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183;疏离#183;对抗——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性关系论文,台湾论文,无情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父 权社会中,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即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细胞,也就是私有制家庭。以 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将女人作为延续 男人的姓氏、财富、血缘、生命的“存种”的工具,以及享乐的玩物,纳入男人的私有 财产的范畴。这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奴仆的隶属关系。台湾早期的女性文学 或曰新闺阁文学,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男女关系。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烛》 、《殉》等篇中的女人们,尽管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心有不甘,但从不否认自己与男性 家长的物化的隶属关系。她们不过是想让这种关系更稳固更牢靠罢了。金鲤鱼要穿大红
百裥裙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想要显示自己是这个家庭的继承人的生母,身份、 地位与太太小姐们相仿,享有家族一分子的殊荣。启福太太以装病吸引丈夫注意,以免 纳了新欢的丈夫把她完全抛在脑后,失了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方大奶奶朱淑芸则终生属 于一个死了的男人以及他的家庭。
女性身受这种隶属关系的制约,但却憧憬着、向往着一种两性之间平等的、和谐的相 属关系。台湾言情文学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理想,那种两情相系、平等相爱、相互忠诚、 至死不渝的故事确实打动人心。在这样的作品中,男性都尊重女性、爱护女性,怀抱一 腔深情对待女性,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女性从这种相属关系中得到的当然是幸福、 满足、快乐一生。然而,理想并不等于现实。且不说女性得到了美满的爱情并不代表着 实现了美好的人生价值,即便是美满的爱情本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亦不多见。在父权 制仍然强大的今天,男女相属关系的真正建立似乎还很遥远。
在今天,女性对男性的隶属或从属关系已经打破,可是,由于时代、社会条件、社会 观念的局限,新型的、健康的男女关系一时间还建立不起来。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 ,女性“拜社会现代化之赐”,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大量地加入台湾经济生产行 列,掌握了一部分经济实权,因之,逐渐有了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呈现在社会现象上 ,便是女权运动的勃兴以及新女性主义的抬头”(注: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 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 ,第365页,第359页。)。但是,仍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却不甘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也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两性之间有史以来的 战争不得不扩大化并呈现出新的样貌。反映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一言以蔽之,就是 男女关系的无情、疏离与对抗。
一、无情时代
“无情时代”是借用台湾女作家蒋晓云的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夏云说:“蒋晓云所写 当代青年的爱情中,很缺真情与纯情。作家朱西宁说她写的是一个‘无情时代’。夏志 清教授说‘蒋晓云小说里的台北知识青年都相当自私,不肯为爱情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 的。’时代如此,他们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们生长的社会中,旧传统道德摧毁了,新 的理念价值观又未建立,经济骤变下形成一个一切以金钱为第一的天地。生长其间的一 代,自然而然商业化,看重物质,自私自利,对属于精神性的都不沾边,事事只为自己 打算。不管是在爱情上,或其他事情上,总是先把自己保护好。在争吵不安,哭哭啼啼 的眼泪下,却始终是不动心也不动真情。他们的世界闹哄哄,充满声音动作,骨子里则 是孤寂冷漠的。青年们个个都是戴了盔甲的战士,骁勇无比。”(注:夏云:《序》, 见蒋晓云《无情时代》,[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 这段话既是对蒋晓云小说的总结,也十分透彻地概括了年轻一代两性关系的状况及其原 因。
蒋晓云的获奖小说《姻缘路》中,林月娟在通往婚姻的“姻缘路”上一次次地受挫: 先是被谈了七年恋爱的未婚夫吴信峰随随便便抛弃,继而互有好感的陈清耀为了种种利 益娶了日籍女子,后来,与小她几岁的程涛来往毫无结果,相亲又始终无法成功,使她 “一定要结婚”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其实,林月娟本人在这条“姻缘路”上付出的也 不是爱情,而是“女大当嫁”的观念,终日为“立定了志向要嫁”的唯一人生追求心急 如火、凄凄惶惶地奔忙。《随缘》中的“我”,根本不爱“长相不够英俊,身材恰是五 短”,又无情趣的牙医林冀民,在他委婉求婚的、通常是最浪漫的时刻,“第一件想到 的不是好或不好,竟是结婚的时候该穿什么鞋子,才能不高过他,又能显得体态轻盈” 。可是,她仍然高高兴兴地结婚,因为在婚龄女子比男子多了五万人的台北,能把自己 嫁出去就算很不错了。他虽然不是她喜欢的那一类型,但是“肉边菜的滋味不见得差过 肉呢,这就是‘随缘’”。《宜室宜家》中金明英有了能养她的丈夫就心满意足,对丈 夫的寻花问柳不管不问,也毫不在乎。这不能说是爱情,只是可悲的人生依附。《惊喜 》里外表端庄、清高的女中学生曾纯纯轻易委身于男学生程大鹏。他“只一通电话,她 就来了。什么都不跟他谈,人生道理,苦闷,甚至恋爱全不谈。到他要她走,她就走了 ,竟也无留恋”,“他冷落她,侮辱她,她也逆来顺受”。无爱,却有性,而且是予取 予求的性。《闲梦》中,男主角“一面说我爱你,一面要分手”,女主角则“即使是一 场梦,亦要有凭有据”,连梦境都不脱离现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关心的范围很窄, 仅及于本身的幸福。他们不谈政治,连社会问题也不关心。他们精于计较,行为和社会 的脉络一致,在通往婚姻的爱情道路上,处处流露出斤两分明的交易心态。其中看不到 美丽的纯情,也没有缠绵缱绻的场景”(注:夏云:《序》,见蒋晓云《无情时代》,[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
不仅蒋晓云,其他女作家萧飒、季季、袁琼琼、苏伟贞、廖辉英等人笔下,也有大量 的男女关系描写,但是也很难找到几个浪漫的、令人陶醉的、唯美的爱情情节。例如, 袁琼琼的作品里,有很多夫妻、恋人、情侣的故事,但我们看到的尽是情变、背叛、同 床异梦、一夜情、母性救赎,等等,唯独看不到男女双方的倾心相爱、相濡以沫、相互 忠诚。苏伟贞、廖辉英小说中的爱情是女主角单方面的,如苏伟贞《陪他一段》中的费 敏,晶莹剔透,情感专一,但费尽气力也得不到男友真正的爱,只不过填补了他失恋阶 段的空白,满足了他的情欲需求。当他的许诺、他的誓言都成为昨日黄花的时候,她绝 望地自杀而亡。这种“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从古演绎至今,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 中染上了现代色彩,展示出男女双方在“无情时代”的心路历程。
二、疏离意识
台湾作家吴锦发在评论季季的作品时说,如果把一个社会结构视为一个抽象的圆的话 ,那么,当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具有向心力的时候,这个圆就呈现一种紧密的结合, 这便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它的各个部门就能和谐地运作;而相反的,当社会中的许多分 子开始向外逸散时,它结构上的功能将逐一丧失,整个圆甚或因之崩溃。这种社会分子 向圆的外围逸散的现象,就称之为“疏离”。他还说,疏离现象也可以缩小为个体来看 待。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可以接纳外来的各种刺激,而在心理上形成某种完整的概念判 断,并作出适当之反应时,便是一个健全完整之个体;而当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无法或 有意拒斥外来的刺激,躲避正当的反应时,这便是一种“疏离”。
吴锦发认为,在季季那么大量有关男女关系的小说描写中,“我们似乎只清晰地感受 到一种难以捉摸、充满不信任以及疏离感的男女关系。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在我们读到她 《杯底的脸》以及《塑胶葫芦》两篇小说时,就显得格外强烈与透彻了。”(注:吴锦 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 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杯底的脸》中,一对男女在酒馆 里坐了一天,女的居然连对方的名字都记不起,还懊悔道:“这种阴沉落雨的天气,在 家睡觉多好?却把一天都交给了你。”《塑胶葫芦》中,女主角在继母死去的那天早上 ,穿一身红衣服去赴男朋友的约会。当年,她的生母被父亲抛弃自杀而死,如今继母又 步生母的后尘。在约会中,她根本就忽视男朋友的存在,专心致志地抚弄一个气球,发 出刺耳难听的声音,嘴里还哼着歌,以至于男友委屈地想:“在我们互相远程而来见面 的时候,她竟以那气球作为快乐的中心而忽视我的存在么?我比那个气球还不如?”季季 其它作品也都相仿佛,“我们看到季季在处理这些男女关系时,无论男女双方是已婚、 未婚、或已婚后‘离婚’再重逢,所有的男女关系,她都不知不觉的一概赋予一种低沉 的基调,似乎在季季的笔下我们很难看到歌颂‘爱情’与‘婚姻’的描写,我们看到的 只是对于‘爱情’与‘婚姻’充满了怀疑、惶惑以及极度无安全感的描写。”(注:吴 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 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
其实,何止是季季热衷于男女关系冷漠、疏离的描写,相当的台湾女作家在作品中都 是以极度的不信任及疏离感来安排、表现男女关系的。例如,曹又方的《超级夏娃》中 的一对情人,互相进入不了对方的心里,互不理解,“他是一堵男墙,她则是一堵女墙 。尽管人们尝试在墙与墙间搭起一座桥,比方说那种惯常用的基本的性的桥梁。然而, 它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象形上的一个字母H。H,虽然是英文‘希望’的第一个字母,但 是,可以预见地,似乎在我们男女主角的情史上,是永远不会再有希望了。”苏伟贞的 《雨天》里,女人爱上一个已婚男人,两人交往、幽会。男人终于离成了婚,两人有了 结合的可能,反倒失去了“共同的目标”。男人终日躲在醉中,女人“对他的爱愈多, 非议之感便愈强,就更温柔不起来,一切太患得患失”。她宁愿走回从前他没离婚的时 候。各自有家回是件好事,结合在一起,心情不对时,便都无处可归,“翻云覆雨的, 何止天气,人的性情和关系亦然。她不相信朝夕相处的情趣,人们在长短左右间被齿磨 ,直一把自我磨出伤口”。另一篇《迷途》中的男女,萍水相逢,互相连是谁都不知道 就结伴而行、同室而居、同床而眠,当然也必然会有性关系。男人原以为女人失去了部 分记忆,到最后才弄清她是个有婚姻的人,并且怀了孕。她并未失忆,“全部都知道却 不愿意认命”。她离家出走、徘徊街头几天只是因为她太害怕了,“我不知道下一代要 怎么证明他们的出生,他们不应该被生出来。”蒋晓云《掉伞天》中的云梅,对丈夫吴 维圣没有爱,只因为她心中暗恋着方一止。她嫁给吴维圣之前,方一止虽然没有正式追 求过她,却“常常要生个三言四语来撩拨她”。她对他很痴心,有一次找到他要摊牌:
“你说,只要你一句话。”她逼他;只要他有一句切实的话,她就——她就怎样?
忽然她害怕起来,她竟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是有责任的。如果一止真的表明了爱她,要 她……。管太太的一番话兜头兜脑的上了心。
“你想嫁给我?”一止的语气听来是怀疑和讥诮。
“你能等我吗?”他嘲弄地笑起来。
云梅竟没有勇气作任何承诺。这不是一个谈话的所在;她想。心里给马路上的车声人 声搅得乱七八糟。
云梅很爱一止,但却对他是否能够给予自己一桩稳定的婚姻充满了不信任,爱情也不 能拉近他俩之间原本就有的距离,消除隔膜,让双方都敞开心扉。所以云梅拼了命地想 要一止表明爱她的态度,自己却没有勇气作出承诺,不能面对婚姻的责任。
在这些女作家的小说中,就连最应该浪漫的约会、幽会,也似乎嗅不到一丝浪漫气息 。如袁琼琼的《白发》中,女主角秀丽与情人鸣渠在一次幽会中,被鸣渠头上的些许白 发弄得心神不宁,“无名地兴起了难熬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又似在做某种扮演,“那 样浪漫如梦,绝不是她自己的感觉”。一个24岁的女子,与已婚的中年男子交往才一年 ,一周幽会两次,却没有浪漫的感觉,没有心心相印的甜蜜,也没有如胶似漆的不舍, 反倒觉得“难熬”,自始至终不曾进入鱼水交融的状态,只有清醒的算计:“她盘算跟 鸣渠维持一年的关系,然后两人好来好散”,后来果然“决定对鸣渠的爱要结束了”。 如此实际、果断、有心计,哪像是青春女子在经历爱情?当然,鸣渠有妻有子,家庭美 满,他“希望维持现状,他对他的家很满意。对秀丽大半也是满意的”,两人谁也没有 天长日久的念头,“两个人是没有以后的”。跟鸣渠分手以后,“秀丽打算结婚,她身 边也还有几个人在追她,结婚不难”。由此看来,秀丽的婚姻是不考虑爱情因素的,“ 疏离”与“无情”相互关联。
三、两性对抗
用吴锦发的话说:“由于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结构中,仍遗留有相当程度的因被殖民 而残存的封建理念,在这些封建理念中最明显的便是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台湾社会除了 承受封建中国的传统男性沙文主义的观念之外,经过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男性至上 观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受到当时日本民族‘武士风’的推波助澜,更加地变本加厉 ,于是台湾的女性在三从四德的固有持守之外,更加上了跪坐低首,嗐声不绝。”(注 :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 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第365页,第359页。)后来,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 ,女性主义觉醒,女权运动勃兴,反映在文学领域里便是女作家在自己作品的各个层面 ,对于以往封建、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提出了相当程度的反抗与抨击,这其中又因为每 一个作家个性、气质上的差异,呈现在作品中的反抗姿态有所不同。“疏离”可以视为 个人对巨大的社会事实一种无力感的表现,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自弃”。再深入地追 究下去,“疏离”更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反抗”,反抗传统婚姻制度及人际关系里男 性对女性的不公平,但这种反抗采取比较温和、迂回的姿态,季季、心岱、施叔青多持 这种态度。
在作品中采取正面的、单刀直入的反抗姿态的女作家为数也不少,主要有李昂、曾心 仪、萧飒等人,袁琼琼、苏伟贞、曹又方等则是两类作品皆有。李昂的《杀夫》是一个 最好的例子,让饱受摧残的女人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象征意义上,可说是代表了 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与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 的肉体上。”(注: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载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 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5页。)萧飒的《唯良的爱》、 袁琼琼的《烧》都从正面表现了对父权传统的激烈反抗态度。
换一个角度看,反抗亦是一种两性间的对抗。《杀夫》如果不是赤裸裸地见证了在传 统架构下男性权力的狰狞面貌,呈现了女性被物化的悲惨景况,展示出一个兽性和血腥 的世界,就不会有陈林市的杀夫之举;《唯良的爱》如果没有男人的背叛、弃绝,也不 会有女人的毁灭全家、玉石俱焚的可悲结局。李昂的《迷园》中,朱影红与林西庚之间 的对抗虽没有如此惨烈,但也是白热化的。朱影红起初完全处于下风,强霸、阳刚的林 西庚占据主位,似乎无往不胜。但是,朱影红充分施展媚悦、柔顺的特长,排出纯阴的 、最女人化的阵势,一步步蚕食林西庚自以为固若金汤的“阵地”。当这场阴阳大对决 处于胶着状态时,求胜心切的朱影红为了稳住阵脚,随时保持清醒的临战姿态,不得不 找不相爱的男人解决性欲的负担,甚至牺牲了此生也许是唯一的一次生育的机会。另一 部小说《北港香炉人人插》所涉及的话题是女人以性和身体作为向男人取得权力的渠道 ,“用女人的身体去颠覆男人”。
两性对抗不仅表现在夫妻情侣之间,母子之间也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对抗因素。李仕芬 在《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一文中指出:“男性由血缘关系,组成父 子联盟,静静地进行对抗女性的、颠覆女权的任务。”(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 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 ,第82页。)文章举了袁琼琼、廖辉英、萧飒、苏伟贞的小说为例,说明尽管父子之间 也有对立、冲突,但是,一旦父母的矛盾不可调和,儿子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站稳了父亲 的立场,即使儿时认同母亲,成人后也会倒戈相向。
袁琼琼在《春水船》中,用天生的相亲倾向去解释父子关系的融洽,更从理芬身为妻 子、母亲的角度,来审视丈夫、儿子之间的关系,“从理芬清楚意识到儿子与丈夫的亲 密关系及自己的被无形疏离,隐隐带出了男性联盟,对抗女性的反女权意识。”在《又 凉又暖的季节》中,父亲有了外遇,儿子本来很自然地站在母亲一边,还暗地里打算教 训第三者,还父亲以颜色。可是,挑衅并未成功,父子之战无端成就了父子同盟,不知 不觉间,儿子竟以挑剔的眼光去批判母亲的过度完美。而在《谈话》中,父亲的不负责 任导致母亲的自杀,儿子原本看不起父亲,可遗传基因的作用使他的性格酷似父亲,不 可抗拒地步父亲的后尘。此时,他便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父母关系,认为母亲因重病 无力支撑家庭经济重担而弃世的作法,“虽无奈,实在也有阴毒的成份”。
廖辉英《浮尘桃花》里的祝逢春,其父将妻儿弃之不顾,是母亲将他抚养成人。可他 在言语之间,一意维护的却是对他没有尽过责任的父亲:“……我父亲年轻时候的荒唐 不顾家,全是我母亲跟我说的。……我说男人绝对不能做错事,不然会被女人记一辈子 、念一辈子,只做一件错事,却好象做了千万件一样。”李仕芬说:“‘全是我母亲跟 我说的’一句,反映的自然是其母亲的个人主观成分。祝逢春扩而大之,把母亲的个人 问题提升为女人的普遍问题,进而指出女人往往喜欢以小夸大、以偏概全。由是把男性 的责任轻轻卸载,并转嫁到女性身上。”
萧飒的《廉桢妈妈》也是这样。傅成对父亲的外遇视若无睹,却对妈妈迷上其它男人 不能接受,不时从父亲的立场提点母亲:“这传出去像什么话呢?你也该为我和爸爸的 面子着想。”传统父权思想又一次得到落实,“父子俨然同一战线,为捍卫传统观念而 努力。”(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 究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第82页。)
苏伟贞的《流离》,父母分分合合,儿子从旁观看,“字里行间反映的尽是儿子对父 亲的同情……父子同心,儿子同情父亲之余,更非常明白他的心情”,“儿子与父亲的 联系,便是通过这种深切了解表现出来。对母亲暗地里的反抗,更看出儿子如何偏从父 亲。”(注:李仕芬:《亦亲亦疏:台湾女作家小说中的父与子》,[厦门]《台湾研究 集刊》1998年第3期,第81页,第82页,第82页。)苏伟贞的《沉默之岛》、《大梦》中 的男主角,母亲都有各自极端的个性,父亲都从家中逃离,一去不返。儿子在母亲身边 长大,即使连父亲的相貌都记不真了,可他们在与母亲的相处中,仍然能够拼凑出父亲 的心情。父亲的缺席并不妨碍他们对父亲的了解、与父亲的亲近、对母亲的排斥,因为 父与子精神相系、心灵相通,天然地组成性别联盟,抗衡女性。
如果要问,在女性主义文学的两性对抗中,胜利属于哪一方?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回答: 没有胜者,不是同归于尽,就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