾里滩，看之如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说明作画之难，可能是借此对我有勉励之意。毛主席这两件手迹，我一直珍藏在身边。后因工作辗转，为防止遗失，把主席的题诗寄回家乡保存，不想反遭遗失，现只剩下这幅题签。”由于年代较长，陈叔亮对毛泽东录写的古诗原文也记得不那么准确了。
毛泽东题诗中所说的“录古人作”。宋代李唐《题画》：“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毛泽东给陈叔亮题写的诗句，与李唐《题画》极似，又有不似。“雨里烟村雨里滩”，比原句“云里烟村雨里滩”更入画，特别是最后一句，借物譬喻“朱砂”入诗，一改“胭脂”粉腻，不像是记忆有误，而像是刻意作为。
点评：类似的话，毛泽东在1965年2月与苏联的柯西金谈话时也说过。哈，毛泽东概括了笔墨官司的五条“好处”，洞悉“笔墨官司”的真相。的确，笔墨官司，基本不影响自然环境，而动枪动弹的铁血战争，就要死人，会影响生孩子，还会影响草木生长，殃及鱼池，把天捅一个窟窿也不是不可能。
毛泽东给陈叔亮的题诗怎么跑到台湾去了？目前还是一个谜。
培养中职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途径很多。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师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前沿阵地。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国职业中学口语交际的主要方式是将情境转化为课堂。教室作为教学组织的主要场所，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对教室的硬件环境做一些布置来创设语境，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
★跟毛泽东学怼架
《说文解字》说：“怼，怨也。”关汉卿的《窦娥冤》中有“怼天怼地”之说。中原话说的“怼架”，意思是吵架，是嘴上的交战，不涉及动手动脚动武。
我读毛泽东文献，发现毛泽东很会怼架。在不能、不需要动刀动枪的地方，他经常是以笔墨作刀枪，有理有利有节地跟人家怼架，对手都怼不过他，甚至有些怵他。他是太会怼架了，他的笔是太会说话了。
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无论武斗还是文斗都怼不过毛泽东，最后被怼到台湾小岛去了，这就不细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西王村拥有4家上市公司，除去西王集团的3家，另外一家是西王村三星集团旗下的中国玉米油。两家企业，同村发展，彼此争斗20多年，共同塑造了中国上市第一村的传奇。邹平是山东县域经济的代表，西王、三星、魏桥、齐星，这些行业巨头企业根植当地，彼此千丝万缕，朝野政经通达，创造了诸多民间奇迹，也延伸出了诸多系统性风险。某种意义上说，邹平是解读山东的最佳样本。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宣传所谓的对华友谊，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受惠于西方，批评中国革命等等。毛泽东在一口气写了五篇文章，分别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这是一个即将坐江山的王者的充满自信跟力量的宣言，嬉笑怒骂，稳操胜券，风卷残云，势不可挡。这几篇文章中的警句至今流行：“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2018年10月彭斯演讲中的一些观点，与当年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的内容有些一致之处，50多年前已经被毛泽东批驳得体无完肤了，估计彭斯没有看过毛泽东的这几篇文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录有毛泽东的那五篇文章，彭斯的正反面都应该阅读一番。
毛泽东怼美帝，又怼苏修。我手头有本《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收入中共与苏共1963-1964年大论战的文献，主要是中共的“九评”。看这九评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主动出击，理直气壮，横竖都有理，始终掌握着话语主动权，有猛虎下山之势，气势更胜一筹。“九评”的大词高论中，有文有艺，有章有法，将那汉字磨得锋利闪光，骂起人来也不带脏字，淋漓酣畅处，让人拍案。“九评”，是用中国风格怼架，怼出了中国气派，端的是怼架的“经典”。
数风流人物，俱往矣。《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中说：“中国官方嘴笨。”原来嘴不笨呀，什么时候变笨的？看来，得跟着毛泽东学习怼架。
要知道这个开头的好，需要了解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在当时，这本书是国统区的“政治圣经”，是大中学校“最重要的课外读物”，是各级教育部门的“正规考试课目”。蒋的这本“名著”却不是蒋写作的，而是由“国民党顾问”陶希圣捉刀。
★“论战”的写作秘笈
“九评”收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出版）一书。如今读“九评”，抛开意识形态的是非不论，就其政治论文的写作来说，端的是，中国风格，章法有道，语言犀利，大手笔也。
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塌下来？我看不会。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1963年2月23日）
点评：这段话太精彩了!这是属于东方文化的表述方式，是毛泽东的表述方式。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比打仗好，死不了人，跟大自然的运行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难得说得如此活泼，如此通透。毛泽东的这段话，足够大气，贵族气不足。毛泽东是革命家，本来就不是贵族嘛。
这个文件要使全世界左派高兴，是要大多数中间派看得进去，并且使他们提高一步，要使右派像你讲的很难回答。（1963年5月22日）
点评：政论文要诀。言论一出，就是要“我们”的人读了兴奋，让那些“中间派”读后倒向我方，让“对手”灰心丧气，不好应对。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正的好文章。毛泽东最擅长写这样的文章。
评论有严肃的论辩，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吴冷西：《十年论战》）
点评：“九评”的大词高论中，有文有艺，有章有法，将那汉字磨得锋利闪光，骂起人来也不带脏字，淋漓酣畅处，让人拍案。端的是毛氏语言的风范。
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叶永烈：《陈伯达传》）
机能实验室重组后，在人员方面仅剩实验室技术人员，而教师负责实验教学，在编制上不属于实验室。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缺少沟通和理解，实验室教学与管理出现了脱轨，工作衔接不上，给日常实验教学顺利进行增加许多困难[6]。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具有整体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在工作上与教研室教师互相配合，遇到问题及时沟通、商讨，凡事从整体利益出发，保证工作顺利进行。实验技术人员和教师在专业分工、职业规划、工作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合理地对待这种差异，用平等的态度看待彼此的工作，有利于营造全体教职人员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符合整个学校教学体系建设的初衷。
点评：张燮林和庄则栋是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风格迥然不同。张燮林是削球手，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号称“攻不破的长城”；庄则栋喜欢近台快攻，是个进攻型选手。毛泽东用两位乒乓球队员的风格，说明自己对论战文字的要求，形象传神。他说“我要的是张燮林式”，就是防守反击，刚柔相济，软硬结合。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可得益。”说明只有对学习的内容产生了兴趣，萌发学习的动机，才能真正投入到学习中去。课文插图色彩绚丽，引人入胜，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教学古诗《舟过安仁》，教师先跟学生聊一聊他们有趣的课余生活，然后提出千年前的儿童会喜欢些什么活动，把学生的好奇心调动起来。接着出示课文插图，与学生观察探讨图上画的是什么地方，有哪些人，在做什么。学生经过观察讨论后得知孩子俩是撑伞借助风力让船行走，实在太有趣、太聪明了。这时教师顺势导入古诗的学习，让孩子们从美妙的诗句中感受儿童有趣的生活。这样，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被点燃，从而转换成学习的主人。
这是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嘛。这种公开争论也无关大局，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塌不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1964年3月10日）
或许，说这首诗是毛泽东仿古诗，比较贴切。
（33）狭叶苔 Liochlaena lanceolata Nees，Syn.Jungermannia leiantha Grolle.赵文浪等（2002）
要培养一批马列主义的能写文章的人。文仗也好，武仗也好，实践中锻炼人。要能打文仗，也能打武仗。（1964年3月20日）
点评：文仗、武仗的说法，有新意，这是“枪杆子、笔杆子”的另一种表述。
1963—1964年，中苏论战，两国共产党以论文的形式交战，中国相继发表九篇公开信，指名道姓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有大闹天宫的势头”，进行“战略反攻”。毛泽东亲自指导、动笔修改“九评”文章，有的文章修改十八次之多。期间，毛泽东讲了许多“写作秘笈”，颇多真知灼见。抄录如下：
★毛泽东“五不怕”的来源及隐秘
吴冷西的《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说到：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毛泽东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忆毛主席》）
五不怕，慷慨激昂，大义凛然。
可这天早上，电蚊拍忽然失效了，怎么拍打都不管用。马爹爹想，难道是自己身体里有细菌在作怪，才会这样痒？于是，他找出一瓶“敌百虫”，涂到患处，想来个“以毒攻毒”。令他郁闷的是，效果依然不“理想”。于是，他一仰脖咕咕嘟嘟把“敌百虫”喝进肚里，“我看你还痒！”
我读这段话时想到，一个共产党人到共产党自家的单位上班，又不是到白区做地下工作，毛泽东要求他“五不怕”，是不是太耸人听闻了？如果说“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者的惯性思维，那么“不怕老婆离婚”就更突兀了，到人民日报上班与老婆离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嘛，吴冷西当时又没有面临老婆离婚的问题，怎么忽然来一句“不怕老婆离婚”？这有些“八竿子打不着”嘛。
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时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靠《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第四次讲话）说：“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这里说的是“六不怕”，并且还有“不怕老婆离婚”。这样的内容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读《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读到这样一段史料：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曾志说，他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后，从领导岗位上被撤了下来，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毛泽东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
原来，毛泽东的“五不怕”或者“六不怕”，是他在中央苏区不得志时自己给自己鼓劲的话，而“不怕老婆离婚”的话与他跟贺子珍的感情波折有关。
一番磨难，激发出一段名言。
这段经历，毛泽东记忆太深了。
几年之后，毛泽东开始清算苏区的教训；几年后，他与贺子珍或者说贺子珍与他分手了；多少年之后，他与部属的谈话，言谈话语中仍泄露出当年的思想与激愤。
★毛泽东选编《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
手头有一本书，叫《诗词若干首——唐宋明朝诗人咏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1版1印。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编印的一本书。这本书涉及一段佳话——
且说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兴高采烈，六次即兴长篇讲话（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中收录有六次讲话的全文），同时他还抽空选编了“诗词若干首”两本小册子，一是“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47首），一是“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18首），发给与会人员。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专门说到他为什么要编印这两个小册子，他说：“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出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
毛泽东的目的是冲淡会议的官气，活泼会议的气氛，开阔与会者的视野。不知道与会的官员们读没读毛泽东选编的这些诗词，估计通读下来的人不会很多，毕竟大多数人没有毛泽东那样的诗词修养。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词若干首》，就是当年毛泽东选编的两本小册子的合订本，只是作了简单注释。我翻看了一遍，一是“选家”毛泽东目光如神，他基本上把咏四川的好诗都选进来了；二是感叹毛泽东的“内存”太大了，他脑袋里装了多少诗文啊！
★打破碗花花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成都附近的农业合作社，当地农民告诉他，把“打破碗花花”铡碎放到粪坑里，能够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
毛泽东一听，好奇地问：“它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有人解释说：“以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
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接着他又问，这种“打破碗花花”好找吗？
当地社员从田坎边拔了一棵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兴致勃勃看着这不起眼的野草，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
毛泽东嘱咐：写一篇介绍“打破碗花花”的文章，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毛泽东如此关注一棵野草，正如他一直关注草根，关注底层，关注小人物。
打破碗花俗称秋牡丹、野棉花，是一种多年生草本花卉，生长在中国广大地区。打破碗花花全株有毒，如果过度服食，会引起中毒，表现为呕吐腹泻，心跳紊乱，失语幻觉，神志迷乱等。打破碗花用作土农药，水浸液可防治稻苞虫、稻螟、棉蚜、菜青虫、蝇蛆等，还能够治跌打损伤红肿，瘰疬疮毒，痢疾腹泻。打碗碗花在民间，是一个自带神奇诅咒的存在。
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打破碗花花”文章，还附有植物样本图。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提笔在《四川农民日报》上写了两段批语：
“四川农民报提供的关于具有消灭蝇蚊作用的一种植物的材料。这种植物名叫‘打破碗花花’。”
“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
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介绍了“打破碗花花”。
一棵毒草，化毒为宝。
一株民间不起眼的野花，被毛泽东彰显起来。
毛泽东关注“打破碗花花”的消息，传到郭沫若那里，郭先生写了一首《打破碗花花》：
我们的白色花冠是五瓣，
有的是淡紫色或者淡蓝，
也有的是双瓣名叫秋牡丹，
栽培在庭园里面也很好看。
但我们的广阔天地是乡间，
农民们用来驱蝇、除蚊、肥田。
茎叶有毒，看是怎样地使用，
只要使用得好并不打破碗。
★民歌大跃进
毛泽东喜欢民歌。
1926年5月，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要求来自20个省市的300多名学员围绕36个题目做调查，其中一项是民歌。这次调查收集到民歌几千首。
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57年1月14日，他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歌创作问题，说到民谣。他说：“（诗）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毛泽东说的“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不知是指1918年刘半农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还是1925年10月周作人联合钱玄同等人发出的《征集猥亵的歌谣启》，或者是解放后北大收集过民谣。
1958年3月，中共在成都开会，毛泽东说：“搞点民歌好不好？”“一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AI写作，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出一批来，我们搞到几百万或成千万的民歌。”于是乎，全国兴起民歌运动，全民写诗，几乎每个省都出版“民歌选”。那几年，形成了新中国出版民歌的一个高潮。
毛泽东号召写民歌，大诗人郭沫若闻鸡起舞，从3月30日开始，在十天时间里以大跃进放卫星的速度写了百首咏花的诗歌，命名为《百花齐放》，人民日报出版社1958年7月出版。书中101首诗歌，都是模拟花的口气，每诗八句，前四句多为花的自画像（倒也形象），后四句为花的政治表态（紧跟主流话语）。且看《腊梅花》：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甚么稀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我们的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我们希望可以参加五一和六一，/也希望赶上七一八一十一献礼。/园艺家们、科学家们，请你们试一试，/让我们能够和荷花桂花开放同时。”
如何看郭先生的这百首诗？我曾写过《百花书写大字报》评述。
1958年的诗歌大跃进中，最著名的歌谣选本是郭沫若、周扬选编的《红旗歌谣》，选全国各地歌谣三百首，分成四大版块：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保卫祖国之歌。编者认为：“这种新民歌同旧时代的民歌比较，具有迥然不同的新内容和新风格，在它们面前，连诗三百首也要逊色了。”呵呵，这话说得过头了。
1959年6月，北京大学中文系瞿秋白文学会等编印《中国歌谣资料》三册，规模颇大。大概跟毛泽东的提倡分不开。
毛泽东对诗人臧克家说：“《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向后来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们基础上求发展。”（《臧克家回忆录》）
毛泽东提倡民歌，继承了孔子的传统，继承了五四的传统。他是希望从民歌中了解民情，也希望新诗从民歌中汲取营养。可是，民歌一弄成民歌运动，就事与愿违了。
★毛泽东相信“放卫星”吗？
大跃进中，流行“放卫星”。卫星者，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远远地把别人甩在后面，非一般人可以为也。
农业农村放卫星。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粮食放卫星——各地的粮食产量被“吹”到亩产数千斤以至万斤。1958年6月16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说，如果植物能够利用照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稻麦产量就有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即4万多斤。他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笔者的家乡河南西平县城关放出“亩产7320斤的卫星”。《河南日报》1958年7月11日头版头条报道：《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放出丰产卫星，二亩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同时配发的社论《让更多的卫星上天》；新华社在7月11日发了通稿宣传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河南当时流行一首歌，连小孩子都会唱：“河南有个西平县，亩产小麦七千三。大家加把劲，赶上西平县。”
还有，工业生产放卫星，宣传文化界放卫星，扫盲卫星等等，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
毛泽东对大跃进、对放卫星，开始时欣赏和鼓励的。渐渐地，他发现了问题，发现了不祥之兆。他对放卫星，由表扬到婉转地批评，再到严厉地批评。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上批评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作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59年3月，毛泽东说：“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8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在大跃进中，放了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了许多这些东西，势必要走向反面，浮夸之风就走到实事求是。果然，现在你看还吹没有？我们报纸和那个‘卫星’就不放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毛泽东吃羊肉泡馍
牛羊肉泡馍，俗雅共好，不贵，饯饥，是陕西名食的代表。北宋诗人苏轼吃过羊肉泡馍之后，赞曰“秦烹唯羊羹”。在延安闹革命的领导人，革命饿了，偶尔也能吃上羊肉泡馍。一碗下肚，革命或革命娱乐就更有劲头了。
且说革命成功，新中国定都北京。在习仲勋、汪锋等人支持下，从西安的老孙家、同盛祥、厚德祥等老字号中抽调人员，在北京新街口开办了经营清真口味的西安食堂。据说，毛泽东曾到西安食堂吃羊肉泡馍。
一种说法是，1956年10月的一天，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高智随主席去西郊参加一个会议，在返回途中，毛主席突然说：“肚子饿了，想吃饭。”“找一个饭馆，到饭馆去吃。”高智说：“主席，听说新街口有家陕西羊肉泡馍馆子，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吧！”毛主席听后说：“好。”司机驱车来到了这家饭馆。毛主席一行被安排在一间用木板隔开的小间，不一会儿，羊肉泡馍端上来了。结账时高智傻眼了，六元多的饭钱，他们几个人竟凑不起来。高智只好对饭店的同志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在路上临时决定来吃饭的，没带够钱，明天上午一上班，我就把钱送过来，行不行？”第二天一早，高智就骑着自行车把饭钱给饭馆送去了。这是毛泽东秘书高智的回忆。有的文章中把这一天说成是1955年5月的一天。
一种说法是，1956年10月16日，毛泽东到西郊机场送走外宾，进西直门，过新街口，突然提出停车，令警卫措手不及。毛泽东下车，走进西安食堂，点名要吃泡馍。掌柜的回忆说：“哎呀，把我吓得……我没敢叫他亲手掰馍，发动大家把手洗得净净的，掰得碎碎的，他竟然说好吃。”这个记载见之于阎纲的散文《羊肉泡馍》。那天，阎纲在苏联展览馆参观完“日本商品展览会”，经过西安食堂时，毛泽东刚刚离开，掌柜的兴奋地给他讲了毛主席刚刚在这吃泡馍的情景。
这两个记载，是毛泽东两次咥羊肉泡馍？不，说的是一件事。
《毛泽东年谱》记载，1956年10月6日，毛泽东上午九时二十分，到西郊机场欢送苏加诺离京去外地参观。……毛泽东在返回途中，十时半到新街口西安饭店吃羊肉泡馍。
据说，中央美院师生以毛主席吃泡馍为题材，创作了《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巨幅油画。我从网上搜索到这幅画，只见画面中，有泡馍的大碗，有胸佩“西安”牌牌的厨师，有陪同者貌似彭大将军，有小菜数碟，毛主席正在给大师傅敬酒——酒似二锅头。据说此画在西安饭馆挂了一阵，后来去向不明……
★毛泽东如何回答“如果鲁迅还活着……”
这是这几年常被人提及的一个话题。也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大公案。
且从头说起。
1998年第9期《读书》刊登《人间鲁迅》一文，牛汉说：“记得解放后不久，《人民日报》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问假如鲁迅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编辑部不好回答，把信转交给当时的文委主任郭沫若。我看到过郭回的信。郭沫若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
1999年第6期《十月》发表了卞毓方的《凝望那道横眉》(《散文选刊》2000年第3期转发)，卞文说：“传闻说，大概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上海。学者、翻译家罗某拜谒毛主席，偶然问起：‘鲁迅如果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说：‘……’，关于毛泽东这里说的一番话原谅我不再转述。因为传闻毕竟是传闻，当不得真。总之，它的大意是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鲁迅之子周海婴出了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书里也涉及到“如果鲁迅还活着”话题：“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湖南老乡，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的假设题，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爽地讲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似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一直到罗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见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370—371页）
毛泽东这次在上海谈话的情况，始终没有见到具体详实资料，但是大家都引用来引用去。其实，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不知道大家怎么都忽视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文艺界座谈会，他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讲一讲。……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我以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确切答复。这个答复似乎比诸多传闻，比二手三手的资料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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