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我国内需不足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原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我国已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内需不足现象
1.各项指标显示我国的内需不足
(1)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
截至1999年10月，与上年同期相比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已连续25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19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43个月负增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30个月负增长。我国多种价格指数同时出现负增长且持续时间之长，是前所未有的。
(2)市场出现严重的商品过剩
商品供大于求和销售困难在近几年不断发展，1996年以来，供大于求范围不断扩展，国内贸易局对1998年下半年600多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排队结果显示，供过于求的占33.8%，供不应求的只有棕榈油一种。
(3)货币供应量比以往有较大回落，货币流动性不断降低
1999年5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存贷差累计超过12000多亿元，1998年M[,0]、M[,1]、M[,2]分别增长11.1%、11.9%、16.3%，都明显低于正常增长幅度。银行“惜贷”、企业“慎借”现象比较严重。
我们认为内需不足呈加重趋势，是因为：1999年1-9月的资料显示，虽然第三季度消费物价指数和零售物价指数跌幅有所缩小，外贸出口有所上升，但我们必须要进行综合分析。首先，物价现在跌幅缩小的主要是消费物价指数而不是零售物价指数，而消费物价指数包含着一些服务价格，比如教育等，这些应该说不太反映当前总需求的情况，另外也有一些季节性变动影响；其次，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还没有明显的回升，而这是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的前期性指标；再次，外贸出口回升主要是政府提高了出口退税率，而这个因素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性”的，同时，即使外贸出口增长了，但是对国民经济增长、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作用的不是外贸出口本身，而是外贸净出口，即外贸顺差。这部分现在与上半年比虽然有所回升，但与去年相比还是下降的，而且下降幅度还比较大，原因在于出口增长没有进口增长得快（9月份我们出口增长了20%，但进口却增长30%），因此1-9月，我国的贸易盈余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4%，后三个月的出口会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但这种回升是在较低的基数上实现的，具有“年终效应”，而且是恢复性的。从长远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进口将明显增加：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国日报》答记者问时透露，1999-2005年我国每年年均进口额可能会达2150亿美元，而近几年的平均额只有1400亿美元，如不在出口方面有大的作为，外贸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减弱；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8、9两月投资出现负增长，后三个月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好转，政府投资的独立拉动终难持久的担心在此得到了验证。在民间、社会投资无明显增长、消费和出口持续低迷、在我们政策回旋空间大为缩小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出现负增长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另外，最新的资料也证实了我们的这种判断：1999年前三季度，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7002亿元，比1998年同期少增610亿元；国内贸易局最近对601种主要商品统计表明，1999年一季度供大于求的商品所占比例高达61%，比1998年提高41.2个百分点。即使在国家集中使用了各种扩张性措施以后，这种内需不足似有逐渐加重的趋势就更令人担心。
2.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内需不足的危害性
首先，它是在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时期出现的。众所周知，我国渐进式改革走到今天，各种矛盾都凸显出来，也可以说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这场改革的成败。以前人人都得益的增量改革现在必须进行利益的重大调整，改革触及到了社会经济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也直接使一部分人利益暂时受损，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空前加大。这样的攻坚改革需要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而恰在此时，我国的内需不足问题出现，经济增速下降，价格持续下跌，失业人数增加，这些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处理不好，社会将有失控的危险。
其次，它是在人们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的时期出现的。本来1996年左右，我国已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我们正按既有方案实施“九五”计划，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可是经济并未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在1997年启动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反而增速下降，物价出现负增长。就在已经出现明显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央仍然强调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理论界也有人一再否认中国出现内需不足现象。在人们已习惯了与短缺、通货膨胀作斗争多年之后，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充分表明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中央决策层，对中国突然出现的内需不足是缺乏必要的理论和心理准备的。由此我们推断：在一段时间内，关于内需不足甚而通货紧缩的理论不足以支持中央采取足够的政策措施对付内需不足，而且理论上的分歧也将使政府左右为难。同时我们必须对已有的政策进行重新检讨，因为在中国已出现买方市场的前提下，某些既定方案和计划必须从头再来，这不能不说是对我们的一大挑战。
再次，这次由内需不足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是危害性通货紧缩。持续两年的内需不足所造成的通货紧缩对经济负面影响已越来越严重：工人、农民的收入增速趋缓，失业人数增加、居民预期低迷、对未来的信心下降、结构调整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它对我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愈来愈大，如果不能及时治理或治理不力，中国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变大，至少局部地区或相当多行业将进入衰退过程。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
二、我国内需不足的系统性原因分析
对于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的内需不足，探讨其原因的文章并不多见。一方面，理论界一部分人士还不承认中国出现了内需不足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确实对此缺乏必要的理论和心理准备。1999年以来，在我国内需明显出现不足且在国家多项政策出台之后仍有加重趋势的情况下，探讨内需不足原因的文章稍微多了起来。在这不太多的文章中，人们往往只就某个方面或某个层次来解释目前我国出现的内需不足。比如有的认为是生产能力过剩，重复建设；有的认为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有的认为是有效供给不足；也有的认为是信用水平下降等。我认为，以上说法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都未能从更广阔的时空角度系统论述这次内需不足的原因，因而不能全面系统地认识内需不足，从而提出标本兼治的措施应对内需不足。1999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这样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无论是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还是下世纪的长远发展，我们都必须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内需不足的原因。我们认为，我国目前出现的内需不足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累积，国际大环境的调整及改革调控措施的选择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在我国经济的宏观、中观、微观上都有不同的表现。正是这些因素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而表现出来强烈的叠加、放大效应促成了这次内需不足的总爆发。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寻找原因，才能解开内需不足之谜，为正确寻找标本兼治的对策提供依据。
1.宏观层次的原因。这部分原因较少被论及。但在我看来，宏观层次的原因则从根本上揭示了我国内需不足的制度性因素。具体来说可包括以下三点：
(1)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导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所带来的负效应在今天尤为明显。
我国的“赶超战略”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战争等方式进行资本积累。所以中国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农业。事实上，我们以牺牲农业、农村的发展为代价来换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农业却未能及时从工业中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导致农业自身发展严重受阻。而且，严格的户籍制度强制地隔绝了城乡之间的联系，农民只能在广阔但却贫瘠的土地上耕作，工业、农业之间天然联系被人为割断，造成工农关系严重失调。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值累计增长一度是农业产值增长的近20倍，平均增长是农业的4-5倍。这样巨大的反差对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构成威胁。对我国历次经济波动的研究表明，农业在当年的歉收促成了波动的形成，加剧了波动的幅度。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的格局被打破，农村非农产业有了长足发展，伴随城市工业的改革开放，其产业演进升级不断发展，但以身份制度和户籍制度支撑的城乡分割式管理模式却没有相应或很少改变，再加上“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等限制了城市经济的互动发展。这就从两个方面刺激了我国内需不足的形成：一方面是农业低速发展必将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从而农民消费需求不能实现，造成了农村市场需求乏力；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工业缺乏农村市场导致其发展受阻。直到今天，我们终于更深刻体会到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们可以断言，不启动占中国人口2/3的农村市场，中国经济很难再现昔日高速增长的雄风。
(2)我国正处于深刻的体制转轨时期，无疑增加了本次经济周期启动的困难。
经济的周期性启动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表现为“启动容易刹车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表现为“刹车容易启动难”。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周期启动就表现为“启动容易刹车难”。这主要是因为那时资金约束是软化的。每当经济需要启动时，各个地区、部门、各企业都会千方百计地争夺资金，银行也会不顾风险或在政府的指使下发放贷款，所以经济很快就能启动起来。那时倒为“刹车”犯难，因为那时存在相对无限的投资冲动，市场主体可以千方百计地寻找理由寻求资金支持，除非政府迫不得已“一刀切”，但代价是整个经济的萎缩。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经济市场化程度大为提高。我国市场主体的风险意识已经增强，行为也趋于理性化：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没有良好的投资项目时不敢冒险去贷款，出现“慎借”现象应该说是个进步；另一方面，银行在商业化改革迈出决定性步伐后，在自身不良债权包袱的重压下，也必须加强风险意识以防新的不良债权的产生，因此在投资前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出现“惜贷”现象也是其行为理性化的表现。市场主体的谨慎反应表明了改革本身的成就，但对于目前出现比较严重的内需不足、希望启动经济的中国大市场来说却是不小的打击，这必然使我国经济周期性启动比较困难，从而显现市场需求不足的态势。对此我们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必须充分认识此次内需不足的深层次原因而作长远打算。
(3)现阶段改革措施的集中出台及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本身的抵消效应无疑也是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
1998年3月，本届新任政府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施政纲领，显示了本届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许多改革措施相继在1998年出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金融机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费改税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等，无论从力度还是数量来说都是空前的。事实求是地说，以上这些改革势在必行，对于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今天审视它们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多重并举的改革如今显示了对扩大内需目标的强烈的制约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以渐进推进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并不意味着可以推行“小爆炸”式的改革，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改革不能获得成功。恰恰相反，越是到攻坚阶段，越要注意改革的艺术和技巧。1998年推行的各项改革在近期内都是要居民支付显性成本的：收入增长的下降或不确定性；支出预期增加，这迫使他们在即期消费和远期消费之间进行抉择；另一方面，改革的不彻底性又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人们低迷的预期，比如，医疗、住房等改革迟迟不能到位、相关配套措施也未能及时跟上。这也反映有些改革措施并不十分完善，或至少说改革者并未能预料到情况之复杂。所有这些都使经济启动困难重重。
同时，政府在同一时期反向运用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抵消了国家对扩大内需的努力，使内需不足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在货币工具方面，中央银行一方面大幅度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并在1999年11月1日开征利息所得税；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基础货币；一方面降息，另一方面又多次重申“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变。在财政工具上，一方面增发国债刺激投资，另一方面又要增税1000亿元，很明显的“挤出效应”大大消弱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因此，这种反向运用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使扩大内需的努力和效果大打折扣。
(4)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国际大背景使国内需求不足“雪上加霜”。
从1997年以来，全球性通货紧缩已非常明显。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世界在经历了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首次进入全球性通货紧缩期，突出表现在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全球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银行信贷出现萎缩。西方七国集团额定GDP增长率已调低到2.5%，并明确表示将政策重点转移到治理通货紧缩。在此背景下，各国都在极力开拓国际市场，力促出口增长。这对我国进出口形势非常不利：一方面进口不断樊升，另一方面出口形势非常严峻，出口的下降不只是减弱了对经济的直接拉动，更严重的是出口下降使外贸企业不得不在国内寻找市场，外部需求将压回国内，外需压迫内需现象比较严重。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性启动恰好面临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从而使我国内需不足“雪上加霜”。
2.中观层次的原因。这部分原因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失衡。
从供给角度来认识内需不足，便可发现，多年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而造成的产业结构失衡导致了严重的总供给过剩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而且，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不符合产业的演进规律，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这必然从中观层次上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发生。
第一、我国第一产业产出比重逐年下降。这是符合产业演进规律和我国工业化要求的。但问题在于，我国第一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内部比例不合理、农产品过量、品种单一以及商品化程度低，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
第二、第二产业产出比重升幅过大。改革初期，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特征是第二产业尤其工业的比重过高，这种状况在80年代有所改善。但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的比重又迅速上升，8年间升幅达7.6个百分点；尤其重要的是，第二产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不平衡现象。具体来说：(1)消费品工业普遍存在供大于求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受消费升级换代导向和地方利益驱动，消费品工业特别是家电工业飞速发展，大量产品供大于求，在市场上形成过度竞争态势，硝烟弥漫的价格大战造成各大厂家步履维艰。(2)其他工业普遍存在供给过剩和不足并存现象。1998年我国钢材工业生产能力闲置40%、我国纺织工业正在进行的压锭减员、煤炭行业的关井限产等无不发出供大于求的信号。但与此同时，大量技术含量高的急需产品依靠进口。90年代以来，我国高科技产品贸易一直逆差，1994年高达142.6亿美元，其中数控机床市场的95%、轻纺机械的70-80%、石化产品的一半及几乎全部的移动通讯设备和电视发射设备均被外国产品占领。如能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必将促进这些产业的大发展，从而拉动内需。
第三、第三产业产出占GDP比重较低，这种情况在80年代有所改善（由1980年的21.4%上升到1990年的31.3%），但9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上升得很慢（1998年只比1990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如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实际产出比重还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不符合产业演进规律，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众所周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结构变动中物质产品需求比重逐渐下降，而服务产品需求比重逐渐上升，这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但我国的第二产业比重却在上升，这必然造成相对的生产过剩；第三产业的落后必然造成服务产品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也阻碍了消费的扩大。而且，由于第三产业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第一、二产业服务的（如交通、邮电、科教等），因此，第三产业的滞后直接影响第一、二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再加上我国每个产业本身都存在总供给过剩和有效不足并存，就更加重了我国目前的内需不足。因此，我们认为，强调是需求还是供给因素导致内需不足都不可取，事实上，是它们的共同作用才造成今天比较严重的内需不足现象的发生。
3.微观层次的原因。居民和企业是市场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和状态直接对市场产业影响，因此，研究内需不足也必须研究居民和企业的行为和状态。我们发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大量亏损及居民收入增幅放慢所导致的消费率降低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直接原因。
(1)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造成了投资和消费的双重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了20年GDP的高速发展，1979-1997年GDP平均增长了9.2%，但与此同时，我国的投资率却高达35%以上，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也一直在上升。投入产出率持续下降导致大量资金不能收回，银行不良债权急剧上升。随着国家“软着陆”政策的到位，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亏损大量增加。企业为了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不得不减少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以及实行减员增效，这样就直接导致工人收入的减少和预期收入的下降，从而导致了消费需求的减少。再加上前面所论述的企业“慎借”及银行“惜贷”所导致的投资需求的减少，便出现了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下降。
(2)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长趋缓导致居民消费率降低也促成了内需不足。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消费需求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的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但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低于同期经济增长，消费率不断下降。20年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7.9%，但1985年以后的13年（除1996年外）大致为4%；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1%，近四年来仅为4%。收入增长趋缓导致1981年至1996年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81年为61.2%，1996年为51.4%，下降了9.8个百分点，这就导致了我国社会总产品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必然引起内需不足。
总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我国内需不足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它产生的系统性原因，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我国的内需不足，为采取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提供正确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