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远古到未来 从东方到世界——读《东方的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古论文,智慧论文,未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林德宏教授与张相轮教授的合著——《东方的智慧》（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在研究古代东方思想方面，充分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首先，在东方诸学说中涉及面广，分析透彻。在古代东方的思想中述及道、气、太极、经络、气功、吠陀和吠檀多、瑜伽、禅宗等等，这就使读者能够不是从个别学说，而是从整体上把握古代东方的思想。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概括出它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形式上的共同特点。
在本体论上，一是“有机整体性”，强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和谐一致。二是“辩证的内核”，强调自然界处于永恒的发展变化之中，发展变化的动力是对立面和阴阳相互斗争的结果。在认识论上，作者于东方诸学派中提炼出三点：其一是多元逻辑思维，不要求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可以在多个目标中进行综合思考；其二是渗透性的思维进程，认识过程不是直线推进，而是“围绕沉思的对象绕圈子”，是一个“缓慢渗透的过程”，其主要表现在相对立概念间，以及“新旧概念、定义和学说的相互‘渗透’”；其三是内省的经验类比方法，可由经验的事物通过内省的途径推及不可能由经验把握的事物。这三种思维方式是对东方思维的高度概括，彼此密切相关，并与其本体论预设相一致。东方诸学说又具有形式上的共同特点即神秘主义。其外部原因是专制统治和宗教，内部原因则是其本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唯心主义倾向。
在作了上述分析后，作者客观地分析了这些学说的不足之处。在本体论上“缺乏明确而有力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其辩证内核也是混沌的不彻底的”。在认识论上“只能用描述式的、适用于自由浪漫的方式去表达思维成果，既不容易确证某一探索目标，也不可能彻底否定某个错误”；同时往往夸大“心”的力量，在认识的道路上片面强调思维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一般而论，东方诸学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长处，在另一方面正是其不足之处。其本身同样“既不容易确证，也不可能彻底否定”。
书中还提及东方学说在实践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东方人愿意保持和谐，保持自己文化的统一，但“不宜于以叛逆者的身份出现”。主张天人合一，“但又强调‘天’或梵所规定的秩序的不变性，强调人只能适应而不能改变自然界”。
其次，有些论著就古代东方思想本身进行论述，没有挖掘其来源或根基。于是古代东方思想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给本来已经显得神秘的研究对象又蒙上了一件“与生俱来”的神秘主义外衣。本书则从地理环境、人种起源以及农耕和定居生活等方面揭示古代东方思想的渊源，实际上也就从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了古代东方思想的神秘表象，读来令人信服。
东方文明不同于西方以地中海为发源地的“海洋文明”，可以相应地称之为“陆地”或“土地”文明。在以农耕为主的定居生活中，“人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也成为受制于土地的‘奴隶’”。农业定居生活是农业文明的基础，所谓龙的传人也就是“农业文明的后人”。正是这种农业文明形成向正负面演化的分支行为，然后再由特定的行为形成相应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诚如作者所述：“生产劳动的形式和特点，对哲学思潮和科学思潮的内容和形式有重大影响。跟传统农业生产的形式和特点相适应的文明是农业文明，古代农业文明容易产生古代朴素的有机论思想；与近代工业生产的形式和特点相适应的文明是近代工业文明，近代工业文明容易产生近代的机械论思想”。作者由种子和机器对两种自然观形成过程中物质条件与生产行为的基础作用作了详尽的分析。东方自然观和相应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逐步形成。这一论述途径追随历史的足迹，同时也从逻辑上把握文化由物质——行为——制度——精神四个层次的逐层递进关系。
第三，全书用两章篇幅对起源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思想作了细微而深入的分析。这部分内容是作者之一的另一部有影响的著作《科学思想史》的提炼、深化与发展。作者以现代自组织理论考察科学史，提出科学传统与科学家群的概念。在科学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中，科学思想由观点、理论、思潮而形成传统；反之，也正是在形成传统的过程中，科学从无序走向有序。传统在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显示出两重性。科学家如同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一样，也在科学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占有相应的位置并形成特定的关系即科学家群。科学传统与科学家群概念在尔后的讨论中及在更广泛的领域证明都是极其重要的。作者深入分析自希腊至近代牛顿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着重讨论了近代科学革命期间笛卡尔派与牛顿派的争论及其实质。“值此分岔和选择的关键时刻”，“经过争论、比较、欧洲科学选择了‘原子——力’的道路”。于是随着牛顿派的胜利而确定了西方科学的机械自然观。近代后期以来，科学界逐步兴起对机械论的批判。作者对此的研究得出三方面的成果。其一，通过欧洲科学在选择机械论之后又渐渐背离机械论的过程，说明科学传统在科学发展不同时期的双重作用，以及机械论的是非功过。其二，欧洲科学在否定机械论的同时发现了东方，发现了另一个思想世界。普里高津认为，“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其三，作者在分析中还提出有价值的观点。如在论及爱因斯坦时指出“爱因斯坦是牛顿精神的真正继承者。爱因斯坦既批判了牛顿精神的局限性，又发扬了牛顿精神的最基本的东西”。
这部分内容既是对科学史的深入阐释，又为研究古代东方思想提供了绝好的参照系。古代东方思想的实质、长处及缺陷，以及未来的走向等，唯有在这种比较中才能突现出来并得到揭示。
第四，本书从历史、从有关学科，以及从一些重要的概念范畴，详尽地分析了古代东方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在历史上，作者的主要落笔处在东方自然观与中国科学的关系，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如中国古代的元气论有利于天文学、电磁学的发展而不利于力学。力学是近代科学的起点，力学得不到发展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之一，从而由一个方面解开了李约瑟之谜。而李约瑟现象的实质，“恰恰是把目光转向现代科学传统的表现”。在学科上，这种关系涉及到系统科学、环境科学、人体科学、耗散结构理论，以及思维科学；涉及到自然、社会和人这样的大系统。在概念范畴上，作者的目光投向场、混沌、互补、节奏或周期、突变，以及宇宙的和谐。在如此久远的时空跨度，如此广泛的领域，作如此深入的阐述，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突出的特点。
研究古代东方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这一视角似乎限定了讨论的内容，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切入”研究对象的最佳视角。正因为此，所以研究便更为深入，得以揭示同类著作所未触及的观点；而研究的深入又赋予本书以力量，超越自然辩证法领域。作者正是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深化了有关文化与时空关系的讨论，进而提出柔性文化与刚性文化的观点，从而将研究幅射到远为广泛的东西方文化。
最后，全书处处充溢着作者深邃的历史感和使命感。在对全书进行总结之时，作者又把读者引向更高的层次：东方何以迎接挑战？首先要审视自身文化基因的缺陷。作者提出东方文化基因的四点缺陷，其中有两点尤为引人注目。第一，受专制主义束缚的、自足的小生产造成文化模式的单调化，“人们被压抑在传统的壁圈中。这是一个文化机体衰老的象征”。第二，为了“适应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绝对权威的正确性”，从而“削弱文化的内在创造活力”。其次，出路何在？“印度曾经有过以恢复印度古老宗教的蒙昧主义去对抗英国殖民地和西方文化的运动”。其教训是沉痛的，复古没有出路。作者以凝重的思绪写道：“具有深邃历史眼光和洞察力的东方人，应当科学分析地看待东西方文化在近代舞台上的碰撞问题，把沉痛的情感记忆和理智的发现分解开来”。
作为涉及领域如此广泛的论著，自难面面俱到，如书中未及充分论述东方的智慧在实践领域特别是与技术的关系方面的内容。在阅毕全书后，读者自然希望作者能将西方之所以产生并选择机械论的根源也置于其文化背景之中，并从更广泛的角度比较东西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