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大中国文学”——香港／内陆文化的现状与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陆论文,香港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差异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孟：1997香港重新回归祖国，于我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同样具有不寻常的意义，我们将面临新的研究对象与课题，其心态与以往也将不同。过去，我们可以将香港文化或文学当作一个“他者”来研究，它的诸多形态与内陆显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97以后则不同，香港文化将作为祖国文化环境的一部分，但它的形态又不可能在短期内与内陆衔接，“一国两制”的框架又使其存在具有合法性，对于我们来说，确立自己的文化批评或研究立场是十分重要的。您以为如何？
杨：对于香港与内地的文学现实与文化现象，尽管有成绩，但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作为批评家，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与文化的自觉。特别是“九七”回归，香港文学列入“一国两制”的框架中研究，香港与内地的文学格局也将演变为“大中国文学”。批评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与姿态，即既要积极参与文化文学活动，又要注意保持个人的独立评判，不能随波逐流；既要珍重对文化——文学的发言权，又要注意“超越性”而不必付出卷入“圈子”派系之争的代价；既要强调个人的独特见解、独运匠心；又要注意顾及社会、公众利益为准则：既要批评文化——文学中的种种弊端，又要注意与人为善、温和节制的态度；既要维护文化——文学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又要避免过急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手段。
孟：您讲得非常有意思，这些立场如果真能在具体的批评或研究中得以实现，我们肯定不会犯错误（笑）。但上述立场可能太“纪律化”，我想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我们面对香港具体的文化现象持有怎样的态度。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我们对香港的诸多文化现象已不再陌生，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消费文化”的诸多方式，特别在发达地区或沿海城市，有的已相当接近了，这是无可回避的文化现实。这一状况与传统的“文化配给”已极不相同，大都会的文化生活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它喻示着人们精神享乐的更多自由，这里隐含的社会进步性已无须赘言。但是，对这样一种文化环境，我们是否可能没有保留的完全认同？97以后，可以想见的是，香港／内陆文化的进一步融汇，消费性的文化极有可能进一步膨胀。对此，不知您是怎样看的。
杨：研究香港文化／文学、研究香港与内地文化／文学关系，从现实的层面上看，还有特殊的价值。诸如：走向高度发展的现代都市经济和都市文化意识，对文学如何产生由“牧歌”到“迪斯科”的影响？适应大都会生活和文化的需求，从价值理性的变化到主题的拓展、题材的游移、艺术的变革有何新东西？在传统文化和科技文明交织组合的十字路口，哪些是红灯哪些是绿灯？在文化／文学思维方式上，如何从工具理性、实验理性走向新的人文理性？等等。这些，无论香港或广东新近的文化／文学发展，其拥有的经验与教训，都与内地互补地丰富了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化／文学，是不可忽视的财富。
孟：我同意您的看法。这一问题其实多年来在内陆一直争论不休。在我看来，无论是“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平民文化”等概念，虽然命名不同，但其内在的价值指向和外在的消费形态并无本质区别。当它们刚刚兴起时，它们的意义超出了本身的自我期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也加入了对“一体化”精神统治的解构和破坏，使人们从紧张转向轻松，从单一性转向了多样性，从被动接受转向了主动选择，这一变化与我们说来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当文化市场机制形成之后，这一类型的文化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市场为目的的文化制品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维护这一生产方式的文化意识形态，则是我们不能完全同意的。对其性质和品格的转变，我们有义务做出揭示，并且坚持我们文化批判的立场。当然这一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它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亦不是单一的。
杨：是这样。中华文化传统如环流之水，每一瞬间都包含了无穷的过去。任何人无法须臾离开传统而生活，任何一个民族也无法割断文化脐带而生长。陈寅恪先生有言：“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就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的任何地区，一种新的传统的生成，不独是外来的，也不完全是旧的，而是在两者的融合中创造的全新的文化。我们要超越单独反叛传统或一味固守传统的阶段看问题。
香港是个繁荣又复杂的世界。中西文化的际会、冲撞，为文化／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错综的背景与多种实验的可能性，自然也意味着歧途、陷阱等待探求者落网。
孟：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事实上，无论是香港还是内陆，“消费文化”的大量衍生与我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过去，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可以说是“一体化”的、规格化的、是整齐划一的。但在商品经济时代就完全不同了，有些方式可以认为是“外来”的，但它必须有物质基础和文化环境。比如现在内陆的文化消费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前“外面”已经流行了，但它并没有在内陆同时流行开来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时尚”的文化消费并不是今天文化市场的全部内容，特别是近一两年，我们发现，一些传统的、怀旧性的、表达人性关怀的作品同时也为广大公众所接受。这里被证实的恰恰是一个民族审美之维的延续性，它不是任何时尚能够轻易彻底改变的。在这一问题上，我想香港可能也是如此，不知这样的猜测是否能够成立。
杨：在看待目前文学态势时，就内地而言，一般人比较重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重视“文以载道”向“文化消费”的转换；就香港而言，一般人比较重视“高雅”与“低俗”的两极化问题。这种关注是必要的，但深一层看，是否还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即对旧的小生产者生存方式与文化方式向现代文明转换中的改造问题。内陆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小农”式的思维方式与文化行为，香港“大都会”与“小市民”的文化冲突，却是更为内在的社会、文化发展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香港或内地，作为当代中国人，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依然有重建新的人文精神、重铸民族魂以适应现代文明的课题。
孟：这个问题1995年内陆争论得相当激烈，我对这论争关注已久并很投入地参与过。但总的说来，我认为这场知识分子“共识破裂”的争论其文化含量并不高，所有表达的意见仍可以粗略地概括在一种“二元对立”之中，大家只不过用新的话语形式表达了二十世纪长久争论不休的话题。这里暴露出的问题，无论是认同现实还是对现实持有不同看法的文章，都显然缺乏可靠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富于活力能激发出新的创造性思想的思想资源。这一有限性决定了论争可以想见的所能达到的深度。但我仍认为这一论争是必要的，它开启了我们新的关怀，即文化的关怀。我想，也许经过学界一定时间的积累，这一话题很有可能重新提起，或者以不同的话语形式进一步延续或深化，我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总不至于是一种“坏传统”。
杨：文学生长的温床是文化。文化既影响着文学的存在形态，又影响着文学的运动形式：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往往会造成文学的特殊性质、特殊状貌和特殊品种。
就文化的基本类型而言，香港文化可以说是岭南文化的一翼。岭南文化是中国大文化的一个支脉，有其与正统、主流的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关联，又有其特殊性态。先民居于五岭之南，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接受了中原文化，融合成型后始称“岭南文化”。岭南文化有点边缘文化的味道，主要是它远离儒家中心文化，“天高皇帝远”，不像“诗经”、“诗教”那么正统、规范。岭南文化有其特殊之处：一是开放性。背山面海，远通域外，率先收纳域外文化，兼容不同文化，“开放”也出现了杂陈。二是商品性。商业活动的频繁，使之催生了与中原传统的重官抑商相抵牾的商品意识，也激发了区别于禁欲主义的享乐精神。三是共处性。即东西共存，各守一方，“和平共处，”洋人生活方式和粤人世俗生活“河水不犯井水”。正如有人所评说的，香港在飘散西方现代文化的空气中，同时袅绕着阵阵中国古老的线香烛火。或者说，多样人生、多元文化、多种文学，各自独立生长又互相交融吸收，正是岭南文化环境作用于香港，广东一带文学的衍生与发展的明显特点。但同为“岭南”，广东与香港又有不同，主要是五十年代以来两地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出现了同属岭南文化而又不尽相同的发展模式和存在形态。这点就不必赘述了。
孟：您的分析很有道理。其实这里也隐含着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想欧、美也大体相似，无论商品性、享乐性的文化制品如何占领市场，但人们对人性的关怀，对维护人类基本价值表达了热情的作品，永远怀有接受的热情。比如现今风行于世的“禾林小说”以及近年获奥斯卡奖的《闻香识女人》、《风月俏佳人》等等，即很好看，同时亦隐含了人类普遍的向往和坚持，爱情、友谊、正义的魅力是无可抗拒的。香港当然概莫能外，在内陆权威传媒播放过的一些香港影视片，无论再缠绵、打得再热闹，它向人们诉说的仍然离不开一些最基本的话题。当然，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差异，使香港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也是事实。然而也正如你所说，它的不尽人意是先在的，这点，香港文学艺术界亦有同感。
杨：就当前而言，不论广东还是香港，文化／文学需要有一条共同的“游戏规则”，那就是：茶叶与咖啡可以共存，吗啡和海洛因应当禁止。无论在内地还是在香港，已听到越来越强烈的呼吁，内地已采取“扫黄打非”措施，并制止那些自发自流无序的文化享乐状态；“九七”回归后，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香港，相信也会采取必要措施，使文化／文学更为健康有序。
在谈到香港文学时，流行文化和通俗文学自然是触目的文化景观。始自港台并波及北国的消费型文化／文学对内地有强势冲击，已是一股文化浪潮，潮水漫到每个人脚下。于是，在整个中国文化／文学界，几年来在通俗与高雅、粗制与严肃、浮薄与深邃、即食与长效等相互排拒又不无联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然而，不管对“通俗”、“流行”如何不屑、如何轻视贬斥，它以难以抗衡的力量，夺走了正统出版物越来越多的读者。持传统“教化”、“载道”文学观念，看来有必要作面对现实的一些调整。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现代人、都市文化、书刊包装，使文化／文学受众，由以往的无偿（或低消费）的精神享受，渐变为有偿（乃至高消费）的物质交换。“载道”、“教化”是人们处于高度精神文明状态的崇高追求，是严肃文化／文学必须坚持的，这个文化立场不可轻易退后。但文化／文学也有“休闲”的一面，如鲁迅讲的战士也有休息的时刻。其实，在“通俗”、“流行”的领域，本身也有雅俗、文野、高下之分。
孟：关于文学的“娱性”、“休闲”性的问题，去年年底我们研究室的杜书瀛、何西来二先生曾主持过一次中型研讨会，在京及外地的研究工作者、批评家及新闻界有五十余人参加。这次会上，大家对文学的“娱乐”功能并无非议，只不过在以前它不大具有合法性而已。今天，可以堂而皇之地谈论文艺的娱性功能，并在实践层面最大可能地实现了它。这样，便难免会出现一些我们难以意料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并不意味着对“休闲”性的东西都否定掉或轻视它。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文艺的休闲功能的丧失，便意味着新的公式化、简单化、一体化的流行。这非常可怕。
而被以轻蔑的语气喻为“文化沙漠”的香港，最先以“反哺”的形式进入内陆并显示了活力和生机的文化也正是休闲性的东西，比如《上海滩》，邓丽君，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概莫能外。
杨：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近似武断。香港文化／文学并非竭源的江流或断根的老树。我在接受香港报纸记者采访时谈到，香港文化／文学有类似于立体交叉桥结构的景观。雅俗两极，文野各异、高下有别，常常交叉成一个复杂的网络。自然有大量粗俗、平庸乃至荒唐、不入流的文学，但确也有反映低层挣扎、争取精神自由的严肃文学。如果说香港政治、经济更多地受到英殖民主义的影响，而以西方的英国模式为主导，那么，在文化上，可以肯定地说，英国文化并没有成功地成为香港的主导文化，如果说有影响，主要仅仅在上层社会。从整体上看，在港人居绝大多数的中下层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东方传统的延伸与嬗变。再说，香港与内地实际上始终没有割断过联系，先后南来的作家，带来了大量的内地的人生经验，也带动了香港本地的文化发展和作家的成长，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孟：这一认识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香港的小说、诗歌以及影视作品，是相当东方化的，他们对伦理、忠孝、节操、气节等等的表达，有时我觉得比内陆还要认真，并且成为相当久远的话题。另一方面，香港商业文化对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启发，比如他们的娱乐影视片，并没有奇观或色情，《戏说乾隆》、《狮王争霸》等都有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在里面。而内陆的文化文学作品，无论如何也难蜕意识形态情结，而且“时效性”太强，即便是一些娱乐性的东西，也总要或首先是讲道理的动因。总让人轻松不起来。香港的娱乐性文化，当然是指那些健康的，是相当放松的，不能要求什么作品都要有深度，“消闲”性的东西其功用决定了它必须平实，通俗，这样才易于流通。
杨：中国文化／文学有一个“近传统”，即“五四”。从五四文学精神取向来看，可以分为三种倾向：一是注重对社会生存情境的观感与改造，表现为民主和自由的需求；二是注重文化目标，表现为对“民族魂”的重铸；三是注重现代科学与方法，表现为对新知的传播。“五四”这个“近传统”自然与香港文学不无关系。在“五四”风潮中，最早有黄天石、黄昆仑的白话小说（如《谁之妻》等等），有与国粹派之“旧”相对的“新”杂志《双声》、《妙谛小说》等。1927年6 月鲁迅访港，作了著名的《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讲演，推动了香港新思想新文学的发展。至30年代和40年代，香港对祖国于文化、于政治上都发挥过重要作用。茅盾的《腐蚀》、夏衍的《春寒》、萧红的《呼兰河传》、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及黄谷柳的《虾球传》等现代文学经典，都写于香港。50年代以来，香港是中国文化／文学“远”“近”传统的承传过程中，最早和较多地受到外来文化／文学冲击的部分，香港文化／文学提出了在八面来风的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中如何吸收、融接与更新的许多新课题。这些课题都有上承五四，下启当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