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假定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假定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前提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战后发展经济学演进史上，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同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论战。〔1〕在60年代中期“新古典主义复兴”回潮到来之前，结构主义者曾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并在发展中国家产生过广泛影响。对于这一思路，国内外有不少著述作过评介，但却很少有人探讨过其假设前提。本文尝试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分析。依笔者拙见，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假定前提由动态非均衡假定、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非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三者所构成。
一、动态非均衡假定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动态非均衡假定，由对动态非均衡机制的描述以及有关结构要素和动态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说所构成。缪尔达尔、罗森斯坦——罗丹和钱纳里等人是着力于论证这一假定的主要代表。缪尔达尔认为，传统的新古典均衡理论是一种有关稳态均衡的假说，这一假说把社会过程设想为朝向某种状态的推进，在该状态下，各种力量达到了均衡。问题在于，在稳态均衡假说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假定，即某次变动将有规律地引起社会系统中的某种反应，使随后的变动沿着相反方向返回到前次变动的原点上。然而，实际情况往往同这一假说相反。社会系统并没有朝着各种力量处于均衡的那一点推进，而是持续地朝着偏离该均衡状态的方向推进。他写道：“在通常情况下，某次变动并没有引发起抵销作用的变动，而是相反，引发了起支持作用的变动，使得系统沿着第一次变动的相同方向推进，而且推进得更远”。他觉得，这样一种变动机制使得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循环因果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社会过程才倾向于变成了累积性的，并且往往是加速递增的。”〔2〕如果对于这个累积性社会过程存在着起抵销作用的变动的话，那么，累积性效应就会被削弱，甚至会完全中断；但即使某一偶然场合导致各种力量处于均衡状态的话，稳态均衡假说仍然不能成立。因为这种均衡是不稳定的，其原因就在于累积性因果关系同时又是循环性因果关系。后一种因果关系，按照缪尔达尔的说法，是指“整个系统将沿着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运动，甚至可能绕着它的轴心而转动。不存在任何一个基本要素，但任何事情都会引发其他任何事情，这意味着在整个社会过程当中存在着相互依存性。通常情况下，看不出有均衡存在。”〔3〕罗斯斯坦一罗丹更为明快地指出，“不是传统的静态均衡理论，而是对非均衡增长过程的分析，才是理解发展问题的关键。”〔4〕钱纳里认为，动态非均衡假定（在其早期著作中称其为结构失衡假定）作为结构主义思路的出发点，比起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假定要“来得更切实”。〔5〕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偏好于结构分析。他们所说的结构，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既包括经济部门，又包括经济结构，甚至还包括制度因素等。有关结构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设，是结构主义者攻击竞争性均衡假设的主要武器之一。针对新古典的竞争性均衡假定，普雷维什从中心一外围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反驳。他说，如果放任市场力量而不加限制的话，那么“要达到最适度解是不可能的，”〔6〕因为实现竞争性均衡的那一点对于外围来说，并非最适度点。结构主义者强调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正如钱纳里所说，“结构转变特征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过程同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有实质性的区别。”〔7〕他们一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某种使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若干假定前提不能适用的经济结构，导致价格体系不起作用。随之而来的是供求均衡无法实现，生产要素在不同用途上的边际收益相等的倾向也受到限制。具体而言，结构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说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第一，以经济发展过程中因结构与部门变动所产生的差异来解释出现非均衡的原因。在他们看来，“由于供求弹性因产品不同而发生变化，某些部门自然将会比其他部门增长得更快，”〔8〕由此造成了结构性非均衡。第二，把注意力放在解释某些特定的结构刚性成部门刚性上。同人口增长过快有关的劳动市场二元结构被当作最常见的结构刚性之一。这种刚性致使过剩人口不可能为国民经济中的高生产率部门所全部吸收。农业、运输、动力和进出口行业被认为是最具刚性的。结构主义者认为，农业对于价格刺激（这表现在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上）的反应“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因此往往“产生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9〕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典型地发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因而对价格反应滞后，并因投资不足而造成严重的发展瓶颈。进出口部门相对缺乏伸缩性，一方面造成因进口能力不足而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另一方面又造成不能有效地在出口部门进行资源* 配置以增加出口，致使一部分生产要素没有充分发挥其效用，在进出口部门的刚性持续存在的同时，国际收支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结构主义者强调，正因为结构刚性和部门刚性的存在，使得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和充分替代弹性、精确预见和无滞后调节等假设难以成立，因此，应当代之以结构主义的供给约束、弹性不是、信息不充分及调节滞后等更加接近现实的假设。第三，以某些非经济因素来解释非均衡。结构主义者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把经济分析仅仅局限于某些所谓“经济因素”的理性传统，认为某些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的“非经济因素”对于分析经济发展同样是重要的。他们所说的这类因素，包括政治动乱、灾害等“环境因素”，以及被新古典主义者当作给定外生变量或依据条件的那些因素，如资源再配置总量、技术状况等。缪尔达尔指出：“那些非经济因素不能被当作是给定的和静止的：当它们作出反应时，通常会以非均衡方式进行。”他相信，只有在分析中引入了非经济因素之后，才能“说明经济欠发达和发达的动态难题。”〔11〕
有关动态要素导致非均衡的假说，也是动态非均衡假定的一个重要组成那分。结构主义者认为，某些动态要素之所以会引致非均衡，是因为这些要素扰乱了实现均衡的路径。被他们经常提到的动态要素有外在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时间的作用等。罗森斯坦一罗丹认为，在投资市场不完全和信息不完全以及存在风险的给定条件下，能带来现模经济收益的货币性外在经济以及同教育和训练有关的技术性外在经济“具有相似的扰乱达到均衡路径的效应”，因为这两种外在经济是造成“私人和社会净边际产品之间的可能差异的一个原因，”他价格机制发生紊乱，造成“经济时能不一定处在最适度路径上。”〔12〕他还指出，“外在经济能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则递增收益。”〔13〕。为了解释时间的非均衡含义，他提到了追逐曲线：当一只狗突然碰见一只兔子并按最短距离追逐之，兔子从点1跑向点2；当狗看见兔子出现在新的位置上时，再次按最短距离追综，而兔子又跑向点3，……如此循环往复。罗森斯坦一罗丹用这个比喻形象地描述了接近均衡但又未达到均衡的动态非均衡过程。问题不在于狗是否抓住了兔子，而在了证明这条“曲线上的大多数点是非均衡点，”〔14〕将这些非均衡点连接起来，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动态的非均衡路径。据罗森斯坦一罗丹说，帕累托亦曾提到过这个问题，但远求解决之。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者在动态非均衡假设之下推出的结论是发人深省的。据他们看来，按照新古典主义的竞争性均衡假设，部门间生产要素的转移不可能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仅发生在经济扩张时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可能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然而，结构主义的动态非均衡假设却阐述了资源再配置潜力与结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钱纳里写道，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市场力量术必会导致有放资源配置，但却可以确定某种使收入随时间达列最大比的生产及贸易的形式。”〔15〕他的言下之意是：尽管在竞争性均衡假定之下所推出的收入水平高于任的非均衡条件下的收入水平，但是，广泛存在的非均衡现象却意味着结构变动具有更大的余地。这是因为”非均衡现象诸如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则隐含着通过减少瓶颈和两分配资源于高生产率部门以加速增长的潜力。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潜力可能大于发达国家。”〔16〕
二、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
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中的第二套重要的假定。不可分性作为假定前提，它构成结构主义思路推导环节中一项起辅助作用的技术性假设。这一假定强调，在经济分析中，某些生产要素或变量不能进一步划分为若干更小单位，即使要素或变量是完全可分的，仍然有一个最低限度规模的问题。互补性则是这一套假定中的另一个辅助性假设。它设定的是有关生产要素、变量及经济结构或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存性，从而使经济有加速发展的可能性。互补性假定的重点在于强调同时性，而不是连续性。
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系由罗森斯坦一罗时、纳克斯及斯特里顿等人提出，其锋芒首先指向新古典的线性同质生产函数的假定。罗森斯坦一罗丹指出，“不同部门的生产函数并不都是线性的和同质的，……线性同质生产函数……完全是非现实的，”这类生产函数的存在“意味着不存在规模经济或聚结经济，设有企业家才能，不存在最低限度数量成界限。以至于这类生产函数将会使经济过程的本质被掩盖起来。”由于生产函数的这种不可分性特等征，因此，“在供给方面……，也许需要一个高度最佳规模的厂商。”〔17〕罗森斯坦—罗丹还设法以社会分摊资本来说明生产函数不可分性假定的含义。他认为，社会分摊资本是生产函数不可分性和供给方面存在外在经济的最重要例证，因为这种资本具有四个特点：第一，在时间上具有不可分性（即不可逆性），它必须超前于其他直接生产性投资：第二，要想保证社会分摊资本在长时期内保持其效率，其设备应具有很高的最低限度耐久性，这一点使得社会分摊资本往往体积很大；第三，这种资本具有较长的酝酿时期；第四，最低限度社会分摊资本的产业组合构成为跳出贫困恶性循环状态的先决条件。罗森斯坦—罗丹指出，由于社会分摊资本不能进口，所以，在不发达国家，要想在刚刚建立社会分摊资本时就注入大量的初始投资往往很困难，这一点常常成为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储蓄不可分性假定同生产函数不可分性假定紧密相关。储蓄不可分性，是指“储蓄供给的零度（或非常低的）价格弹性同储蓄的高收入弹性”〔18〕并存所造成的不可分性，很高的最低限度投资量通常要求很高的储蓄量，但由于储蓄供给不可分性的存在，使得这部分储蓄难以在不发达国家获得。罗森斯坦—罗丹指出，边际储蓄率大大高于平均储蓄率是欠发达国家内部获得这一部分储蓄的重要途径。
需求不可分性（亦即需求互补性）是不可分性和互补性这套假定中的第三个假设。这一假设意味着现实经济中的各种投资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性。其进一步的含义是：单独的投资项目具有很大风险，而广泛的互补性投资风险却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单独投资所生产的产品能否找到市场是不确定的。可见，需求不可分性（或互补性）的核心，在于设定投资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在低收入国家，对大多数产品的需求高度缺乏弹性，低需求弹性使得供给适应需求变得相当困难；另一方面，在小规模的市场上，因需求不能适应供给而带来的风险却大于一个大规模的正在形成的市场的风险。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单独产业中的任何一项单独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往往很高，而不同产业的互补性投资反倒会降低风险。结构主义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需求的互补性”。罗森斯坦—罗丹指出：“现实中，不同的投资决策并不都是无关的，……需求互补性将降低寻找市场的风险。降低这类相互依存的风险自然也就增加了对投资的刺激。”〔19〕但由于小量投资形成的需求互补性低于合理的最低限度，因此，“存在着一个使需求互补性自身得以显现的最低限度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森斯坦—罗丹将“需求互补性中的非连续性”称之为“需求的不可分性。”〔20〕
纳克斯把需求互补性假设作了进一步引伸。他认为产业之间互补性可使几门相关产业之间彼此成为主顾，相互之间提供市场。在他看来，“这种基本互补性无疑源自人类欲求的多样性。”纳克斯不赞同把发展中国家市场规模狭小归咎为资本设备技术形式的非连续性，而应当归咎为低实际收入水平所造成的需求缺乏弹性。即使发达国家生产出专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资本设备，并将这些设备向后者提供，非连续性依然存在。他由此提出了投资互补性假设。他这样写道：“这个观点（指资本向土地、劳动等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流动——引者）以如下限定条件为依据，即唯有通过在一些互补性产业中同时进行投资……资本贫乏地区的资本高潜在收益也许能够实现。”〔21〕
对需求互补性假设作了最广义引伸的是斯特里顿和钱纳里。斯特里顿认为，在经济中存在着广泛的互补性，人们可以根据相关事物的本质来区分互补性。不仅在人类欲求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而且在生产要素之间、要素和产品之间、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之问、进口与出口之间、出口与国内生产之间、当前生产与消费同未来生产与消费之间、生产能力与消费之间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互补性。在所列举的各类互补性当中，斯特里顿特别重视消费品的互补性。他说，“最重要的互补性出现在消费上升的过程中。”〔22〕斯特里顿之所以极力拓宽互补性假设的适用范围，其用意在于试图以有关互补性的推论推翻新古典主义者有关边际调节的推论。他说：“连续调节——这种调节是作为信号与刺激系统的价格机制的主要优点——将因为几件事情同时完成而不是连续完成的互补性需求而不发生作用，或者说，即使发生作用，也将是徒劳无益的。”〔23〕他甚至把不可分性假设作为划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两种思路的一条重要界线。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不可分性更为突出而边际调节更为罕见。”〔24〕钱纳里从他所长期从事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中意识到需求互补性假说的重要性。他把需求互补性和二元结构相提并论，一并称为“结构主义系统中的基本要素”，它们“旨在摧毁完全竞争（即使它能实现）随时问的推移会导致最佳资源配置的假说。”〔25〕
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不同于动态非均衡假定，其间差别主要表现为二者在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假设系统中居于不同地位。动态非均衡假定是这一假设系统中最主要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假定，而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却处于辅助地位。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的这一特性，由它在结构主义思路的推理环节中所起的作用来决定。在前文中提及结构主义者用外在经济、规模经济与递增收益等动态要素来解释非均衡，而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就是有关这些动态要素的辅助性假设或技术性假设。
结构主义者以不可分性与互补性假定为依据，推出了应当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计划化和工业化的政策结论。罗森斯坦一罗丹主张推行包括在几个互补性产业中同时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尤其力主在社会分摊设施的投资中实行计划化。缪尔达尔对计划化问题的兴趣比其他人更浓厚。他认为计划他的目的在于打破作为欠发达经济特征的刚性，力求在整个社会组织中确立起更大的伸缩性。由于刚性主要由农业等瓶颈部门引起，因此，计划化当中所采取的初始政策的重心应当放在农业部门。计划化的另一个目的，是创造为有关产业所需要的外在经济。因此，大规模的有计划投资的目的不能是赢利性的，而是旨在扩大市场，进而对回波效应起抵销作用。而国民发展计划的最终结果，正是体现在增大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效应上，使发展过程变成一个“受引诱的和被控制的累积过程。”〔26〕
三、非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
长期以来，结构主义者一直对新古典主义以追求最大化为中心内容的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抱怀疑态度。结构主义者认为，这一假定实际上是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定时期的心理架构为基础，把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欧美发达国家中逐渐形成的具体经济理论当作“放之世界而皆准”的理论，把同一部分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有限时期内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利益动机与道德准则一般化，并假定在这类动机与准则指导下的行为方式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代表了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结构主义者还认为，新古典主义者依靠从演绎逻辑推导出来的理性行为方式的假定为出发点，通过从前提到前提的推论，预先假定某种从事经济活动的公理。他们基本上不关心特定国家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结构，也不去注意分析特定社会集团及其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实际动机和行为方式特征。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在经济分析中以“经济人”假定来回避所有可能遇到的棘手难题。即便是在建构有关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理论模型时，新古典主义者也往往把经济现实同理论模型等同起来，甚至认为经验的行为方式不会超出同理论模型的假设前提相符的理想行为方式。令结构主义者大为诧异的是，在“新古典主义复兴”运动到来之前，在早期新古典主义者当中，对这些理论模型提出过质疑者可以说是寥若辰星，更不用说以经验为依据对其进行检验了。
在结构主义思路中隐含着某种同新古典理性行为方式相对立的非理性行为方式假定。虽然在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当中，还没有人将这一假定公开而又明晰地陈述出来，但这一假定确定隐含地存在着。人们可以从结构主义者的著述中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缪尔达尔曾经说过，欠发达国家“没有继承理性的传统”〔27〕他的这一断言。不妨视为一个间接的佐证。结构主义思路的非理性行为方式假定。主要是针对新古典理论的刺激与反应机制的。概括地说，非理性行为方式假定意味着在不发达国家，人们的行为方式普遍地不是以追求效用或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对价格等刺激难于作出灵敏的反应。即使是境遇较佳的农民，由于种种外在约束，所考虑的并非如何使收入达到最大化，而是如何继续维持生存或是在维持生存水平上使收入有所增加。这能使得他们在行为方式上难以体现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旨在实现最大化的理性特征。在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看来，不发达国家人们的行为方式，即使在存在市场的情况下，也不会像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绘的那样。用数学形式表达的“运行良好”的无差异曲线与等产量线、向上倾斜的供给表与向下倾斜的需求表、所提供的数量及需求对价格变动作出迅速反应等描述“正常”行为方式的各种理论模型，根本无法在不发达国家民众普遍盛行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
早期结构主义者并没有在非理性行为方式假定及其表现形式的陈述上花费多少笔墨，而是把侧重点放在证明不发达国家人们的行为方式何以表现为非新古典式理性的原因。他们强调结构与制度约束对于个人行为方式所起的作用，把这类约束解释成造成人们非理性行为方式的主要原因，并常常以农“产品供给和消费模式中的非理性行为当作这类行为方式普遍存在的典型实例。农产品供给弹性不足，固然可以说成因农民对价格反应行动迟缓所致，但结构主义认为这种说法仍然显得较为浮面。深入一步的分析表明，农产品供给反应迟缓，一方面是由于这种反应不是依据于对货币收入的预期，而是取决于生产和销售中的瓶颈状况；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农业中的土地制度因素致使农产品生产对价格刺激的反应能力下降。至于消费中的非理性行为，结构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对价格反应之所以不灵敏，是因为某些在特定文化背景之下形成的社会习惯及嗜好对消费模式具有重要影响。虽然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渐培成的消费者偏好随岁月更移有可能发生变化，但作为某一社会集团或某一阶层消费模式表现形式的消费偏好，却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相对价格对消费者的行为方式影响不大。此外，结构主义者强调结构与制度因素的作用。在不发达国家，普通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有限。其实际购买力太低，加上由于制度因素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均以及“恩格尔规律”的作用，新古典主义者有关消费行为的无差异曲线凸性与消费者偏好相对性以及收入与替代效应等一整套解释不通用于不发达国家。总之，在结构主义者看来，造成不发达国家同发达国家在个人行为方式上巨大差异的原因，除了缺乏运输、通讯等各种，社会基础设施这一物质条件之外，还因为不存在发达国家所具备的那种社会经济结构。在发展中国家，任何个人的行为都要受到制度与结构因素的约束，个人无法突破这类约束所施加的限制，自然也就无从对价格刺激作出敏捷的反应。
非理性行为方式假定对于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最大化假定构成为新古典主义者建构具有行为方式意义的各种经济函数的重要依据的话，那么，非理性行为方式假定则成为结构主义者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函数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函数的主要依据。罗森斯坦－罗丹强调：“生产函数在世界中同地区是不同的”；〔28〕钱纳里指出，结构主义思路的经济分析应当“以需求与生产函数的特质以及经济行为的其他特性为依据”。〔29〕钱纳里还考虑了按照结构主义思路来建构经济函数的具体做法，这就是在分析中“至少把经济分解为两个部门”，在这一层面上，“专门的假定才能被引进特定形式的需求与生产函数之中”。〔30〕
四、结束语
结构主义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占据压倒优势的局面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后期。在滚滚而来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浪潮面前，结构主义者逐渐意识到其假设结构过于松散，缺乏逻辑上的严密性，没有理想的微观基础等缺陷。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加固其理论范式的同时，也显现出向新古典范式靠拢的倾向。这一倾向一方面表现在钱纳里等人在结构模式及其转换的分析中愈来愈多地引进弹性、替代、边际等分析工具。按照钱纳里的话来说，是旨在建立一种介于“新古典体系所假设的极端灵活和由投入—产出分析所假设的极端僵硬之间”〔31〕的理论模型。另一方面，表现在P·巴丹、L·泰勒及E·巴卡等新一代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所作的分析上。巴丹侧重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农业中的制度（如分成租制、联锁要素市场、土地制度等）及收入分配问题，力图在制度分析的前提下加固结构主义思路的微观基础。〔32〕泰勒致力于用数学工具建构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模型，以向世人证明“结构主义思想也可以成为很严密的”。〔33〕巴卡则努力完善结构主义思路的国际经济领域，深化“两缺口”模型与不平等交换等问题的研究。〔34〕
综观历经半个世纪的结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间的理论论战，人们所看到的结局是：新古典的替代、弹性、边际等分析工具被引入结构主义范式，使结构主义者放松或修正了原有假设系统中的不可分性与互补性以及非理性行为方式这两套假定，但仍然保留了作为这一思路基本假设的动态非均衡假定，并进一步强化了结构与制度分析工具。这一事实告诉人们，长期论战已使结构主义思路变得面目大有改观，同时还意昧着两种思路的争论将继续下去。从目前情形看，似难形成一种思路独步天下的局面。
注释：
〔1〕笔者对作为结构主义思路对立面的新古典经济发展思路假设结构的评述，可参见拙文：《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假定前提》，载《经济评论》，1997（3）。
〔2〕〔10〕〔11〕〔26〕G·缪尔达尔：《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英文版，13、10、30、85页，伦敦，麦修恩出版公司，1957。
〔3〕G·缪尔达尔：《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载G·R·菲韦尔主编：《萨缪尔森与新古典经济学》，英文版，312页，波士顿，克鲁韦尔·尼吉霍夫出版公司，1982。
〔4〕P·N·罗森斯坦—罗丹：《计划化理论及其在意大利的实践》，载G.M·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国际贫困研究》、英文第2版，68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
〔5〕H·B·钱纳里与P·O·克拉克合著：《产业关联经济学》，英文版，288页，威利出版公司，1959。
〔6〕R·普雷维什：《欠发达国家的商业政策》，载《美国经济评论》，1959（2），255页。
〔7〕〔31〕H·B·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20、4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8〕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问题》，英文版。14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9〕R·O·坎波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载H·S·埃利斯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英文版，89页，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6。
〔12〕〔18〕〔19〕〔20〕〔28〕P·N·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笔记》，载H·S·埃利斯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英文版，58～59、65、61～62、63、64页，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6。
〔13〕〔14〕〔17〕P·N·罗森斯坦—罗丹：《自然在飞跃：非均衡增长过程分析》，载G·M·迈耶和D·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212、211、21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15〕〔16〕〔25〕〔30〕H·B·钱纳里：《结构变动与发展政策》，英文版，2、47、276～277、5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
〔21〕R·纳克斯：《经济发展问题的某些国际方面》，载《美国经济评论》，1952（2）。
〔22〕〔23〕〔24〕P·斯特里顿：《不平衡增长》，载A·N·阿加瓦拉和S·P·辛格主编：《加速发展中国家投资》，英文版，20、17、54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
〔27〕G·缪尔达尔：《发达与欠发达》，英文版，76页，开罗，埃及国民银行，1956。
〔29〕H·B·钱纳里：《发展政策的结构主义思路》，载《美国经济评论》，1975（2）。
〔32〕H·B·钱纳里：《结构变动与发展政策》，英文版，2、47、276～277、51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
〔33〕L·泰勒：《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英文版，4页，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83。
〔34〕参见E·巴卡：《外汇有限供给下的增长：重评两缺口模型），载M·赛尔奎因、L，泰勒、L·E·威斯特法尔主编：《经济结构与绩效：纪念H·B·钱纳里文集》，英文版，学术出版公司，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