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高考海南历史卷第22题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南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高考结束后，笔者组织部分新高三学生对十套新课标高考卷进行了模拟测试，结果发现海南卷第22题错误率最高。另据海口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林子齐老师提供的数据可知，本题在海南省平均得分为0.24分，难度系数达0.12，为全卷最难[1]。难度偏大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即使做对的学生也解释不清选择的理由，教师在解析的过程中也很难说明本题的教材依托，参悟不透命题的意图。在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认为本题在命制的过程中存在商榷之处。
一、裁剪史料，有失严谨
1.史料裁剪前后有何变化？
原题如下：
22.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开始长期执政，在六七十年代出现表1所反映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自民党
A.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基础受到削弱
B.未能提出保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政策
C.长期执政违背议会民主制原则
D.与美国结盟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
参考答案：A
本题提供“日本众议院席位变化表”的指向性很明确，就是为了让考生得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自民党议席逐渐减少”的结论，为选项的设置搭建平台。但本题题干的材料编制有失严谨。根据相关材料①，笔者统计出了“1958-1993年日本众议院席位变化表”（见表2）。
通过表2和表1的对比可以看出，本题在引用史料时忽略了1960年、1969年、1979年这三个年份的自民党议席数据。本来，对史料进行适当的整理和加工是高考命题常用的技法，但这不能损害史料的基本信息。而本题呢？命题者在引用史料的过程中为什么故意忽略1960年、1969年、1979年的数据呢？因为这三个数据中有两个是逆势上扬的，其中1960年的296席还创造了自民党连续38年执政历史上得票率的最高纪录，这对考生得出命题者预设的结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自民党议席逐渐减少”是不利的。为了强化考生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自民党议席逐渐减少”的印象，为了防止考生思维方向的发散，把预设的结论塞给考生，命题者以论带史，刻意对史料进行了改造，选取了“逐次递减、不断下降”的五个年份的议席数。史料对于其而言，并非史论的来源，相反，只是其史论的佐证。如果把这些数据完整地呈现出来，还能得出“自民党在众议院中席位逐次减少”的结论吗？本题设问的前提还成立吗？
2.选取六七十年代的数据作为分析自民党议席下降的样本是否严谨科学？
学界一般将自民党连续38年的执政历程分为初建和巩固时期（1955年11月-1960年6月）、全盛时期（1960年7月-1972年6月）、退坡时期（1972年以后）。1960至1972年，被称为自民党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自民党在众参两院议席中连续两届占稳定多数。从1955年到1978年的18年期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6%，而从1959年到1970年的12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0.9%。经济的高速发展，巩固了保守政治体制，日本政局出现了一个稳定时期。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也大幅提高。这使得绝大多数日本人过上了中等程度的生活，形成了所谓的“中间阶层”。他们对经济生活的满足和对政治求稳怕乱的心理，反过来夯实了自民党的统治基础[2]。1972年是自民党执政的分水岭，前后特点迥异，将它们生拉硬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时段内，研究“日本自民党议席逐渐减少”的重要原因，是否有失严谨？研究日本政治体制的学者，一般都把1955-1993年自民党连续38年的执政历程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来研究，探究其崩溃原因也是置身于这连续38年的历史背景中，而很少截取历史特征不同的两个阶段硬性拼凑在一起去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民党的议席数虽有变动，但基本上都是在高位震荡，除1976年、1979年大选自民党在众议院席位跌破半数外，大部分年份均保持在271席以上，占众议院半数以上的绝对优势。在这种背景下研究“日本自民党议席逐渐减少”的重要原因，是否有失科学？
3.议席绝对数和所占议席百分比哪个更准确？
由于不同时期日本众议院议席总数不一致，最低的只有467席，最高的有512席，差距高达45席。只展示各党派议席的绝对数，容易使考生产生误解，因为议席绝对数增加的同时所占议席的百分比有可能下降。如果表格展示的是自民党占总议席的百分比，更便于考生直接确认自民党议席是上升还是下降，直观感受日本众议院议席变化的状况。
无论编制何种试题，严谨科学都是命题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对史料的真伪要加以辨别，不得篡改、伪造史料，也不能为了证明自己预设的观点来刻意抽样挑选史料，以论带史。另外，严谨科学还体现在对史料进行分析时，需要在宏观进程中准确定位其阶段性特征。
二、选项设置，有失合理
1.A选项设置合理吗？
自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众议院席位数趋向减少，其重要原因真的就只是“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基础受到削弱”吗？学界确实有观点认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简称“55年体制”）到1993年崩溃的原因之一是：自民党执政38年间，“55年体制”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自民党的强大社会基础是农村广大的小农，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1960年至1991年，日本第一产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率从30%降至7%，而第二产业则从28%曾至34%，第三产业从42%增至59%。由于进城的农民脱离了原来的选区，不再给自民党议员投票，自民党的得票率因此下降（自民党在众议院的绝对得票率从1958年的46.75%下降到1983年的32.78%）。80年代，自民党迫于美国的压力，部分开放农产品市场，使农民蒙受重大损失，致使自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发生动摇[3]。
当然，这种职业比例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自民党传统支持基础的大幅削弱，但是，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自民党整体支持基础的绝对减少。日本学者石川真澄就认为，农业人员的减少并不是自民党得票率低的直接原因。因为，日本是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农业人口才开始减少，而自民党的得票率到70年代则不再减少[4]。如果本题结论成立，那又如何解释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在第一产业人口占就业人口总数的比率进一步下降的历史背景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民党所占议席在某些时候逆势上扬呢？
应该说，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研究政党支持基础的变化，是研究政党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仅仅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研究政党政治的变化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竞争型政党政治的条件下，选民对特定政党的支持，与政党所推出的政策和候选人有着相当大的关系。而且，随着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的选民基础已经呈现出了相当大的变动性，尤其是在所谓的“无党派阶层”出现后，选民对政党的支持往往不再以特定的职业、性别和年龄为固定的划分界线，而会因政策和候选人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因此，在研究选民的支持与政党得票的关系时，显然还应该关注政党本身的变化[4]。
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为何会在1993年下野呢？一些学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安成日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各国政界的各种政治力量也急剧发生分化和改组。日本自民党长期统治的崩溃和联合执政党的内阁诞生，也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其次，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日本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自民党逐渐地部分丧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选举地盘和社会阶级基础。这也是自民党长期统治最终崩溃的重要客观原因。再次，自民党派系的存在及派系斗争是自民党长期统治垮台的重要原因。再其次，“金权”丑闻、政治腐败、失信于民也是自民党下台的重要原因。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以后，自民党再也拿不出使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锦囊妙计[5]。杭州师范学院沈美华同样认为其成因是复杂的：首先，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希望日本结束自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其次，“55年体制”的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再次，政、官、财结合的体制摇摇欲坠。最后，自民党缺乏自我制约机制，政治改革屡挫[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制约一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负因素很多。仅仅把“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基础受到削弱”归结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众议院席位数逐渐减少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不严谨的。
2.考生为什么普遍选择B选项？
本题对史料的不当裁剪，给考生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导向，根据“2011年高考海南省历史试卷客观题各选项具体分布统计表”可知，40%的考生选择了B选项。因为表1提供的六七十年代4组数据中，只有1976年自民党议席低于在野党，这应该给考生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前3组数据中，自民党议席虽然在不断减少，但是一直占据明显的多数，量变的积累最终导致质变，1976年自民党的议席首次跌破半数。为什么会在1976年出现这样特别的变化呢？考生很容易联想到1973年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上涨，严重依赖中东能源出口的日本产业遭受重大打击。……石油危机引发了日本经济的严重萧条，1974年度的GDP首次出现负增长，经济陷入衰退。……经济的混乱引发了政局的动荡，田中内阁的高速增长政策和恶化的经济局势引起自民党内和在野党双重抨击。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1974年7月7日举行了第10届参议院选举。在拉入非改选议员和无所属议员之后，自民党才勉强在国会中超过半数。此时，在野党的势力迅速增长，这是自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出现‘朝野伯仲’的局面。自民党议席的减少大大削弱了对参议院的控制能力，也加剧了党内的权力争夺。……（1976年众议院选举）自民党遭遇惨败，仅获得249个议席，在临时将8名无所属议员吸收入党后才勉强达到过半数的257个议席。这次选举标志着‘朝野伯仲’的政党政治格局已从参议院扩大到众议院，自民党控制国会的能力全面削弱”[6]。
这一知识点可以在教材中找到依托，属于当时重要的阶段历史特征，而且石油危机也确实影响了当时日本的政治格局。和安成日所认为的自民党长期执政局面结束的原因之一是“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以后，自民党再也拿不出使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锦囊妙计”一样，考生很容易在所学知识的基础上选择B选项。由于教材的限制，考生并不了解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状况，当然也就不可能依此排除B选项。事实上，自民党及时调整经济政策，迅速转变高耗能的产业结构，使之向集约型、节能化方向发展，同时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日本经济由此迈入稳定低速增长期。在西方国家饱受石油危机困扰、陷入“滞涨”时，日本却以“优等生”的成绩令世界侧目[7]。从西方五国经济增长率的比较来看，从1973至1980年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年率，法国为2.5%，美国和西德为2.3%，英国为0.9%，日本为4%，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快得多[8]。但是，不管怎样，石油危机使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以后，自民党确实再也拿不出使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锦囊妙计。与之同时，不断出现的“金权”丑闻使日本看到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限性，也欲改组日本政界实现保守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并借此机会在经济景气对策方面也有所突破[5]。当然，考生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民党执政基础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原因仅仅凝结在“石油危机”一个点上，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但是，试题本身的误导是否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不利于保证试题的效度和考试的公平性。
3.D选项有什么问题？
D选项“与美国结盟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涉及“日美安保体制”问题，关系到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日美安保体制和安全保障问题自始至终都是日本政党政治中的主题，是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争论的焦点，成为保守势力与革新势力对立的“中轴线”。1960年5月，岸信介内阁不顾广大国民及在野党的反对，指使自民党所属议员强行表决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并迫使岸信介内阁在条约生效后宣布辞职。70年代日美安保条约到期，日本朝野各政党在日美安保体制问题上再次产生对立[9]。但考生包括老师在内由于知识背景的限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根据当今“日美安保体制”仍然存在、民主党政权也承认“日美安保条约”、数十年来与美国结盟都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很多政策决定都与美国一致，从而反向推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民党与美国结盟的政策并未遭到强烈反对。所以D选项起不到命题者预想的干扰作用，其价值大打折扣。
相对于其他三个选项，C选项设置较为合理。C选项“长期执政违背议会民主制原则”考查西方代议制，如果考生对此知识理解准确，可以判断只要是议会民主选举的党派，即使长期执政，也符合议会民主制原则，“一党优位”体制也是民主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可以排除此项，这样考查考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是可取的，并有一定的区分度。
一般情况下，选项应该体现不同错误层次和一个最佳或唯一正确的答案。如果是通过史实考查考生的记忆水平，应该是考生学过的知识；在提供新情境、新材料，考查考生的理解运用能力时，不能出现史实和理解上的误导；而最佳或唯一正确的选项需要在史学上站得住脚。这样的选项设置，才有更好的区分度和效度。
三、立意不明，有失规范
1.本题到底要考查什么？
翻阅相关资料可以看出，无论是从《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文科·课程标准实验版）》（以下简称为《考试大纲》）、《海南省2011年高考历史学科考试说明》，还是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本题的考查目标都难以找到明确的依托。
本题到底是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还是考查“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呢？到底是考查“日本城市化进程”还是考查“日本自民党下台的教训”呢？恐怕都不是。我们猜测，本题主要想考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影响了自民党的社会基础，导致自民党议席下降”。但是，命题者显然忽略了学情，命题过于专业化、学术化。考生并没有“自民党的社会基础以农村为主”的知识背景，并不像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众所周知，自民党向来以广大农林渔村中的保守势力为其重要的选举地盘和重要阶级基础”[5]。命题者未能真正了解考生的真实知识水平，真正做到“以生为本”。
另外，我国学者对日本55年体制的研究还缺乏深度与广度，还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力度与深度[10]。现任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沃尔夫廉（K.V.Wolferen）在其著作《日本权力结构之谜》一书中对日本政治的独特结构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这种‘体系’是那么不可捉摸。即使西欧各国的人试图去把握，但是它却会从指缝中溜走。本应该是置身其中的日本人，也把握不住这种‘体系’的概念，更不要说根本无法对其进行改变。这种‘体系’的存在甚至连置身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们也无法清晰地感觉到。它是无形无态的。不仅如此，它甚至缺乏法理上的正当性。[11]连学者都感到不可捉摸的日本政治体制，让高中生如何去把握？将这样一个学界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引入高考命题，是否有失规范？
2.“不拘泥于教材”就可以任意扩大考查的范围吗？
当然，高考命题可以“源于教材而不拘泥于教材”，可以超越教科书的具体内容，以基础知识为背景，更多地提供新材料，设计新情境，考查考生能力，考查考生对当时历史趋势的理解和认识。高考命题的材料、情境可以新颖别致，但落脚点必须是考纲规定范围内的知识点和能力要求，对于考生不了解的材料，在题干或选项中需要提供充分的答题线索。
《考试大纲》规定了四项能力考核目标和要求，作为选择题，很难考查“描述和阐释事物”“论证和探讨问题”的能力，那么，此题是否有效考查了“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能力呢？既然作为“正确”选项的知识不是考生所具备的，那么，我们认为此题无法考查考生的记忆能力，从而难以考查“调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对考查“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是否有效呢？如前文所述，由于命题者对材料的裁剪导致考生无法获取真实信息和解读真实历史。
如何运用切合考生已有知识经验的材料创设情境、设计问题是涉及考试信度和效度的重大问题，如果问题设计无法让考生从材料和教材上获得解题的必要信息，很可能导致题目的无解或者乱猜题现象，从而严重影响试题的信度和效度。同时，笔者认为，为了推动历史学科的改革，亟待深入研究教育目标分类，突出历史学科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优质新情境、新材料型选择题，在史料选编上需要具备史学上的科学性，选项设置具备合理性，在考查目标上，一般应以课标和教材要求的主干知识为依托，侧重能力考查，立意明确并有良好的导向性。这样的试题才利于新课程改革，利于教学的改进，利于保证目标、教学和评估的一致性，体现高考的权威性，保证其信度与效度。
注释：
①刘映春：《自民党概况》，载《日本问题》，1985（3）；徐万胜等著：《战后日本政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