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走向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是中国迈向21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在可持续发展写进中国跨世纪发展行动纲领的时候，如何加深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理解，如何体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又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新观念
作为指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思想范式，我们需要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解。当前，一种普遍的直觉是限制在环境领域来理解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发展看作是重申传统意义上的环境保护问题而没有看作是一个有深刻新意的发展模式。这与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并被世界认同的初衷显然存在着根本差异。无疑，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缘起与环境问题对人类提出的严重挑战有关，然而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要害却是超越了就环境论环境的传统视野，把环境问题的解决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系统中进行考虑。这意味着环境问题虽然是可持续发展的立论基础，但可持续发展已经大大超过了单纯的环境保护问题。可持续发展理论不仅涉及到人类的发展要注意环境资源保护，并赋予传统的环境保护以新的内涵；更涉及到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和追求社会公平，注意科技教育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全方位的人类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上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最早源于环境保护，现在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加深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认识。
为了揭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刻内容，以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依据，结合国内外有关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性地把可持续发展界定为：可持续发展就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追求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相互协调，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一种发展。对此需要从四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1.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可持续发展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整体发展，涉及到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具体地说：（1）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而不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取消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发展既是国强民富的前提，同时又是环境保护的前提。但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数量，更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可持续发展要求改革传统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以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效益、节约能源和减少废物。某种角度上，可以说集约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可持续发展在经济方面的体现。（2）在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里约宣言》第四原则）。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和改善地球生态环境，保证以持续的方式使用地球各种资源，使人类的发展控制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这意味着，发展要有限制、要讲适度，没有限制、不讲适度就没有发展的持续。生态可持续发展同样强调环境保护，但不同于以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相隔离甚至对立的做法。可持续发展要求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3）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社会能够广泛地分享发展带来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必须致力于解决当前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困或半贫困状况（《里约宣言》第五原则），只有消除贫困，才能真正具有保护和建设地球生态环境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强调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可以不同，发展目标可以差异，但发展的内涵均应包括创造一个保障所有人的食物和住房、健康和卫生、教育和就业、平等和自由、安全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把上述三方面归结起来，可持续发展就是以效率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以持续为特征的生态环境以及以公平为特征的社会发展的统一体。
2.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单纯发展。但协调发展的根本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物，人是可持续发展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确立可持续发展为人类行动目标的《里约宣言》开宗明义地写到：“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力”（《里约宣言》第一原则）。具体地说，所谓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第一是意味着发展必须“服务于人”，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在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主要表现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其进一步发展所需的精神、环境等方面的高级需求；第二是意味着发展必须“造就人”，可持续发展应该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各方面的有利条件（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使人类在发展中提高素质求得全方位的进步。因此可持续发展又是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健康发展。
3.世代平等的发展伦理。可持续发展强调的人，不是指地球上某一部分或某一时期的人，而是指现世和未来的全部社会的人。这一界定意味着不能为了实现某一部分人的发展而忽视或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发展，意味着不能为了实现某一时期的人的发展而忽视或损害另一时期的人的发展。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发展伦理（《里约宣言》第二和第三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伦特兰报告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接受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念，意味着要从根本上扼制迄今以来人类在发展中为了局部利益而损害全局利益、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期利益的种种不可持续的行为，这就为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4.科技推进的发展动力。经济、生态、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必须以科学技术进步作为支撑条件。《里约宣言》第九条原则指出：“各国应当合作加强本国能力的建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做法就是通过开展科学和技术知识的交流来提高科学认识，并增强各种技术－包括新技术和革新性技术的开发、适应修改、传播和转让。”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社会物质力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精神力量，它对经 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我们必须给以充分的领会。在经济可持续方面，科学技术进步通过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渗透有利于经济活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方向发展；在社会可持续方面，社会物质生活的高度丰富、社会精神生活的文明和谐以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氛围需要仰仗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在生态可持续方面，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维持较好的生态环境，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同样需要通过科学技术。总的来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以科技子系统为动力，放射状联系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子系统，最终导致人的全面发展的大系统。作为其中的可持续性要素，科学技术可以为其他三个系统源源不断地提供知识和技术；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去提高人类活动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发展的可持续性才真正能够得到保证。理解了科学技术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我们也就会深刻地体会到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相关性。
可持续发展的上述内容体现了与传统发展观念的根本差异。这就是：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性的发展，从以物为本位的发展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从注重眼前利益的发展转向长期可持续的发展，从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非物质资源推动型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人类社会正在从传统发展观念为范式的工业文明时代进入到以可持续发展观念为范式的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将成为21世纪发展的主旋律。
二、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与以往的历史相比，许多人惊奇地发现中国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和战略的接受是走在当今世界前列甚至在行动上是超前的。这既是中国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对一种符合人类社会要求和趋势的全面发展模式的主动选择，又是厩于当代中国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远远逊于发达国家甚至某些发展中国家而不得不作出的被迫抉择。世界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小国以及脆弱窘迫的环境容量等等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某种意义上，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具有更为迫切的意义。在足够充分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重大成绩的同时，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性制约或缺陷：
1.在社会发展方面。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1）在人口数量方面，中国目前的人口已超过12亿，原定到2000年为12亿的控制目标被提前冲破，每年仍净增约1500万（相当于增加一个上海或澳大利亚的人口），新增国民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费。据中国国情研究小组最近报告，从现在到下世纪初中国将面临三大人口高峰的考验。一是人口总量增长高峰，到2000年我国总人口将可能接近13亿（其中农村人口约10亿），到2030年按目前的生育水平有可能达到16－17亿（一些学者按温饱型生活计算，中国人口最大容量为16亿，不能再超过这最后控制点）。这意味着到那时中国必须接纳比现在多出的1／3人口，而人均占有资源将相应地减少1／3。二是老年人口增长高峰，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目前正向老年化急剧过渡，到2000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10%，达到1.3亿，到2020年老人人口有可能突破3亿（其中农村2.6亿）。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到时，老人的赡养问题将成为最棘手的一道社会难题。三是劳动人口增长高峰，到2000年农村劳动供给人口将达到5.9亿，而届时农村劳动需求量仅为2.8亿，两者相抵实际潜在失业人口将为3.1亿。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届时就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交通、住房、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等问题将会变得十分突出。
（2）在人口质量方面，就身体素质看，我国的婴儿死亡率和人均预期寿命都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好，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的素质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据1987年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546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有残疾人的家庭约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1／5。就文化素质看，一方面，我国成年人的文化素质不容乐观，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各种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每1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者为142人，高中文化程度者为804人，初中文化程度者为2334人，小学文化程度者为3706人。这些数据在世界上是属于偏低的。另一方面，每1万中却有文盲或半文盲1588人，这就是说我国现在至少有文盲半文盲人数1.8亿（其中青少年文盲占30%，文盲总数的92%是在农村），比巴西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世界上每四个文盲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不仅如此，每年还要出现200万新文盲加入这一文盲大军。人口素质问题的存在意味着我国未来的发展在教育、医疗、营养等方面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除此之外，消除贫困人口和缩小地区差距也是我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在扫贫扶贫方面，我国尚有500多个贫困县，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7%左右；7000多万人口需要摆脱贫困，占全国总人口的1／17。在地区差距方面，从相对差距来看，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贵州的10倍左右；从绝对差距来看，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贵州14000元，最富地区和最穷地区至少相差8－9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注意彻底扫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
2.在资源环境方面。（1）资源短缺。第一，人均资源占有量低。我国的资源总量虽不低，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类资源，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32%、14%和32%。主要矿产资源除钨、稀土外，人均占有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均占有资源偏少的情况将日益加剧。第二，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例如，南方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量的36%，而淡水量占全国的82%；北方耕地占全国耕地总量的64%，而淡水量仅占18%。第三，资源质量相对较差。在矿产方面，我国的矿产普遍品位低、开采难度大，1996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国的铁矿90%是贫矿。在耕地方面，我国高产稳产农田约占耕地面积的20～30%，中产田占40～50%，低产田约占30%。此外，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更加剧了资源短缺。
（2）环境恶化。第一，环境污染。在大气污染方面，由于受到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的影响（表现为二氧化硫和烟尘污染），全国600多座城市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不足1%；酸雨的程度和范围日益扩大，已由西南向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并进一步向以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蔓延。目前长江以南已基本为酸雨区覆盖。我国已经成为与欧洲、北美并列的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近年来汽车的飞速发展加剧了大气中氮氧化物污染和二氧化碳含量。在水质污染方面，主要表现为有机污染，局部地区也存在着有毒化学废水和重金属污染。全国每年排放污水360亿吨，除70%的工业废水和不到10%的生活污水外，其余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致使水质严重恶化。全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有86%水质超标。淮河流域191条支流中80%的水呈黑绿色。在固体废物方面，城市垃圾每年以10%的速度增加，工业固体废物每年以2000万吨的速度增长，这些固体废物大部分未经妥善处理（垃圾处理率不足3%）。第二，生态失衡。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自然生态失衡。据统计，我国有大约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3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遭受水土流失的威胁。以地震、水灾、旱灾等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削弱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第三，特别是我国的环境生态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例如，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根据《关于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要求，我国必须在2010年或更早的时间内停止损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我国的酸雨传输已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珍稀濒危动物保护也上升为外交与贸易的争端，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形象。
3.在经济发展方面。第一，在效益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比以前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仍然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传统轨道。由于我国长期走粗放式发展道路，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资金、劳力、原材料和能源比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据1990年资料，同样1吨标准燃料所生产的GDP，我国为395.8美元，美国为2172.8美元，日本为5747.8美元，德国为4351.5美元，印度为1430美元，全世界平均为2167美元。可见，消耗同样的能源所创造的财富，不仅发达国家比我们要高得多，连印度也比我国高。第二，在速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同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所增强，经济波动中波峰和波谷的落差明显减小，而且没有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形。但尽管如此，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没有彻底摆脱高通胀和较大幅度的波动。我国80年代以来出现的3～4次经济波动，每一次都表现为“高速度－高投入－高通胀－大调整－大波动”。这说明争投资上项目、盲目扩展冲动的意识仍然十分强烈，注重量的扩展忽视质的提高的“速度病”仍有很大市场。第三，在结构方面，尽管比改革以前有了明显提高，但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产业结构而言，突出的问题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在工农业价格剪刀差扩大和乱摊派双重压力下，农业发展严重缺乏后劲；二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在低技术水平上盲目扩张，既形不成规模效益，又不利于质量提高，目前石油开采、电力、高技术产业是工业中的“短腿”，而纺织、烟酒、火柴、铅笔、家用电器等行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三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科技教育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运输矛盾十分突出。
以上方面的问题既有中国资源环境条件先天不足的原因，又有后天方面发展方式不当导致的原因。自然条件是无法选择的，发展模式却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是从现在起我们要果断地放弃先前那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基本考虑。如果说，70年代末期从以阶段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一次战略转变，其实质是要解决中国是否发展的问题（即发展的迫切性），那么当前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第二次战略转变，其中心是要解决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即发展的规律性）。显然，第二次战略转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丝毫不低于第一次战略转移。我们需要从这个方面去领会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
从沿袭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到追求可以持续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转折，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只有同中国发展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取得成功。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体现中国资源环境条件和发展中的大国的特点，必须有助于消解中国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在此从观念转变、基本国策、经济模式、科技体系和操作系统等方面提出一些看法，以推进有关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的思考。
1.公正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可持续发展首先应该在观念层次上建立公正为本的发展论理，从而使得新的发展观念能够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意识并进而指导他们的行动。导致中国社会能够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基本伦理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注意与自然之间的公正。理论上，我们需要消除传统工业文明的两大理论支柱——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夸大对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和能动作用，忽视人对自然界永恒的和绝对的依赖性；极端功利主义不考虑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满足人类短期需求，忽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的长期福祉。实践上，我们需要打破自然资源取之不尽和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的天真认识，打破长期来国民经济增长中不计入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的做法。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研究报告指出，90年代以来中国环境污染的年损失已高达1000亿元，占当年GNP的3%，其中还不包括资源破坏的损失。这明确地表示了转变发展观念的迫切性。二是注意与他人之间的公正。理论上，我们需要打破资源环境问题上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倡导整体主义和全局主义；实践上，我们需要抑制各种各样无节制地滥用资源环境，结果使得社会成员整体利益遭到毁灭的所谓“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现象。例如，豫皖鲁苏四省星罗棋布污染型小企业的公地现象导致了举国震惊的淮河污染，青海可可西里和北疆草原成千上万淘金者的疯狂开采而使植被遭受严重的破坏。我们必须深刻领会这样一个有关发展的社会悖论：当每个局部主体在发展中都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其发展的最可能结果是整体的和长远的发展利益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每个局部利益的兑现成为一句空话；与此相反，如果局部主体从整体的和长远的发展利益出发适当地节制自己对利益最大化的欲求，其结果反而有可能得到较好的发展回报。三是注意与后人之间的公正。我们需要消除传统发展观念只讲今世不顾未来的重大缺陷，提倡中国社会的世代发展伦理。今天的中国对于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可能性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论是破坏环境还是将自然资源消耗殆尽，都是当今世代对未来世代的加害行为。我们能否接受对未来负责的伦理，并准备为未来世代的生存发展而作出必要的牺牲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2.三管齐下的生存国策。人口增长的数量、人均使用资源的数量和由此带来的使环境品质下降的数量是影响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性量化上最大的方面，因此，节制人口、用好资源、保护环境构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行动框架的基本生存对策。首先是人口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战略应该突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这一基本精神。一方面，根据土地承载力研究提供的资料，我们必须力争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3亿之内，2010年控制在14亿之内，下世纪最大规模不超过16亿，并从2030年起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必须重视提高人口质量。通过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使得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本，使得对环境的负面因素变成正面因素。如果说以往对人力的科学开发重视不够，那么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对此赋予最充分的注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需要被看作是中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其次是资源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战略应该突出“节约而不浪费，集约而非粗放”这一基本精神。前者强调减少资源使用的数量，在发展中要尽可能节约资源而不是浪费资源；后者强调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在发展中要集约使用而不是粗放使用。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需要把节约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跟控制人口、保护环境一样列为基本国策，对三者同等重视不可偏废。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资源浪费虽然非常严重但节约潜力也非常之大。例如，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我国高达日本的11.6倍，为美国的4.5倍，为印度的2.5倍。如果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首先赶上印度，就意味着能源产量增加一倍半。再次是环境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战略应该突出“预防与治理结合，预防作为主旋律”这一基本精神。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精华是要主动地把环境问题从管端开始抓起而不是被动地在末端进行治理。由于我们既没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曾经拥有的生态环境容量，又没有发达国家目前所拥有的资金技术条件，因此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特别要注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道路，而是要力争闯出一条先预防后生产的新的发展道路，从而能有效地控制发展带来的环境代价。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目标是在2000年使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到2010年使城乡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八五”期间我国的污染治理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到2010年应达到2.5%，这样，经过20～30年的努力就有可能使我国的环境质量得到真正改善。由于人口、资源、环境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和制约是许多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因此，我们只有特别坚定地实施“控制人口，用好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3.节俭资源的经济体系。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俭型经济体系，从根本机制上形成一种与高度消耗资源的传统发展模式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一是在生产方面：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农业生产体系，内容包括发展节时、节地、节水、节能型的农业制度与农业技术；建立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体系，内容包括发展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金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制度和工业技术；建立以节能、节时为中心的综合运输体系，内容包括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势，建立以铁路为骨干，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有机结合、联运联营的综合运输网络。二是在消费方面，建立以适度消费和替代消费为特征的生活服务体系。所谓适度消费是指在中国生态资源条件可以持续支撑的范围内提高消费方式；所谓替代消费是指用低污低耗的消费品代替高污高耗的消费品。这一集约型消费方式的内容包括：膳食结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发展高转化率的节粮型动物产品与食品加工业；发展化纤、棉纺代替棉布，以减轻棉花原料对耕地的压力；提倡城镇居民公寓式住宅，发展公园、公共娱乐场所等公共设施；发展以公共交通（电车、汽车、地铁、轻轨）为主的居民交通工具，而防止盲目地发展私人小汽车。
4.绿色取向的科技能力。中国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支撑部分是发展具有可持续性意义的科学技术体系，它为资源节约型、环境无害型经济体系的建立提供技术手段。这一体系应该包括三个有机部分：一是高新技术。当代高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方面，大多数高新技术具有高效低耗、较少影响环境的特点，例如新型轻材料在汽车和飞机上的应用能减少能耗及随之而来的排放物，用于土壤改良的生物技术为净化受污染的土壤展现了意义深远的前景，发展高新技术并加快它们的产业化可以降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产业序列演进的资源环境代价。二是环保技术。环保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出现的、其意义可以与高新技术相提并论的重大成果。环保技术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技术结构遵循自然界的生态原理，在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之外增加了一种可以将生产和生活废弃物还原利用或妥当处置的还原技术。发展环保技术并使其产业化不仅可以缓解发展过程中环境容量的萎缩和环境质量的衰退，还可以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创造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三是适用技术。适用技术是指与本国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技术。在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技术结构总的来说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必须把研究与开发适合国情的适用技术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我国在平原地区发展以沼气为中心的地域化的生态农业技术，针对煤炭大国的国情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洁净煤技术，发掘传统医药以改变在医药卫生方面主要依靠化学工业的格局，所有这些适用技术都可以收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功效。
5.共同行动的社会机制。在操作上，中国可持续发展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企业自制能力，社会公众参与”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它需要三方面的社会力量各尽其职，相互配合。一是政府宏观调控。无庸置疑，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是推动该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位力量。很难相信，没有政府部门的鼎立提倡和身体力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会有效地运行起来。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推行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可持续发展意识自下而上自然滋长的内生性特点不同，中国在现阶段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明显地具有自上而下生长的外推性特点，这就加重了政府部门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这就要求各级决策者和领导者能较好地理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及其对于中国发展的特别意义，并且创造性地将其贯彻到管理过程之中，带动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同时进行的，必须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政府对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宏观调控。只有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和强有力的执法监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和协调管理机制，才能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贯彻和落实。二是企业自制能力。大大小小的企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经济细胞。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企业应该是追求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双重目标的企业。一方面，企业应该合理地追求经济效益以达到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应该约束自己的外部不经济行为，不将环境成本外推给社会来承担。在中国资源环境条件超常薄弱的条件下，在国际市场绿色成分越来越浓烈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必须在追求内部经济性的同时加强对外部经济性的约束。只有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结合起来考虑，才能真正提高企业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的竞争力。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就必须加强经营管理和关注技术进步。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好的企业管理总与能耗和物耗的下降联系一起，从而导致废物排放的减少；而技术进步的结果总是以高效代替低效，以精巧代替笨重，因此在其过程中必然能引起用料的减少和污染的下降。三是社会公众参与。社会公众参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群众基础。只有人人感到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带来的莫大冲击，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崇尚新的生态文明的民风，可持续发展才有可靠的保证和成功的希望。公众参与的内容包括：社会个人或社会团体在控制生育、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问题上的自律，对他人有害自然资源环境行为的预警、监督和指控，以及通过新闻传媒或公众论坛推进政府部门采取有效而及时的保护资源治理环境的举措。行动起来的公众将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势不可挡的大军。然而要使公众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首先需要展开有规模、有力度的宣传教育活动。引起社会所有成员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常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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