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
文/李春玲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新生代”，既受这一历史性巨变的影响而形成独特的社会性格，也因成为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推动者、引领者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打下代际烙印。“80后”青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之后出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进程成长，既受益于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也承受着市场化全面推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同时，他们作为使用互联网的先锋群体，充分展示出与前辈群体不同的态度与行为倾向，他们通过互联网及各种新媒体发声，代表着中国新生代的崛起。 随之而来的“90后”，是在更加富裕、丰富的生活环境和更加宽容、自由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真正的“互联网的一代”，他们的成长历程伴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的步伐。在视野更开阔、更自信、 取向更多元的90后逐步取代80后成为中国新生代主流的同时，“00后”也在追随着90后的步伐迈入新生代大潮。虽然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未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但是他们所创造的青少年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重要的创新源泉。
改革开放大潮下形成的“社会代”
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等人提出的“社会代”是代际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区别于以生理年龄或父代-子代血缘关系为基础定义的代际概念，“社会代”是因重大历史事件影响而形成独特社会性格并对后续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同龄群体。“社会代”往往产生于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时期，同时又在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正是深受重大社会历史变迁影响又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代”。
（一）在日渐富裕的生活中成长的独生子女一代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60后”和“70后”人群中独生子女比例极低(分别为4.3%和6.8%),80后和90后独生子女比例则较高（分别为19%和32%），00后人群中的独生子女比例更是高达60%以上。虽然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的80后和90后并非独生子女，但少子化现象已十分普及，80后和90后中的独生子女和“二孩”合计占比分别达到了61.1%和81.6%。独生子女现象与新生代的代际特征密不可分，倡导“一个家庭生育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新生代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一政策与经济的高速增长相结合，对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独生子女及少子化现象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及子女养育方式，深深影响了中国新生代在幼儿期及青少年期的生活境遇。这使得新生代青少年享有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营养健康水平远远高于其父辈青少年时期的状况，使中国新生代的身体素质得到了极大改善。身体素质的变化仅是独生子女现象的一个方面，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独生子女现象对于新生代的心理、行为、价值观念的影响。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现象并不会带来心理、人格上的负面影响，反而由于独生子女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拥有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其心理健康水平表现更优。独生子女现象的影响不仅在于新生代个体的生理、心理素质，还经由个体、家庭层面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趋势改变了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和子女养育方式，父母与子女之间更加亲密与平等，子女的个性需求和自主意识得到更多的尊重。这种家庭内代际关系的变化逐步蔓延于整个社会，随着新生代步入社会，自信、自主、开放的理念与行为也在改变整个社会的代际关系。青年人不再仅仅是被动顺从的被教化者，老一代人也不再是拥有绝对权威的教化者。更加平等、宽容、相互尊重、共融和谐的代际关系给予新生代更大的社会空间以展现个性、张扬自我、创新求变，这也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动力。
（二）在教育扩张潮流中成长为高文化素质的一代
中国新生代的成长期正好撞上了中国教育的大扩张时代，由“大学扩招”和“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等一系列教育发展战略所构成的教育扩张大潮，成为对中国新生代生命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使中国新生代的教育水平相较于前辈有极大幅度的提高。80后成为大学扩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与前辈相比，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上升，其比例(28.3%)分别是70后(13.8%)和60后6.1%)的两倍多和四倍多。90后进一步享受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80后的基础上又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达到47%。00后在2018年开始迈入大学校园，他们中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将会更加普遍。教育不仅使中国新生代拥有知识和技能，而且也使他们具有开阔的眼界、独立的思考、理性的判断、创新的能力、文明的品德、强烈的进取心以及自信心。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比年长群体更有竞争力；面对高新科技发展、产业转型、新经济兴起，他们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创新能力更强；在快速流变的文化潮流中，他们成为时尚的引领者；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他们的适应能力更强。所有这一切，为他们在父辈面前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代际平等地位，冲击了传统上“论资排辈”的代际格局，使其作为新生代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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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人口流动大潮中成为流动迁徙的一代
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同时也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由此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这些流动人口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重为65.1%。大量的新生代向城市迁徙，特别是涌向了“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在城镇地区，45%的新生代非本地“土著”，在北上广等超大城市，大约半数新生代不是本地土著。流动迁徙对新生代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常态，随父母迁徙、因教育而流动以及异地就业谋生成为新生代成长经历的一个部分，他们的流动迁徙范围不仅跨越了省市，也跃出了国界。流动迁徙不仅仅增长了阅历，也开阔了新生代的眼界，创造了发展机遇，激励了追求成功的欲望。
（四）互联网兴起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培养的互联网一代
中国新生代与前辈价值观及行为差异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引人争议的一个方面是消费观念和行为。80后之前的几代人大多难以接受贷款消费，认为有钱才能消费， 甚至挣了钱先存钱再消费才是节俭持家的良好品德。新生代所崇尚的则是先消费再挣钱还债的消费模式。贷款购房是80后的普遍选择，随后，采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汽车等大件昂贵耐用品的行为逐步盛行；90后和00后则开始把贷款消费和分期付款运用于日常消费。调查数据比例显示，超前消费在新生代中的90后和00后中蔓延，中国人从保守消费到超前消费的转变就发生在十多年间的几代人身上。十年前经济专家认为中国人过高的储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会降低经济增长动力，而现今人们则在担心青年群体快速增长的消费率会导致过度消费和因个人及家庭负债率高而引发金融风险。 伴随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消费社会兴起是促使超前消费行为流行的一个重要动力，但同时，价值观念变迁是导致消费行为转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同时，新生代更加注重休闲娱乐消费以及精神、文化层面的体验。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裕的环境中成长的新生代对于生活有了更多元化的、非物质性的追求，这也成为我国消费需求升级、产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
改革开放不仅使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观念发生变化，同时也松动了传统的社会伦理规范。改革开放大潮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新生事物，其中不乏一些与传统伦理规范相左、在以往被人们认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和观念；相较于前辈群体，新生代成员对这类社会现象表现出更高的宽容度。调查数据显示，社会宽容度总体变化趋势呈现为越年轻的代际群体宽容度越高，80后和90后的社会宽容度增长更是明显，如对于婚前同居和同性恋的宽容度提高幅度特别大，90后则对艾滋病患者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宽容度上升幅度较大。社会宽容度的提高为个人生活的选择创造了自由空间，给予新生代成员尝试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生活理念的机会，同时也推进了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在这一方面，新生代的迈进速度最快、也最让老一代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表现在婚恋和性观念领域。改革开放前，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都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羞耻行为，即使现今也只有约30%的40后和50后以及约40%的60后能接受婚前同居，而80后和90后中则有70%的人接受婚前同居，婚前性行为更是被普遍认同。婚恋和性观念的代际差异经常引发青年一代与老一代人的矛盾冲突，“剩女”现象以及不断增长的大龄青年 “不婚”现象让父母们担忧，而“父母逼婚” 又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 。生育观念的转变速度同样让人吃惊，传统中国的生育观是多子多福，为此，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长，但“独生子女”政策改为“二孩”政策后，人们却发现80 后和90 后大多不愿意生育二孩。新生代所推动的社会宽容度增长和新婚恋观的兴起，代表着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开放、自由，个人的自主性得到更多的尊重。
价值观代际更迭中的潮流引领者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玉雕工艺一直是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一门手艺，但原料大多数以翡翠和田玉玉石为主，若在硬度仅次于钻石的蓝宝石上雕刻，那绝对是一件十分考验工匠能力的事情。而就在“中国蓝宝石之都”的昌乐，有这样一位堪称“国家级”的蓝宝石雕刻大师——刘海。可以说，是昌乐蓝宝石成就了刘海的雕刻之路，而刘海的雕刻艺术又让昌乐蓝宝石的光芒更加闪耀。
伴随改革开放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共同经历了上述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在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方面与前辈群体产生差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其产生广泛影响的代际价值观演变理论中提出了“社会化假设”，指出青少年时期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决定了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这些基本价值观在成年以后不易发生大的改变，不同代际因成长环境不同而导致了价值观念的代际差异，代际更替使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逐步取代老一代的价值观念，推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英格尔哈特把这种代际价值观演变称为“静悄悄的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跨越了其他国家历经百年的变化，因此导致新生代与前辈群体的价值观代际差异更加突显。
（一）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快速转变推进传统消费模式转型
中国新生代的崛起与互联网的普及几乎同步，作为新生代先行者的80后青春文学写手正是借由互联网兴起而引领80后闯入公共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互联网造就了80后，并彻底改变了社会领域原有的代际关系格局，使新生代的社会、文化、经济影响力急速扩张。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普及的同时，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并使触网变得更加便利、快捷和低成本。上网不再局限于发达地区、城市、富裕家庭、高文化水平的青年群体，而是普及于整个青年群体。这极大地缩小了青年群体内部在信息获取与沟通等方面的阶层、文化水平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强化了青年群体的代际认同以及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的趋同，从而使新生代作为一个整体在公共领域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快速普及在增强新生代群体认同的同时，也令代际之间出现“数字鸿沟”，拉大了青年群体与老一代群体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当今的互联网社会则使青少年从社会边缘位置走向社会中心位置，从单向的被管制教育者演变为新技术、新事物的传播者和教导者，从主流文化的反叛者变为文化变迁潮流的引领者。
（二）社会宽容度的明显提高推动新婚恋观兴起
心动才会有行动。教师只有经常性启发学生动手、动口、动脑，让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学生真正地动起来，学有所获。在教学中，让学生乐于动手画，勇于动口说，勤于动脑想,激发全员参与，才会主动探求知识。
2) 关键异常工况的高效HMI。根据ISA-101.01 Human-Machine Interfaces以及报警规范的要求，提供高效HMI的功能，定制并开发针对关键异常工况的高效HMI。
（三）社会参与的逐步增长促进社会共治共享
作为互联网的一代和高文化素质的一代，中国新生代的社会参与意愿，、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前辈群体，80后和90后中“经常浏览网上政治新闻”者的比例较之70后及之前的代际群体有大幅度提升，90后“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的比例则上升幅度惊人；同时，新生代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的比例较之前辈也有明显提高，特别是90后的参与度提升较大。由于互联网在新生代群体中高度普及并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生代的社会参与往往与社交媒体紧密联系。一些基于社交媒体而形成的特定人群、特定关注点的网上社交圈，实际上成为了新型的、低成本的、非正式的社会组织，为新生代提供了社会参与的平台，成为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改进公共服务质量的有效推动力量。
（三）在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提升文化自信
在中国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中，全球化与中国崛起也是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因此而形成了他们的“家国情怀”。中国的新生代见证了中国崛起这一过程，或者说他们随着这一过程成长，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中国的定位。对于新生代来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对他们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是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刚刚进入就业领域的80 后赶上了“与国际接轨”的浪潮，世界的大门向他们开启。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向世界展现成就的舞台，80后作为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切身感受到了祖国的兴旺发达，“光荣与梦想”“自豪与信念”是许多参与其中的80后的感悟体验，中国新生代的大国心态由此而生。随后90后新生代的全球化历程不仅伴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世界，而且开始了中国留学生、中国游客、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投资者走向世界，中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大国，新生代的大国心态进一步发展。伴随全球化与中国崛起而成长的中国新生代形成了更加开放和自信的世界价值观。
结语：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
经济高速增长、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教育扩张、互联网兴起、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全球化和中国崛起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交织于新生代的个体生命历程，在他们成长的每个阶段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机遇，形塑了他们的代际特征。共同的代际体验强化了他们的代际认同，也凸显了他们与老一代的价值观差异。然而，中国新生代的成长历程不仅打上了代际效应的烙印，同时也打上了城乡差异和阶层分化的烙印。新生代的代际共性未能突破社会结构的制约，代际认同也没能消解代际内部的社会经济差异。相反，市场化推进导致的社会分化强化了阶层地位代际传递效应，二代现象（城二代与农二代、富二代与穷二代）也成为新生代无法回避的代际面貌之一。新生代发展的不均衡既是青年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影响青年发展也影响社会发展。当今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也迈入了新时期，均衡发展是新生代在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国家发展的新时代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新浪潮在形塑着新时代的新生代，加速的代际更迭推动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生于大变革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孩子们，在新时代还将大放异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摘自《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原题为《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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