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年”运动与社会崇洋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货论文,观念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国货运动迟至20世纪90年代方才引起学界关注。就迄今为数不多的成果来看，论者多注重长时段的通盘考察，认为国货运动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进程（注：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当推潘君祥主编的《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上海的史料优势，勾勒出了一个概貌。论文主要有：吕建云：《论中国三十年代的国货运动》，《浙江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蒋伟国：《近代中国国货团体初析》，《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陈辉宗：《国货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晋阳学刊》，1999年第6期等。此外有硕士论文：胡兆君：《近代中国“国货”思潮及其实践研究》，苏州大学，2002，对国货年运动均未予以充分的关注。）。本文以1933-1935年的“国货年”运动为中心，试图探究：国货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究竟如何？以国货相号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民族市场的拓展？如果不能，原因又何在？
一、有限史绩
“国货年”运动的兴起，既是自20世纪初期以来蓬勃发展的国货运动之沿袭与发展，又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各国竞相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1930年日本在华北等地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走私，非法挤占中国民族市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得关内民族工业丧失了一个重要市场”，而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竟使上海一地的损失高达15亿元以上（注：黄逸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页。）。在这一连串的经济政治变动中，民族工业的产品市场受到严重挤压。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兴起的抵货运动，在不能实现进口替代的中国，非但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其中的一些偏狭举措，不仅可能对商人利益造成直接冲击，或许还与政府的政治外交相冲突。因此，无论是从国权还是从私利的角度来说，最为理性的莫过于宣传中国人购用中国货。于是在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倡议下，1933年被定为“国货年”，1934年、1935年又相继被定为“妇女国货年”和“学生国货年”。
诚然，“国货年”运动自有其难以否认的经济功效。有如论者所言，“国货年”运动激起了爱国者的创造性，促进了国货企业的新生发展以及提高了国人对民族产品的信仰（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不过，在笔者看来，“国货年”运动的史绩实属有限。首先，“国货年”运动名称的改变，恰恰是运动未达目标的反证。1933年年终，一些国货运动的倡导者在回顾一年工作时，就认识到“国货年”是失败了，“平心而论，没有多大成效”，因此有人提出“在今日时代，与其劝男子们提倡国货，不如让女子们乐用国货；与其让男子出来空喊空闹，不如劝太太奶奶小姐来实心实力的鼓励一番”，鼓吹“让娘们也来干一干”（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一些团体组织开会议决，公定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历经一年的鼓与呼，成绩仍然不甚理想，于是又定1935年为“学生国货年”。非常明显，“国货年”运动的兴起主要是缘于工商业者对产品市场的焦虑，而名称的选取无疑是基于他们对目标市场的考量，但是名称的变动则刚好是运动失败的佐证。
应当指出，国货运动的参与群体，其目标并未完全一致。工商人士偏重于与洋货争夺市场，而诸多活动家则主要是基于民族情感。不过，不论是前者的利益取向还是后者的价值取向，都汇聚到一点，即减少入超。而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产品无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减少入超的方式唯有减少进口之一途。那么，中外贸易的情形究竟是否大为改观？1933年洋货输入竟达9亿元，为海关入超空前之纪录，时人讥之为国人“购买洋货之力‘与时俱进’”（注：《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其实，早在“妇女国货年”刚进行了3个月时，上海的一家日本报刊便宣称，1934年第一季度中国入超创造了历史纪录，由此断言妇女国货年“全归失败”。是年年底，“今年脂粉香水进口，打破了从前的纪录”的言论又见诸报端（注：潘君祥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41～442页。）。来自敌对国的市场信息未必完全可信，但是国人有着如出一辙的看法。时人在总结“妇女国货年”成绩时便指出，前10个月脂粉和玩具输入，达300多万元，突破了历史上所有的纪录，因此断定“今年的妇女国货年，没有什么成效，是必然的事，是无足为怪的”，认为“或许个别工商业者的腰包充裕了，而整个民族工业则未必发展了，因为据海关数字，是年一月至十月，我国对外贸易入超额为四亿三千万余元”（注：静波：《总结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30日。）。实际上，断定“妇女国货年”失败并非一家之说，有人感慨，“默察一年来的成绩，令人不禁唏嘘之至”，因为，“十一个月里，妇女化妆用品及衣饰用品，达200万之多，而上海占到四分之三强，计160万元”。而上海正是运动的策源地，如此矛盾现象，恐怕“非发起者始料能及”（注：杨德惠：《送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27日。）。鉴于妇女国货年之有限成绩，有人甚至有“耻谈妇女国货年之感”，认为“妇女国货运动之失败，妇女界自是罪有应得”（注：夏英吉：《论廿三年来我国妇界两件事》，《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一期。）。在今天看来，上述言论或许不无偏激之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对外贸易的出超或入超，根本不能作为一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唯一标尺。进口的奢侈品，也非全是中国妇女所消费，上海的外侨亦是一大消费群体。但是，不论是就减少漏卮的民族大义而言，还是从国货与洋货的市场竞争来讲，国货运动的直接目标都不能说已经达到。
最后，国货年运动既没有也不可能挽救当时经济发展的颓势。南京十年期间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大致经历了上升、停滞和恢复三阶段。1931年至1935年刚好为此间的第二阶段，即停滞衰败期。当时有人总结其时的经济状况时说到，“1934年的中国经济，是继续着1933年的衰落，而更加深化的一年”，“不论农业工业商业都显示了极度的衰落……如棉纱业、丝业、火柴业、橡胶业等，均已山穷水尽”。有作者观察到，经济中心上海的南京路等繁盛区域，因资金周转不灵而歇业的商店日有百数十家，特区及南市法院每日受理此类诉讼案件，比往年增加一倍以上。法院执行封闭商店的事件，也必日有数起。杭州商业，也并不因杭江路及公路网之完成而稍有补救。汉口则因政府统制特货买卖，市面大为清淡。华南的广东受华侨汇款减少的影响，市面也是一片萧条。而福建广西比广东更形衰落。因此，他的结论是：“竭力动员提倡国货，然而成绩实属有限”（注：《一九三四年中国经济的总结算》，《申报》1935年1月1日。）。其实，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一书中，对这三年工商业的发展概况，亦持相似看法（注：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315～323页。）。
经济现代化不是可以归结为若干指标的一种结果，而是一个现代性累积的长时段过程，因而期望数年时间则一改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注定是不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乌托帮。那么，希冀历经三年的国货运动收宏效建伟业，自属太过，用时人的话来说，“‘国货年’之提倡，系一种兴奋剂……只有刺激性，而无根本治疗之力也”（注：柳塘：《从举行国货年所得之感想》，《申报》1934年12月31日。）。
二、民众观念
国货何以不敌洋货？消费选择的最为根本的决定因素无疑是价格与质量。“外国货物在‘价廉物美’的条件之下，自然就会博得消费者之欢娱，而洋货遂代替土货畅销于中国了”（注：范师任：《振兴国货之先觉问题》，金文恢编：《抵货研究》，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教导部出版，1930年版，第40页。）。反观中国，产品多为机制洋货的简单模仿。因科学不昌明，产业不发达，再加上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国货往往价高质劣，消费者“虽具爱国心，然无法推翻经济需供相求之原则，弃物美价廉的洋货不买，而用价昂粗糙之土产也”（注：白陈群编：《国货鉴》，北平各界提倡国货运动委员会发行，1933年版，第4页。浙江省图书馆藏。）。在1933年北平国货展览会的民众批评册里，有人留言，“我到此地，本想买一点国货，留作我参加国货展览会的纪念，岂料国货价值太高，我的购买力达不到”（注：白陈群编：《国货鉴》，北平各界提倡国货运动委员会发行，1933年版，第15页。浙江省图书馆藏。），充分说明价格机制在消费选择中的关键性作用。实际上，当时在与洋商竞争中能够站稳脚跟的企业，多为产品质量堪与洋货媲美，而售价却甚低廉。如华生电器，刚刚投产时，年销售量仅1000台，1926年增至3000台，1930年猛增至10000台，1932年达到了20000台。原因在于“出品优良，价格比外国货便宜了四分之一”（注：《申报》1933年1月1日。）。
不过，价格与质量虽是消费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却并非唯一的因素，其中社会时尚、广告营销等因素亦极为重要，尤其是像日用消费品这类“低介入”商品（注：马克斯·萨瑟兰：《广告与消费者心理》，瞿秀芳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的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所占比重极低，最先发展起来的主要是轻工业。因此，与洋货争夺市场的国货也就主要是日用消费品。所以，社会心理、消费风尚对民族市场的影响就极其巨大。
朱英先生曾经指出，近代中国消费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盲目崇洋的趋向（注：朱英：《近代商业发展与消费习俗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确实，“一般社会心理崇尚洋货，已俨然蔚成一时的风气”（注：《提倡国货宣传大纲》，《提倡国货的理论与方法》，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丛书之九，第12页。浙江省图书馆藏。），因此，时人多把国货年运动失败之原因归结为社会的崇洋心理。“妇女国货年”为何没有成效，“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妇女们没有脚踏实地群策群力去干，尤其是一般小姐太太，把自己应负的使命都忘记了，对于洋货的崇拜，依然没有稍稍革除”（注：颜波光：《妇女应永远负服用国货的责任》，《申报》1934年12月27日。），“虽不能以百十余万之香水脂膏费，及格子布衫之消减，土布营业之冷淡，为妇女国货年无成效之征，但上海妇女之奢靡豪华，争奇斗艳，仍无改乎往态”（注：柳塘：《从举行国货年所得之感想》，《申报》1934年12月31日。）。当时舆论对妇女界的崇洋风气曾经有过尖刻的嘲讽，“现代中国的摩登姑娘，太太们，哪一个不是成了洋货商店的好主顾，从头发丝尖儿起，至高跟皮鞋底的最末一英寸止，差不多除了她们固有的中华血统的皮肉之外，全都装饰着舶来的服用品。连日常的食品，为了求精洁卫生的决大理由，也积极的洋化起来，以期脱胎换骨，由黄皮肤黑眼珠渐渐地变成优生的雅利安或是斯拉夫的新种。掌握着家庭经济的太太奶奶，被人讥笑为洋货推销员”（注：愈治成：《送旧迎新欲继续努力》，《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
传统积淀极深的中国消费结构中，妇女无疑是家庭消费模式的最终执行者，同时，在向现代社会变迁的径途中，妇女又成为社会时尚最主要的体现者，尽管经由她们所体现的时尚亦不过是男性欲望的物化，或者如凡勃伦所言，是消费的代理者（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3、58、64页。），所以，妇女国货年中化妆品之类的输入不减实不足怪。但是，时时处于民族主义运动中心，甚至抨击“商人无祖国”的青年学生，其消费对象能和女界判然两分吗？国民政府教育部曾派员视察上海6所大学，报告中指出，“各校学生服饰，大同比较朴素，其余大多数习于奢侈繁华，衣履则竟尚新奇……甚至出入娱乐场所，感受时下习气极深……至于女生服饰，犹多繁华新奇”。因此，可以说“目下社会中最繁华奢侈的，无过于学生，无过于大学生，更无过于大学生中女学生……受教育程度愈高，需用奢侈品愈多，便是推销洋货愈力……和大学中的女生谈服用国货，等于是与虎谋皮”。当时即便是薪水阶层子女，在大学里一年的花费达到五六百元，甚至八九百（注：天然：《大学生与女学生之服饰》，《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既然学生偏好洋货，乐购进口文具，所以“在所谓‘冬至礼物’的橱窗里，最大的书局，陈列着锦盒的西式信纸信封，好像国货的信纸信封，不堪展览”（注：天希：《学生国货年产销应注意学生的需要》，《申报》1934年12月27日。）。
或许，正是有鉴于整个社会的崇洋心理，“衣非‘洋’不美，食非‘洋’不足，居非‘洋’不成，行非‘洋’不速”（注：颜波光：《妇女应永远负服用国货的责任》，《申报》1934年12月27日。），蒋介石曾下手谕，饬知南京市政府提倡国货，略谓“一般国民，奢靡成风，服用什物，几非洋货不能洽意，以致国产事业日趋衰落，入超年有增加，若不严加纠正，积极提倡服用国货，将何以图国产之富强，民族之复兴？”正因为把国家工商不振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的崇洋习气，所以“以后务需责令一般国民，无论贫富，均应一律以服用国货为主，藉以养成人民之爱国观念，而杜塞每年巨额之漏卮”（注：汪瘦秋：《贡献给蒋委员长》，《申报》1934年12月27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干预自发多变的消费行为，效果可想而知，但却多少透露出商人和政府的无奈。
三、崇洋风尚的生成
崇洋风尚之形成，原因千绪万端，但有三大因素不容忽视。
首先是来自洋货物美价廉的路径依赖式影响。自海通以还，西力日逼，欧风东渐，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被动而又苦痛的变迁与转型过程。与此相伴相生的是国人心理的逐步变化，即对西方文明由激烈拒斥而转至全面迎合。胡适与陈序经全盘西化的主张虽存有学理上的致命缺陷，但文化保守主义者依然要把中国上古的辉煌拿来与西方这个“他者”做比较，方才显得理直气壮。普通民众自不会纠缠于东西文化孰高孰低，东西文明孰优孰劣的价值判分，枪炮与商品足资明证。随着国门洞开，域外种种新奇的机制商品涌入中国。人们在消费商品的同时，亦感受到了外来文明的先进性，从而逐渐形成了洋货“物美价廉”的集体意识。五口通商之初，大量涌入的洋货，就已经对中国传统消费心理产生了某些影响，“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民国初年的湖北蒲圻县已有“农民争服洋布，中产之家出门则官纱仿绸不以为侈”（注：宋延斋：《蒲圻乡土志》，转见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的现象。一批消费力较强的都市青年，则“看着外国事，不论是非美恶，没有一样不好的；看着自己的国里，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学外国人唯恐不像”（注：《大公报》1903年4月17日。）。时人曾作词讽刺此种行为：“洋帽洋衣洋式样，短胡两撇口边开，平生第一伤心事，碧眼生成学不来”。近代著名学者贾士毅曾经精当地描绘过国人消费心理的这一变化，他说，“吾华在昔以农立国，习尚简朴，供求相应，海通而还，外货侵入，国人初则震其奇巧，继则贪其便益，终乃养成爱好外货，鄙夷国产之固习。故其初也，不过以为陈设之具，装饰之品，久而久之，遂至日用所需，多取给蔫”（注：贾士毅：《提倡国货之步骤与方法》，《申报》1928年11月1日。）。因此可以说，整个社会，“积习既久，驯至服用非洋货不办”（注：进如：《抵制日货之要义》，《银行周报》第二十卷，第19号。）。
“爱好外货，鄙夷国产”的社会氛围一旦形成，就不仅成为民众消费选择的风向标，还会给人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压力，章太炎先生的一个日常行为极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嗜好香烟，自己吸国货“金鼠牌”，但飨客则必用洋货“大英牌”（注：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无独有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经营者家人也有与章氏如出一辙的行为，简照南给在香港的兄弟简玉阶的信中，深有感触地说，“犹有奇者，花界中固少吸我烟，即强其购吸，亦以‘三炮台’罐盛之。外人无论矣，即大兄与秋湄请客亦如是”（注：上海经济研究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显然，当时的消费行为已经不再单纯是基于价廉物美的一种理性选择了，业已附加上了更多的意义，“社会心理都爱慕洋货，许多放弃很好的绸缎不穿，都去穿外来的假货，无非一为洋货时髦些”（注：上海特别市妇女协会：《为提倡国货告妇女》，《提倡国货的理论与方法》，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丛书之九，第102页。浙江省图书馆藏。）。
章氏和简氏，前者当可称为文化民主主义者，而后者则与西方经济势力有着最直接的冲突，他们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时人就谈到，在教会学校经常接受圣诞老人礼物的中国学生，逐渐“对于洋铅笔，洋信纸信封，以及洋橡皮擦钢笔杆等，有了深切的爱好，而争相掏腰包来购买，大妖精小妖精们对于外国的擦面粉和爽身粉，更有了性命似的爱好”（注：柳塘：《从举行国货年所得之感想》，《申报》1934年12月31日。）。
其次，与社会上层和口岸城市的示范向导作用密不可分。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在其《有闲阶级论》中指出，“对有闲的绅士来说，对贵重物品做明显消费是博取荣誉的一种手段”，“有闲阶级在社会结构中是居于首位的，因此其生活方式，其价值标准，就成了社会中博得荣誉的准则。遵守这些标准，力求在若干程度上接近这些标准，就成了等级较低的一切阶级的义务”，“上层阶级所树立的荣誉准则，很少阻力地扩大了它的强制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社会结构一直贯串到最下阶层。结果是，每个阶级的成员总是把他们上一阶级流行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礼仪上的典型，并全力争取达到这个理想的标准”（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3、58、64页。）。在此，凡勃伦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出一幅社会风尚纵深穿透的图景。近代上海因其“列国租借”的相对安定，工商业的繁荣，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不仅吸引了一大批有钱的旧式人物，更是诞生了由新式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新的阶层。他们象征性地玩弄炫耀性消费，以此作为显示其身份的标志。同时，这种标志又极其脆弱，所以总是常换常新，以此不断保持那种使之居于社会上层的差距。在这个思想形态方面同质化的商业消费社会中，其社会关系方面又是分层分级的，按财富威望之类的合法标准，形成等级层。在这一连续的等级体系中，个体的攀升是允许的，亦是可能的。结果，炫耀性消费成为社会底层效仿的榜样，即使因购买力不足而虚幻扭曲。既然“以洋为尚”，那么，国货运动的倡导者往往又是洋货的主要消费者，在中国并无圣雄甘地式的“奇理斯玛”型人物。
社会风尚不仅能够纵深穿透至社会底层，也可以横向散播至社会各地。上海是国货运动的策源地，同时又是社会时尚的集散地。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城市，其娱乐设施、城市建筑、报纸版式、商店招牌、广告用语随处可见效法上海的痕迹，“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也”。有人对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叹气不已，因为原本势利的黑暗的北平社会，又吸收了上海的浮糜习尚，家家都是海派的陈设，人人都是海派的装束。其实，在二三十年代的报刊上，“上海化”一词相当流行，如“北平社会的上海化”，“上海化的苏州”。因此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正在普遍的上海化中，不但政治经济、而且社会风俗，内地有哪几处没有上海的气味？”（注：曾觉之：《上海的将来》，转见熊月之：《民国时期关于上海城市形象的议论》；张仲礼：《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最后，崇洋风气的广播蔓延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媒介，一为商品广告，一为人口流动。广告在推销商品的同时，也向社会灌输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样式。近代都市尤其是上海，广告业已经相当发达。其中经常出现以社会上层为对象的广告，如“特请中华士绅前来惠顾”（注：《申报》1910年2月9日。），“海内士绅咸称上品”（注：《申报》1905年12月6日。）。尤其是香烟的广告中，极力强调“均是上等社会所最欢迎”（注：《申报》1915年7月8日。）。一些国货广告也以洋货为其诉求方式（注：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社会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年（17.下），第156页。），即便是国货也要取洋名。此类广告既是社会崇洋风气的反映，反过来又加剧了崇洋的社会心理。尤其重要的是，像《申报》、《新闻报》这类企业化大报，其发行量突破了15万份，发行范围早已超出了上海一埠，广告中的暗示无疑也随着报纸一起散播到了全国各地。
崇洋风气也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扩散。近人对此有一段绝佳的记载，“上海人到内地，总喜欢夸言上海的洋房怎样高，上海的马路怎样阔，上海的女人怎样时髦。内地人逛了一圈上海而回到故乡，也往往喜欢眉飞色舞地介绍给他的同乡人听，上海的洋房怎样高，上海的马路怎样阔，上海的女人怎样时髦。没有到过上海的人，而理想起上海的整个来，也总往往是上海的洋房不知怎样的高，上海的马路不知怎样的阔，上海的女人不知怎样的时髦”（注：徐国桢：《上海的研究》，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8页。）。其实，一种风尚一旦形成便会产生一种压力，从而使之向四周扩散。当时有人在分析他自己为何由“土”变“洋”时，说“吾在十年前是极端提倡国货的人，一切东西都要用国货，甚至晚上读书，也要用旧式茶油灯。这种严厉的态度，恐怕不是现在一般穿洋装演说爱用国货的热心人士所有的吧。当时衣服方面，当然有几身绸缎的衣服，后来不幸父亲去世，不能穿了，乃决计穿布袍布鞋。但是上海人见了，莫不道是土老儿……横竖中国不是吾一个人的中国，我何苦为人嘲笑，所以服装就渐渐时髦起来”（注：吟阁：《一位严肃的老朋友》，《申报》国货周刊，1933年1月1日。）。
近代中国，正从一“圣化”的传统社会转向“世俗”的现代社会，全国日益交通，传媒愈益发达，“以洋为尚”的社会风气借助于各种传媒，大量洋货，以上海等通商口岸为策源地，散布至全国各地，正所谓“爱用洋货的风气，由国外传入租界，由租界蔓延都市，由都市浸淫乡村内地”（注：黄康屯：《妇女国货年的棒喝词》，《申报》国货周刊，1934年1月1日。）。此种风气，仅仅依靠对民族主义的工具性利用，实难遏止，用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崇洋习气’决不是几句‘爱国’‘爱国’和来几个‘什么年’‘什么年’所能杀得到的”（注：茜：《圣诞老人和妇女国货年》，《申报》193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