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构建和谐社会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济学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6）4—079—03
一 问题提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在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程度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95年至1999年的全国基尼系数，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已接近国际警界线0.40。城乡收入差距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逐年上升，2004年已经达3.21，这个指标在世界各国中位居前列。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就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如下结论：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李实，岳希明，2004）。
环顾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收入分配差距在发展初期扩大是被广泛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而且长期以来公平和效率的对立关系被反复强调， 收入分配不平等（Inequality）的激励作用被过分强调，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导致该问题近年来日益尖锐。这与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存在着一定偏差是有一定关系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概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借鉴国外收入分配问题研究的一些新成果，从理论上全面和系统地分析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方面，并对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构建和谐社会不利的几个方面
（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与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的相背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影响是不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财富生产过程中，收入是调动人们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确保收入与贡献一致是形成有效激励的重要办法，而且由于自身素质和能力存在差异，人们对经济成果的贡献必然有所差别，得到的收入也应该有所差别，企图拉平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会挫伤人们工作、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据此，公平和效率被认为是具有替代关系的。如果从最终结果的角度分析，公平和效率的确存在着替代关系。但是，如果从起点和过程的角度分析，公平和效率并不完全对立，甚至可以说公平和效率应是统一的。必须强调的是在起点上和在机会上的平等以及过程中的公平，如果没有机会上的平等和过程中的公平，没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实际上并无法真正实现效率。长期以来，对于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没有将结果上的不平等与起点上平等和过程中的公平进行区分，导致过分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对立性。“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表明，只有建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基础，社会才有可能是一个和谐社会，因而更加应该强调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性。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加大了整个社会在机会上的不平等，不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的现实状况使这种不利更加显著。对于金融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国外经济研究有相当丰富的文献。在资本收益递减假设下，新古典经济学得到经济收敛的结论，经济收敛的结果是个人财富将趋于一致。但是，经济收敛结果关键地依赖于资本市场完全性，即人们可以通过借贷充分实现自己的潜力。Stiglitz（1969）指出，在资本市场收益递减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全情况下，个人财富将不会收敛在一个共同的水平，产出总水平决定于经济最初的分配状况。简而言之，人的发展机会随着财富分配的不同而不同，穷人在生命中难以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机会，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像富人一样好的教育，或者无法像富人一样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以便开始高风险且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因此，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存在大量穷人或收入分配不平等更大的经济将大大地低于其潜在的生产能力。这种观点已经被Galor and Zeira（1993）等经济学家模型化， 金融市场不完全导致信贷受限在模型中起着关键作用，由于信贷受限，个人能否通过借贷实现自身的潜力，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财产。
几乎可以肯定，金融市场在现实中并无法完全满足人们的资金需求，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更小。我国当前信贷受限的情况非常普遍，特别是中小企业、中低收入阶层以及农民难以得到信贷的支持，贫困人群难以得到足够的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源投资的资金支持。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将使这部分人更加难以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使低收入群体陷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中。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一步恶化了这种状况，更多的人将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没有发展机会的平等，其结果必然是更加不平等，导致起点上的更加不平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没有社会的稳定也就没有和谐社会。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可能使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冲突，不利于社会稳定。对此，不少国外研究强调了社会冲突作为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例如，Alesina and Perotti （1996）认为不平等导致政治不稳定，并反过来导致投资难以达到最佳水平，不平等将增加政治体系中用于讨价还价的资源比重，增加政治体系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的成本，降低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有效性。例如，拉美国家对二十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迟迟无法作出反应，拉美国家社会不平等程度相当高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收入分配不平等还因暴力而造成较高的机会成本。Bourguignon and Morrisson（1998）对全球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 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显著相关，暴力程度在不平等的地区要远高于相对平等的地区。收入分配不平等刺激穷人参与犯罪、暴动以及其他破坏性的活动，防止这些活动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受暴力的威胁，以致法律法规和制度均没有较长的寿命，并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间接增加了社会成本。而且对产权的威胁将降低人们积累财富和努力工作的意愿。贫富分化已经造成我国社会的一定程度的对立，目前我国社会“仇富”心理相当浓，而且这种情绪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不断积累，对社会稳定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贫富分化，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施政将产生一定干扰，提高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成本。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意味着社会的两极分化越大，因此越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不同利益集团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花费更大的精力达成一致的意见，甚至很难达成统一意见，改革措施也难以推行。政治经济分析表明，政策决策往往并非由政府出于社会利益最大化所决定的，而是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原理是“中间投票者定理”，即：由于对某些经济变量的偏好在人口分布中单调地有差异，例如越富的人越倾向于低税率；如果每个人都有相同权重的一票，那么在人口分布中居于中间的投票者的偏好将成为投票过程的最终结果。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中间投票者的收入水平则越低，中间投票者要求重新分配的呼声越高，如果中间投票者的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投票的结果必然是要求将财富或资源从富人手中进行再分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重新分配的要求就越强烈，最终的税率也越高。高税率将挫伤高收入人群的投资意愿和工作积极性，降低工作效率，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在贫富分化较大的社会里，富人的利益集团还可能会通过收买选票以及游说等办法阻止重新分配，因此不平等越大造成阻止重新分配的活动越多，相应地消耗资源并产生腐败的情况越普遍，从而对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将使社会更加容易形成利益集团，对政府的政策实施产生干扰。例如，房地产业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对政府出台的对房地产业的各种宏观调控措施，房地产发展商在各个层面上均出现一定的代言人。就房地产业形势的判断和具体政策方面，即使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反映了社会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不仅如此，利益集团还可能利用掌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进一步加剧起点不平等和过程的不公平，恶化社会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相违背。
（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一定程度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不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从而削弱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收入分配不平等更容易使经济产生波动，而经济波动是造成资源浪费的重要原因。在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穷人更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没有手段（如借款等办法）平稳自己的支出。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意味着穷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意味着更多人在平稳自身支出方面缺乏手段。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支出水平将不得不被动适应。穷人占比越大的经济，其平稳支出的能力越差，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将更大。例如，Aghion,Banerjee and Piketty（1999）证明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对投资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可能对经济产生内生的和持久的波动。
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受到较大的冲击，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稳定的不利影响尚未显现，但我国近几年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出现波动却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关。我国经济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经济面临结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的市场需求应该非常强，但是近年来消费需求不足，甚至一度出现一定程度的商品过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出现一定程度的“断层”问题，相当部分需要提升消费水平的个人，收入水平难以支撑提高消费水平。如果收入分配状况能够得到改善，这部分人提升其消费水平，将足以大幅提高我国的内需，从而解决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品内部需求不足的问题。显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不利因素，削弱了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四）收入分配不平等在理论上的有利影响已不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现状，继续强调这些有利影响将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长期以来，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的理论依据除了效率与公平的替代关系之外，还包括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提高储蓄率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集中财富。这两个方面的有利影响实际上已经与我国的社会经济现实不相符，继续强调其有利影响将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根据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理论，富人的边际储蓄率一般较穷人高，如果经济增长率与国民收入被储蓄的比例直接相关，不平等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因此，将富人的资源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将降低经济的总储蓄率，反之将穷人的资源集中到富人手中则提高总储蓄率。但如前所述，我国储蓄率长期以来居世界前列，甚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个百分点，已经成为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高储蓄率反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负面因素。而且，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健康和教育，其边际收益要远高于富有阶层的投资。不仅如此，我国富有阶层在消费方面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挥霍性消费的苗头，富有阶层消费对经济发展未必会产生积极作用。
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与投资的不可分性有关。创业或创新活动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的沉没成本（Sunk Cost）， 即投资必须达到一定规模的才会有效率，在一个借贷机制和资本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经济中，要实现创业或创新必须集中财富，而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财富集中。在一个完全平等的低收入的初始社会中，没有人能够支付得起初始的启动成本，因此也就没有人能够集中资源进行创业或创新，经济将陷入低水平陷阱。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要原因，但是时至今日，我国物质生活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富有阶层不仅有能力集中财富从事创业和创新，而且还占据了大部分资源，而受到限制的主要是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使无法他们获得资源，反而更进一步剥夺了他们发展的机会。
三 结论及政策建议
总结以上分析，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现实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不仅无法带来有利的影响，相反还给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严重问题，因此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的实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的是相一致，从长远来说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有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证机会的平等和过程的公平，而并非要使收入分配在结果上平等，更不是要人为地拉平收入分配。创造一个具有平等发展机会和公平竞争环境的社会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实际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也是高度一致的，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努力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必须尽早和尽快地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具有累积效应，时间拖得越久，累积的问题越严重，因此应在问题未到危机的情况下尽早解决。具体而言，应从法律和制度上尽快建立完善合理的社会分配体系，保证个人努力得到相应的回报，同时杜绝不合理的、灰色的和非法的财富积累方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逐渐扩大社会中间阶层。只有在中间阶层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消费也不会出现断层，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够和睦相处，才能形成我们所期望的和谐社会。其次，必须坚持在经济发展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物质水平提高了，才有改善收入分配的基础。当前，对现有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做法显然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在新增社会财富（收入）的分配上做文章，对于新增社会财富（收入）必须通过财政和税收等手段适当地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例如加大对农村的农业设施的投入，加大对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的投入，并保证更多的人能够更加公平地享受到社会公共资源。最后，在具体政策方面，除了财政税收政策外，还应强调发挥金融对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支持作用。金融市场逐渐完善，将有助于降低人们获得资金的门槛，从而有利于人们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政策性金融应发挥一定的作用，包括助学贷款、对农村和中小企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等均有利于改善低收人群体的收入状况，有助他们尽快地从低收入水平中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