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编者按：关于当代中亚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属于新兴学科，中亚五国是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区域概念。由于与中国的新疆邻近，故我国对该地区的研究和关注也比较早。随着20世纪90年代（1991年）中亚五国相继宣布独立，建立在国别研究基础上的中国中亚研究由此诞生。2016年，适值中亚五国独立25周年，我们有幸邀请到孙壮志教授以《中亚国家社会政治转型：特征、风险与前景》一文，向学界和读者全面阐述了中亚五国政治格局的变化特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读来受益匪浅。今年—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们非常荣幸地再次邀请到孙壮志教授赐予《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一文，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时间节点，从中亚研究的起步与发展、深化与提升、问题与困难以及未来中亚问题研究的前景和方向等几方面，对中亚研究70年的学术历程做一系统、全面的回顾和总结。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亚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更是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中国与中亚国家战略及规划对接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
全球炼油业发展趋势——来自“第116届美国燃料与石油化工生产商（AFPM）会议”的主要观点 朱庆云，等 5 27
省思历史，如同季节渐次打开层峦叠嶂的清凉，梳理出中亚研究70年曲折暨步步成熟之路，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谨以此文致敬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国中亚研究70年：成就与问题
孙壮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北京100084）
摘 要： 中亚五国是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区域概念，由于与中国的新疆邻近，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和关注也比较早，但真正系统的、成规模的学术研究，还是最近这30年。国内一些重要的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都成立了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机构，有相对稳定的研究人员队伍，对中亚地区及每个国家的研究都日益深入，成果也基本涵盖了各个领域。进入新世纪以后，在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中亚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综合著述越来越多，国别研究也受到重视，成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尽管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中亚问题研究受到的关注和扶持越来越多，正在进入一个“繁荣”的新阶段。
关键词： 中亚五国；国别研究；东欧中亚研究；建国70年
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中亚区域概念，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但其地理范围相对比较模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苏联时期被称作“中亚”（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行政区划包括除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四个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到1991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中亚五国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区域概念。由于与中国的新疆邻近，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和关注也比较早，但真正系统的、成规模的学术研究，还是最近这30年。国内一些重要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都成立了专门研究中亚问题的机构，有相对稳定的研究人员队伍，对中亚地区及每个国家的研究都日益深入，成果也基本涵盖了各个领域。
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助人自助”，因此，在家校合作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学校主动建立连接，搭建平台；家长自我学习、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积极参与；促进学校与家长互动、家长与专家互动，多位链接，利用家长学校的连接作用，改善家庭、学校、社区的教育生态。另一方面也要充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主动关注与维护自身心理健康的良好意识，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4]。
一、中亚研究的起步与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关系曾有10年的“蜜月期”，中国国内对苏联的宣传和与苏联在各方面的交往比较密切。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边境地区形势紧张，双方的交往基本上中断了。当时国内对苏联的研究，或者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或者是需要掌握一些基本情况，发表的成果很少。加上改革开放前国内学术研究受到很多冲击，难以形成比较系统的跟踪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解冻，不少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苏联历史、民族、经济等问题，包括与中国相邻的区域基本状况的研究。
首先是研究内容相对单一，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学者们更多研究中亚政治、安全、外交问题，特别是和中国的关系以及大国在中亚的竞争、合作等。对中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深层次的问题关注较少，原因主要是中亚国家公布的数据不完整，到中亚进行实地调研和资料搜集存在不少困难和障碍。
80年代中国社科院和不少高校对苏联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活跃，其中对历史、民族、经贸问题的研究也会涉及中亚地区，但都不作为重点。直到1991年中亚国家独立，我国学者从国际问题视角研究中亚，才真正步入正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无论是机构、人员还是学科建设，开始形成一定规模，各种学术论文、专著不断问世，全国性的研讨会开始举办，一批有影响的中亚问题专家逐步涌现出来。具有标志性的是1992年中国社科院苏联东欧研究所更名东欧中亚研究所以后成立的中亚研究室；其他研究机构和高校也开始成立相关实体或非实体研究机构。
90年代对中亚研究的“热度”是空前的，而且很快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这和前期很多专家研究苏联问题、精通俄语密切相关，最早出现的中亚问题专家大都是研究苏联某一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切入点和专业视角解读中亚地区出现的新国家及其呈现的政治、经济、外交变化，做出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很快推出了一批关于中亚的专著，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及的面更广，利用的文献资料以俄文材料为主，包括中亚国家的俄文报刊和俄罗斯学者的著述。当时学界主要关注中亚国家的形势发展和作一些综合性的研究，介绍中亚国家国情和历史，出版了《中亚五国概论》《中亚五国对外关系》《中国与中亚》《东欧中亚私有化问题》等专著② 邢广程：《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的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孙壮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邢广程、赵常庆、孙壮志：《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赵乃斌主编：《东欧中亚私有化问题》，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8月。 。这些研究成果在让各界认识和熟悉中亚的同时，也搭建了中亚问题研究基本的学科框架，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研究基础。
早期的论文和研究报告既有情况分析类的，包括地区和国别的形势综述、政治经济发展等，有不少是对中亚转型遇到矛盾和问题① 孙壮志：《当前中亚五国政治形势中的若干新趋势》，《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5期；孙壮志：《中亚五国贫困化问题初探》，《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1期；孙壮志：《中亚五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3期；万春生：《乌兹别克斯坦：政治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刘向文：《试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总统制》，《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4期。 、关于中亚民族问题的认识② 季志业：《中亚民族问题及其趋势》，《现代国际关系》1995年第10期；刘庚辰：《中亚国家的民族状况与民族政策》，《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6期；朱新光：《独联体中亚五国民族关系多元化格局刍议》，《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孙振玉：《试论中亚的民族主义》，《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赵常庆：《以新疆和中亚为例看国情变化对跨境民族的影响》，《国际观察》1998年第6期。 ；也有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中亚地区出现的涉及中国的问题等，比如国际问题专家研究的双边合作问题、新疆学者关注的“泛伊斯兰、泛突厥”问题等。这个时期，有些学者还翻译了多部中亚国家领导人的著述和国外知名中亚学者的论文，也丰富了中亚研究的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中亚的综合性研究和专题研究都有了一些代表性成果③ 刘秀莲：《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特点及投资环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1期；孙壮志、刘清鉴：《对中亚五国经济转轨进程、背景的若干分析》，《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1期；范建中：《中亚国家经济转轨中的现实矛盾与问题》，《今日东欧中亚》，1997年第1期。 ，研究对象大体分为区域和国别两类。前者将中亚五国视为一个整体，关注整个地区的发展态势、各国间关系，以及与外部的联系等。后者针对具体国家，分析其各领域政策和状态。从内容来看，对中亚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安全、对外政策、人文等多个领域④ 许涛：《中国中亚问题研究概览：回顾、问题与前景》，《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 。
二是2005年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引起学者的广泛兴趣。许多成果把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动乱与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做了比较，分析其原因、过程和后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和判断，引起了关于中亚国家特殊性的思考。不少学者开始探讨中亚“威权政治”的体制缺陷及其带来的政治和社会风险。有学者提出：“威权主义是中亚国家转型时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① 朱新光、武斌、张深远：《冷战后中亚威权主义政治新探》，《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落后而稳定的经济状况、民族主义的兴起、精英合法性的存在、传统政治文化的遗留、公民社会的孱弱和极低的民主机制约束等因素依旧制约着中亚各国民主政治转型的顺利进行，各国“威权政治”特征明显。② 杨进：《论制约中亚民主政治转型进程的诸因素》，《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3期。 可以说，发生在个别国家的重大事件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也促进了中亚问题研究。
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开始受到科研机构和不少高校的重视。如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所（后更名为俄罗斯东欧中亚所）中亚室先是被确定为院级学科“目标管理”单位，研究队伍非常整齐，该研究室的中亚方向后来又成为院级重点学科；新疆社科院的中亚研究也成为该院四大重点学科之一。出现了一些资深的中亚问题研究学科带头人，如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所的赵常庆教授、兰州大学的杨恕教授、新疆社科院中亚所的潘志平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胡振华教授等，不少中青年的学术骨干迅速成长。90年代中国社科院和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已经开始培养中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大量关于中亚的学位论文同样不断填补中亚学科的薄弱点，为新世纪中亚问题研究的“升级换代”创造了良好条件。由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甘肃友联会等单位发起的全国性中亚问题研讨会每年由不同单位轮流举办，交流中亚问题研究成果。
二、中亚研究的深化与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对中亚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可喜的成果。综合研究方面，权威研究机构发挥团队优势，出版了类似于《十年巨变·中亚卷》《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中亚五国志》⑤ 李静杰总主编、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年9月；薛克翘、赵常庆主编：《简明南亚中亚百科全书》，文物出版社2004年11月；胡振华主编：《中亚五国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 等著作和工具书，具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反映出研究水平的全面提高。国别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系列专著，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室研究人员编撰的五部中亚国家的《列国志》以及《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等著作。⑥ 赵常庆：《哈萨克斯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孙壮志等：《乌兹别克斯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3月；刘庚岑等：《吉尔吉斯斯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刘启芸：《塔吉克斯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5月；施玉宇：《土库曼斯坦》，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张宁：《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张宁：《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张宁、李雪、李昕玮：《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1991-2011）》，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杨波：《塔吉克斯坦国家发展与社会文化研究》，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7月。 在这个阶段，关于中亚国家政治、安全和外交方面的著述越来越多，国别研究也受到重视，成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经过10余年的发展，发展起点和文化传统相近的中亚五国，逐步拉开了距离，彼此的国情越来越具有自身的特点，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都体现出很强的差异性。在这个时期学者的有关著述中，既看重中亚国家的共性，也不忽视不同国家的鲜明个性，说明整体的研究水平在稳步提高。如果以十年为一个周期，1991年到2000年是打基础的阶段，2001年至2010年则是百花齐放的新阶段，对于各国的国家政策，除了外交、安全问题以外，对社会政策、经济政策、人口政策的成果逐渐增多，并且就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总统制、议会制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由此，对于中亚国家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在更深的层次上得出自己的结论。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使学者对地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有了更多研究。
2011年以后，中国学者关于中亚问题的思考更加全面。由于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互访更多，许多观点可以得到验证，对中亚的看法也更为客观。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倡议在哈萨克斯坦正式提出后，国内“一带一路”研究热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亚问题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各个研究机构和高校的投入增多，高水平、高层次的国际论坛、研讨会越来越多，邀请中亚国家知名智库的专家与会，介绍自己的研究心得。同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网络信息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新鲜的第一手外文资料，研究周期大大缩短，成果的涉及范围也更为广泛。
四是关于中国和中亚关系暨大国博弈。其中《中国的中亚外交》《转型的中亚和中国》《中亚五国与中国西部大开发》《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都属于该领域的力作，相关的论文和文章也经常会出现④ 杨恕主编：《转型的中亚和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秦放鸣：《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王海燕：《新地缘经济——中国与中亚》，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9月。 。大国在中亚博弈也是学者们选择的研究重点，代表性的专著有《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等⑤ 郑羽主编：《中俄美在中亚：合作与竞争》，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张宁：《中亚能源与大国博弈》，长春出版社2009年4月。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提出后，作为“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中亚国家体现出了参与合作的高度热情，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中亚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独特贡献。⑥ 孙壮志：《中亚国家跨境交通的地缘政治博弈》，《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胡颖：《“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亚区域经济经贸合作机制比较与对接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五是加大了水资源调度的力度。采取水库供水、应急调水、打井取水、拉水、送水等多种应急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饮水困难。
对中亚研究的关注，往往与地区形势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一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中亚的冲击，与阿富汗“热点”升温、塔利班崛起有直接关联。关于中亚安全的成果比较集中地出现在这一时期，如《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④ 孙壮志：《中亚新格局与地区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等。学者们探讨中亚极端主义的根源，提出“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中亚五国的民族问题凸显跨国性。民族与宗教因素相结合、相促发，利用宗教服务于极端民族主义是影响民族关系、制约国家经济建设和危及地区安全的突出征象。”⑤ 李琪：《中亚国家的民族关系与地区安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对境外因素的影响也有较深的研究，如伊斯兰“解放党”的渗透和中亚恐怖活动的国际背景等⑥ 苏畅：《伊斯兰解放党与中亚安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年第2期；杨恕、林永锋：《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8年第5期；侯艾君：《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现代化：互动及其前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
信息传递方式的多样性，给民族音乐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使幼儿教育有着十分丰富的本土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资源。所以，在幼儿园教学资源库的构建过程中，一定要将开放性原则贯彻到底，多方式、多类型、多渠道地去收集、整理民间音乐，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有选择、有计划地将收集到的各种音乐资源纳入幼儿园音乐课程教育中，以此来丰富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的音乐教育资源，构建充分发扬民间传统音乐的平台，更好地传承民间传统音乐。
三是中亚国家独立20周年，对中亚国家的发展成就进行总结、梳理。如《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研究》《转型的中亚和中国》《新地缘经济——中国与中亚》《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研究》《中亚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贫困与国家转型——基于中亚五国的实证研究》等③ 许涛：《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时事出版社2016年6月；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4月；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6月；吴宏伟主编：《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2月。 。成果涉及的面比较广，但都是长期坚持中亚研究学者的学术集成，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还是机构的代表性，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创客空间开设必修课程中没有开设的课程，作为第二课堂课程学习。例如，开设C语言程序设计课。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系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未开设C语言程序设计课，但是污水水下打捞机器人项目组大多数学生有来自该专业， C语言是污水水下打捞机器人控制器开发的基础语言。创新创业必修课、专业课、第二课堂构成了整个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三、中亚研究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中亚研究在我国和国际上都属于新兴的学科，尽管短短时间内取得了很大进步，在研究的持续性上做出很多努力，如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撰的《中亚国家发展报告》⑦ 孙力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1-2019），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2019年。 ，自2011年起每年发布一本，客观总结、梳理上一年度中亚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是在组稿过程中经常遇到困难，可选择的专家有限。由于中亚五国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加上国内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总的来说在国际政治领域还不能算是重要的研究方向。无论是研究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队伍的规模，都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目前中亚学界很多议题研究深度不足、不够透彻。另外，受到重大热点事件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中亚问题更多选择宏观视角，对一个问题的持续细致研究变少”。在此背景下，中亚问题的学术结构、研究方向需要进行相应调整。① 孙壮志、王海媚：《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中亚研究：进展与不足》，《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2期。
成立于1980年的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很具代表性，当时集中了一些在区域历史、文化、民族语言等方面的专家，印发国内第一本关于中亚的内部刊物《苏联中亚研究资料》，每个季度1本；1983年该刊物改名为《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又改称《中亚研究》，直到1998年停刊，总共60期，共刊发涉及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论文、译作、资料等近千篇，尽管很多是关于新疆的文章，但也为中亚研究打下基础。有了这样的积淀，1991年中亚国家独立时，新疆社科院中亚研究所很快出版《中亚四国概况》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概况》，后来又把两本书合起来出版了《中亚五国概况》① 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 。虽然是资料性的，但在国内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中亚国家基本国情的著作，具有特殊意义，主编为时任所长的王沛研究员。
令人欣喜的是，2001年以后关于中亚的专题性成果越来越多，体现出对该地区研究的成果具有了专业深度。如对中亚政治形势和政治转型的研究，有《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聚集中亚——中亚国家的转型及其国际环境》《中亚可控化民主研究》等新作，对中亚五国政治发展和制度转型的自身特征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① 孙壮志主编：《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包毅：《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杨恕等：《聚集中亚——中亚国家的转型及其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7月；朱新光、苏萍：《中亚可控化民主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8月。 。提出“可控民主化是中亚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民主化道路，其形成与发展同中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环境要素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中亚五国的政治民主问题，既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复杂而紧迫的现实问题。”② 李淑云：《中亚五国政治民主初探》，《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1期。 也有学者强调中亚五国之间政治发展已经显露出差异性，“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拉开了差距，有的是迫于形势的压力，有的是提前进行布局。”③ 孙壮志、许涛、邓浩、葛军：《中亚国家的政治体制已经拉开了差距》，《世界知识》2016年第20期。 查阅1991年至2017年CNKI关于中亚政治问题、民族宗教矛盾的相关文献，可以找到256篇学术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其中多数是2001年之后发表的。
第三是对中亚的国别研究相对不足，特别是交往较少的土库曼斯坦。虽然对不同中亚国家的研究不断有成果出现，但不够系统、不够深入的问题始终存在。对国别研究相对集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大国。一些研究偏理论化，有些问题涉及了但无法进行更为深刻的解读。突出的表现对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变化的研究上，有学者提出深层根源在于部族主义这一传统政治文化，角度很新颖，但实际上把问题简单化了，甚至有学者认为议会制可以解决这种历史问题，事实上吉尔吉斯斯坦难以真正实现各派政治力量的和平共处。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权力交接和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改革都缺少预判，反映出国别研究还无法适应外交实践的需求。国别研究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能够掌握中亚主体民族语言的学者极少，对最新材料的利用相对有限。随着中亚国家俄语出版物越来越少，获取对象国第一手材料越来越困难。
其次是中亚研究在学科体系建设中处于相对从属的地位。由于中亚地区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较大，大国因素非常活跃。中亚与俄罗斯有密切的传统联系，俄罗斯的学者和媒体掌握中亚的信息相对较多，往往我国学者在研究时要更多参考俄罗斯的材料，不少国内研究中亚的学者都是兼顾俄罗斯问题研究，甚至是以后者为主。有的年轻学者重视使用英文材料，又容易受美欧学者观点的误导。
第四是研究方法缺少创新。目前国内对中亚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以比较传统的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为主，缺少量化分析，难以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的年轻学者开始尝试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借鉴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甚至参考经济学、社会学、系统论、博弈论等，提出新的概念，但难以被中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所证实。熟练掌握英语的专家因为受语言限制，缺少对中亚国家的感性认知，对国别差异较少有客观的分析解读。新成立的国别中心虽然数量不少，且涵盖了所有中亚国家，但往往以外语学院为基础，很少有专业支撑，研究难以深入。
（2）平面布梁。目前我国的大多数桥梁上部结构都选择使用单孔折线方法来进行孔位的布置，边跨量应该要与桥台背墙线保持平行，桥墩需要采取径向布置的方式。对于曲线半径不能符合要求的情况，不需要增大预制梁的长度尺寸，可以适当的调整现浇缝宽度尺寸来彻底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对于曲线半径过小的情况，可以选择长度相同的预制梁，适当调整长度，但是必须保证在98% ～102%之间，施工缝不能超过20cm ；
第五是人才成长相对较慢，研究力量难以有效整合。年轻的中亚问题专家储备比较匮乏，目前的中亚问题研究领军人物依然以20世纪90年代成名的专家为主，普遍年龄偏大，被国内、国际都认可的年轻学者比较少。而且现在的年轻专家优缺点非常明显，都有一些自己的短板，有的缺少在中亚长期访学的经历。现在不少机构和高校的中亚研究，难以形成比较好的研究团队，孤军奋战的情况比较常见。另外就是国内的合作平台比较少，尽管中亚的各种研讨会经常举行，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合作研究还难以切实展开。
四、未来中亚问题研究的前景和方向
应该说，近几年中亚问题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特别是一些高校成立区域和国别中心时，往往把中亚国家纳入其中。一些国际问题研究基础好、外语教学有良好传统的高校，对此的兴趣更大，也得到了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社会上和学术界普遍对中亚问题的兴趣专家，国内的中亚研究相对于前些年的情况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
装备保障建设已被纳入国家经济规划和国防建设总体布局之中。因此，应逐步建立军地联合装备保障机制，融入更多的民营企业、科研院所。同时，根据装备全寿命保障理念，吸收地方先进的装备保障经验，主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节约装备保障成本，促进装备保障领域深度军民融合。在核心技术方面，要在法律督导和政策鼓励的双重措施下，加强军地交流，打破封锁。要严格规范军地融合方式，尤其在战时，要形成军地互补、相互促进的装备保障局面。
目前的中亚问题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广，并且和其他相关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结合更多。具体来说，在以下层面上亟待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基于全球和国际视角对中亚的研究。中亚国家的发展与世界形势的变化关联性越来越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把中亚作为欧亚大陆交通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出来。不少大国都看重中亚的特殊战略价值，很多“交通走廊计划”都与中亚相关。中国不少学者研究“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亚可以提供很多鲜活的案例。“一个新的对中亚地区安全走势可能构成深远影响的因素正在逐步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成功对接，并由此而获得的早期收益对维护本地区国家社会政治稳定，抵御外部风险发挥的正效应正在逐步显现”① 李建荣、韩隽：《中亚地区安全新态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互动与前景》，《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网络首发定稿）。 。在研究大国关系、国际格局的调整变化，甚至完善全球治理、开展文明对话等重大课题时，也不能忽视中亚的独特作用。
其次是基于地区和国别视角研究的中亚问题。随着中亚国家普遍进入权力的新老交替时期，政治和经济转型带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少国内中亚问题专家对此进行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中亚国家的转型依然是研究的重点，转型阶段的基本特征为：一是政权结构趋于稳定，党派争斗、民族冲突和极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二是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西方的民主化和伊斯兰的政治化都没有形成气候；三是议会体制、政党体制得到执政当局的“规范”，确立了强有力的总统制政体。② 孙壮志：《中亚国家社会政治转型：特征、风险与前景》，《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未来中亚的稳定将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许多支撑中亚稳定的因素同时潜藏着不稳定的成分，如果应对不当或形势发生预想不到的突变，不稳定因素就有可能凸显出来，从而危及中亚安全。”③ 孙壮志、许涛、邓浩、葛军：《多元化：未来中亚国家政治改革的基本趋向》，《世界知识》2016年第20期。 “中亚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的非对称性发展态势左右了中亚的转型进程。权威与民主的双重作用使经济转轨面临两难窘境，中亚的转型注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④ 李淑云、郭溪竹：《中亚政治转型与经济转轨非对称性发展探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第三是基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亚问题。文化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亚五国的发展方向。有学者认为“中亚以脆弱性与易变性、分裂性与断裂性、专制性与对权威的顺从性为特征的政治文化传统,成为影响各国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变迁的基本因素。”⑤ 杨恕、曾向红：《中亚各国制度变迁的政治文化动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6期。 “中亚五国独立以后，该地区的全球战略地位不断提升，日益成为全球各种文化力量争夺的焦点。中亚也从全球文化力量影响的真空地带，成为了受伊斯兰、西方、中国等文化力量影响的多元文化交汇地，各种文化力量在中亚将继续相互竞争、合作和制衡。”⑥ 汪金国：《全球文化力量消长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88页。
第四是基于中国与中亚关系发展的研究视角。中亚是中国的近邻，双边合作在各个层次上展开，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包括以中亚为多边合作重点区域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外交理念在中亚得到实践，无论是对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的睦邻政策，还是携手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都需要加强理论研究，提出合理的路径选择。
第五是安全的视角研究中亚问题。中亚是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对中亚非传统安全影响的研究甚至是重点方向。西亚“伊斯兰国”在中亚招募成员的行为和自身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可能成为中亚社会矛盾发展的催化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亚地区的社会震荡。”⑦ 李超：《“伊斯兰国”与中亚地区安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 近些年来，中亚国家通过完善法律、加强社会治理、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媒体业者素质、建立信任热线等措施积极应对极端主义的现实威胁。① 张宁：《当前中亚伊斯兰宗教极端形势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013年以来，由于影响中亚地区局势的主导性因素没有得到弱化或缓解，反而掩藏在相对平静的地区局势下不断聚合发酵，并有可能与后撤军时代阿富汗混乱的政治安全局势产生叠加效应，使得中亚安全局势的稳定显得异常脆弱，其未来走势也充满不确定性。② 贾国栋、张维维、方志涛：《当前中亚地区安全局势的特点及走势分析》，《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同时，地区内社会经济形势对安全形势的影响也得到更多关注。
总之，中亚对于中国的发展稳定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中亚问题研究将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以越来越多的高质量成果，为中国与中亚国家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为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实现战略和规划对接，提供直接的智力支持。随着更多年轻专家的加入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榆阳区位于陕西省北部，2017年农耕地总面积8.67万hm2，其中河阶地约1万hm2，主要分布在无定河流域、榆溪河流域、海流兔河流域及其支流流域，是传统的蔬菜、经济作物种植区域，耕地地力水平较高。
70 Years’Study of Central Asia in China：Accomplishments and Problems
SUN Zhuangzhi
（Research Institute of Russia,East Europe&Central Asia,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Central Asia,consisting of five countries,is a new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concept.As Central Asia is adjacent to Xinjiang,China has an earlier start in the research into the area,but the last thirty years has witnessed a large-scale systematic academic study.At present,many important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organizations specialized in central Asian issues and relatively stable research teams.Their study concerns almost every field of the area and each of the five countries,with productive outcomes.In the new century,with the swift development of the good-neighbo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the study on Central Asia has been furthered and diverse results have appeared.For example,more and more comprehensive books concerning Central Asian politics,security and foreign affairs have been published,and national research has drawn more attention.Despite som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the study of Central Asia is entering a flourishing period,attracting more concern and support.
Key Words: five countries of Central Asia;national research;study of East Europe&Central Asia;70 years since China’s foundation
中图分类号： K361-K3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9）05-0001-08
收稿日期： 2019-08-20
作者简介： 孙壮志，男，黑龙江佳木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中亚地区国际关系、地区安全与区域合作问题、俄罗斯与欧亚国家社会政治转型、上海合作组织等。
【责任编辑 孙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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