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易哲学看组织过程的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柔性_哲学论文

周易哲学视角下组织过程的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决定论论文,不确定性论文,情境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周易哲学中本体不确定性与过程本体

      周易哲学具备一种从整体动态上把握宇宙生命的智慧，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这种想象力和创造力直接体现在对于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解深度和处理方法上。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不确定性是基于认识论层面的不确定性，而周易哲学中的不确定性体现为本体论层面，在周易看来，世界本体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

      过程本体观意味着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此过程本身就是实际存在物，过程与关系优于实体。从过程本体观出发，世界的不确定性不是基于人类认识局限的不确定性，而是“过程本体”的不确定性。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本体是确定的；某物实存之前已经设定了其本质的先验存在，是确定的。不确定性只来自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有关中西哲学中不确定性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见表1。

      

      易学管理与李平[3]的阴-阳理论虽然都基于周易，但其理论框架完全不同。李平[3]在否定了“either/or”和“both/and”逻辑后，认为阴阳是一种“either/and”逻辑，但该论点还未被普遍接受[4]。此外，“阴-阳”二元与不确定性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即使将阴阳二元作为“不确定性”，也只能是不确定性的一种，不确定性还包括除“阴-阳”之外的很多情形[1]。本研究与阴-阳理论的不同还在于，更多地从过程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周易。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而言，李平的阴-阳理论试图由“阴阳”释“易”，而本研究是由“易”释“阴阳”。换言之，将阴-阳视为“易”的基本方式之一。

      “易”即不确定性，周易哲学原典《易经》中的“易”主要体现为“变易”、“通变”，其最大特点就是笔者所提出的“普遍不确定性”。使用“普遍不确定性”概念是对周易哲学进行现代化诠释的最好途径。周易哲学包涵“折衷”或“平衡”，但不止于“折衷”或“平衡”，因为无论“折衷”或“平衡”都是二元论的观点。此外，周易哲学中并非处处都是折衷与平衡，例如讼卦中的争斗、革卦中的主动变革，如果变革得当，“其悔乃亡”。周易哲学也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中的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管理实践中要根据组织所处的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普适的管理方法。权变观点的最终目标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为此，权变理论总结了若干种制约管理活动的影响因素，包括：组织规模、组织对于外界环境的适应性、组织资源与经营活动的差距、人性假设、战略、科技等。权变理论的重点在于针对以上每一种环境的类型找出一种管理模型，因此，权变理论的实质是管理类型论，其中，权变中的“变”是有规律性的“变”，而非不确定性。从权变的英文解释：“A plan or measure is one that is intended to be used if a possible situation actually occurs”来看，权变理论应对的是已经预测到的现象和情况，可见权变理论的核心在于“权”而不在于“变”。鉴于此，管理学中权变学派的主旨是完全不同于周易哲学的。

      迄今为止，西方思想中最接近周易本质的是WHITEHEAD[5]的过程哲学，本研究即借鉴这一哲学思想，并将其发展为“过程本体的不确定性”。WHITEHEAD认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是“实体实在论”，实体实在论认为世界的最终构成单位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笛卡尔哲学意义上的“实体”、康德的“物自体”，还是黑格尔的“精神实体”均是确定性的存在，而区别仅在于人们是否能够认识上述各种“实体”。WHITEHEAD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过程的不确定性”，但其过程哲学蕴含着不确定性。以周易哲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不仅是对不确定性的大幅度容忍，在特定的情况下，还存在一种“泛不确定性”或“普遍不确定性”的倾向，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确定与可变的，这就是“通变”[6]。“通变”在方法论上体现为“情境决定论”、“变通”、动态调整、体悟、图式理性与天人合一。本研究着重探讨情境决定论、变通与动态调整。

      2 情境决定论与变通：应对普遍不确定性本体的方法论

      中西哲学对于不确定性的看法并不相同。西方哲学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案主要是满意原则和风险原则(见表1)：风险原则意味着尽可能确知事物发展可能性的概率；满意原则即立足于当下，尽最大可能性对未来发展做出预测。

      由于周易哲学立足于本体论上的不确定性[7]与普遍的不确定性，因此很自然地秉持一种情境决定论的观点，即事物本身处于千变万化之中——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常态，这种不确定性引致并强化了人类认识或预测事物未来状态的能力的有限性，而事物的状态只可能在当下才可能完全被人类认识、理解并确定。随着事物发展的进程，原先不确定的因素逐渐变为确定，相应的制度与对策也要动态调整。

      基于情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类应该如何行事，只有处于当下的情境中才能完全决定，由此提前制定的任何制度、规则、决策都应该为不确定性保留一定的空间，以便及时对它们进行处理或调整以符合当下的情境，这种“即时的处理或调整”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变通”，其中的“通”指的是“通变之谓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的涵义，即推行下去、延续下去而不阻塞的意思。“变通”包括“通融”、“动态调整”、“引导”与“变革”4种方式。以上思想在周易中体现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时”，“时”指事物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或者一个特定的情境，“时义”就是“卦义”，即一卦的主旨，每卦都有一个主旨，因而每卦都代表一个特定的“时”。由此，周易实际上是对64个特定的事物发展情境的义理诠释[1]。由此可知，不确定性不是模糊性：不确定性指不可能准确预测事物的发展，但事物发展累积的效果在当下则是明确的，不是模糊和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情境决定论与变通，或者说，情境决定论与变通是周易哲学应对本体不确定性的方法论。

      周易认为，只有“通”才能促进万物化生和社会发展，“不通”则形成冲突和障碍，阻碍化生和发展的过程。“通”包括“通融”、“调整”、“引导”与“变革”4种方式，其目的都是尽量不使阴阳处于矛盾胶着的状态。从西方人的视角来看，通融也许体现为中国人“不讲原则、善于妥协折衷”，这一看法有其准确性，但“通融”的思维方式，不应理解为“不讲原则”，而应理解为“一般而言，中国人的原则就是妥协、不要冲突与胶着”，其中包含“疏通”与“动态调整”的意思，因为在周易哲学看来，矛盾各方必须互相适应，尽量克制自身某种过分的欲望，以满足社会一体化的要求。

      必须指出，周易并不拒绝变革，当各种势力矛盾激化时，就会产生一方企图消灭另一方的斗争。周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主动进行变革，如果变革得当，“其悔乃亡”，比如革卦。这时，变通的含义就是“变革”而非“通融”，然而，何时进行变革，仍然是由所谓“卦时”或情境决定的。当然，情境决定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而是可以依照自身设定的目的对事物发展进程进行有意引导以促成变革。

      还需要指出的是，“通”不是周易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周易哲学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太和”。“太和”意味着万物各得其所，刚柔协调一致，相互配合，保持最高程度的和谐，即“天人合一”的状态。从这一点来看，“通”不是最高目标，而是达到最高目标的手段。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最高程度的和谐即“太和”并非如道家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无需改变的既成事实，而是一种有待争取的理想目标。高明的领导者应努力理解这一最高的目标并“引导之”、“实现之”，此谓管理者或领导者之“天命”。

      “变通”也蕴含了互系性思维[8]，互系性思维的核心是一切事物构成任何一切其他事物的延续，它看到的是一个融会贯通、不断演变的、具有互系关系的宇宙。宇宙永远不停变化，总是因时间、地点、情势不同而不同，这就是情境决定论，而即时应对不同情境的方法，就是“变通”。

      情境决定论和变通体现了典型中国文化下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一方式的劣势是，本体不确定性下的情境决定论，可能使人们找不到事物发展明确的方向和路径，有时会过度依靠直觉，有时会陷入循环论，即所谓周期律；其优势是在普遍的不确定性中，通过直觉、体悟与图式理性开启了一扇通往“管理艺术”的大门，在管理实践中赋予人们最为充分的灵活性。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周易通过“易”、“不易”与“简易”的辩证思考，可望实现管理之道“天人合一”的理想[9]。凡此种种，皆建立在周易“普遍不确定性思维”以及“易与不易的辩证思考”的基础之上。

      在西方哲学看来，物质是互相分割的实体，在这一基础之上，事物的运动必然会受到一个因果法则的支配。换言之，事物的运动必有其原因，近代西方科学就是在这一思维方式的指引下，尽可能地寻找事物运动背后的这一因果关系，然而在社会实践中，研究者有时很难找到事物运动背后的这一因果联系，管理实践中，管理者自身也不是处处根据某一确定性的因果联系而做出决策的。不确定性的3个核心是：①社会实践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律”；②未来存在很多无法预知的干扰；③随着事物发展过程的逐步展开，以前不确定的因素逐渐变为确定，相应的制度或对策也要动态调整。西方哲学因为实体本体哲学的传统，而苦苦寻求事物背后之间的唯一的确定性联系常常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3 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视角下的“关系”与“制度”

      任何制度、规则、决策都不应囊括全部领域，而应该为不确定性保留一定的空间，以便能够即时对它们进行处理或调整以符合当下的情境，这种“即时的处理”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变通”。在变通这一视角之下，中国人不仅表现为HOFSTEDE[10]所称的“对不确定性的大幅度容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对不确定性的主动追求”。

      3.1 关系的设置

      社会学对于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两个脉络而展开：①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的视角，社会网偏重关系的结构性研究，而社会资本偏重关系的运行[11～14]；②西方社会学传统中的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或社会资源理论[15～19]。黄光国[20]将这一视角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构建了儒家关系主义理论。

      与上述视角有所不同，在本研究看来，关系乃是基于不确定性考量而对于正式制度的替代。本研究试图采用如下视角对关系进行考察：

      首先，关系与制度相比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具有如下几个功能：①降低不确定性；②降低交易成本；③消除外部性；④促进经济效率；⑤界定权利边界。其中制度的首要功能就是降低不确定性，但现实本身是不确定的，将所有不确定的内容确定化或制度化将导致极大的僵化。从这一点出发，人类行为方式有时要依靠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情感依赖等来进行规定。换言之，由关系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调节。由于中国文化的不确定性思维，本土管理实践中很多权利边界的界定不是依靠制度，而是依靠关系。

      其次，由于周易哲学特别强调不确定性，因此，中国文化尤其注重关系。相反，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要弱得多。尽管关系在西方文化中的位置不高，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西方学者所提出的社会网是一个稀疏、动态的网络结构[21]，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在社会网中的行为就很难用制度来进行约束，只能依靠关系来维系。一旦社会网主要依靠关系来维系，“变通”就成为维系关系的主要手段，这在西方的关系网中也是成立的。在绝大多数组织的内部结构中，西方文化更强调确定性的制度，因此，在这样一些组织中“变通”就几乎不存在。从以上分析很容易看出将关系理解为正式制度替代物的合理性。简言之，由于关系的不确定性，它就成为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性运作工具。

      3.2 制度的变通之一：关系和制度之间的“通融”与“疏通”

      毋庸讳言，关系与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主要采用包括层级、官僚体系、正式的组织结构设计、准则、规范等在内的制度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则关系的成分就要少一些；反之，如果主要采用关系来调节人们行为方式，则制度的成分就要少一些。这在中西方语境下是相同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关系制度化”与“制度关系化”的双向转化。

      中西方存在差异的一点是，即使是在西方看来“刚性”的制度中也存在不确定性的部分。换言之，中国人设置的制度，“宽限度”、“灵活度”、“不确定性”很强，例如，在中国很多制度中，包含如下条款“原则上不同意……”，其中的“原则上”就是依据情境决定论思维而设立的；又如，在中国法律条款中经常出现的“对于情节特别恶劣……”，其中的“情节恶劣”或“情节特别恶劣”也可以从情境决定论的视角来理解。

      制度的不确定性导致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通融”。这里的通融就是在制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使用关系或者其他可行原则来临时代替原有刚性制度的现象。通融的目的是尽量避免矛盾激化，导致不通的状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并不是只强调关系，而是强调关系与制度的共存，具体倚重于关系或者制度，则由情境决定。在实际运作中，如果只重关系，完全将制度搁置一旁，也不是中国人所谓的“变通”。

      3.3 制度的变通之二：制度的“变革”

      如前所述，“关系”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变革的一面，这在64卦中的“革卦”和“鼎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郑玄说，“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犹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色，故谓之革也”。革卦的卦辞认为，主方与客方都积极主动地谋取自己的利益，主方素质不佳，客方素质良好，主方取得客方信任，于是，主方变革的行动就很顺利。革卦的爻辞指出，如果主方以粗暴的态度对待客方，像征伐敌人一样，那么，就很危险，双方关系再继续下去很难。耐心地与客方沟通，把自己关于改革的想法向客方反复说明，就可能得到客方的理解，顺利地将改革推行下去。从革卦这一卦象来看，周易哲学并非无原则地采取“通融”的态度，不仅如此，在周易中“革卦”属于上上卦，这充分证明了周易不仅是“通融”与“圆通”的哲学，也是“变革”的哲学。

      鼎卦的特点是：主卦是3卦巽卦，卦象是风，特性是顺从；客卦是5卦离卦，卦象是火，特性是光明而依赖。客方积极主动，光芒四射，主方顺从客方，向光明的地方前进。鼎卦的卦辞指出，主方的现况是由历史造成的，按事物自身发展规律，主方经历了从乾卦到巽卦的质变，阳数从7坠落到3，从上升过程转变到衰落过程，要返回往日的极盛时期几乎不可能。这时只有顺应客方进行改革。

      具体到关系与制度之间的选择，革卦和鼎卦说明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下都无原则地进行调和或者迁就“关系”，“革故鼎新”预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必须遵从某种制度与原则。

      3.4 不确定性制度安排的收益和成本

      如前所述，西方哲学的中心概念是对不确定性的规避。WILLIAMSON[22]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之一。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组织的正式治理结构主要就是为了规避市场交易的不确定性。WILLIAMSON[22]认为，很多市场经济活动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交易会产生许多困难，因此，人们就会用组织的正式治理结构来代替市场机制，这种替代的核心是降低交易成本。

      与西方文化的“不确定性规避”不同，中国文化基于过程本体的不确定性考量，经常主动地降低制度的确定性，以应对即时情境。由于上文所提到的3种情形：①未来本身就存在很多不确定的情形；②即使现在看来是确定的规律未来也可能发生变化；③随着事物的发展，制度与规则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所以必须在正式制度中设置“灵活处置”的部分，以便当事人能够即时“变通”以应对未来某一时刻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基于情境决定论的“不确定性制度安排”。

      不确定性制度安排有其“制度收益”，其收益表现为：①避免刻板的制度导致人们在将来某一特定情境不能作出最优选择；②节省了人们为了设置一套复杂、繁琐的制度体系而付出的成本；③节省了人们为改进和完善一套复杂、繁琐的制度体系所付出的成本。基于“易”与“不易”的辩证关系，不确定性制度安排也有其“制度成本”，其成本表现在：①降低了人们的确定性预期；②由于人们确定性预期的降低，鼓励了人们的投机钻营；③制度创新的目标不明确，容易陷入“治乱循环”。

      3.5 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

      西方传统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它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这就是制度的供给；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人们会产生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的制度收益。当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制度本身的灵活性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制度与人们需求之间的矛盾相比于西方语境而言是大大降低了。这就导致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人们的创新往往在旧的制度下已经开始，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的改革过程就大体符合这一判断。从另一方面看，制度本身的变迁反而困难了，因为情境决定论缓解了人们新的现实需求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制度需求反而不那么强烈了。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中国的变通哲学有利于行为的创新，而不利于制度的创新；有利于渐进性创新，而不利于破坏性创新。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勉强追求制度创新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3.6 关系和制度之间的其他替代性方案

      由于关系相比于正式制度，其情境决定的程度更高，因此关系可以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方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除关系之外还有许多情境决定性较高的社会机制，如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与组织文化等，由于中国文化的互系性思维，以上机制都可以成为正式制度的替代性方案。

      以价值观为例，价值观是一种典型的情境决定的社会机制，价值判断中往往包含了人们的情感。以当年轰动美国的辛普森案为例，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大多数人认为辛普森超越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但是从法律程序的角度，只能判辛普森无罪。从价值观与正式的法律程序二者之间的抉择来看，西方文化更强调制度的刚性，如果类似的案例发生在中国，很可能最终的结果会倾向于“服从民意”。纵观西方历史，会发现西方思维中的制度刚性非常强烈，这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典型差别。基于“变通”的思维方式，不仅“关系”与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此制度”与“彼制度”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中国文化有意保持制度的非刚性与不统一性，为临时的变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3.7 关系的变通：关系各维度之间的替代方案

      由于关系具有较强的情境决定性，因此在关系与制度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不仅如此，关系内部各维度之间由于情境决定性的程度差异，也会形成替代关系。

      黄光国[20]将关系划分为3个维度：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其中情感性关系更具有长期性和情境决定的特点，工具性关系中的人际交换和公平性表现得更明显，由于其情境决定程度的不同，在情感性维度与工具性维度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是人际关系，中国人更强调其中的感情成分。

      4 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在组织研究中的其他应用

      4.1 组织战略中的变通

      传统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认为，战略是企业为了获取与组织目标以及使命相契合的经营成果而制定的高层管理计划，其内设了战略周期内的确定性，然而，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往往是动态多变的，进而言之，环境具有本体不确定性。

      罗家德等[23]认为，面对偶发性的结果，企业战略必须保持弹性，并在执行目标和保持弹性间维持平衡，这种平衡主要依靠企业家关系网的调整来实现，罗家德等[23]称之为“布局”。在布局过程中，关系可以表现为3种形式：①固有的、既定的个人社会网；②有意图的关系构筑；③无意图的、偶发性的关系构筑。从本研究提出的不确定性、情境决定论与变通的构念体系而言，企业家需要在关系调整的3种模式中实现“变通”。正如罗家德等[23]所指出的，“单一强调机会的创造性并不是布局的真正含义，布局在于承认创业过程中的机会、资源与网络关系之间的动态衍生与共建。”这实际上就是情境决定论与变通的思想。

      与“关系-制度”之间的变通相比，组织战略的变通是一种被动的变通，这是因为与制度相比，关系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的属性，而本研究前述之变通，其要义是主动将正式制度的一部分置于不确定性之下，以便为将来的即时变通创造条件。

      4.2 管理沟通中的变通

      群体缺乏沟通就无法存在。在西方文化中，完美的沟通意味着将想法或思想传递到接受者时，接受者所感知到的心理图像与发送者发出的完全一样。换言之，西方文化中的沟通希望尽量降低不确定性。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沟通则需要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沟通中的不确定性会为将来某种特定的即时情境下的“变通”提供条件。

      由于管理沟通传递着组织的发展方向、期望、过程和态度，因此不同的沟通过程会导致中西文化背景下管理方式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强调沟通的直接性、明确性，因此，纯粹因为沟通方式不正确而导致管理失败的案例极为少见，而中国文化下的沟通则复杂得多。中国文化下管理沟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双方或多方的直接冲突，从这一方面来看，变通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容忽视的是，不确定性沟通在避免冲突的同时，往往也带来人们对于沟通信息的误解，由于管理沟通传递着组织的发展方向、期望、过程和态度，因此沟通的不确定性也容易导致管理失败。

      4.3 企业伦理中的变通

      一般认为，企业伦理是企业在处理企业内部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企业与顾客之间道德规范的总和。与中国文化下的正式制度类似，企业的道德规范在周易哲学的影响之下，也倾向于情境决定论。换言之，中国文化环境下的企业伦理规范缺乏制度刚性，变通的空间很大。

      5 结语

      根据HOFSTEDE[10]的研究，相当多的文化系统中，较大的不确定性会给人们带来难以忍受的焦虑。中国文化基于过程本体普遍不确定性，经常主动降低制度的确定性，以应对未来某种情境。基于情境决定论的观点，人类应该如何行事，只有处于当下的情境中才能完全决定，由此提前制定的任何制度、规则、决策都应该为不确定性保留一定的空间，以便我们能够即时对它们进行处理或调整以符合当下的情境，这种“即时的处理或调整”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变通”。

      从表面上看，中国文化不坚持原则、善于妥协，似乎周易哲学的“变通”带来的都是弊端。但是，如本文前述，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确实有其收益。此外，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由于中国文化特有的变通思维，使得中国人思维中不同的信仰、价值观、行为方式可以并行不悖，这在西方确定性哲学传统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西方传统下，相互矛盾的信仰、价值观几乎不能同时存在，而中国文化的过程本体思维完全能够将上述矛盾的内容统一在一个整体中，这使得中国文化和文明天生具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生生不息的优势，它对于化解管理或治理中的信仰和价值观冲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周易哲学并不排斥改革，相反，在某种情境下，周易哲学倡导人们顺势而为完成宏伟的变革；在某些情境下，周易哲学倡导人们不断“引导”、“造势”为变革积蓄力量。但是，周易哲学中的变革不是一方消灭一方的革命，从社会变革的过程而言，旧制度中存在的力量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打倒、消失。因此，从更广阔的国家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周易变通哲学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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