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语理论和“布龙菲尔德难题”——兼答周国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语论文,尔德论文,难题论文,理论和论文,龙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陆俭明(2003a,2003b)，司富珍(2000,2004)讨论了汉语的句法中心语“的”及若干相关句法问题，学术界有支持的意见，也有反对的意见。概括起来，反对的意见主要与下面几个问题有关：(1)中心语理论和向心结构理论有何区别和联系？(2)虚词能否充任句法中心语？(3)生成语法语类特征分析和传统的词类分析有何区别和联系？应该说，这几个问题都是关涉到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每个问题都需要以单篇论文或者专著的篇幅来讨论限于篇幅，本文只就与本次引发的讨论直接相关的内容作简要分析，其余观点将另文论述。
1.“布龙菲尔德难题”解析
众所周知，Bloomfield（布龙菲尔德1933）曾经区分了向心结构(endocentric structure)和离心结构(exocentric structure)的概念，并且认为，“任何语言中的离心结构是不多的”（The exocentric constructions in any language are few,Bloomfield 1933:194，中译本1997:239），他所举到的离心结构的例子有施事—动作结构（如 John ran）、关系—轴心结构（如beside John）、从属结构（如If John ran away/as I/than me等）。他对于向心结构的定义可以转述如下：如果合成短语(resultant phrase)的形类与其中一个或多个成分属于同一个形类，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向心结构，这个有着与整体的形类相同形类的直接成分就是中心词（head,Bloomfield 1933:194，中译本1997:239-43）。
应当承认，向心结构概念的提出引导人们用一种近似于物理学的眼光来透视语言的内部结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有过并且至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理论区分因其存在的天然的理论不足而给包括Bloomfield本人在内的许多结构主义研究者带来了困惑和难题，本文将这类难题称作“布龙菲尔德难题”(Bloomfield Puzzle)。曾有一些中国学者意识到这一难题的存在：朱德熙(1984:401-3)谈到了这种困惑：“严格说起来，‘N的V’和‘QV’并不符合上文给向心结构下的定义，因为这两类格式里的中心语与整体的语法功能不同。”有着类似困惑的还有陆丙甫(1985:338-51)：“我们的设想远非是完美的，仍有许多矛盾我们难以对待。例如‘我的不去’这类所谓‘名物化’问题，从规定性标准来看，决定这个结构名词性功能的是‘我的’，未尝不能说它是核心，但这样太违背我们的语言心理。我们主张其中的核心应是‘不去’，这就需要有一些的解释。”（原文如此——作者注）如果将这些困惑与Bloomfield本人曾经有过的矛盾和困惑放到一起来做比较分析，就会发现，以上的两位汉语研究者表现出来的困惑远非他们个人研究的局限，而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局限。笔者倒是认为，这些研究者敏锐地意识到了向心结构理论在研究中所存在的混乱和困惑，这对于以后的中心语问题研究是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需要中心语研究者来解决的问题，正如人们经常说的那样，在理论研究中，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重要。
仔细研读Bloomfield(1933)，我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向心结构理论给中心语问题的研究带来的困惑并不自汉语始，它是一种结构主义框架下的向心结构理论体系的必然产物。让我们共同来看看 Bloomfield(1933)的困惑：
Bloomfield的困惑之一：“要想设计一个完全没有矛盾的词类表是不可能的，因为词类是部分重叠和彼此交叉的”（However,it is impossible to set up a fully consistent scheme of parts of speech,because the word-classes overlap and cross each other,Bloomfield 1933:196，中译本1997:242）。让他觉得困惑的例子有： fresh milk中，整个短语具有与中心词milk这个词完全相同的功能（…has entirely the same functions as its center(and head)…）；而this milk中，整体的功能和中心词却“有点不一样”（…has not quite the same function as the head or center…,Bloomfield,1933:196，中译本1997:242），因为fresh milk前面可以加good,sweet等修饰语，而this milk却不能，后者是部分地封闭了的(partially closed)，看起来，中心词而与整体的“形类”或“功能”不一致不是自汉语研究始，而是传统的结构主义向心结构理论的一个通病，是困扰结构主义研究者的一个共同的难点。
Bloomfield的困惑之二：“虽然离心结构中的合成短语的功能不同于任何成分的功能，然而其中一个成分通常是这结构所特有的，并且用它来表现合成短语的特性；因此，在英语里，定式动词、前置词、和从属连接词正规地出现在上述的一些离心结构中，并且足以表现它们的特性”（Although the resultant phrase in an exocentric construction has a function different from the function of any constituent,yet one of these constituents is usually peculiar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serves to characterize the resultant phrase; thus in English,finite verbs,prepositions,and subordinating conunctions regularly appear in the exocentric constructions just illustrated,and suffice to characterize them.Bloomfield 1933:194-5，中译本1997:240）。
总结起来，“布龙菲尔德难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有的向心结构里，中心语和其所在的整体的功能可能不一致；一是在离心结构里则又可能存在着“足以表现”整体语法特性的语类。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向心结构的“心”与整体特征可能不一样，而离心结构中却又能找到与整体的“特性”相同的成分来，那么，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区分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或者至少说来，这种区分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方面，向心结构的“心”与整体的功能不一样，那恐怕是因为找错了中心，比如，按照生成语法DP假说(Abney 1987:193-200)，上面this milk的中心语是this，而非milk，整个短语是个DP，而不是一个NP，但fresh milk的中心语却是milk,fresh则是粘附在中心语milk上的一个真正的修饰性成分；另一方面，“离心结构”中却有着与整体特性相同的成分，那个成分既然“足以表现”（Bloomfield 1933:194-5，中译本1997:240）整个短语的特性，那我们恐怕就应该给它“正名”，叫它作向心结构了，比如，than John中，既然是than“足以表现”整个短语的特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称其为中心语呢？
从中心语理论的眼光来看，差不多所有的短语都是一种“向心结构”，生成语法X'结构的研究体现的正是这一思想。这是因为，递归性是语言结构的本质之一，而“向心结构”则体现了语法结构的这种递归性 （沈家煊1999:281），尽管我们这里说的向心结构的含义和外延与传统结构主义的“向心结构”的含义和外延不尽相同。Culicover和Nowak(2003:245-7)在Chomsky(1972)和Jackendoff(1977)对于结构主义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也做过类似分析，他们将向心结构表示为XP→…X…，而离心结构则表示为XP→…YP…+
并且说：“显然，如果我们做一个进一步的假设，认为是一个语类为X的非词汇性的(non-lexical)中心语的话，那么，这两种形式可以成为一种更为简单的形式”，而“这样做在生成语法中是一种标准的策略”，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它是动态系统的方法所要求的。”司富珍(2004)对于DeP的分析与这一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将整个DeP看作是一个[+N]或[-V]的语类，就像上面的离心结构中的XP一样，其语类特征是X，而“的”正像上图中的，虽然其词类是“助词”（相当于Z），但其语类特征则是[+N]，或[-V]（相当于X），因为[Z]的语类特征或语法特性是X，因此，可以说是 [Z]的语类特征或语法特性X决定了XP的语类特征或语法特性，因此，我们将[Z]称为XP的中心语，具体到DeP中，就是称“的”是DeP的中心语，这样，自然地将这类结构与以往所说的向心结构统一在了一个格式之中，比用一个没有多少价值而有点逃避矛盾的离心结构的说法恐怕要更有意义一些。
“向心”和“离心”本是借自物理学的术语；如果说“离心结构”是指没有“核心”的或者说不存在向心力的结构，那么，从理论物理学的视角来看，自然界是不可能存在所谓“离心结构”的。观察自然万物，恐怕不会有一种具有恒定结构关系的物质群体只存在离心运动而没有向心力，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系统”没有核心而其中的成员只做离心运动的话，那么这些物体就会飞离这个“系统”，因而不会与其他成员形成稳定的结构关系。太阳对于地球等行星来说，是一种“心”(head)，太阳系因此而形成一种稳定的天体系统结构，尽管地球等相对于太阳的运动存在一定的离心现象。地球对于月亮和地球上的万物来说，是一种“心”，因此地球及地球卫星才会形成一种稳定的天体系统结构，尽管地球上运动着的物质以及地球卫星的运动相对于地球也会存在一定的离心现象。在自然界，离心运动确实存在，但导致物体呈现离心运动趋势的往往同样是万有引力，而万有引力本质上是一种向心力，而离心运动通常是来自不同“核心”的“向心力”相互较量的结果。那么从维持结构的根本因素来分析，也正是由于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的存在，物质之间才会形成一些恒定的相对位置关系和系统结构。甚至社会结构也是这样，即使是多党制的国家，各个政党有各个政党的“核心”(head)，执政党又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总的核心，社会结构也就随之解体，直到新的核心产生，新的社会结构才会产生。怎么可能偏偏语言结构出现例外呢？看起来，无论是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还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纯粹意义上的“离心结构”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所有的结构都应该是“向心结构”。这样说来，无论从理论思辨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将以往“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两类结构统一在一种全新的中心语理论（也不妨可以理解为一种革新了的“向心结构”理论）框架下，都会使我们对于句法结构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去。而采取这样的视角，布龙菲尔德难题也就找到了一种可能的解决路径。
2.向心结构理论和中心语理论，同在哪里，异在何处？
需要指出的是，Bloomfield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中心词与生成语法所讨论的中心语有着若干相似之处，又有着若干本质的不同。
相似之处在于，寻找中心语的标准是相近的：如果一个语类的语法特性决定了其所在短语（词组）的语法特性，那么，这个语类就可以称作是其所在短语（词组）的中心语。向心结构理论和中心语理论分别源自于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理论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从哲学背景和技术细节来看，这两种理论体系都有着若干相对立的地方。但是，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会是与前人的研究完全割裂的，中心语理论也是一样。尽管从结构主义到生成语法理论，完成了一种范式的转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成语法理论所涉及的概念和范畴与包括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在内的概念和范畴毫无共同之处。即以向心结构理论和中心语结构理论为例，尽管二者从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在确定“中心语”的标准上以及在解决“离心结构”以外的绝大多数短语结构的“核心”问题时，二者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将二者看得毫无联系，说它们压根儿不是“一回事儿”，只能是人为地在两种理论之间筑起壁垒，至少从科学史观来看，这种观点是不够客观的。这里还有一个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科学哲学家Lakatos(1970)曾经批评 Popper科学方法过分着眼于孤立的理论而忽视理论之间的承贯性；Poser(2002:121-7)也论证过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总是前后连贯，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生成语法研究者，笔者认为从结构主义到生成语法理论完成了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一种科学革命。同时，也认为将两种范式中的所有问题都对立起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有害的误导，而在实践上则是不客观的（注：有一些研究者如Kuhn认为范式之间是无法调和的，按照这种观点，Kepler关于天体运行规律的观察便不应该或者不可能使用来自于另外一个不同范式的数据。然而事实上，Kepler却正是使用了Tycho Brahe系统的数据，而Tycho系统是介于 Ptolemy和Copernicus之间的一种范式模型。Kepler的成功证明了不同范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相通融的。在语言学的讨论中，也有一些研究者持这样一种态度，认为不同理论体系的研究者最好不要涉及其他体系的讨论，因为不同的范式之间具有不可比较性。私下认为以这种态度来做研究或许可以保护自己不惹麻烦，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却未必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事实上，向心结构理论寻找“中心词”和中心语理论寻找“中心语”的标准是相似的，二者都认为是中心语或中心词的语法特性或语法功能决定了其所在短语的语法特性或语法功能。
周国光(2005:146)说“向心结构理论根据功能定核心”，此言虽然不错，但说中心语理论“……的功能不是来自于语类，而是人为规定的”则是既缺乏论证又不符合事实的。众所周知，以Chomsky的语言学理论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理念是追求解释的充分性乃至超越解释的充分性(Chomsky 2001)。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半个世纪的生成语法发展史都可以概括为反对规定，提倡解释的历史，生成语法对于中心语问题的讨论也是遵循这个原则的。当然，像其他任何科学学说的流派一样，生成语法学派对于具体语言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并非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的，Chomsky(2002:151-5)坦言：“这是一个年轻的领域，各种变化发生得很快，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释，也还有许多方面我们还没来得及考虑。”中心语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刚刚开了个头，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解释，具体技术细节也是可以讨论的。但用“人为规定”来为中心语理论下结论，显然有悖于事实。至于周国光(2005:146)所论几个“矛盾”实质只是讲了向心结构理论和中心语理论在理论体系上的若干相异之处，细心的读者应该能够发现周文所用“矛盾”二字与司富珍(2004:30)所言用“DeP假说”可以解决“这本书的出版”同整体功能不一致的矛盾中的“矛盾”二字所指各不相同，因而是偷换了概念。我认为，论辩一旦偷换概念，讨论就会陷入混乱之中。
当然，如上所述，向心结构理论与中心语理论由于其理论来源和体系不同，二者也就必然会有种种不同。比如，结构主义关于“中心词”的讨论以向心结构和离心结构的区分为基础，就是说，在结构主义“中心词”的讨论中，有一些短语结构是被排斥不论的；而生成语法关于“中心语”的讨论则可以贯穿于所有的短语结构，或者如果沿用“向心结构”的术语的话，可以说，中心语理论认为所有的短语结构都是向心结构。此外，结构主义的中心词(head)全部是词或词组，而且如果中心词是单个的词，那它一定是个实词；而生成语法的中心语(head)则不仅可以是虚词，还可以是一些功能性的、在形态上看来是词缀性的成分如-s， -ed,-ing等。这类例证，在生成语法近年来的文献里随处可见，有兴趣的读者同样可以查阅文献来获得相关数据。
至于有关虚词充任句法中心语的问题，在生成语法的理论体系里，虚词不仅可以，而且通常都会是其所在最大投射的句法中心语。这一点可能并不为许多不以生成语法为研究框架的人所熟悉或接受。我们确实需要对它进行比较充分的介绍和说明，但限于篇幅，下面只就事论事地谈几句。
我们不妨仍从周国光(2005:141)的分析谈起。周国光(2005)批评道：“根据句法成分在句法结构中的层次地位并不能确定一个词的语类性质，同时，根据层次地位确定的所谓的中心语具有强烈的反语感性 （例如认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中心语是‘的’而不是‘清平湾’）。这种强烈的反语感性正是来自于中心语理论的强烈的人为性。”
以上质疑的产生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1)没有区分句法中心语和语义中心语。司富珍(2004)曾经区分句法中心语和语义中心语，按照这种分析，“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语义中心语是“清平湾”，而句法中心语则是“的”。笔者认为，当句法中心语和语义中心语不一致时，人们的语感对于语义中心语的感觉比句法中心语感觉强烈，因此人们语感中的中心语往往是笔者所认为的语义中心语。这里顺带想说的是，语感 (language intuition)虽然有时可以帮助人们对各种语法规律进行判别，但它同时又是一种不确定的非理性的东西，拿它来做一个旁证或参考或许可以，拿它来进行科学论证则是不足取的，是没有说服力的。日升日落是人们的直觉，地球围绕太阳转则强烈地违反人们的直觉。但科学史告诉人们的却是这样的事实，在这点上正是人们的直觉而不是Copernicus（哥白尼）的理论出现了问题。语言研究也是一样，比如，以语感来捕捉中心语可能只片面地捕捉到了语义中心语，却忽视了句法中心语。语感偏差和语言研究的关系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语言学课题，本文无意对此展开讨论。2)产生周国光(2005)这种语感偏差的原因之二恐怕在于，传统分析中，中心词一般都落在实词身上，虚词充任中心语的思想在汉语研究中相对来说还是个新生事物，因此“语感”接受起来有些困难，这是一个理论体系转换的问题。而司富珍(2002,2004)关于“的”可以作DeP的中心语这一讨论之所以令周国光(2005)无法容忍的重要原因之一，恐怕正在于“虚词可以做句法中心语”这一理论上的不同。
3.由“的”的分析所引发的语类问题的思考
在说明了虚词可以充任中心语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传统的词类划分和语类特征分析之间是什么关系，大概还有不少读者对此并不甚了然，本文在此拟作简要分析，同时顺便对周国光(2004,2005)两文所提的相关问题做一回答，以就教于周国光。
周国光(2005:140)批评说：“司富珍认为，‘的’具有[+N]的语类特征，并且正是‘的’的[+N]语类特征，决定了‘X的’结构（红的、木头的、吃的、他买的）具有[+N]的语类特征。这种说法涉及到虚词研究的方法和原则问题。陆俭明和马真(1985)曾经特别强调指出，‘在把握虚词的意义时，还要注意防止这样一点：把本来不属于某个虚词的语法意义硬加到这个虚词的身上去’（13页）。‘的’这个词真的有[+N]的语类特征吗？如果有的话，它就应该属于N（名词）这类词，并且具有名词这类词的语法特征，例如受数量短语的修饰，不受‘不、没’的修饰等，并且在划分词类时理所当然地被划分到名词语类中去，但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这样的话，‘的’的[+N]的语类特征是从何而来的呢？”同时，周国光(2005:140)不解地问：“我们在划分现代汉语词类的时候，已经把‘
’划分到了结构助词的类别之中，它怎么又会具有[+N]的语类特征呢？
获得[+N]语类特征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为的指定，或曰强加给它的。因为我们无论是用语类特征鉴定，还是根据‘’所处的结构的性质，都得不出‘’具有[+N]性质的结论。”显然，周国光(2004,2005)实在是误解了司富珍(2002,2004)关于“的”语类特征分析的说法，因为我们说“的”具有[+N]的语类特征时并不意味着“的”不再是结构助词而变成了名词，语类特征分析和词类划分是不同层面的东西，尽管二者关系密切，却不可等同视之。如果周国光看过Chomsky(1970:184-221;1995:34)、 Gazdar等(1985:20-42)、Baker(2003:1-50)等关于语类特征的分析的话，应该不会错将[+N]与“名词”语类划上等号。
笔者认为，之所以有以上的困惑，与人们对语类的认识还停留在词类划分的层次上有一定的关系。传统的词类划分大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但研究发现，仅仅停留于词类层次的语类认识是不够的。比如说：不少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大致上也能分得出哪些词是名词，哪些词是动词，哪些词是形容词。但是，这些词类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相异之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同之处，或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异之处？对于这些问题尽管也有专门的论述和研究，却缺乏一个简练而明确的表达。生成语法运用二分的区别性语类特征对语类进行的分析，使得人们对于语类的分析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微观的世界。这一发现可比之于自然科学中粒子的发现，对物质停留于分子层面的认识和对它进行原子、原子核、强子或夸克层面的认识，那是不一样的，它会引导人们有更多的发现，解释以往所解释不了的现象。“铁块”和“美洲豹”从物种角度看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别，但深层次的结构范畴分析则表明，二者都同样是一堆“夸克”和“电子”的组合物。物理学粒子的每一步新的发现都使人们看到了复杂系统所显示的差异背后所潜藏着的共性和普遍性。在语言学上，区别性语类特征的分析较之于词类的分析有似于此。以“中国人”和“聪明人”为例，如果我要问：为什么“中国”是名词，“聪明”是形容词，二者有时却可以出现在相同的句法位置上？恐怕只停留在词类分析层次的理论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的，而当我们于“词类的微粒层次”即语类特征层次对此进行研究时，这个问题就会容易一些。因为根据Chomsky(1970:184- 221;1995:34)、Gazdar等(1985:20-42)、Baker(2003:1-50)等，名词的语类特征是[+N,-V]（注：关于各类词的语类特征分析，Chomsky(1970:184-221;1995:34)、Gazdar等(1985:20-42)、Baker(2003:1-50)等已经有过很好的论证，笔者无意在此重复别人作过的论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文献。），而形容词的语类特征则是[+N,+V]，二者都具有“体词性的语类特征，标记为[+N]（注意：这不等于说二者都是名词）”。再以“很红”、“很喜欢”、“＊很电视”为例，为什么形容词“红”和动词“喜欢”都可以被副词“很”修饰，而名词“电视”却不能？停留于词类层次分析的理论也不太容易回答这个问题，而这时我们再看下面的语类表，形容词的语类特征是[+N,+V]，而动词的语类特征是[-N,+V]，二者都属于谓词性的成分，标记为[+V]（这不等于说二者都是动词）。而名词的语类特征是[+N,-V]，就是说，它不具备谓词性的语类特征，因此不能受“很”修饰。这样看来，语类特征分析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跨语类的相似性，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不同词类的相异之处，也可以从一个更为概括的角度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和相关之处，从而提高了它们的解释力，同时还可以为若干相关的句法现象找到相同的句法理据。按照 Chomsky(1995:34)，短语结构的每一个基本的要素(prime/atomic elements)都是一个特征的复合体(a fea ture complex)。“虽然为了正字法方面的方便起见，我们一般仍然采用约定俗成的符号”(Each prime is a feature complex,though for orthographic convenience we will generally use conventional symbols,Chomsky 1995:34)。本文认为。语类特征分析之于约定俗成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助词等词类分析，犹如原子的分析较之于分子的分析，前者比后者更为细致，更进一步。“N,V,F”犹如绘画中的三原色，而“+/-”则有似于阴、阳之分，它们之间的不同搭配形成了不同的“词类”表象。当此之时，再来看名词[+N,-V]，动词[-N,+ V]这样的语类分析时，就不至于像周国光(2004,2005)那样对语类特征分析大惑不解。周国光(2005)反对司富珍(2004)关于“的”字语类特征的分析，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惜的是，他(2005)几乎没有做证伪性的工作，却拿陆俭明、马真(1985)关于研究虚词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段话、拿“我们在划分现代汉语词类的时候，已经把‘’划分到了结构助词的类别中来”、“强烈的反语感性”这些貌似相关，实质与其论点无补的东西作为论辩的主要工具，轻率地得出“强加、人为”的结论，我认为这种“论辩”方法是不足取的。
为通俗起见，司富珍(2004)将[+N]表述为具有名词性的特征，这一表述看起来引起了一些误解，有相当一部分读者以为[+N]（具有名词性的特征）即意味着它是名词。其实，熟悉语类特征图的学者都知道，从语类特征的层面来看，名词、代词、形容词、限定词等都具有[+N]的特征，但从词类划分的角度看，它们分属于不同词类范畴。为避免误解，本文将[+N]刚表述为具有体词性的特征，而将[+V]表述为具有谓词性的特征。这一观点可参见Chomsky(1995:34)，该书将前者解释为“传统的体词(the traditional substantive)，而后者则为谓词(predicate)”。那么，名词是一个只有体词性而没有谓词性的词类，而形容词则是一个既具有体词性又具有谓词性的单位，动词呢，则是一个只有谓词性而没有体词性的单位。
笔者部分地同意周国光(2004,2005)当然也是学界一向倾向性地主张的关于判别词类应当参看它的句法分布的说法。事实上，笔者以上关于语类特征的例证分析就是与分布密切相关的。让我们再来以主宾语位置的成分为例，看看语类特征分析是如何可以用来解释词类划分所不能解释的“分布”方面的问题。首先让我们看看，“分布”在主、宾语位置的都是什么样的语类？可以肯定的是，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的肯定不只是一类词，因此，仅仅从传统的词类划分来看待这一现象，是很容易得出句法成分和词类之间“错综复杂”的结论来的。其实，如果深入到语类特征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就会从“错综复杂”的感觉中走出来，结论其实比看到的现象要简单，那就是，能够出现在主、宾语位置的语类其核心的语类特征不外乎两个：或者是[+N]或者是[-V]。我们不妨具体来看，除了名词([+N,-V,-F])，代词([+N,-V,+F])(F=function)外，还有很多的语类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但它们的语类特征却是一致的：即都具有[+N]或[-V]的语类特征。例如：
(1)标句词短语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主、宾语位置，标句词的语类特征是[+N,-V]（也有人认为是 [-N,-V]，总之它具有[-V]的语类特征）：
The fact is that you know too much.
在这个句子里，充当连系动词宾语的是一个由标句词that引导的小句，作为其中心语的标句词的语类特征是：[+N,-V]；
(2)不定式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主、宾语位置，不定式的语类特征是：[-N,-V]
This discovery was to have a major effect on the treatmen to heart disease.（这个发现对心脏病的治疗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个句子里，充当连系动词宾语的是一个动词不定式，其中心语to的语类特征也是：[-N,-V]；
(3)动名词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其语类特征也是[-N,-V]
The problem is explaining it to her in a tactful way.（问题是怎样用得体的方式向她解释。）
在这个句子里，充当连系动词宾语的是一个动名词。对于不定式和动名词的类似分析在国外也有不少。以Culicuvor和Nowak(2003:242-8)为例，他们对动词不定式和动名词的分析可图示如下：
Culicuvor和Nowak(2003:242-8)分析认为，由于to,+ing的出现，使得整个短语呈现出了名词性的语法特性来。Abney(1987:193-200)也将-ing视作一个功能性的中心语来分析的。这些分析与本文用中心语理论中的语类特征分析法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用语类特征分析的方法来转述其观点，这个问题会更加明白。那就是因为to/ing的语类特征都是[+N]或[-V]，也就是二者都不具有谓词性，由于它们是句法上的中心语，决定了整个短语的语类特征也是[+N]或[-V]。
(4)介词短语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其语类特征也是[-N,-V]，例如：
Under the table is a cat.（其中的主要中心语的语类特征是Prep[-N,-V]）
The book is on the table.（其中主语位置的中心语的语类特征是Prep[-N,-V]）
因此，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的语类虽然比较多，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强的可能性，[+N]成分出现在句子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一种是弱的可能性，[-V]成分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主语或宾语的位置。
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汉语的句法成分和词类的对应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而印欧语则可找到“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朱德熙1985:4-9）。其实，如果从词类划分的层次看，无论是汉语还是印欧语都会给人错综复杂之感（注：为更好地说明这点，以上关于主、宾语语类特征的分析没有以汉语句子为例，而选用了英文句子。），比如英语，上面的例子已经显示用来做主语或宾语的并不都是名词，例如动词的不定式和动名词也都可以出现在主、宾语位置，这一点朱德熙(1985:4-9)也曾讲到过。但动名词、动词不定式与名词从词类划分的角度看是不同的范畴，因此用词类划分的方法无论如何都不能很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但如上所述，如果从语类特征分析的层面看，情况则会简单一些：可以做主、宾语的都具有[+N]或[-V]的特征。这是区别性语类特征分析较之词类分析进步的地方（注：实际上Chomsky(1970,1995)的观点更为极端，他认为所有的语法符号(symbols of grammar)都是语类特征集(sets of features)，而名词、动词这样一些语类(categories)的概念甚至是不必要存在的。现在的文献里还保留使用N,V,NP,VP这样一些语类的概念只是为了正字法方面的方便。短语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语类特征集而非语类或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