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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4743（2000）02—00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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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亚洲腹地的信息，早在公元前6 世纪已经被我国的中原地区文献史料所载。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曾记载有我国中原地区的统治阶层以产自和田绿洲的玉石炫耀财富的内容。那篇脍灸人口的《穆天子传》，也描述了穆天子周游亚洲腹地的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
公元前176年，匈奴的冒顿单于致信汉文帝， 通报了匈奴在汉朝疆域的西部取得的军事成就。其间，确指的部族和地名有：大月氏、乌孙、呼揭、楼兰。冒顿单于在信中说：“以天之福，吏足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三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见《史记·匈奴列传》）其它记载证明，冒顿单于所述，并不是过分夸张的。
当时匈奴人事实上对汉朝形成了包围态势。这个包围圈从大兴安岭逶迤西进，在亚洲腹地的天山南北一带，又转向东南，同位于青藏高原的羌人联手。
公元前139年，即冒顿单于致信汉文帝37年之后， 汉朝派张骞赴伊犁河谷。张骞的具体任务是，劝说早年被匈奴击败的大月氏重返故地河西走廊对匈奴作战，籍以打破匈奴对汉朝从西部构成的包围态势。
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众所周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张骞向汉朝中央报告了他在亚洲腹地的所见和所闻。以此为起点，在我国的汉文历史文献中，出现了记载西域地区有关情况的《西域传》，《汉书·西域传》是颇具有代表性的。《汉书·西域传》对亚洲腹地各城郭的防卫能力（城垣的周长，墙高）、人口、兵力、物产，尤其是对于这些城郭同汉朝都城长安的交通距离，作了详细记载。
如果说，《西域传》记载反映的是官方对西域的宏观认识的话，那么，从公元3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立志西行求法的佛教徒， 如：朱士行（公元260年）、法显（公元399年）、玄奘（公元629年）等人， 则以微观的视野描述了他们西行求法过程中的诸多见闻。
亚洲腹地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衔接亚非欧三大洲陆路交通方面。在书面文献确切记载之前，类似接力赛的一条分段传递的陆路交通，就在亚非欧三大洲之间逐渐形成，诸多古代游牧部落就在这条道路上来回迁徙。但亚洲腹地又以多冰雪、荒漠、风沙、酷热，以及诸多的政治壁垒著称，这也成为这条交通要道常常发生阻断的原因。因此，使之畅通便成为亚洲腹地历史进程中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对此率先作出贡献的是匈奴人。公元前176 年冒顿单于致信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已经在天山南北以及帕米尔西麓行使着行政管辖权力，他们为联接亚非欧三大洲陆地交通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范围的安全保障。公元前60年，汉朝设“西域都护府”，管辖范围包括天山南北、中亚草原和帕米尔以西的地区，这又给亚洲腹地的路段提供了更大范围的安全保障。继汉朝之后，突厥汗国为亚洲腹地的路段又提供了近二百年的安全保障。唐朝设“安西都护府”，下辖45个府，115个州，其中的4个府，34个州设在天山南北，其余的府州均分设在西域绿洲和草原，帕米尔以西，乃至阿姆河以南的地区。这是亚洲腹地交通功能发挥其作用最为显著的时期。
经济利益的驱动，是亚非欧三大洲陆地交通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低沉而有节奏的驼铃声，成为这条交通线上早期的重要标志。追求商业利益的一批批商旅冒风雪，走沙漠，风尘仆仆将产自于欧洲、非洲和亚洲的产品分段运送到遥远的东方和西方，沟通着三大洲之间的联系，传递着有关三大洲的信息。待官方介入这条交通线的时候，立即使这条交通线有了特殊的政治含义，这是由于凭借这条交通线的官方人士肩负着具体的政治使命，因此，确保他们安全往返，成为官方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这条交通线上，官方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生活设施，基本上是在这个背景下形成的。
继经济、政治之后，文化的传播也是这条交通线上的盛事。宗教的传播成为其早期的重要内容。西渐的有萨满教，东来的有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宗教带来的不只是信仰，还带来了诸如建筑学、哲学、文字等一系列相关的文化载体。《西域传》记载的散处各地的设防城郭，法显记述的于阗（和田）市容，玄奘记述的龟兹（库车）佛寺，还有一个多世纪前陆续发现的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等地的石窟寺群，以及数目惊人的佛教、摩尼教、基督教典籍和汉文世俗文书，反映了东西文化在亚洲腹地传播、交流、融合的情景。
1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剧变。汉唐拓展的辽阔疆域，分别被一系列割据势力所控制，这些割据势力都难以给亚洲腹地的路段提供切实的安全保障，于是，联系亚非欧三大洲的陆地交通，在亚洲腹地逐渐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形单影只，散落于旷野中的烽火台遗址，荒漠中断垣残壁的城郭废墟，孤悬山崖的残破的古窟寺群，成为那个昏暗时代的物证。
丝绸之路衰微之后，战争的狼烟又在这个地区燃起。作战双方将毁坏对方社会生活设施，作为战胜对手的一种主要手段。首先被毁坏的是设防城池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市政设施，还有对方寄托精神的一处处宗教设施。需知，建成这些设施，特别是凝聚了精神和情感寄托的宗教设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量的财力，并经过数代传承造就的一大批智商极高的艺术家和技艺出众的工匠的艰辛劳动，才得以完成。然而，当智商和技艺都无从说起的一些人决意要毁坏这些建筑物的时候，只需很短的时间便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事实上，被战乱破坏的人与生态之间的那种平衡与和谐，也是亚洲腹地难以再造辉煌的重要原因。首先遭到毁坏的是城镇的供水系统，接着，这种毁坏行为扩大到了农田灌溉系统，进而一处处水源也遭到了故意毁坏。致使一度成为亚洲腹地政治中心之一的楼兰，早已从现代地图上消失了。后于楼兰湮没的高昌古城和交河故城，成为人与人失去和谐，人与生态失去和谐的恶果的缩影。
亚洲腹地的历史文化变迁，还有那些文化遗产给人们的启示是深刻而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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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后，各国的探险家（包括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等人）相继深入亚洲腹地进行了广泛考察、探险。他们的考察和探险向世界展示了被历史封尘已久的亚洲腹地昔日的辉煌。尤其是那些劫后余生的以宗教（主要是佛教）为内容的艺术品，以及大量珍贵的各种文字的文献残片，在欧洲学术界引起轰动，成为热门的学术话题之一。这种氛围，使一大批欧洲学者，如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勒柯克等，将自己的视野，投向对亚洲腹地艺术品的发掘研究方面。而另外一些学者如丹麦的汤姆森，俄国的巴尔托里德、马洛夫、拉德洛夫等，则将西域文献研究（包括语言文字），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近年来，有关亚洲腹地的研究领域正在扩大，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考古等学科交叉，进行跨学科研究，进而扩大到了地缘研究领域。由联合国发起的考察“丝绸之路”的学术活动，在这方面有着典型的意义。它拓宽了视野，激发了热情，甚至最敏感的地缘政治学，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之中，并为各国的政治家们所关注。
简言之，亚洲腹地的文化和历史，是基于地缘和居民因素这两个方面。地缘因素所营造的是人文环境，而居民因素所完成的是承传。
考古发现陆续证明，亚洲腹地的早期居民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看，分别属于雅利安人种、蒙古利亚人种，以及他们两者之间混合的人种。文献所记载的亚洲腹地古代居民有：塞人、羌人、大月氏人、匈奴人、汉人、柔然人、铁勒人、突厥人等等。
亚洲腹地这些古代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频繁的征战和迁徙。所以，在他们驻足过的地方，都有文献记载和口碑传承流传于世，而那些未能迁徙的部落或部族，融入到了当地的其它居民群体之中。新的居民成分带来的有体质形态方面的特征，有宗教信仰方面的传统，甚至有语言文字方面的遗存。
当亚洲腹地历史由于交通阻断而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公元9 世纪中叶，蒙受天灾和人祸严重打击的回鹘部众，自漠北进入亚洲腹地，并且在不长的时间，沿河西走廊，吐鲁番盆地在亚洲腹地站稳了脚跟。
接着，于12世纪30年代进入亚洲腹地的是契丹人。他们的首领耶律大石于1122年在燕京（北京）败于金朝（女真）之后，西走亚洲腹地，期望借兵大食，重建契丹人的辽朝。当耶律大石确知借兵大食的愿望难以实现后，于1124年以虎思窝尔朵为首都，立了西辽王朝。周围地区的人们则称他们“喀拉契丹”。西辽的统治几乎遍及亚洲腹地。值得提及的是，西辽是在伊斯兰教遍布亚洲腹地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建立起的非穆斯林政权。因此，西辽统治者的施政经验，给历史留下了诸多的启示。时过境迁，西辽将他们的族名——契丹作为永久性的纪念留给了后人。至今一些地区和国家仍然习惯于用“契丹”（kitay）称呼中国。
1219年，成吉思汗使亚洲腹地的政治格局又一次发生重大变革。当成吉思汗结束了针对花拉子模王发动的那场战争之后，他将亚洲腹地的天山南部与帕米尔以西的河中地带，封分给次子察合台；天山以北以及哈萨克草原，封分给汗位的继承者三子窝阔台。这次封分对窝阔台是实质性的，而对察合台来说只是象征性的。因为成吉思汗对他的这位次子有偏见。察合台在亚洲腹地的封地，恰好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粮食和财税基地之一，成吉思汗并不放心察合台在这一地区握有实权，于是他委派了一位直接对他本人负责的名叫马斯乌德的人，执掌察合台封地的军政事务。
以成吉思汗西征为起点，亚洲腹地居民群体又一次融入了新的成分。其主要标志是，在其后仅两个多世纪内，察合台封地和窝阔台封地的蒙古王公贵族，以及数目众多的蒙古百姓，便分别融合到了操突厥语居民之中。特别要指出的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后裔月即别（乌孜别克汗）的名字，甚至成为近代乌孜别克民族的族名。
在亚洲腹地发生的不同规模的战争活动中，相继融入当地居民群体中的那些新的成分，最终成为亚洲腹地历史和文化承传者的主体部分，并为亚洲腹地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发展和丰富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哲学家法拉比、医学家阿维森纳、思想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语言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诗人纳瓦依、天文学家乌鲁克伯克，以及史诗《玛纳斯》、《江格尔》、套曲《木卡姆》等等，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显然，亚洲腹地居民群体是西域文化形成、发展的文化主体。我们所感受到的西域文化的辉煌与博大，都是当地的居民群体所完成的。因此，只有全面了解研究亚洲腹地居民群体的人文背景和演进历程，以及由他们创造的哲学、宗教、艺术等一系列人文成果，才能更深入地认识我们研究对象的文化意蕴和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