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比较教育研究的哲学与方法（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而不同论文,哲学论文,方法论文,论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9）04－0001－07
建设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哲学与方法论一直是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孜孜以求的事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既有老一辈专家，也有青年学者。特别是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国家重大项目《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对建设中国比较教育理论，从事比较教育研究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深刻的启发。
一、“和而不同”：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哲学
劳锐思指出：“事实上大部分比较教育专家在他们的工作中都在有意无意地、经常地或断断续续地从某种哲学基础出发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的分析，至少是建立在各自的哲学概念基础之上的。”[1]的确，比较教育离不开哲学，其根在哲学。
中国是一个富有传统哲学智慧的国家。产生于公元前4～5世纪，甚至更早，我们先人提出的“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则是这种传统哲学智慧的代表。在第一、二届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上，笔者提交的论文是《和而不同：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教育发展的方向》和《再论“和而不同：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方向”》。这两篇文章主要阐述了“和而不同”应当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哲学。现将“和而不同”的哲学意义以及“和而不同”之于比较教育研究哲学的意义在这里作进一步的提炼和归纳。
（一）“和而不同”的哲学意义
1.承认万物一体，各种事物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不同事物又分属于不同层次的相应的统一体。我们同是人类，但又分属于不同国家、民族，共生在同一个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既不同又相通。人类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使用的是同一种元语言，即在不同的语种中弥藏着元生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使不同国家的作者与读者相互理解，使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2.理解不同事物的存在，存在着的不同事物拥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的发展不是简单地把自己变成与其他事物一样的东西，而是沿着自己的规定性，借助于外部条件，通过自身的矛盾运动而变化发展。
3.人类社会的文化是人迈入世界的方式。不同的民族在长期不同的环境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迈入世界的方式，即不同的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贯通着人类共同的思想、追求和理想。首先，不同民族都希望自己民族的文化获得和谐的发展，希望不同民族的文化依和而荣，更希望人类社会拥有一个共同的和谐的未来。这些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崇高理想与追求。所以，我们说，就文化发展而言，“和”是精神，差异是力量，充满和谐精神的“不同”是“和”的创造，是原事物的超越，亦是实现“和”的追求的内容。
4.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立足于自我，失却自我就没有发展，没有“和”，只有同一；同时，各种不同文化的发展需要相互的交往和沟通，需要互相学习和交流。否则，一个民族固步自封或自我中心，其文化无法进步和更新。这里就有一个坚守自我、开放交流、积极吸纳的“和”，“和而不同”是知行合一，更是一种行动。
5.文化上的“和而不同”就是要将对“一”的追求和对“多”的创造结合在一起。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有赖于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把握，这是对“一”的追求；同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赖于有扬弃地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主动完善自己民族的特质，不断创新，创造出新的既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又在自己文化特质的基础上使自己民族文化有新的发展，这是“多”的创造。
（二）“和而不同”作为比较教育研究哲学之意涵
比较教育之根在哲学。比较教育研究以“和而不同”作为自己的哲学，其意义是：
1.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文明下的教育，承认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是人类共有的
作为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领域，教育也是人类所共生、共荣的一种必要条件。不同文明下的教育蕴含着许多共同的地方，差异的教育内含着一个时代人类社会及其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教育具有相通的地方，这才使交流与理解成为可能。
2.体认和尊重各种不同文明下的教育，促进教育的国际理解和世界的和谐发展
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文明下的教育，坚信不同文明下的教育是构成全球化条件下知识保存与创新的不竭源泉，坚信不同国际和地区教育的精华会促进当代比较教育的新发展。这是对世界不同教育的尊重，而不是只对西方或东方自己教育的认同。不同国家与民族教育的交流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人类生活特有的方式。
3.关注国际教育问题和世界教育的趋势，促进全球教育的发展
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视野的国际性和意识的全球性。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怀有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其国际性视野和全球性意识，关注同时代世界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和趋势，探索解决这种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追寻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也即是求“一”，促进全球教育的和谐发展。
4.将跨文化对话作为比较教育的基本途径
教育发展——我们讲的这种比较教育理论和研究实践，是由现代中国人做的，是由中国历史文化承继和发展来的，是中外文化平等的对话和立足于本国实际，立足于世界现状的理论思考。与过去照搬苏联教育学和西方的比较教育理论不同，那里只有外国人关于教育的言说。而现在，“由于中国经济在国际场景上的影响不断增长，中国文化对全球共同体潜在的对未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已经不可逆转地跃然出现在比较教育的舞台上。“重视文化不只是单纯的理解和对同情的解释，它更是跨地方和全球的共同体需要不断增加关联性和合作的前提条件”。[3]在比较教育理论建设中，中国话语的时代性缺席正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下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而逐渐成为过去。随着时代发展，世界比较教育论坛会有更多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教育对话，那将是比较教育的更大繁荣。
5.经由“和”创造“不同”，促进中国教育的新发展
面对充满差异、多元的现代社会及教育，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应充分理解并尊重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经验，解放思想，以积极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努力吸纳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教育理论、思想与经验；认真了解本国的教育现状和问题；有分析地借鉴国际教育经验，经由“和”创造“不同”，促进中国教育的新发展。
6.关注实践，跟随行动者，推动教育实践的创新
现代哲学经历着深刻的转向。这种转向包括从传统哲学抽象的精神王国转向事物本身，从科学主义世界回归生活世界，从本质主义转向生成性思维。哲学的这种现代转向启发教育研究者确立一种“实践的思维方式”，以消解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不能用预先设定的所谓“社会力量”来替代行动者的话语和行为，“实践观点”和“主体自觉”的哲学运思将激发比较教育教育研究者走进实践的热望，主动地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统一起来，跟随行动者一起共同创造出时代所需要的教育。
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以“和而不同”作为哲学，就表明促进中国教育创新和世界教育繁荣是比较教育的根本意义。这将对比较教育的性质、内容和意义等根本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当然，除“和而不同”外，还可能有比较教育研究的其他哲学和对比较教育的多种理解，这才是我们所栖居世界的真实样态。
二、“和而不同”：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
这里讲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主要是指方法系统和方法论。方法论和方法系统处于与研究实践最接近的环节。从认识论角度看，方法论一般是指关于方法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或学说。也就是说，方法论是论方法的系统知识，它把方法作为直接对象而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性质、作用和发展规律，研究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别和联系，研究每一种方法在方法系统中的地位以及正确运用各种方法所必须遵守的基本程序和原则等。但这不是将方法技术化，而是将方法在“和而不同”的形而上的统领下研究与实施。
比较教育方法论的探索十分重要。它是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又是比较教育实践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十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中国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研究》曾提出“和而不同”是我国比较教育理论建设的主题，是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方向；论述了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是实现比较教育“和而不同”发展的基本途径；阐释了跨文化对话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但是，该课题研究对我国优秀的传统哲学思想开掘不够；对当代西方比较教育理论的梳理还很肤浅；缺乏对当代西方哲学对比较教育方法论影响的深入探讨；尤其缺乏对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的具体得当的建构，现有的结论还存有深入论证的广阔空间。建构“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就显得迫切而突出了。
我国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仍然有值得高度重视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动的条件下，我们更需要加强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通过中西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建设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精神、充分开放的、吸收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比较教育理论精华的多样化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推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和而不同”优秀思想正在给我国比较教育新发展以智慧的开启。在人类社会深刻变动的形势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生动实践拥有对比较教育持续增长的强烈需求，这是比较教育获得发展的根本动力。
以“和而不同”为取向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比较教育理论建设，促进比较教育在我国教育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也标志着中国比较教育学者理论创造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对在现代语境中进行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以“和而不同”的精神来观察，比较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不断出现新的方法。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是把科学认识与人文理解、理论探究与实践超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把因果说明、意义追寻和改造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不采取互相拒斥态度。我们应当摆脱对某种方法的盲目追求，逐渐地认识到：不同的研究方法是与不同的科学认识和人文理解的目的、对象和路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科学认识和意义探寻的研究实践分布在从经验界和形而上学环境两个端点间的广阔区间（参见右图）。探寻所用的各种方法也与探寻活动一起存在于从经验界和形而上学环境两个端点间的广阔区间。比较教育发展中产生的因素法、历史法、实证方法、问题法、文化相对主义方法、批判理论的方法等方法系统都可以在这个广阔的空间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任何一种认识和理解都具有经验界的成分和形而上学环境因素。与此相应，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经验界的成分和形而上学的环境因素。只不过有一个与经验界和形而上学环境不同距离的问题罢了。[4]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特点。每一种方法也都有自己相应的使用的必要。它们之间不应当是绝对排斥的。就像是质的研究的应用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断受到重视，但同时，量的分析依然是必要的。当前，教育界十分重视质的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执两用中，从整体上看，两者的合理结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应当受到重视。
在现代西方，经历了现象学、解释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影响之后，后实证主义登上舞台。后实证主义者认为，不存在独立于价值观的知识，甚至知识的本身意义也都是相对的，是由背景交流网络来界定的。后实证主义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交流发现彼此对事件背景的理解。特别是后实证主义提出科学的发展既受经验环境的制约，又受形而上学环境的制约；理论逻辑和经验或实验逻辑对于科学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科学思维运行在经验环境和形而上学环境之间的“科学连续统”上（参见右图）。[5]
科学连续统及其成分示意图
后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在经验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双向运动过程，理论思考和思维抽象具有独立性和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同意实证主义忽视概念化、理论化的意义。其代表人物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1947～）还反对将理论逻辑化约为意识形态的做法以及极端的相对主义，主张采取一种“多维度”的理论视角，融汇现象学、解释学等不同理论传统和理论流派。另外，后实证主义还主张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脉络中研究问题，主张“变异”的普遍性，等等。
西方后实证主义的上述研究成果为探讨“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方法论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持。当然，我们所强调的“追随行动者”这一重要方面，并没有出现在后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
“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应当：
1.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的背景下，“和而不同”给比较教育方法论探索开启了崭新的道路，提供着新的可能性；
2.以“和而不同”为取向的比较教育方法论基本框架的建构将有利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倾向和比较教育学科危机，有利于比较教育研究质量的提高；
3.中西对话是构建这种比较教育新方法论的途径；
4.我国学者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探索的积累是方法论建设的基本资源。
将“和而不同”作为比较教育方法论取向，用“和而不同”的总原则建构比较教育方法论，目的在于从“和而不同”的统领下探索具有操作性的具体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新的方法论系统；在于提供有中西平等对话的、彰显中国哲学智慧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的新探索。
以“和而不同”为总原则开展比较教育方法论探索是一个多层面的、以中西对话贯穿始终的基础研究。“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要点就是：
1.以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心态承认各种不同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固守自己，排斥其他；给各种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系统以机会，促进比较教育研究的多样化；
2.不同方法范式的存在是现代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些方法范式都对比较教育研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对这些方法范式应采取执两用中的态度。
3.以研究能否创造出有意义的“不同”，超越自身，作为评价研究的基本标准。摆脱照搬照抄、平面移植的研究弊端，使研究与真发展紧密相连；
4.比较教育研究需要多种方法论的支持。每一种方法论都具有自己的优长之处和局限，没有一种方法论能解决比较教育的所有问题。综合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5.比较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不断地出现新的方法。
当前，在我国教育改革与全球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当特别关注国际教育经验可借鉴性的综合研究、本土转换的中层研究和国家理论的政策研究。
（一）重视国际教育经验可借鉴性的综合研究
在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动的时代，借鉴国外在教育制度、教育发展方面的细线经验，是一个国家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是，在描述介绍和借鉴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十分重要。这个中间环节很容易被忽视，其结果就产生了我们熟知的现象：不问青红皂白，把外国教育经验拿来就用，简单移植。
开展国际教育经验的可借鉴性研究并不排斥描述性研究。相反，它要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对国外教育状况，包括制度、思想、经验的介绍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从对国外教育状况背景、作用、局限的探究，从对国内教育现状、问题和借鉴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决定借鉴的可能性、借鉴的水平和前景。这一环节的探讨关注在吸收外域经验中如何根植于国情，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国情。这也是一种“和而不同”的过程。这也是一种比较教育研究综合方法的运用。在这种研究中，可以有实证的、解释的研究范式的运用；可以有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教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学科介入；也可能有历史法、因素法、个案法等多种方法系统的适当运用。
这种国际经验的可借鉴性研究突出了比较教育研究者的理论自觉和独立思考品格，有利于描述性研究的深入，有利于克服全盘西化的倾向，有利于本国教育的创新，有利于比较教育方法论建设的成熟。
我们在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上积累了经验，也饱尝过生搬硬套国外经验的挫折，比较教育研究者更应有对可借鉴性研究的敏感性和自觉性，以有研究者、决策者和实践者共同参与的学习共同体的形式开展这种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上述国际经验的可借鉴性研究将是“和而不同”取向的比较教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内容。
（二）重视本土转换的中层研究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全球性教育的宏大理论、国外优秀经验如何转换成本土的东西，减少“两张皮”的尴尬状态，就需要连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国外与国内、全球与本土的桥梁。中层理论及方法系统就可以实现这种连接。
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中层理论的意义在于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之间的桥梁，是一种介于抽象的统一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描述之间的理论。中层理论的目的主要是指导经验研究，并能够通过经验加以验证，因此，它只涉及有限的社会现象，适用于解释有限的社会活动领域，开辟被宏观理论所忽视的具体领域和研究方向，增强理论研究的应用性、适应性和指导性。它并不刻意寻求对重大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途径和理论解说，而是在有限的范围内通过实证的方法寻求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途径和方案。[6]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恰当地关心中层理论，不仅可以有效地防止教育研究的空泛化倾向，而且有助于缓解五种紧张，即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的紧张，外来理论与本土化之间的紧张，全域性理论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紧张，社会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与它的可更新性、开放性之间的紧张，比较教育研究者的良知与实践问题之间的紧张。
中层理论并不是一些直观感受、浅尝辄止的经验概括，它具有深入的理论概括过程和对实践的影响意义。中层理论既拥有对教育理论的解释力、教育学知识的普适度，同时又能保持对区域性问题、地方性问题的解释力和解决力。比较教育研究者可以从全球视野吸收有关教育发展趋势、问题和经验的信息，着眼于本国、本区域或本地的具体教育实际，经过缜密思考与深入探讨，创造一些适用的、有启发的小概念和小理论，并以此建立处在宏观理论与微观实践之间的改革方案，在此基础之上推动本国和地方教育实践的发展。这样，比较教育研究者就可以把中层理论转化为比较教育的中层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复杂互动中，推进本国、本地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中层理论会使研究者在经验研究、理论研究两方面都找到更开阔的思考与行动空间。合理地运用中层理论会使教育研究者的社会良知感得到满足，产生一系列适宜的行动设计，还可能促成一些教育一般理论和知识的新发现。
比较教育研究关注中层理论，就是将世界教育趋势、经验、问题和本国教育实际联系起来，探索在教育具体的情境之中，紧密结合本国特点，遵循同时代教育发展规律，针对本国、本地的情况，提出新的构想、改革方案并实施新的改革方案或措施。而这就要求比较教育研究者对教育实践抱有浓厚的兴趣，有实践的自觉。我国一些比较教育研究者在这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比较教育研究者走进实践，会对世界教育发展规律做迅速、直接、有效的运用，知行合一，推进本国教育实践的发展。
（三）重视国家理论，注重政策研究方法
M·卡诺依和H·列文在1985年就曾提出了国家理论的架构。21年后，在全球化激荡的环境下，卡诺依再次提出国家理论的架构，并指出很多原因可以说明国家理论的重要：“第一，多数国家的多数教育是由国家提供的；第二，甚至当教育部分是私立的、部分是公立的情况下，这些私立和公立教育的意义也是由国家确定的，很多国家的私立学校教师也是由国家付酬的；第三，因为国家是教育的提供者和确立者，教育制度内部发生的变化大多数是由国家公民与国家的政治关系决定的，国家也是从政治上的角度建立教育制度的。”[7]
公共教育政策有三大主要功能：一是指示国家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和规定；二是规范教育活动；三是对改革的呼声进行引导，指明方向和提供形式。这些均是国家主导的。
这里的国家理论实际上是指国家教育理论，也即是主流教育思想，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在某一国家、在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教育思想。国家理论通常反映在教育的法律文本和政策文件中，可以看成是教育政治的哲学。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互动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在教育发展中发挥着不断增长的作用。有鉴于此，国家理论也可扩展为国家／国际理论，用以代表一个国家和当代不同国际组织的教育主张和战略思考，当然这也反映在它们的政策之中。
政策不只是一个文本，它更是一个过程和产品。政策应当包括文本的出台、文本、文本的不断修改和文本的实施。政策重在操作而不是理想蓝图。政策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多层次的。
政策的一些最新方法借用了后结构主义，特别是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其中话语是一个关键词。按照这种观点，政策制定是“话语政治”最基本的意义，是政治权力与法的话语实践。政策文本只是官方话语的集合，因而，政策是国家利益的体现，显然这种话语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
政策是价值的倾斜，价值观渗透政策的整个过程。政策不是孤立的，表现为国家政策的国家理论不会无中生有，总是与重要的历史事件、一种理念和政治气候、一种社会经济背景和个案紧密相连的，共同影响政策的编制、实施、修正和效果。落实政策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既然政策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政策就可能被忽视、抵制或变通以适合当地的情况。政策的政治本质是参与的不同利益团体的妥协。它适用于所有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而且尤其适用于教育，因为教育的目的常常是有争议的。
教育政策研究已经成为当代教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8]政策指政府或政府的不同机关或各类国际组织代表国家／国际制定的公共政策，目的是调整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政策制定是一种国家／国际行为。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各种利益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强。政府的政策必须能反映他们的要求。教育政策因此成了公众教育的行政管理机构。政策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导，它越来越代替一般的教育理论，而成为国家／国际理论。比较教育研究不再只是对制度和经验的讨论，更多的是关注国家／国际理论，关注各国教育政策的研究与实施。而参与政策实施又是比较教育学者研究教育政策的一种重要途径。我国一些比较教育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我们要看到，国家理论或主流教育思想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教育的基本方面，教育政策则是这种理论和思想的有效载体。现在多元文化研究受到重视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因此掩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基本面。重视国家，国际理论，注重国际政策研究是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的重要方面。
以上三种方法系统只是比较教育研究许多方法系统中的三种，而且它们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运用这些方法系统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比较教育研究的“和而不同”，在于经由“和”实现“不同”，继续中国教育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