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对话：当代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导话语——法图拉#183;葛兰及葛兰运动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拉论文,伊斯兰论文,土耳其论文,民众论文,主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信仰对话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性话语，作为驳斥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有力证据而被广泛接受。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很少论及伊斯兰运动中的信仰对话思想，其实作为信仰对话的一极，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徒之间的对话由来已久，本文论及的法图拉·葛兰(Fethullah Gulen)和葛兰运动即为当代土耳其倡导信仰对话的重要力量。葛兰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与伊斯兰政党呈现同步发展趋势，共同构成当代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潮流。本文通过分析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来解读伊斯兰教时代适应性特征，进而分析当代土耳其伊斯兰运动和宗教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向。
葛兰及其信仰对话思想
法图拉·葛兰是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思想家、作家和诗人。葛兰1941年出生于土耳其东部的埃尔祖鲁姆，自幼接受了较为严格的宗教教育，1958年获得国家颁发的宣经师资格，随后前往伊兹米尔讲经布道。在那里，他接受了当时著名的新苏菲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努尔西的宗教宽容、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思想，并在实践中形成调和信仰与理性、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的思想体系。在努尔西去世后，葛兰逐渐成为土耳其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代言人，被媒体称为当代土耳其非官方宗教领导人。葛兰坚持了苏菲主义传统，专注于个人的静观和沉思。由其信众组成的葛兰运动主要通过传媒来强化民众的伊斯兰意识。尽管葛兰并不将夺取国家政权作为政治目的，但由于军方视伊斯兰势力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在胁迫繁荣党政府下台后对葛兰运动进行镇压，1998年葛兰以罹患心脏病为由移居美国，此后主要通过广泛建立的网络机构对国内的葛兰运动成员产生影响。葛兰思想涵盖广泛，内容包罗万象，主要体现在葛兰的《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命面貌》、《苏菲思想：伊斯兰的心灵旅程》等一系列著作中，但信仰对话思想是他的理论核心，体现了他的道德及政治、社会取向。
(一)倡导宗教宽容，坚持信仰与民族平等
葛兰将《古兰经》和圣训作为思想理论基础，指出“时间和环境是解释《古兰经》的重要条件，为了探知《古兰经》的深层含义，每隔25年要对《古兰经》进行新的解释。”①他强调爱、同情、宽容和原谅等道德原则的重要性。他认为，“不管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贯彻其宗教信仰，这些广泛接受的道德如爱、尊敬、宽容、原谅、怜悯、和平、兄弟情意和自由都是各宗教所极力赞许的，……就和平而言，也存在于佛陀、希伯来先知、老子、孔子和印度先知的启示中。”②在葛兰看来，具有共同道德价值标准的不同宗教信徒存在信仰对话的基础。葛兰认为，世间生灵一律平等，不能因种族、肤色、年龄和民族等原因而遭受歧视；正是因为伊斯兰教接受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先知和经典，所以穆斯林才是亚伯拉罕、穆萨、大卫、耶稣及其他希伯来先知的追随者。③在此背景下，他承认世界上其他宗教的平等地位。他曾引用著名的苏菲诗人鲁米的名言：“每个人都像一支圆规，一端植根于信仰和伊斯兰教传统；另一端指向外部世界，达到这两点，穆斯林的理想就能实现，既深深植根于自我世界，又充满着爱……既能与真主合二为一，又能成为社会中的一员。”④这种立场和态度就成为葛兰所强调的信仰对话的出发点。
(二)奉行和平与非暴力理念，反对恐怖主义
葛兰认为，在《古兰经》的信条中含有和平与非暴力思想，如果两伙信士相斗，应得到居间调停；葛兰还从土耳其的现实斗争中认识到非暴力思想的重要性，他亲眼目睹左右翼势力之间的斗争使成千上万人丧命，库尔德人的分离斗争在15年内致使3万人死亡，所以，他要求其追随者远离冲突，“我的信徒应当知道，当我们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你们应该保持冷静与克制；当面对死亡威胁时，你们应该保持和平的心态；如果我被杀害，你们仍要保持克制，掩埋我之后继续追求秩序、和平与爱”⑤。他指出，先知本人就是坚持和平与非暴力的生动例子，为了实现和平，先知接受对手提出的苛刻的侯达比亚条约，放下武器进入麦加。⑥九一一事件后，葛兰是谴责恐怖主义的少数伊斯兰学者之一，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强调的是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管由谁指使或为了何种目的，都是对和平、民主和道德的践踏，因此，无人(当然包括穆斯林)会同意和支持恐怖行为，恐怖在获得个人救赎方面无任何帮助，因为它是以无辜的生命为代价的”。但他并不排斥正义的武力，“用剑之战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只有在防御时才能实施。”⑦
(三)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主张建立民主制
葛兰强调个人权利的重要性，指出，应该建立一个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社会。他认为，伊斯兰信仰涵盖民主原则，主张民主选举行政官员，成立代表委员会来讨论共同事务，以使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审查和管理行政事务，因而他的思想带有社会契约论色彩。他认为，伊斯兰教确立了指导政府走向的基本原则，人们应根据时代和环境的需要来选择政府的形式与类型。⑧他批评伊斯兰政党借助伊斯兰教实现政治目的的做法，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只为部分社会群体服务。他并不主张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某个政党身上，所以，他的思想具有超党派的性质，这决定了他成为不同政治力量拉拢的对象。
(四)强化民族国家安全，妥善处理对外关系
葛兰认为，土耳其的民族安全战略须着眼于以下三点：一是文化认同于突厥世界；二是通过加入欧盟来认同西方；三是拉开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距离。葛兰还认为，实现与中亚的整合是土耳其被西方接受为重要同盟的前提，因为通过整合突厥国家，土耳其可以继续发挥其战略核心的“大陆岛”作用。葛兰主张通过伊斯兰教和西方的协作而实现普世的和平，他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西方与穆斯林世界都面临接受与给予的处境，西方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而伊斯兰教也含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双方有一定的互补性。他说：“我并不认为加入西方阵营有什么损害……我也不认为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会产生什么损害”，“如果欧盟和土耳其能够缔结彼此接受的协定，将来会很有希望的”。⑨葛兰认为，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十分必要：“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葛兰运动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设立学校时不能与美国相冲突，因为美国仍旧是居于世界主导地位的国家。”⑩然而葛兰强烈要求拉开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朗的距离，他认为，所谓土耳其再次主导伊斯兰世界，重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只是遥远的梦想；主张土耳其采取置身于中东纷争之外而紧跟西方步伐的外交政策。他认为，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做法对穆斯林世界的其他政权是一种刺激。由此可见，葛兰强化种族认同和指向西方的战略定位，与凯末尔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异曲同工；而葛兰作为信仰对话的倡导者，却排拒了与伊朗的对话，表现了葛兰信仰对话思想的局限性。
葛兰运动的信仰对话实践
葛兰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伊斯兰教的时代解读，是在多党民主制背景下对土耳其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所以在土耳其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其追随者形成规模较大的葛兰运动，但葛兰运动只是一个统称，并没有统一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所以葛兰运动成员的确切数目不得而知。在全球化背景下，葛兰运动将学生、商人和社会名流作为争取的对象，将民主和市场经济作为追求的目标，将取得政治合法性地位作为发展的关键，且主要通过教育、传媒机构来实践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
(一)以学校和传媒机构为载体，强化民族意识，实践信仰对话
葛兰运动主要通过教育、传媒、商业、金融网络在国内外传播和实践葛兰思想，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存在300多所以葛兰命名的学校和学习中心，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中亚、高加索、巴尔干、南非、俄罗斯等，共有学生近3万人。(11)这些学校和学习中心的硬件设施由所在国提供。虽然葛兰运动声称设立这些学校和教育机构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开启心智、增长知识的舞台，而非传播伊斯兰教，但在潜移默化中渗透了土耳其的价值观、历史观和宗教观。所以，前土耳其驻英国大使奥齐德姆·散伯克说：“从战略角度考虑，这些学校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因为它们是土耳其在这些国家存在的表现。”(12)
葛兰运动尤其注意在种族与宗教冲突日益升级的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菲律宾、班达·亚齐、伊拉克北部等设立教育机构，通过对学生进行和平共处和信仰交流的教育而达到信仰对话的目的，从而在缓解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葛兰运动建立了庞大的网络传媒机构来传播葛兰思想，包括报纸、杂志和电视台等。《喉舌报》和土耳其《世界新闻报》的发行量在全国位居前列，萨曼亚路电视台辐射整个中东，土耳其教师基金会的《新希望》和《源泉》杂志成为宣传葛兰思想的主要载体。葛兰运动还成立了土耳其作家和记者协会，搭建信息交流和信仰对话的平台，每年根据不同的主题举行阿班特会议，并定期出版阿班特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和相关书籍。葛兰运动建立商业网络机构为教育和传媒活动的开展提供经济保障，其中以阿萨费奈斯信贷公司最为著名，仅在伊斯坦布尔就有5亿多美元的资产。所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葛兰运动借助强大的经济和文化网络，实行世界范围内的沟通和交流，表面上体现了对伊斯兰教普世性价值的强调，但更多是对土耳其伊斯兰运动中民族主义的诠释和传播。
(二)广开渠道，促进信仰内部和信仰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葛兰主张改变土耳其的阿拉维派和逊尼派之间的长期隔绝状态，实现土耳其内部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共处。他认为，宗教多元主义是土耳其的传统，因为在赛尔楚克和奥斯曼时期就有不同宗教信徒间共处的先例，“穆斯林在历史上对犹太人颇为宽容，没有发生歧视、大屠杀、违反人权和种族灭绝等现象。”(13)在伊斯兰教内部，法律和文化的多元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必须尊重这样的现实，并且“阿拉维派也丰富了土耳其文化”，所以他鼓励阿拉维派加快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演进，以保持现代化进程中的实体存在。他还强调修建阿拉维派的礼拜和集会场所。(14)1995年2月，葛兰运动在土耳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莱麦丹月聚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逊尼派、阿拉维派和苏菲教团参加，这是信仰内部交流和对话的实例。
葛兰运动认为，信仰对话是阻止暴力冲突的唯一途径，因此，开展了一系列有助于宗教交流和对话的活动：设立民族宽容奖金，先后召开8次有关信仰对话的国际性研讨会，拜访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以色列大拉比巴塞罗缪一世。(15)这些行为旨在将不同种族、思想、信仰和文化背景的学者集中在一起，共同讨论世俗主义、宗教和国家关系等敏感问题，以达成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共识，促进实现世界和平。葛兰还与伊斯坦布尔的希腊正教徒和犹太教徒保持友好关系，因而当葛兰面临企图建立非法组织以用神学政权取代世俗政权的指控时，土耳其天主教联合会秘书长乔治·马若威斯彻(Georgi Marovistch)在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为葛兰辩护。(16)这是不同信仰的宗教领导人之间的协作，也表现了葛兰所倡导的信仰对话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信仰对话的启示
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植根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宽容理念、安那托利亚多元主义历史传统、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制的社会背景中，是对伊斯兰教的时代解读和创新；葛兰运动是通过教育和传媒活动对信仰对话思想的实践，是奥斯曼帝国民间伊斯兰运动的历史延续，深入研究葛兰思想及葛兰运动，对于分析当代伊斯兰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给我们留下诸多启示。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表明和体现出下列特征：
(一)伊斯兰教具有务实性、灵活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特征
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是伊斯兰教面对全球化挑战做出的能动反应；是在坚持《古兰经》和圣训宽容原则基础上引发出的时代主题；是在调和传统与现代、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的前提下对伊斯兰教自身改革和发展所进行的反思。这充分反映出伊斯兰教对时代命题的高度敏感性和灵活的应变能力，为广大穆斯林在社会转型期改变观念和廓清方向清除了障碍。虽然伊斯兰教是一种宣扬普世道德的宗教，但在传播中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不仅体现出伊斯兰教的精神内涵，也表现出安纳托利亚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宗教多样性的传统积淀。可以说，葛兰信仰对话思想是传统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延伸，体现出现代多元社会建构的理想，表现出在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民众伊斯兰势力借助政治参与的宽松环境对政治和社会追求的明确表达，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
(二)伊斯兰教仍是现代穆斯林世界的重要社会整合因素
伊斯兰教作为倡导政教合一的宗教，长期以来起着社会纽带作用。近代以来，穆斯林国家普遍接受了西方式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中以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最为典型。凯末尔主义者将宗教纳入国家掌控之中，试图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社会认同的基础以排斥伊斯兰教，并通过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来实现社会转型和思想意识转变。但精英政治的固有弊端决定其对民众的心理触动不大，精英与民众的二元对立成为共和国一党制时期土耳其社会的显著特征，苏菲教团作为民众伊斯兰运动的主要载体虽然处于非法地位，但仍然承载着民众的宗教和心理需求。在土耳其向多党民主制转化中，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土耳其民众得以依靠新苏菲教团来深化宗教和民族意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众伊斯兰力量因之迅速崛起。最初是以努尔西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的努尔库运动，当其发生分裂而渐趋解体时，葛兰运动迅速发展壮大，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土耳其民间的主要伊斯兰势力，对土耳其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民众伊斯兰势力在现代化背景下恢复了一定的社会功能，通过强调信仰对话以实现不同的民族宗教团体的共处，因而成为重要的社会整合因素。
(三)伊斯兰政党与民众伊斯兰力量社会诉求的趋同
凯末尔世俗化改革是为了排斥传统的教界特权和实现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而进行的权力重构，符合土耳其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随着土耳其向多党民主制转化，排斥民众参与政治的凯末尔主义受到质疑，具有广泛民众动员作用的伊斯兰运动随之兴起。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包括：以谋取政治权力为目的的伊斯兰政党活动和以强化民众宗教文化传统为目的的民众伊斯兰运动——葛兰运动。自1969年民族秩序党成立，土耳其先后出现6个伊斯兰政党：民族秩序党、民族拯救党、繁荣党、美德党、幸福党和正义与发展党。它们从伊斯兰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不同的民族国家发展构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扬弃，如繁荣党曾倡导公正秩序和社会福利，强调伊斯兰认同，以及与穆斯林国家的内在联系。继之成立的美德党则强调民主、法制、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由此衍生出来的正义与发展党更是极力淡化宗教色彩，倡导“多元主义和公民意识”，主张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和信仰对话。可见伊斯兰政党已随着时代发展修订了主导意识形态，将信仰对话作为指导思想之一，这与葛兰运动的信仰对话思想呈现趋同的态势，并且二者都将加入欧盟和亲近美国作为土耳其发展的关键。虽然葛兰反对伊斯兰政党以伊斯兰教作为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但葛兰运动却在2002年、2007年两次大选中支持了正义与发展党的选举活动，意识形态的趋同是原因之一。这表明在土耳其民主化的政治背景下，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既不同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政治框架下的暴力与合法斗争并重的发展思路，也有别于伊朗以狂热的伊斯兰革命来建构伊斯兰政权的暴力斗争，作为民众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伊斯兰政党和葛兰运动已突破传统的伊斯兰运动的窠臼，走向务实开放。信仰对话作为伊斯兰力量的主导话语，体现出当代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发展趋势。
(四)穆斯林已成为信仰对话的主体
信仰对话的思想由来已久，但20世纪以来民族独立的需求淹没了民众对信仰交流的渴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宗教影响下的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犯罪猖獗等问题，与西式现代化并生的世俗化过程也对各种宗教的影响和作用发起了挑战，这就使通过信仰对话继续强化宗教功能成为必要。当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宗教对话”的倡导者孔汉思(汉思·昆)曾说：“没有宗教间的和平，就没有国家间的和平；而没有宗教间的对话，就没有宗教间的和平，”(17)但长期以来世人更多地将伊斯兰教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再加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渲染，争取正当权益的穆斯林的正义行为被歪曲或误解，致使穆斯林的信仰对话努力被忽视。本文通过分析葛兰所倡导的信仰对话指出了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交往、相互对话的现实性与可能性。葛兰的信仰对话思想和实践有力地驳斥了文明冲突论和各种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同时也表明，在伊斯兰教内部也出现了倡导信仰对话的力量，有助于实现不同宗教间的和平共处。
注释：
①Ihsan Yilmaz,"Ijitihad and Tajdid by Conduct-The Gulen Movement",in M.Hakan Yavuz and John L Esposito,eds.,Turkish Islam and the secular State-The Gulen Movement,N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3.p.222.
②http://www.Fethullahgulen.org/articles/interfaith.html,September 1,2003.
③See Ihsan Yilmaz,op.cit.,p.230.
④Ali Unal and Alphonse Williams eds.,op.cit.,p.207.
⑤Zeki Saritoprak,"An Islamic Approach to Peace and Nonviolence:A Turkish Experience",The Muslim World,Volume 95,July 2005,p.423.
⑥See ibid.,p.413.
⑦Hasan Kose Balabon,"The Making of Enemy and Friend-Fethullah Gulen's National Security Identity",in M.Hakan Yavuz and John L.Esposito eds,op.cit.,p.178.
⑧See Fethullah Gulen,"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Islam and Democracy",SAIS Review,Volume XXI,No.2,Summer-Fall 2001,p.134.
⑨Ihsan Yilmaz,op.cit.,p.235.
⑩Hasan Kose Balabon,op.cit.,p.177.
(11)Arthur Bonner,"An Islamic Reformation in Turkey",Middle East Policy,Vol.ⅩⅪ,No.1,Spring 2004,p.84.
(12)Frantz Douglas,New York Times,25 August 2000.
(13)Ihsan Yilmaz,"State,Law,Civil Society and Islam in Contemporary Turkey",The Muslim World,Volume 95,July 2005.p.395.
(14)See ibid.
(15)See Mucahit Bilici,"the Fethullah Gulen Movement and Its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Turkey",The Muslin World,Volume 96,January 2006,p.15.
(16)See Hasan Kose Balabon,op.cit.,p.177.
(17)转引自：《宗教间的对话与和谐·编者按》，载《中国宗教》，2003年第10期，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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