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厌恶性、财政竞争和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膨胀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赤字论文,地方政府论文,不平等论文,厌恶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和赤字规模持续升高。图1描述了1980～2006年省级地方政府总预算赤字规模的变化趋势。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的预算基本持平，并在个别年份还略有盈余。但是，“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明显提高。1994年，“分税制”改革第一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名义值为1726.59亿元，以后每年逐渐升高，到2006年名义值已达12127.75亿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持续的财政赤字？如果仅仅从数据的变化上，可以说是“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收入分成的降低，给定支出不变，那么势必会产生一个收支缺口。同时，地方政府的支出也在持续增加，这也是导致收支缺口的重要原因。问题在于：这种收支缺口变化仅仅是分税制所带来的吗？如果是，那么分税制不过是一次外部冲击，并不足以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持续上升趋势。因此，如何理解这一现象？这种地方政府持续的赤字和通常理解的财政赤字有何不同？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解释，就成为理论上非常重要的问题。
图1 1980～2006年省级地方政府总的赤字规模
注：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财政年鉴》。
一个经济体为何会出现赤字？一种直观的看法就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比如随着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对公共品的需求增加，从而导致支出增加，进而产生财政赤字。Chen（2004）就发现一个经济体的财政赤字明显和其人口老龄化有关。但更多的学者倾向于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这类模型认为财政赤字和政治因素有关。早期布坎南和瓦格纳（1988）、Rogoff（1990）以及Alesina和Tabellini（1990）等人的研究就发现，选民和政治家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及政治过程的性质等导致了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后续的研究均是沿着这些思路深化并扩展，按照Alesina和Perotti（1994）、Pinho（2004）、德雷泽（2003）的综述，这些研究可以归结为财政幻觉模型、代际再分配模型、债务策略变量的模型、联盟政府模型、空间散布的利益集团模型、预算制度模型等多种类别。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大多支持政治经济学模型，比如Manasse（2005）、De Haan和Mink（2005）、Lassen和Alt（2005）、Gonzalez等（2006）、Brender和Drazen（2005）、Bayar和Smeets（2009）等。
不过，现有的关于财政赤字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一国政府预算或者多国组成的联盟政府（比如欧盟）预算方面，关于州县等地方政府的预算赤字现象则研究得很少。只有少数例外，比如Bassetto（2008）发现，地区之间的流动性会给地方政府预算产生一定的制度约束。这类似蒂伯特假说的运用。由于在一个财政分权制度下，各级地方政府拥有各自的稳定税源，并且支出预算受当地选民的控制，容易做到公共品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因而不太容易出现赤字。而对于中央政府或者联邦政府来说，要承担全局的公共品供给，同时支出预算和选民之间缺乏直接的对应关系，因此，无论是政府对于选民的公共品偏好以及选民对于政府预算的制约都不是完全的。这就是前述预算赤字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的制度基础。
但在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中国就出现了一些困扰。就中国这种特定的财政分权体制来说，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都缺乏独立的财权，无论是收入端的税权还是支出端的预算权利都受到中央或多或少的控制。在这种来自上级政府监控、而非选民监控的分权体制下，为何中央出现预算盈余、地方政府持续采取赤字政策呢？直观的解释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收入份额下降，但支出份额在增加，从而导致了持续的赤字。但在给定税权和事权相对刚性的前提下，地方政府的赤字即便一直存在，也不会呈现大幅上升趋势。这种趋势说明支出相对收入来说增加得更快。因而，理解地方政府赤字的关键就演变为对其支出相对更快增加的解释了。围绕这个问题，一种代表性的解释如平新乔（2007）给出的，认为“分税制”导致地方政府将中央的转移支付作为公共池，地方政府竞相通过扩大支出规模来获得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总的财政赤字规模不断升高。另一种代表性的解释如李涛和周业安（2009）的支出竞争论，他们认为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公共支出来吸引要素流入，从而引发相互之间的支出竞争，导致支出规模的膨胀。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邵军（2007）、李涛和周业安（2009）的经验研究的确发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证据。
关于地方支出膨胀的两种解释其实具有互补性，前者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之间围绕中央财政资源而展开的竞争；后者本质上是它们围绕社会资源展开的竞争。但这些解释都没有明确回答：为什么会竞争？李涛和周业安（2009）推测可能有3个方面的动机：一是部分官员的确出于公益动机，通过发展经济增进当地居民福利；二是部分官员可能出于自利动机，通过竞争寻求租金最大化；三是部分官员基于考核压力而竞争，如周黎安（2004，2007）和周黎安等（2005）所强调的中央对地方采取的相对绩效考核制度对官员升迁的影响等等。但所有这些假定都基于官员是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之下。这种假定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一些学者已经尝试着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来理解公共经济问题，比如McCaffery和Slemrod（2004）以及Miunro（2008），其中关键一点就是假定政府决策者也是有限理性的，因而会把自己的行为偏好带入到公共政策当中。实际上Dur等（2004）已经注意到，政府未来偏好的不确定会引发政策制定者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产生赤字。同时认为，由于政治家的策略行为，即使采取有约束的负债规则也无法有效解决赤字问题。而Baron和McCaffery（2005）则更进一步，他们通过互联网实验发现，预算赤字的出现和人们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基于这些前沿理论，我们设想，除了前述理解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理由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原因？我们关注到一个直观的现象，那就是落后地区的政府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表现得更为急迫，这和国与国之间落后经济体急于赶超是一个道理。那么落后地区政府的这种行为仅仅是出于公共利益或者官员的自利吗？本文将提出一个不平等厌恶的假说，该假说基于我国区域之间发展不平等这样一个事实，给定该事实，落后地区的政府出于不平等厌恶的心理，决定通过财政政策来实现赶超，一是通过税收优惠和税收减免吸引外资进入本地，二是扩大本级政府支出和投资，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和服务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和资本流入，并通过需求拉动来刺激本地经济的增长，这两种策略的综合应用会刺激地方政府本级财政赤字增加。本文接下来将首先给出这个假说一个理论阐述，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对该假说予以证伪。最后给出我们的结论。
二、不平等厌恶、财政政策空间相关性与经济增长不均衡：理论分析
要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以后的持续财政赤字现象，首先需要从地方政府竞争说起，这种竞争主要以财政竞争的形式展开。自从蒂伯特（Tiebout,1956）和奥茨（Oates,1972）的开创性研究以来，财政竞争理论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就财政竞争的原因来说，Boyne（1996）将它归结为3个方面：一是碎片化的（fragmented）政府结构、政府结构的创新和多元化、收入或税权的分散；二是地方政府结构和自治程度；三是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就财政竞争的形式来说，现有文献一般将财政竞争分为横向财政竞争、纵向财政竞争和标尺竞争三大类。其中横向财政竞争强调碎片化政府组织结构中，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支出竞争吸引其他辖区的要素流入本辖区；纵向财政竞争强调多级政府体系中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和支出方面的策略互动；标尺竞争则是为了解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建立起某种竞争机制，比如通过官员的相对绩效考核来激励政府官员发展本地区经济。
迄今众多经验研究文献已经给财政竞争理论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横向支出竞争方面，如Case等人（1993）的研究发现，邻州人均支出每增加一美元，本州人均支出会增加70多美分，说明美国各州之间存在支出的策略互补。Kelejian和Robinson（1993）同样发现了支出模仿证据。Revelli（2002）和Baicker（2005）则强调，支出模仿的程度取决于空间权重矩阵的选择。纵向竞争方面，Revelli（2003）发现较低层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空间相关性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上级政府政策的冲击。标尺竞争方面，如Salmon（1987）、Besley和Case（1995）给出了相关的模型和证据。Geys（2006）认为政府政策的性价比才是选民更关注的内容，因此，在位者可能想让本地区财政政策的性价比接近于相邻地区，因而产生财政政策的策略互动。Brueckner（2003）和Madiès等（2004）总结了地方政府竞争的代表性模型。Rizzo（2007）则给出了一个纵向竞争如何影响横向竞争的经验模型。
不过，如前所述，现有的关于辖区财政竞争的理论主要基于地方政府或者决策者充分理性的假定之下展开分析的，但假如官员具有行为经济学所描述的心理特征，将会给地方政府行为带来何种影响呢？这就是本文试图强调的核心思想。本文认为，中国区域间不仅自然资源、人口、产业以及公共服务投入等初始禀赋存在严重不平衡，而且渐进式改革所导致的政策创新空间以及各种优惠措施也存在严重不平衡，这样就必然导致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很显然，这种不平等会影响当地政府官员的心理，进而反映到其决策行为上来。这是行为经济学家所强调的不平等厌恶心理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会导致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变化呢？
本文的核心思想是，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平等厌恶”（Inequity Inversion）心理来研究财政竞争的后果，因而这导致不同环境下政府的行为存在差异，即低增长地区和高增长地区对于其他地区所采取的财政政策的反应是不对称的，区域经济增长不平等程度越高，财政竞争的程度越强，因而越容易导致财政赤字总规模的膨胀。“不平等厌恶”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损失厌恶性”（Loss Aversion）相似，“损失厌恶”意味着在风险决策时，决策者对损失的敏感度要高于对同等幅度收益的敏感度，因此损失所导致决策者效用的下降幅度高于同等单位收益所导致决策者效用的增加幅度。Loewenstein等人（1989）、Fehr和Schmidt（1999）以及Bolton和Ockenfels（2000）进一步将“前景理论”的结论推广到“不平等厌恶理论”（Inequity Aversion）。“不平等厌恶理论”认为“有利的不平等”（Advantageous Inequity）可能会增加个人的效用，但也可能降低个人效应，而“不利的不平等”（Disadvantageous Inequity）则一定会降低个人的效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效用下降的幅度高于前一种情况下个人效应的增加或下降的幅度。本文借鉴Fehr和Schmidt（1999）对线性“不平等厌恶”函数的形式设定，通过一个简单模型引入不平等厌恶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及其后果。
本文以1994年后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不断膨胀为切入点，研究财政政策的空间相关性。这一视角实际上不仅仅限于政府支出或者收入的角度来研究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如果把政府收入看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那么考察财政赤字规模的空间相关性实际上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决定财政政策时也需要考虑其收益和对居民的成本。在一个独裁者经济模型中，假设政府是仁慈的，政策制定者的效用函数取决于财政赤字规模和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考虑财政赤字的成本和地区经济增长不平等对政策制定者效应的影响，本文构建一个二次型的损失效用函数来刻画政府行为。政策制定者的损失函数取决于本辖区经济增长水平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y[,it]－y[,－i，t]以及本辖区的财政赤字d[,it]，其中，y[,it]表示辖区i在时间t的经济增长水平，y[,－i，t]表示其他辖区在t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平。首先，较高的财政赤字意味着本地居民未来要承担更多的赋税，因而导致政府效用损失，其次，本地区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对本地区较高的索取和较低的转移支付水平，因而导致政府效用损失。但是，不同于Barro和Gordon（1983）的损失函数，本文中的损失函数考虑政策制定者对于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正差异和负差异是不对称的。因而辖区i地方政府损失函数可以表示为：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各地区财政政策空间相关性的差异和该地区政府的不平等厌恶有关。本文重在讨论这种因果关系，当然，这种不平等厌恶的来源尚需另文研究。现有的研究认为，晋升、寻租以及标尺竞争等都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追逐各自的相对经济绩效，比如周黎安（2004，2007）以及周黎安等（2005），但这些研究存在诸多争议，因为晋升概率和经济绩效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以及晋升和寻租等因素很难剥离。本文将克服现有研究的不足，把现有的这些因素以及尚未揭示的可能存在的因素统一归结到“不平等厌恶”下，即无论是晋升和寻租的考虑，还是标尺竞争，都会反映到地方政府政策制定者的不平等厌恶心理上来。具体来说，首先，从政治激励角度来讲，辖区行政首长的晋升动机使政策制定者关注增长率的不平衡。政治激励的观点主要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关注（Career Concerns）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例如，Blanchard和Shleifer（2000）认为中央政府是基于辖区经济发展绩效来对辖区内官员进行赏罚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周黎安（2004，2007）将上述模式称为“晋升锦标赛”，并用该模式解释包括经济增长、地方保护和重复建设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而Li和Zhou（2005）利用中国省际数据检验了地区GDP增长率对官员升迁的影响，发现对官员的奖惩不但与官员所属辖区的经济增长绩效，更与官员本人的历史绩效有关，这为Blanchard和Shleifer的观点提供了经验证据。从政治激励的视角来看，本辖区经济增长绩效越好，官员受到晋升奖励的可能性也越大，因而官员的损失效用越低；相反，辖区经济绩效越差，官员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越大，因而官员的损失效用越高。其次，攫取政治租金也是政府官员偏爱高经济增长率的原因。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体制的不完善滋生了政府官员的寻租动机。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应地也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寻租提供了大量的资源，例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官员利用手中的管制、审批等权力牟取私利。相对较低的增长绩效使得本地区寻租的资源有限，因而政府官员的损失效用也较大。第三，辖区之间的标尺竞争也导致政策制定者将经济增长率加入其政策偏好函数中。虽然中国省级政府官员是由中央任命，然而辖区居民对行政首长的认可也是影响其升迁的重要依据，另外，居民更高程度的认可也会为政府官员本人赢得更高的声誉。基于标尺竞争的考虑，辖区经济增长绩效越高，意味着辖区官员的声誉越高，因而效用损失也小；反之则反之。上述3点可以看作是政策制定者具有不平等厌恶心理的内在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独一方面的原因在起作用，而不平等厌恶的产生可能是上述多种原因的综合。利用不平等厌恶独特的函数形式，我们可以更好地刻画地方政府决策者的行为。当然，我们在考虑不平等厌恶这一综合因素的时候，并未分离出上述各种更深入的子因素各自的影响效果，关于不平等厌恶的内生性这一点留待以后的研究解决。
这是由于政策制定者偏好于用财政支出的增长实施对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的“赶超”。这个结论和传统地区财政政策策略互动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它详细刻画了经济增长绩效对于财政策略互动的影响。其中的含义是经济发展存在严重区域不平等的经济体往往更容易导致财政政策的竞争，从而放大整体的财政赤字规模。本文第三部分对上述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三、计量模型的构建、样本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
（一）模型设定和方法
公式（4a）和（4b）意味着地方区政府财政政策存在空间策略互动，即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可能会出现空间上的相依性。空间相依不仅仅是指地缘相邻因素，还可以用其他因素表示，如人口特征、收入水平等因素（Franzese Jr.and Hays,2007; Anselin et al.,2008）。
我们根据公式（3）设定经验方程。公式（3）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于对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厌恶使得高增长地区和低增长地区对其他地区财政政策的反应程度不同，因此，我们可以在经验方程中加入一个虚拟变量Iq 
，用来反映高增长地区和低增长地区与其他地区财政政策空间相关性的区别。与上节对理论模型的讨论一致，高增长地区意味着本地区当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他地区，低增长地区意味和本地区当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低于其他地区。为了使得理论模型具有可检验的含义，我们从两个方面定义其他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一是将它定义为除本地区i以外其他所有地区t期的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值
，二是与本地区i地缘相邻的所有地区在t期的实际
表示辖区i在第t期居民实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用来反映居民对公共品的需求，根据“瓦格纳法则”，居民收入越高，对公共品的需求越高，因而赤字水平可能也越高。X表示控制变量，本文在模型中引入控制变量城市化率（urban）、人口变量（pop）、开放水平（open）、工业化程度（industry）和就业率（employ）。城市化率用城镇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的比值来表示；人口变量用地区常住人口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开放水平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工业化率用工业的总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就业率则用各地区城镇就业人口数和乡村就业
本文所用的样本时间范围是1994～2006年的13年，共包括全国30个省和直辖市（除西藏），其中，1994～1995年的样本不包括重庆，1995年之后的样本中包括重庆。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和1994～2007年以来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1显示。上述变量的实际值都是以1980年的地区CPI水平为基期计算的。表中urban、employ、open以及industry都用百分数来表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和收入水平都用实际人均水平的绝对数来表示，单位是元。
（二）回归结果和分析
列Ⅰ和Ⅱ给出了GMM估计的中心化拟合度
、秩条件非识别检验（Anderson canon.corr.LM统计量）、弱识别检验（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以及工具变量有效应性的Sargan检验。从这些估计量的结果来看，GMM方法估计量是有效性的。列Ⅲ和Ⅳ只给出了EC2SLS估计的总体拟合度和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
列Ⅰ～Ⅳ中，td、nd以及他们与Iqdum的交叉项的估计系数都是正的，并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首先，td、nd的系数表明“分税制”后，地区财政政策之间确实存在着显著的策略互动，地区财政扩张显著受到空间相邻地区和其他地区财政扩张政策的影响，从支出的角度来考虑，这一结论与李涛和周业安（2009）的解释一致。例如，回归Ⅰ和Ⅲ表明，一般情况下，其他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td每增加1元，本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赤字就会升高0.5～0.7元；回归Ⅱ和Ⅳ表明，相邻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nd每增加1元，本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赤字则会升高0.9元以上。对比回归Ⅰ、Ⅲ和回归Ⅱ、Ⅳ的结果，我们发现，本地区与空间相邻地区财政政策的互动性要比与空间其他非相邻地区的互动性更强，因为本地区对空间相邻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nd变化的反应要高于其对空间其他所有地区人均实际赤字td变化的反应。这说明，由于地缘的相近和区域特征的相似性，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相邻地区的政府作为标尺来实施财政政策。其次，回归Ⅰ～Ⅳ中td×Iqdum和nd×Iqdum的估计系数也都是正的，而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如果本地区经济增长低于其他地区，本地区财政赤字水平对其他地区财政赤字水平变化的反应系数为
，回归Ⅰ和Ⅲ中的估计系数为1.238和1.301，回归Ⅱ和Ⅳ中的估计系数分别为1.278和1.290。这表明，经济增长较低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赤字对其他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变化的反应系数比平均反应程度显著升高。例如，其他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平均每增加1元，本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赤字至少会增加1.2元；空间相邻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水平平均每增加1元，本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赤字至少会增加1.3元。对比td、nd与交叉项td×Iqdum和nd×Iqdum的估计系数，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与其他地区财政政策的互动性高于高经济增长率地区，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更倾向将其他高收入地区的地方政府作为标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们可以推断，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的降低，通过相邻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的增加将导致本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规模升高，由于经济增长率较高的相邻和其他地区的财政赤字水平都会随中央政府财政赤字水平的降低而有更大幅度的升高，因而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本地区财政赤字规模也会有更大幅度的升高。这一点与平新乔（2007）的结论相一致。
最后，考察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收入效应py在1994～2006年期间则不显著。居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越高，但是政府税收也可能越大，由于居民收入对政府税收收入和支出的影响都是正向的，因而它对赤字的影响不显著。对外开放水平open对地区财政赤字水平有正向影响，开放水平越高，可能使得本地区面临外部冲击的风险越高，因而政府支出越高，从而赤字水平也会越高。但是这个结果并不稳健。城市化水平urban对地区政府赤字规模没有显著的影响。就业率employ对地区政府支出规模有显著负影响，并且估计系数也是稳健的。就业率越高（失业率越低），政府面临的压力越小，因此政府支出规模下降，财政赤字水平越低。工业化程度industry对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显著为正，本地区工业产值比重越高，本地区财政赤字规模也越高。但是这个结果也是不稳健的。
（三）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
上述分析给出了不平等厌恶下财政政策互动的特征，它表明，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差异越大，财政赤字规模增长也越快，这是因为增长率较低的地区需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实现对收入水平较高地区的“赶超”。图2的曲线图显示了1994～2006年历年各地区实际人均GDP的标准差，由右边的刻度表示，这个标准差从1994年的510.6元上升到2006年的2269.8元，增长了将近4倍。直方图则表示地区人均实际赤字（元／人）的各地区平均值的变化，由左边的刻度表示，从1994以来，各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的平均值也逐渐升高。二者的Spearman相关系数为0.98，在1％的水平上显著。
但是，上述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人均实际财政赤字的地区平均水平与人均实际GDP的地区标注差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了验证这一点，下面我们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表中分别在不同滞后阶数下给出了F检验的结果和Chi2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实际人均GDP的差异是人均赤字规模的格兰杰原因是更稳健的结论，尤其是在滞后1阶的情形下，F统计量和
统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这说明，图2表明，正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才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升高。
四、总结和经济含义
通过对地方政府本级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回归分析，本文的基本思想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支出的增长与该地区政策制定者的不平等厌恶特征有关。政策制定者的不平等厌恶特征是：本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低于和高于其他地区都会导致地方政府官员效用的降低，这是由于晋升激励、寻租甚至获取声誉等原因。
第二，由于政策制定者更厌恶“劣势不平等”，因而导致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地区对其他地区财政赤字的变化有更高的反应系数，即其他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每增加1个单位，同期本地区的人均实际财政赤字就要增加1.2～1.3个单位。而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该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对其他地区财政赤字的变化反应系数就比较小，其他地区人均实际财政赤字每增加1个单位，本地区财政赤字增加的幅度显著低于1。
第三，中央政府转移支付财政支出刺激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获取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配套资金拨款，因而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不断膨胀。
相关性分析和因果关系分析也表明，地区人均实际赤字水平与各地区人均实际GDP的标准差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人均实际GDP标准差是实际人均赤字水平产生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各地区经济增长率差异越大，地区财政赤字规模也越高，因此，如果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这往往导致地区之间财政竞争加剧，整体财政赤字规模会升高。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能够解释1994年财政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各省财政赤字的规模不断膨胀的现象。
感谢卢荻教授的支持，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行为和制度经济学前沿”讨论组的有益评论，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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