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伐蜀与晋末宋初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局论文,义熙伐蜀论文,晋末宋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1-0103-05
一、刘敬宣伐蜀
刘裕为控制东晋政局，除注意加强对分陕的荆、扬二州进行经略外，对处于荆州上游的益州及益、梁地区也给予密切的关注。义熙二年司马荣期及四年刘敬宣的伐蜀，都含有这个政治目的。尤其是刘敬宣伐蜀，更成为当时中央政局控制权争夺中的一颗重要棋子，在时局中的干系尤为重大。
义熙二年刘裕派司马荣期统兵讨伐谯纵，此次伐蜀乃是过后两年刘敬宣伐蜀的前奏，只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不如后者明显而已。司马荣期首战进击白帝，攻破谯明子，占领白帝城。紧接着，刘裕以龙骧将军毛修之统军，以为增援。毛修之行至宕渠，司马荣期为参军杨承祖所杀。修之遂退屯白帝，与汉嘉太守冯迁合兵击杀杨承祖，并准备继续进讨。但继任的益州刺史鲍陋，却在白帝滞留不前。于是毛修之上表朝廷，力主讨伐。毛修之祖虎生、伯父璩，均曾任益州刺史，父瑾为梁州刺史，毛氏家族在益、梁地区曾经营了很长时间，后谯纵之乱，璩、瑾皆为谯纵所害，因此毛修之主张讨伐，怀有报复私仇的动机，如《通鉴》卷114义熙三年八月条载：击斩杨承祖后，毛修之欲乘胜进讨谯纵，而为鲍陋所阻，修之因而表讼陋违期不赴，其中有云：“人之所以重生，定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途已竭。”胡注云：“谓其父瑾、伯璩举家为蜀人所灭，修之欲致死复仇，不复求生路也。”毛修之挟有强烈的报复私仇之动机，灼然可见。《宋书·毛修之传》也说刘裕哀其事，遂遣刘敬宣伐蜀[1](P1428)。这个说法不尽符合史实。作为一个政治家，刘裕从政治角度的考虑，远比从个人感情方面要深刻得多，以刘敬宣伐蜀，对毛氏固然是一种情感慰藉，但其背后却有更深层的政治企图。
刘敬宣被选为征蜀统帅，本身就有一定的政治图谋。敬宣为北府名将刘牢之子，《宋书·刘敬宣传》言“高祖方大相宠任，欲先令立功。义熙三年，表遣敬宣率众五千伐蜀”[2](P1413)。刘裕所以要为刘敬宣创造立功机会，是为了利用他与北府的特殊关系，更好地笼络人心。然而，就当时政治形势的全局来看，伐蜀的条件并不完备，这由周祗以“三疑”谏阻可知。祗言见《宋书·刘敬宣传》：“今往伐蜀，万有余里，溯流无险，动经时岁。若此军直指成都，径禽谯氏者，复是将帅奋威，一快之举耳。然益土荒残，野无青草，成都之内，殆无孑遗。计得彼利，与今行军之费，不足相补也。而今往艰险，雨雪方降，驱三州三吴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岂可称计。此一疑也。贼必不守穷城，将决力战。今我往劳困，彼来甚逸。若忽使师行不利，人情波骇，大势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况今溯险万里，所在无储。若连兵不解，运漕不继，虽韩、白之将，何以成功？此三疑也。……毛修之家仇不雪，不应以得死为恨，刘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报，今将军欲驱二死之甘心，而忘国家之重计，愚情窃所未安。”[1](P1414)足见当时伐蜀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至于周祗认为刘裕决定伐蜀是出于从刘敬宣、毛修之个人恩怨考虑，以“忘国家之重计”相诘，显是未能明白刘裕的真正意图。细绎史实，其中另有如下政治意图：
其一，在于阻断卢循与益州谯纵之间的联系。关于卢循与谯纵之间的勾通，《通鉴》已有明确记述：“（义熙四年五月）谯纵遣使称藩于秦，又与卢循潜通。”[2](P)3606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中推知：义熙六年，“七月庚申，群贼自蔡州南走，还屯寻阳。……公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卢循遣其大将荀林寇江陵，桓谦先于江陵奔羌，又自羌入蜀，伪主谯纵以为荆州刺史。谦及谯道福率军二万，出寇江陵，适与林会，相去百余里”[1](P921)。从荀林与谯道福、桓谦会兵可知，卢循早有与益州方面联兵的准备，或者荀林进兵江陵是为了入蜀探路？而谯纵至迟也在桓谦入蜀后，就产生了与卢循联合的想法。对于卢循与谯纵合作的可能性，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刘裕可能也早有觉察，史言“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1](P21)。所以刘裕“大治水军”，其目的主要就是为应付有顺流之势的荆、益二州之水师，以索邈援荆，即在于确保江陵，以打破卢循与谯纵合军的企图。
另外，自桓温平蜀后，桓氏曾在益、梁地区经营，其潜在影响犹不可低估，也正因此，桓谦在败逃后秦姚兴，再转往益州后，很快就成为谯纵割据集团的重要成员；而桓玄败时，毛修之以入蜀相诱，玄竟不怀疑，可能因为他本就有通过益州以图再起的打算。据《晋书·桓玄传》，桓玄败后，“欲出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3](P2601)。桓氏曾在益、梁一带经营数年，故此桓玄之欲奔梁州，与后来桓谦败逃汉中，再转往益州，其想法是一致的，即以益、梁为根据地，再图兴复。毛修之既曾为桓玄贴身僚佐，对于其想法不致于一无所知，或者桓玄曾表露过这个想法，故毛修之出言相诱，而玄不疑。《宋书》卷51《宗室·临川武烈王道规传》更直接说：“郭铨与玄单舸走，江陵不复能守，欲入蜀，为冯迁所斩”。[1](P1471)因此，就当时益州在时局中的作用而言，有成为桓氏复兴基地的可能，而更为明显的表现，则是可能发展成为与荆、扬相颉颃的割据集团，甚而成为与荆、扬角逐江南政权的强有力对手。而其时卢循之乱正困扰荆、扬，种种迹象又表明卢循与益州准备联合。就时情而言，刘裕最担心的就是这种局面的形成，或出现卢循窜入益州的情况，因此必须切断二者之间的联系。而达此目的的最有效措施，莫过于据益州而有之。刘敬宣伐蜀，虽未必有绝对胜算，但却迫使益州方面首先要注意防守，然后才可能腾出手来去应接卢循。
其二，含有同刘毅竞争的用意。刘毅在当时为刘裕政治生活中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刘敬宣伐蜀，乃是刘裕经过筹谋后打出的一张牌，对刘毅来说，是极不愿意接受的。根据分析可知，刘毅是反对这次讨蜀行动的，所以当刘敬宣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刘毅便乘机发难，欲重惩之，其真意是在回击刘裕，即《宋书·刘敬宣传》所载：“初，敬宣回师于蜀，刘毅欲以重法绳之。”刘裕则极力保护刘敬宣，“高祖既相任待，又何无忌明言于毅，谓不宜以私憾伤致公，若必文致为戮，己当入朝以廷议决之”[1](P1415)。何无忌的话可以这样解释：不应借刘敬宣伐蜀失利报复个人之间的私怨，如果一定要追究刘敬宣军事失利的是非，应该由廷议判定，而“不宜以私憾伤致公”。虽然其后刘敬宣因而免官、削封，刘道规降号，刘裕亦因此请求逊位，但在何无忌的支持下，刘敬宣得以保全，刘裕在这场政治对局中其实是保持未败，最后“毅虽止，犹谓高祖曰：‘夫生平之旧，岂可孤信。光武悔之于庞萌，曹公失之于孟卓，公宜深虑之’”[1](P1415)。刘毅只能承认这个结果，空发一番牢骚而已。再后来，刘毅出刺荆州，提出以刘敬宣出任荆府长史、南蛮校尉，而“敬宣惧祸及之，以告高祖”。刘裕再次伸出援手，笑对敬宣说：“但令老兄平安，必无过虑”[1](P1415)。以之出为使持节、督北青州军郡事、征虏将军、北青州刺史，使他避开了刘毅。从中不难看出，刘裕用刘敬宣伐蜀，是为加强自己在权力争夺中的优势；刘毅欲治罪刘敬宣，其真意也只是借以打击刘裕；刘敬宣在其时政局中，只是充当了一粒任人搬弄的棋子。伐蜀也就因此成为二刘角逐政治权力的一块筹码。
二、朱龄石伐蜀
在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以后，刘裕先后诛除了谢混、刘毅等政治上的主要对手。到义熙八、九年前后，东晋的朝政完全操诸其手，对荆、扬二州的控制也更加牢固。这样，对益州及益、梁地区的经略，就提到政治日程上来。同时这也是由益州所处地理位置及当时形势决定的。
益州处于荆州上游，故对下游的荆、扬尤其是荆州地区，始终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一日不取蜀，则其顺流之势的潜在威胁，便一日存在。因此荆益之间地理上的这种构成形势，要求必须取蜀以保荆，进而保证长江下游的安全。就当时政治上的形势而言，北边诸少数民族也表现出更加明显的图蜀倾向。尤其是谯纵向后秦姚兴称臣，接受其册封，益州俨然成为姚兴进图荆州的基地，益州割据势力就更成为威胁江南政权的最大隐患。这就迫使刘裕必须尽快拓定益、梁，以确保荆、扬的安全。据《晋书·姚兴载记》，义熙四年刘敬宣伐蜀，谯纵求救于后秦，秦王姚兴发兵驰援[3](P2993)。而据《宋书·刘敬宣传》：“桓歆率氐贼杨秋寇历阳，敬宣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民大破之，歆单骑走渡淮，斩杨秋于练固而还。”[3](P1411-1412)则桓氏与仇池杨氏之合作开始得更早。
还有，刘裕要北伐立功，也必须首先控制益、梁，东西并举。历观南方北伐，其获实效者，多为控制益、梁以后，或从益、梁地区同时并举的时候。究其原因，盖在于事北伐者，必须首先确保江南半壁江山之稳固（包括政局的稳定），益州既为半壁江南之一角，是以必据而守之。攻取益州、拓定益梁，不惟可以确保荆、扬之安全，又可作为北伐的西部支点，即“盖蜀者，秦陇之肘腋也，吴楚之喉吭也，是诚攻取之先资也”[4](P2816)。因此顾祖禹谓“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4](P2815)，是很有见地的。
因此，朱龄石伐蜀，已成必然之势。故当时朝臣的意见是一致的，未见有人再持异议。倒是伐蜀统帅的人选问题，让刘裕费了一番心机。但由此也可侧证对此次伐蜀的重视，及伐蜀所含的政治意义。史言“初谋元率，佥难其人，龄石资名素浅，裕违众拔之，授以麾下之半”[3](P2637)。朱氏时为西阳太守，非显宦要职，其前政治上亦未见有何大功，因此当刘裕提出由他担任伐蜀统帅后，反对者甚多，“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克办，谏者甚众，高祖不从”[1](P1423-1424)。但刘裕坚持己见，朱龄石遂被委以伐蜀重任。刘裕所以用“资名素浅”之朱龄石而不用曾在益、梁地区经营多年之毛氏子弟毛修之，是经过深谋远虑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首先，朱龄石为自己的亲信，刘裕比较放心，不必担心其跋扈难制；相较之下，毛修之则要疏远得多。非但如此，毛修之曾经还是刘毅亲任之僚佐，刘毅刺荆时兼督交广，而以毛修之为郡太守，后来王镇恶攻击江陵时，毛修之曾极力抵拒，“镇恶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诏及赦文并裕手书示毅，毅皆烧不视，与司马毛修之等督士卒力战”[2](P3653)。尽管“初，毛修之虽为刘毅僚佐，素自结于裕，故裕特宥之”[1](P3655)，但刘裕不可能将他当成心腹，而委以重任的。另外，毛氏与谯纵之间私怨甚深，若以修之为讨蜀统帅，则蜀平之日必进行残酷屠戮，如此则不利于安定益、梁地区，因此连讨蜀战争都没让他参加。史言，“时遣朱龄石伐蜀，修之固求行，高祖虑修之至蜀，必多所诛残，士人既与毛氏有嫌，亦当以死自固，故不许”[1](P1428)。再有，不用毛氏而全用新人，其更深一层用意可能还在于，刘裕要在益、梁地区重树一股完全听命于己的政治力量，以取得益州之坚实支持。因此《通鉴》云“择元帅而难其人”，当指最初在决定伐蜀统帅时，刘裕也曾考虑过用毛修之的问题，因为就各种情况来看，用毛氏以取蜀，其胜算显然要大于用朱龄石，最后经过再三权衡，特别是考虑到平蜀后“安”蜀等问题，刘裕终于作出以朱氏率师伐蜀的决定。而从平蜀后，朱龄石在益州的活动，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执行了刘裕的“安定”政策，除斩杀谯纵割据集团的主要成员外，对于蜀中采取的是抚慰为主的措施。只是后来出现了侯产德、罗奥变乱事件，对朱龄石产生了较大影响，才一度改“抚”为“压”，进行了较为严酷的杀戮，即史言“初，龄石平蜀，所戮止纵一祖之后，产德事起，多所连结，乃穷加诛剪，死者甚众”[1](P1424)。在此对侯、罗事件略加说明。侯、罗二人为巴西、梓潼二郡大姓，在朱龄石平蜀后不久，纠合民众反叛，进攻涪城，为戍守涪城的益州司马沈叔任击破，朱龄石随后即进行了较为严酷的镇压。侯、罗之乱的实质，是益州本土政治力量对外来势力的反抗，这也是益州土著对外来势力集团一贯态度的具体表现。这个问题在益州政治史上一直存在，而且是困扰益州政局安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任何外来政治势力要在蜀中树立统治，仅靠一味的“抚”是不行的，有时也需要一定的“压”，即必须“抚”、“压”兼施。所以，朱龄石的杀戮行为，也是安定蜀中局势的需要，无可厚非，也没有违反刘裕安定益州的原则性策略。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抚，还是压，朱龄石还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平蜀、安蜀的任务。所以刘裕不久即进其监梁、秦六郡诸军事，委以益、梁方面之任，并以平蜀功，封其爵为丰城县侯、食邑千户。
三、梁州的回归
益州平定在政治上的影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造成了梁州的回归。随着朱龄石伐蜀的成功，仇池杨盛召回其将苻宣，将梁州让给东晋，东晋政府立即派出索邈出任梁州刺史。杨盛让梁州于东晋，是平定谯纵之乱最直接的政治结果，也是东晋（江左政权）在益、梁地区统治重新树立的开端，标志着益、梁地区将在东晋（江左王朝）政权领导下继续发展。然而，根据对当时汉中地区各种情况的分析，仇池杨氏实为惟一能左右该地区形势的政治力量，并无一定要将梁州拱手相让的必要，而其时负责益、梁方面之任的朱龄石，也并没有表现出主动进略梁州的态势。那么杨氏此举，该当何解？索貌成为蜀乱平定后第一任梁州刺史，又有怎样的背景？
欲明乎此，首先要追溯一下杨氏占据汉中地区的有关情况。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二月，益州谯纵之乱爆发，杨盛乘虚占领汉中；几乎就在同时，后秦姚兴也开始瞩目于益、梁。六月，姚兴进攻仇池，击败杨盛，其后又多次打败仇池的军队。七月，杨盛被迫降于姚兴，并以子难当等数十人入秦为质。但杨盛并不甘心臣服于后秦，对汉中地区也不愿得而复失，时刻盘算着军事上的反击。在义熙二年（406年）的一次反击战中，杨盛一举击退再次入犯仇池的后秦军队，成为仇池与后秦军事斗争的转折性战役。此后双方多次交兵，仇池渐占上风，逐步成为汉中地区最有实力之军事力量。义熙三年（407年）四月，杨盛以苻宣为梁州都护，统兵进入汉中，击败后秦军队，将秦军赶走，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
在基本控制梁州以后，杨盛即遣使至晋，与东晋恢复了交往。这是仇池杨氏自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桓玄之乱时与晋绝交十三年后的再次通问，对东晋而言，无疑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杨盛此次通问，显然仍以藩属的名义进行的。尽管东晋当时并没有经略梁州的实力，但还是很快就作出了反应。鉴于杨盛以藩属名义通使，东晋政府遂以之为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予极大权力。“征西大将军”之号，可能隐含有对付谯纵之含义；开府，则是赋予其自置僚佐的权力，苻宣行梁州刺史就是杨盛直接任命的。此次通问，对于东晋政府和仇池杨氏来说，虽各自打算不同，但于双方都有所得。仇池只是名义上称藩于晋，实际却是梁州地区真正的权力行使者，东晋政府只能通过承认仇池藩属而从名义上拥有梁州，其地的具体统治措施只能由仇池杨氏决定。这个政治合作的结果，是东晋得名而仇池得实，这个结果是由当时各种条件所决定的。名实俱得对东晋来说，显为不可能之事，而杨盛则表现出政治上的务实作风，得其实便不求其名。当然，东晋得其名，也并非全无政治上的实际意义。杨盛既称藩，则对益州谯纵而言，就成为一种潜在的军事压力，利用杨盛扼制益州势力的蔓延，就当时东晋国力、政局等情况来看，更为实际也更为有效。
东晋与仇池杨氏能够在梁州问题上形成政治上的合作关系，原因较多。而与二者要对付共同的敌人——后秦姚兴，也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对仇池来说，后秦为妨碍它控制汉中地区的最大势力，是它经略益、梁地区军事上最有力的竞争者。而对于东晋，后秦则是北伐的对象之一，尤其是北伐关中的重要打击对象。抑或可以说，正是这一殊途同归的打击目标，使二者在这一地区问题上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而其后的事情也表明，这个合作，对双方都有积极意义。对于仇池，它在其后同后秦争夺汉中地区控制权的军事斗争中，日占上风；对于东晋，这个作用的表现要更为曲折、隐晦一些。由于谯纵没能兼据梁州，所以在朱龄石攻蜀时，他竟无法后撤梁州，而只有死路一条。再往后，刘裕北伐关中，顺利地打到长安，与益、梁底定，杨盛从侧翼进攻，牵制了后秦的兵力，也大有关系。
根据以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义熙三年杨盛恢复了与东晋的藩属关系，所以当义熙九年朱龄石讨平谯纵之后，杨盛便召回苻宣，将梁州还给东晋。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索邈成为梁州回归后首任刺史的背景。因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地方官任命问题，在这样一种特殊形势下，任命这样一个特殊地区的行政长官，显然更应从政治全局的角度去考虑。
我以为能够出刺梁州，当时须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要是刘裕放心的人选，最好为其心腹。其次必须得到杨盛认可。再次，他还要对西北一带风土人情比较熟悉，能够应付当地复杂的民族问题。经过分析，索邈符合上述条件。索邈是否刘裕心腹，史无明言，但卢循进寇江陵时，刘裕“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在较为重要的军事行动中被委以此任，必得刘裕信任；又，索邈在苻宣刺梁时，曾寓居汉川，史言索貌因与别驾姜显有隙而避走他乡[2](P3663)，因此索貌当时为苻宣僚佐可知，否则言其与姜显有隙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索氏既曾为苻宣僚佐，以其为梁州刺史，当然就易为杨盛接受。又，索邈出自敦煌著姓索氏家族，曾在西北一带生活相当长时间，对于当地风俗人情、自然概况比较了解，且索氏既为敦煌大族，那么在西北一带必然有一定影响，因之索邈与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之间的来往当为极可能之事。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些因素，构成了索邈出刺梁州的背景。
益、梁地区的底定，尤其是梁州回归以后，使得东晋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活动得到仇池杨氏的积极配合，进而将益、梁建成北伐的西部基地，这是益、梁地区在时局中所起作用的最明显表现。这个作用很快就表现出来。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北伐后秦，一举攻克长安。如此顺利，与杨盛出兵攻击祁山，牵制了后秦的兵力有着极大关系。我们虽未见梁州出兵的直接记载，但梁州索邈派兵参与杨盛的军事行动，却并非全无可能。
四、馀论
谯纵割据集团的覆灭，益、梁地区重入东晋版图，对东晋及其后的南朝各政权来说，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从此，南方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这是因为，南方与北方抗衡的最大屏障为长江天险，益、梁尤其是益州，为长江天险的西端，若益、梁不保，则长江天险顿失。这就要求南方政权必须时刻注意对益、梁地区的经营，以确保长江天险。正因此，南北朝时期的益、梁地区基本上控制在南朝的手中。直到梁末“侯景之乱”，益、梁为西魏夺取，江左政权才失去了西南一隅。其后，陈朝虽也曾试图夺回益、梁，但未获成功，这一地区从此被北方控制。这样，南方便失去了长江天险的屏障，南北之间长期相持的均衡局面也就从此打破。南方政权在南北对峙中的失败结局（陈为隋所灭，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其实从梁末失去益、梁的时候，就已经注定。[5](P81)
从北朝方面来说，南伐需要寻找突破口，从东方突破长江天险的努力，多次无功而返。而南方为确保长江防线的稳固及北伐的需要，又常常主动出击，将战线推至江淮之间、甚至淮河以北。双方在这一地区的相持局面，短时期不会呈现北方占优的态势。基于此，北方便将目光偏转向长江上游的益州，不断对益、梁用兵，或扶持羽翼以扰动南朝在此地的统治，通过各种方式对其进行势力渗透，力图夺取益、梁，从而获得顺流的优势，从上游给以荆、扬为根本的南朝施加压力，以取得对彼方的军事优势。
另外，在南、北之间两属不定的仇池杨氏，也利用南、北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特殊政策及该地区复杂、微妙的形势，不时在益、梁政治舞台上穿梭，以取渔人之利。而民族构成的复杂、宗教信仰的狂热和多样、土著势力的不断变乱、流民的移入徙出等因素，更使得原本就不平静的益、梁地区愈加动荡，以至于形成了蜀人“乐祸贪乱”的看法。所以，谯纵割据集团势力的平定，益、梁重归东晋版图，并不意味这一地区从此太平无事。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以及南北双方在这一地区争夺的日渐加剧，益、梁一带的局势更加动荡，战火愈炽，民变日频。当然，这个纷乱的局面，与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荡的时代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收稿日期]2000-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