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红楼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楼梦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学者，很少有不注意《红楼梦》其书的。陈寅恪也不例外。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关注《红楼梦》，同时也关注晚清以后还很走红的红学一科。说来此事还与他的家学渊源有关。他的伯舅俞明震，字恪士，晚清翰林俞文保的公子，能诗，有胆略，重情义，与寅恪父执散元老人不仅是姻亲关系，性格上也极相投。寅恪少年时期住在南京，与俞家比邻而居，自然受其影响。直到晚年他还特别回忆起这段往事：“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艾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伯舅山阴俞斛斋先生明震同寓头条巷。两家衡宇相望，往来便近。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抄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上册第2至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而红学闻人俞平伯，很早以前就与寅恪先生结下了文字因缘。说来也巧，俞平伯的研究《红楼梦》，与戚本也有直接的关系。学者中俞先生是最早称引戚序本《石头记》的（注：俞平伯1921年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第二封信就提到了戚序本：“我想有正书局抄本《石头记》，八十回后无文无目，却是原书真面目。”这里所说有正书局抄本，就是戚蓼生序本。参见《俞平伯论红楼梦》第6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而且曾对戚本和脂评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以及甲辰本、程高本等作过文字上的比堪（注：俞平伯整理校勘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就是以有正本作底本的。看他的解释：“用它做底本，却为事实所限，一则由于易得，便于丹黄涂抹；二则它也最完整。”明显是说他使用的是自家的家藏本。《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俞平伯论红楼梦》第893页）。
一
1928年寅恪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同在北京，寅恪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俞平伯原执教燕大，这一年的十月也来到清华，在大学部中文系担任讲席。当时寅恪先生正在研究韦庄的《秦妇吟》，故请平伯先生以小楷抄录《秦妇吟》长卷，并注明流传本文字的异同。俞并写有跋语：
余与寅恪倾盖相逢，忘言夙契。同四海以漂流，念一身之憔悴，所谓去日苦多，来日大难，学道无成，忧生益甚，斯信楚囚对泣之言，然不自病其惑也。今岁丁香开后，嘱写此篇。明知字迹尘下，无以塞命，惟念古今来不乏鸿篇巨制，流布词场，而寅恪兄乃独有取于此，且有取于稚弱之笔法，则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中和癸卯后千有四十五年岁次戊辰春三月俞平伯写跋于北京。（注：参见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69至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秦妇吟》是寅恪先生生平最重视的一篇作品，曾前后三次校笺，每次均有所增补。第一次在1936年，题目是《读秦妇吟》（后改为《秦妇吟校笺》；第二次1950年，题目作《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第三次是最后之定稿本，题目作《韦庄秦妇吟校笺》，收入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文集本《寒柳堂集》。请俞平伯书写长卷，可使我们追溯先生对韦庄此作发生特殊兴趣的初始之期，以及当时的理解。所以第一次校笺之时，寅恪先生提及：“戊辰之春，俞铭衡君为寅恪写韦端己秦妇吟卷子，张于屋壁。八年以来，课业余暇，偶一讽咏，辄若不解，虽于一二字句稍有校释，然皆琐细无关宏旨。”（注：陈著《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第1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那么“宏旨”何在？就在于：“端己之诗，流行一世，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实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以生平之杰构，古今之至文，而竟垂诫子孙，禁其传布者，其故傥在斯欤？傥在欺欤？”（注：陈著《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第1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实际上平伯对陈之寓意已微有所知，故前面跋语写得非常含蓄，只是说“其意故在牝牡骊黄之间也”。
同是1928年这一年，陈寅恪也为俞平伯先生做了一件值得一书的事，就是应平伯之请，他为俞曲园的《病中呓语》写了一篇跋，时间也是在“春三月”（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经学大师愈樾（曲园为号）的《呓语》作于晚清庚子、辛丑（1900至1911）之时，对后来家国政局的事变颇多预见性，因而为士林所传诵。寅恪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此在跋语中申而论之道：“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以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偶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又说：“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多言中，复何奇之有焉！”（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真可以说，知俞樾者寅恪也。跋文还提到与俞平伯的思想交往：“尝与平伯言：‘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身于非驴非马之国，其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藐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比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抒忧生之念。然而其用心苦矣。’”（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还说：“此诗末首曰：‘略将数语示儿曹。’然则今日平伯之录之诠之者，似亦为当时所预知。此殆所谓人事之当然而非偶然者欤？”（注：均见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第146至147页。）可见陈、俞二人的文字因缘并思想之默契，固有存于文字及话语之外者。
所以当1954年俞平伯与胡适一起遭受诬枉之灾，谨慎如寅恪先生也禁不住要为他的老友一辩。这就是写于同年的七律《无题》：
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
呙子吠声情可悯，诅公赋芋意何居。
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觅名山便著书。
回首卅年题尾在，处身夷惠泣枯鱼。（注：《陈寅恪诗集》第88至8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研究者有的认为“轩渠”指胡适，实则此典更适合俞平伯的身份特点。《后汉书·蓟子训传》载：“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注：《后汉书·蓟子训传》：“尝抱郑家婴儿，故失手坠地而死其父母惊号怨痛，不可忍闻，而子训唯谢以过误，终无他说，遂埋藏之。后月余，子训乃抱儿归焉。父母大恐，曰：‘死生异路，虽思吾儿，乞不用复见也。’儿识父母，轩渠笑悦，欲往就之，母不觉揽取，乃实儿也。”参见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第十册，第2745页。）俞平伯1949年以后对新的政权是认同的，而且似乎焕发了致力于学术的积极性，写作与研究格外勤奋。《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等都成稿于那一时期。轩渠欲就父母怀抱的小儿情态，颇似俞平伯对新政权所采取的亲近态度。诗的最后两句有小注：“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俞樾室名“春在堂”，所著书称“春在堂全书”，因此“春在翁”自是指俞曲园无疑，可证此诗的具体所指为俞平伯。当然三四两句，如说也将胡适之包括在内，同样解释得通。第三句“呙子”后有注：“太真外传有康国呙子之记载，即今外人所谓‘北京狗’，吾国人则呼之为‘哈巴狗’。元微之梦游春诗‘娇娃睡犹怒’与春晓绝句之‘圭儿撼起钟声动’皆指此物，梦游春之‘娃’乃‘圭’字之误，浅人所妄改者也。”（注：陈著《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释证“洼儿”、“呙子”及“娇娃”和“娇娃”甚详，可参看该书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寅恪对批俞以及批胡适之不满，溢于言表，甚至用了责詈挖苦的词语。五、六句“早宗小雅能谈梦，未见名山便著书”，也是指俞平伯年轻的时候就发表诗作及研究《红楼梦》（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写于1921年，当时只有22岁；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也只24岁。而开始发表新诗，在1918年，才19岁。参见孙玉蓉编著的《俞平伯年谱》，《俞平伯全集》第10卷，第434至45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当时还很幼稚，并没想到传之后世。尤可见批俞是以强凌弱，实不应该。试想，以平伯先生善良纯真之才性，也逃不脱遭受大规模批判的命运，岂不是“世人欲杀一轩渠”吗？
二
陈寅恪与吴宓的友谊，已为世人所共知。但他们友谊之初建，却和《红楼梦》不无关系。1919年3月2日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邀请，以《红楼梦新谈》为题，讲析《红楼梦》其书；陈寅恪当时也在哈佛留学，不知是否也听了吴的演讲，但3月26日他写了一首诗送给吴宓，诗题作《红楼梦新谈题词》，全诗八句为：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注：《陈寅恪诗集》第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四句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虞初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个有名的方士，尝著《虞初周说》九百四十篇，因而向有小说初祖之称。张衡《西京赋》也有“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的记载（注：《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又称虞“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列入“小说家”之第十四家。颜注云：“‘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两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参阅中华书局校点本《汉书》第六册，第1745页。）。诗中“赤县黄车更有人”句，显然是对吴宓《红楼梦新谈》的肯定。后来吴宓确写过多篇研讨《红楼梦》的文字，自成一家之言，受到学术文化界的重视。1919年3月26日他在日记中记下这首赠诗的同时， 对寅恪先生人格和学养有所评价，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注：《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至1924），第20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可见二人之友谊确因《红楼梦》而相互结缘。而寅恪先生这首题红诗，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两年，比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早六年，红学史上应有其不该遗忘的位置。
《吴宓日记》还记载有他们留学哈佛时，寅恪与吴宓日常交谈之中，提到的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观点。如涉及到爱情这个话题，寅恪认为：“（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注：《吴宓日记》第二册（1917至1924），第21至2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此可见寅恪对爱情极富理想精神，而且随处举《红楼梦》以为例证，说明他对作品的捻熟以及对《红楼》爱情描写的高度评价。
三
陈寅恪先生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提到或援引《红楼梦》以取比，最多的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著作。后者释证钱柳因缘诗，以明清易代为其背景，涉及之人物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旨趣方面的关联。前者所论之作者陈端生更是乾隆时期的女作家，和曹雪芹同一时代环境，思想倾向也不无暗合之处。所以此两书中引证《红楼梦》之处非常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论再生缘》里面对众说纷纭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寅恪先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而论证方式尤为独特。他认为世传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是乾嘉时某个人参照各本糅合而成书的，所以书中试帖诗非常多。就《红楼梦》研究的常例而言，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解释，反映出大史家的深厚学养。他的历史故实的依据是，嘉庆修大清会典事例二十五礼部门乾隆二十二年条记载：“本年钦奉渝旨，会试二场表文，改用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剔厘科场旧习，务收实效。至将来各省士子，甫登贤书，即应会试。中式后，例应朝考。若非预先于乡试时，一体用诗，垂为定制，恐诸士子会试中士后，仍未能遽合程式。应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为始，于第二而场经文之外，加试五言八韵唐律一首。”（注：均见陈著《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同时又引同书同卷乾隆四十七年条云：“又议定二场排律一首，移至头场试艺后。其性理论一道，移至二场经文后。”（注：均见陈著《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然后寅恪先生申论说：
可知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以后，八股文与试帖诗同一重要。故应试之举子，无不殚竭心力，专攻此二体之诗文。今通行本一百二十回之石头记，为乾隆嘉庆间人所糅合而成者。书中试帖体之诗颇多，盖由于此。（注：均见陈著《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站在历史考证的立场，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增添了强有力的一说。而且引用的是当时最具权威性的法律文本“大清会典”，其结论之根据的可靠性实不可移易又不容异议。以此则《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均出自一人之手的看法，便站不住脚了。
《论再生缘》也曾论及试帖诗的写法上的要求，指出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而试帖诗则必须颂扬今圣。至于怎样做才叫做颂扬今圣？他举《红楼梦》里面的两段故事为例：“如戚本石头记第十八回‘庆元宵贾元春归省，助情人林黛玉传诗’中林黛玉代倩作弊，为其情人贾宝玉所作‘杏帘在望’五律诗，其结语云‘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及第五十回‘芦学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中李纹李绮所联‘即景联句’五言排律诗，其结语云‘欲志今朝乐，凭诗祝舜尧’等即是其例。又悼红轩主人极力摹写潇湘妃子，高逸迈俗，鄙视科举，而一时失检，使之赋此腐句，颂圣终篇。若取与燕北闲人《儿女英雄传》第三十回‘开菊宴双美激新郎，聆兰言一心攻旧业’中渴慕金花琼林宴及诰封夫人，而行酒令之十三妹比观，不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也。”（注：《寒柳堂集》第48页。）《红楼梦》第十八回和五十回两个即景赋诗的例子，并不是作品的人物在作试帖诗，而是作者另有取意，让不适合颂圣的人物（宝黛）、不应该颂圣的地点（闺房闭处的芦雪庵），也莫名其妙地颂起圣来。不过这种写法具有极强的反讽意义，作者“干涉时事”的意图暴露无遗。寅恪引用此例说明试帖诗在写法上必须以颂圣终篇，也是恰到好处。他当然深知《红楼梦》作者的构意，可偏要“为林妹妹放声一哭”，其用意大约也是在“牝牡骊黄之间”罢。
寅恪先生另一特见，是他认为《红楼梦》中“不合事理者颇多”。例证之一，贾正放学差及任江西粮道，王夫人、赵姨娘、周姨娘等眷属皆不随同前往，实与乾隆时期放外官的制度风俗不合。例证之二，晴雯补裘所补之孔雀毛裘，书中说是出自俄罗斯，寅恪先生认为是无指妄说。相反，《儿女英雄传》描写的赵老学究赴安徽学政之任，并殁于任所，其才女戴苹南也曾跟随前往，倒是实证实例（注：《寒柳堂集》第93页。）。应该承认寅恪所论不无道理，《红楼梦》成书过程复杂，前后非出自一人手笔，且作者多所顾忌，真真假假之处多有。这样，以《红楼》作为证史的依据，宜乎分析具体情形后决定去取。如果因为王、赵、周诸夫人没随贾正任，就得出结论，《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母亲汪氏也不会随其生母侍父汪上育赴云南任，则未免武断。而《儿女英雄传》第二回描写的安太太因安老爷无侧室，便不得不亲身随往，以保管官印，实与当时的规定相符合，可作为考证《再生缘》作者经验依据的有力旁证。（注：《儿女英雄传》第二回之相关文字，寅恪先生引录甚详，可参阅《寒柳堂集》第91至92页。）
寅恪先生还直接把《再生缘》与《红楼梦》对比，提出：“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十六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坠香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戚本《石头记》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之末节）。不过悼红仅间接想象之文，而端生则直接亲历之语，斯为殊异之点，故再生缘伤春之词尤可玩味也。”（注：《寒柳堂集》第53页。）《红楼梦》与《再生缘》都是乾隆时期的作品，其题旨、构意亦不无暗合之点。两部作品都表现出对自由爱情的想往与对女性的特殊期待。《红楼》人物的感会，是作者的想象；《再生缘》作者的感叹则是直接的生活经历。寅恪先生释证这一类作品，常作此虚实之比，下面还要具体谈到，暂不赘。
四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引证《红楼梦》的地方更其多多。兹分别意涵，析而论之。首先是《别传》第三章考订柳如是的《男洛神赋》究竟为谁而作，寅恪写道：“细绎此赋命题所以如此者，当由于与河东君交好之男性名士，先有称誉河东君为‘洛神’及其他水仙之语言篇什，然后河东君始有戏作此赋以相酬报之可能。”接下去有一夹注：“寅恪偶检石头记四十三‘不了情暂撮土为香’回，以水仙庵所供者为洛神。其三十八回为‘林潇湘魁夺菊花诗’。盖由作者受东坡集十五‘书林逋诗后’七古‘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句之影响。至卧子则深鄙苏诗，所赋‘水仙花’诗，与此无涉，固不待辨。但文选十九曹子建‘洛神赋’题下李善注云：‘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洛水为神。’卧子或有取于此，而以‘水仙花’目河东君，亦未可知也。俟考。”（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第13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里，寅恪先生意在说明，河东君《男洛神赋》模写之对象，不是汪然明，而是陈子龙；而卧子虽然写过“水仙花”诗，却不像《红楼梦》第四十三回和三十八回的两个章节，是从苏诗中获得的灵感。此说虽然是释证陈柳情缘的捎带之笔，亦可见寅恪先生对《红楼梦》的情节及其用典的谙熟。
同样，《别传》此章考证河东君离开与卧子同居之南楼、暂住于李舒章之横云别墅之后，李曾有横云观景之邀，而卧子托病未往。寅恪于此写道：“不知是托病，抑或真病？若托病者，则其故虽不能确知，但必有河东君复杂之因素在内。若真病者，则崇祯八年首夏，卧子因河东君离去南园及南楼而发病，事后虽痊愈，然亦以有所感触，时复卧疾。如《秋居杂诗》第一首‘药饵日相谋’者，即是其证。实世所谓‘心病’而非‘身病’者也。”（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18页。 ）以此之故，则横云山赏秋之雅聚，在李舒章可谓“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而卧子如赴约，寅恪先生说，“则转抱林黛玉过梨香院墙下，听唱牡丹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及‘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感恨矣。”（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18页。 ）又顺手拈出《红楼梦》的有关情节，对比两厢人物的心理活动，增加了释证的说服力量及文笔情趣。
甚至《别传》第四章论及崇祯时的郁林州知州刘渔仲和人参的关系，寅恪也要和《红楼梦》联系上。刘曾救助过董小宛，办法就是用人参作礼金，据说用去“数斛”之多。寅恪写道：“人参在明季非仅限于药物之性质，亦可视为货币之代用品矣。渔仲于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挟此后起外来之奇货以当多金，岂为行侠救贫耶？抑或求利自济耶？寅恪非中医，且无王夫人‘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之感叹，故于人参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词。”（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703至704页。）别703～704《红楼梦》第七十七回写中秋过后，凤姐的病日渐好起来，为加快治疗，大夫开了新方子，需要二两人参配药。可是贾府上下，死活找不到二两人参，王夫人焦急得昏天黑地。这是《红楼梦》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情节，占去了整整两个页面。寅恪先生未引原文，不妨增引其中一段文字：
一时周瑞家的又拿了进来说：“这几包都各包好记上名字了。但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但年代太陈了。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请太太收了这个，倒不拘粗细，好歹再换些新的倒好。”王夫人听了，低头不语，半日才说：“这可没法了，只好去买二两来罢。”也无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罢。”因向周瑞家的说：“你就去说给外头人们，拣好的换二两来。倘一时老太太问，你们只说用的是老太太的，不必多说。”周瑞家的方才要去时，宝钗因在座，乃笑道：“姨娘且住。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虽有一枝全的，他们也必截做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枝，掺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我们铺子里常和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妈说了，叫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和参行商议说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不妨咱们多使几两银子，也得了好的。”王夫人笑道：“倒是你明白。就难为你亲自走一趟更好。”于是宝钗去了，半日回来说：“已遣人去，赶晚就有回信的。明日一早去配也不迟。”王夫人自是喜悦，因说道：“‘卖油的娘子水梳头’，自来家里有好的，不知给了人多少。这会子轮到自己用，反倒各处求人去了。”说毕长叹。宝钗笑道：“这东西虽然值钱，究竟不过是药，原该济众散人才是。咱们比不得那没见世面的人家，得了这个，就珍藏密敛的。”王夫人点头道：“这话极是。”我的引证已嫌过长。只是这段情节实在重要，是《红楼梦》作者创作构意的点睛之笔，不幸被大多数研究者所忽略。你看他说的：“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人们会问：这是讲人参吗？多么像讲一个家族或一个社会的命运！这且不论。回过头来再说陈寅恪先生考证刘渔仲其人与人参的关系，竟然顺手引来了王夫人的感叹之词，不能不令人佩服义宁之学的诗史互证包括用小说来证史的深厚功力。
《柳如是别传》论陈柳情事，对河东君的金明馆咏寒柳一词尤为重视。所以然者，不仅由于此词系直承陈子龙的《上巳行》之语意而作，同时钱牧斋于崇祯十三年秋间连作永遇乐词四章，也深受此词之影响，因而构成“陈柳关系及钱柳因缘转捩点”，而且词旨措意与寅恪先生己身之身世背景正相关合，也就是古典之中绾合着今情。“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腰瘦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风流，几隔着重廉，眉儿愁苦。特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36页。 ）整首词把河东君凄苦的身世和自感自伤的情绪表露无遗。但这首词中的关键字句——引起寅恪先生共鸣的字句，则是下阕的首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寅恪先生写道：
昔时读河东君此词下阕“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诸句，深赏其语意之新，情感之挚。但尚未能确指其出处所在。近年见黄周星有“云间宋徵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之说（见前引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及陈忠裕全集二十菩萨蛮“春雨”词（见前引），始恍然悟河东君之意乃谓当昔年与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己身所作春闺风雨之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雨之预兆。故“暗伤如许”也。必作如是解释，然后语意方有着落，不致空泛。且“念畴昔风流”，与上阕末句“尚有燕台佳句”之语，前后思想通贯。（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37页。）接下去寅恪先生还说：“‘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理斯多德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40页。）这里， 寅恪先生引入了一条重要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亚理斯多德在《诗学》第七章中写道：“按照我们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一件事情可能完整而缺乏长度）。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件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整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注：亚理斯多德：《诗学》第25页，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亚氏这里所给定的悲剧构成的要件及头、身、尾三者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头与尾的因果关系，恰合柳词“春日酿成秋日雨”之意。而王国维论《红楼梦》则曰：
《红楼梦》一书，彻头彻尾的悲剧也。由叔本华之说，悲剧之中，又有三种之别。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命运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以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遍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也。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两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残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至惨也。若《红楼梦》则正第三种之悲剧也。（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50至51页。）王国维所引叔本华之说，认为第三种悲剧产生之契机，系“由于剧中之人物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也就是悲剧构成的必然性，这和亚理斯多德提出的“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属同一机杼，因此在意象上也都略同于柳词的“春日酿成秋日雨”的追溯悲剧成因的句意。这也就是寅恪先生释证陈（子龙）柳（如是）情事，何以要与亚氏诗学和王国维论《红楼梦》连类取比的缘由。
五
《柳如是别传》第四章释证黄陶庵不合钱牧斋之催妆词，对黄的学品人品作了极为详尽的考证。黄嘉定人，名淳耀，字蕴生，人品刚正高洁，尤善八股文。朱鹤令《愚庵小集》称：“先生行谊节概，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词高，义精响厉，真儒者之诗也。”（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08页。）正因为如此，经程孟阳的推荐，钱牧斋专意聘请黄陶庵来家中坐馆，课其子孙爱，时间在明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寅恪先生考证此事首尾的同时，对四书文有所评骘，始则引《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九十“钦定四书文”条，说明《四书文》所选之文“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10页。）； 次则引钦定四书文卷首乾隆元年六月十八日上谕：“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问义法，夙尝究心，著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11页。）明列黄陶庵为明代八大家之一。 嗣后又引钦定四书文的“凡例”，标出韩愈关于古文的观点。这都不足为奇。令人惊异的是，紧接着又引录《红楼梦》第八十二回的大段文字，揭出林黛玉对八股文的看法。这段文字如下：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学。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虽然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贾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思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寅恪先生为什么要在这里引录大段的《红楼梦》的文字呢？且看先生的解释：“清高宗列陶庵之四书文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举退之习之为言，尤与牧斋之语相符合。今检方氏所选陶庵文多至二十篇，足证上引朱长儒‘陶庵先生四子经义，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语，实非过情之誉。至林黛玉谓‘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轻微淡远的’，即四库总目所谓‘清真雅正’及‘词达理醇’者，如陶庵之经义，皆此类也。噫！道学先生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可视乐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乐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义一卷，后来定本删去。见四库全书总目一七三别集类‘御制乐善堂定本’条）及钱朱方三老之推挹为不足道矣。一笑！”（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12页。）表面观之， 似乎是寅恪先生涉笔成趣，开了一个玩笑；实际上则是用小说来证史，通过宝黛之间对八股文的辩难，来提升论证的说服力。钱牧斋、朱长儒、方望溪以及乾隆帝推崇四书文之优秀者，固不待言。性气孤高、目无下尘的林黛玉，对四书文也取分析的态度，而且是在与具反叛意识的情哥哥面前大胆陈言，这种释证方法，即便是顽固执拗的读者也会被说服而无异见。
《别传》第五章证发钱柳暗中进行反清复明活动，涉及钱牧斋和彩生的关系。彩生系一妓女，刚烈而有民族气节。牧斋由是悬想，如果彩生也如董小宛似的因征歌选色被掠入京华，则清主的性命庶可掌握。当然这只不过是牧斋的一方想象之词，实际上根本没有此种可能。由此可见晚年的牧斋为反清已无孔不入了。他写的《陆子玄真置酒墓田丙舍，妓彩生持扇索诗，醉后戏题八首》，其四云：“残妆池畔映余霞，漏月歌声起暮鸦。枯木寒林都解语，海棠十月夜催花。”诗中的“漏月”一典，指荆轲刺秦事，牧斋诗遵王注本在另一首“十指琴心传漏月”句下有注（注：遵王引杨慎《禅林钩玄》云：“漏月事见燕丹子，漏月传意于秦王，果脱荆轲之手。相如寄声于桌氏，终获文君之身。皆丝桐传意也。秦王为荆轲所持，王曰，乞听琴声而死。琴女名漏月，弹音曰，罗毂单衣，可掣而绝。三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庐之剑，可负而拔。王如其言，遂暂荆轲。”参见《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20页。）。第四句“海棠十月夜催花”，寅恪先生引谢肇制五杂俎为证：“大凡天地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当纯阴纯阳用事之日，而阴阳之潜伏者，已浸浸萌孽矣。故四月有亢龙之戒，而十月有阳月之称。即天地之气，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注：《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121页。）本来释证至此，诗句的含义已清楚无误，不会有人对“十月催花”再生疑窦。然而寅恪仍不罢休，还要引证《红楼梦》里贾母的话予以参证，事见第九十四回“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大家说笑了一回，讲究这花（指海棠）开得古怪。贾母道：“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因为和暖，开花也是有的。”我们不得不佩服寅恪先生的考证工夫。必得把牧斋诗中“十月催花”的花名海棠也找到有力的旁证，才感到惬意。《红楼梦》里的老祖宗贾母，是一极有经验阅历的老夫人，她对十一月犹见海棠开花的怪现象，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寅恪先生此刻引来《红楼梦》里最具权威地位的人士的话给予旁证，说服力的程度可想而知。
六
河东君的形貌特点，据记载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而身体特点则是耐寒。后者的依据是陈子龙的《蝶恋花·春晓》词：“故脱余绵，忍耐寒时节。”以及钱牧斋《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诗，其中有句：“早梅半面留残腊，翠柳全身耐晓寒。”寅恪先生写道：“此耐寒习惯，亦非坚忍性特强之人不易办。或者河东君当时已如中国旧日之乞丐，欧洲维也纳之妇女，略服砒剂，既可御寒，复可令面颊红润。斯乃极谬妄之假说，姑记于此，以俟当世医学考古学人之善美容术者教正。”（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62页。）至于河东君是否已掌握此种美容技术，当然不好论定，因此寅恪先生只是作为假说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但寅老下面的论说，直接关乎《柳如是别传》与《红楼梦》的人物之间的比较，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兹有一事可论者，吾国旧时妇女化装美容之术，似分外用内服两种。属于外用者，如脂粉及香熏之类，不必多举，属于内服者，如河东君有服砒之可能及薛宝钗服冷香丸（见石头记第七及第八两回），即是其例。前引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长相思》诗云：“别时余香在君袖，香若有情尚依旧，但令君心识故人（寅恪按，此句用后汉书列传四十四杨震传‘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之语，甚为巧妙，足见文才之一斑），绮窗何必长相守。”然则河东君之香乃热香，薛宝钗之香乃冷香，冷香犹令宝玉移情，热香更使卧子消魂矣。 （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62页。）《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服冷香丸，曾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而且猜测不一；研究者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寅恪先生的看法很明确，认为是为了美容，并以此反证河东君有服少量砒霜的可能。《红楼》人物的趣事奥典，成为史家释诗证史的随手拈来的有用资料，只有寅恪先生才能做得如此得心应手。
还有一个例子是《别传》第五章，考证钱牧斋牵连于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下狱四十天后经过河东君的拼死营救得以获释。黄毓祺系江阴人，乙酉清兵南下，倡义守城，城不守则起兵策应，实为一抗清英雄。顺治五年事发囚黄于泰州狱，后转囚南京，凛然不屈而死。黄的门生即常熟人，牧斋与黄毓祺相识并有所往还，应该是事实。虽然柳如是曾去海上犒赏黄毓祺的部队的说法不一定可靠，牧斋与黄案确有牵连，还是事出有因。河东君营救牧斋，走的是梁慎可的门路，她在南京住慎可家中，甚得梁母吴太夫人欢心。而慎可当顺治初年极有可能参与南下军帅马国拄或洪承畴的军府，寄寓江宁。因此极有可能是梁母的旨意，慎可出面与之说情，牧斋才得以获释。后来牧斋写“梁母吴太夫人寿序”以及“致镇台”手札，都对河东君在梁府曾得老夫人厚爱一事念念不忘，盖因于此。寅恪先生一路考释之后复归结说：
第三章引钱肇螯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周道登家为群妾所谴，几至杀身，赖周母之力得免于死。观牧斋“梁母吴太夫人寿序”可证河东君与慎可母之关系，与应付周旋念西母者，正复相同。河东君善博老夫人之欢心一至于此。噫！天下之“老祖宗”固不少，而“凤丫头”岂能多得者哉？牧斋之免祸，非偶然也。（注：《柳如是别传》下册第898 页。）最后寅恪先生又引出了《红楼》人物，比河东君于王熙凤。这一比拟是十分确切的，因为河东君身上确有王熙凤的特点。机智、幽默、灵活、懂礼，善解人意，很难讲这两个人谁更像谁。正因此《红楼梦》里的人物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真实的生活依据的。虽然我们不好断定生当乾隆时期的曹雪芹，在构思作品情节的时候，已经对百年前的钱柳因缘和陈柳情缘有所感会，因而取作为素材的蓝本。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顺便提到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其第四章论元稹的“艳诗及悼亡诗”，也曾以《红楼梦》与之比较，写道：“微之梦游春自传之诗，与近日研究红楼梦之‘微言大义’派所言者，有可参证者焉。昔王静安先生论红楼梦，其释‘秉风情，擅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意谓风情月貌为天性所赋，而终不能不败家者，乃人性与社会之冲突。其旨与西土亚理斯多德之论悲剧，及卢梭之第雄论文暗合。其实微之之为人，乃合甄贾宝玉于一人。其婚姻则同于贾，而仕宦则符于甄。”（注：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96至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元稹一生热中仕宦，在这一点上和甄宝玉相似；而在感情生活上，又极风流放诞，表现在对寒族出身的双方始乱终弃，转而娶出身高门之韦氏。这点和弃黛娶钗的宝玉有形式上的相似，因宝玉是被动的不得不如是。由于元稹的梦游春诗主要写自身的经历体验，因而可发之覆甚多。基于此一点，寅恪认为研究《红楼梦》的寻求“微言大义”的一派所使用的方法，可作为研究元稹诗作的参考。至于王国维论《红楼梦》和亚理斯多德的论悲剧的观念，上面已从别一角度谈及，限于篇幅，此处不再深入为说。
七
更可注意者，陈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过程中，不仅随手牵引《红楼》人物的故事和语言，以为释解钱柳因缘诗和陈柳情缘之作的重要参证，而且直接把《别传》的传主柳如是和《红楼梦》的女主人公林黛玉联系起来，指证其人物性格之间具有并非偶然的一致性。问题的提出是由于河东君与钱牧斋结缡之后，很长时间都处于身体不适和精神不佳的状态之中，而原因不排除仍在思念旧情人陈子龙以及日常饮酒过量，所以牧斋诗有“薄病轻寒禁酒天”、“薄病如中酒”等句。寅恪先生于此写道：
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词，成为一理想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注：《柳如是别传》中册第572至573页。）请注意，寅恪先生认为林黛玉这一形象，是糅合《西厢记》里莺莺和张生两个人物的特点塑造而成的，不啻为《红楼梦》研究的孤明先发之见。笔者涉猎红学有年，从未见有另外的研究者表述过如此的看法。另外寅恪先生明确提出，河东君就是林黛玉；只不过前者是生活中的实有人物，后者是生活中实有人物的文学理想；后者对前者而言，恰合于老子的“虚者实之”之意，同时也与柏拉图的理念是最真实的哲学思想不期而合。
《别传》在释证和复原柳如是与当时吴越胜流往还交游的盛况时，也曾拿河东君等南国名姝与《聊斋志异》里的诸狐女相比并，从而得出何以柳如是比林黛玉相同的结论。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蓠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虐，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髣髴近似，虽可发笑，亦足以藉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75页。）这就是说，如果以河东君比之《聊斋志异》里的诸狐女，也可以说是“虚者实之”之意。
我个人的看法，寅恪先生在把河东君与《红楼梦》里的人物相比较的同时（实际上还有《牡丹亭》里的人物），又与《聊斋志异》里的诸狐女相比较，这种释证古典文献的方法，不仅对所涉及的相关著作，而且对整个明清文化思潮的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意义。不可否认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在文化上是一极专制的时代，因而《红楼梦》作者才虚拟一个大观园，让十三、四岁的小儿女勾心斗角、谈情说爱，还尽可能地搀杂着对君臣大伦以及圣贤经典的揶揄排击之论，很可能是预先打掩护，寓童言无忌之意。而蒲松龄则谈狐说鬼，把人间的不平、罪恶挪到非人的世界，虽是给自己占地步，其“狼子野心”不免昭然若揭。河东君等南国名姝与吴越党社胜流，生当明末，政治环境比曹雪芹、蒲松龄的时期要宽松一些，因此他们不仅谈情说爱肆无忌惮，而且结社议政、党同伐异、聚众闹事，也毫无顾忌。《别传》作者盛赞传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同时意图说明，这种精神与思想也需要相应的环境来支撑。
八
“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注：《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之题诗，上册第7页。 ）陈寅恪先生释证钱柳因缘诗作和论述《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每每牵及小说《红楼梦》已如上述。其实并不偶然。这些作品的作者和人物，都活动于明清之际以及清朝的乾隆时期的社会舞台，也就是当政权更迭和新朝的统治特别严酷的时候，此种历史时刻，更能见出士人的出处进退的立身大节。如果说陈先生晚年撰写《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是在“颂红妆”（注：陈寅恪《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有句：“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陈寅恪诗集》第113页。）， 那末《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早于他三百多年就在那里大“颂”特“颂红妆”了。人所共知，曹、陈（端生）的“颂红妆”是有历史时代的缘由的。那末寅恪先生呢？他何以要在衰病之年以千钧之力来写《柳如是别传》和《论再生缘》？“点佛弟之额粉，久已先干。”（注：陈寅恪：《论再生缘校补后序》，《寒柳堂集》第96页。）《论再生缘》后序如是说。“纵回杨爱千斤笑，终剩归庄万古愁。”（注：《柳如是别传》上册第1页。）《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第一首题诗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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