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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3-0112-06
一
小说从降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宣传和商业利润结下不解之缘，常常是刚逃出政治陷阱，就又陷进经济泥沼；刚从载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又倒向消遣娱乐，成了人们高兴时的游戏，失意时的消遣；不是被绑在政治的战车上，使艺术的殿堂变成了政治的战场，就是抵挡不住商业主义、拜金主义的诱惑，使其变成逐利的商场。文学教化论、工具论、载道论与文学消闲论、“玩文学”、“游戏文字”在小说史上轮流坐庄，“大说”和“小说”更是风水轮流转。
受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二元对立结构，以及古代文论中“政教中心论”和“审美中心论”二元对立结构的影响，中国小说观也存在着二元对立格局，即如果从形态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小说观的话，那么在小说观念上存在着对立的两极：一极是载道论，一极是娱乐论；或者说一极是功利论，一极是审美论。它们不仅组成中国小说观念上的双重变奏，而且构成小说观念坐标体系的两根轴，于是种种小说观就可以被纳进这个坐标系中进行定位，寻到自己的位置。偏于载道论的有小说救世论、讽世论（含小说刺世论）、启蒙论及其改造国民性论、小说救国论及其反题小说亡国论等，它们使小说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偏于娱乐论的有游戏说、玩文学、消愁解闷说、消闲说、消遣说等，它们使小说甩掉了社会的包袱，但又滋生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功利主义小说观发展到极端就是把小说变成政治工具，否定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独立存在；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小说观发展到极致，就变成消闲说，同样是否定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独立存在。
功利派小说观以梁启超等人的小说救国论为代表，或者说为顶峰。他们之前是古代的教化说、载道说，他们之后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小说启蒙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论、毛泽东等政治家的革命文学观（小说观）。超功利主义小说观，又称为反功利主义小说观、审美派小说观，以王国维等人为代表，他们同样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之前是古代的娱乐说、闲书说，之后有鸳鸯蝴蝶派的消闲消遣论、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论以及20世纪末的通俗小说潮、大众小说热。
从历时性角度说，这两派总的趋势是互有消长，存在着一方占据主流，成为中心，另一方就屈居下风，被边缘化，成为支流来发挥潜在影响的状况。如战争年代，功利派占据主导趋势，而到了消费时代，审美派就占据上风。
二
功利主义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甚至把小说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他们期待文学为变革民心、振兴民气、开发民智出力，成为民族复兴和社会变革的先导，或者视文学为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维新派的小说观，他们不仅把小说看做救国救民的利器、改良群治的启蒙工具，梁启超等人还编造了一个西方国家借小说以立国的现代“神话”。严复和夏曾佑早在1897年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一文中就高呼：“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1](P12)他们最为看重的就是小说的巨大影响力。中国知识分子为寻找救国救民良策，踏遍铁鞋，从西方“盗”来实业救国、军事救国、教育救国、政治救国等药方，但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剩下文学救国了，于是他们期望文学能够担当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而又内外交困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他们期望借助小说这一“利器”，能够有效地进行政治宣传和启发民智，唤醒民众，开化民众，振奋民气，重铸民族魂。正像康有为所期待的：“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1](P13)他认为小说有着经、史、语录、律法都难以企及的教化作用，提倡小说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已显示出片面强调小说教化作用的实用主义偏颇迹象了。
到了梁启超那里不仅将这一点推到了极端，而且将功利主义小说观系统化、体系化了。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着重强调政治小说的巨大影响力，认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1](P21-22)到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就不止推崇政治小说了，而扩展到整个小说领域。他大声疾呼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P33)这种呼声犹如电闪雷鸣，一扫视小说为“小道”、“末学”的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把小说的作用提高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空前绝后的高度，再加之文章本身具有强烈煽情性，气势咄咄逼人，从而产生出石破天惊般的效果。但梁启超的理论基石是建立在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过分推崇之上的，尤其看重小说在变革社会、改良政治方面的实用功能，期望小说能够救国安邦，扭转乾坤。这固然有对文坛上占据上风的轻视小说的保守势力故意反拨的初衷，但他将小说作用拔高到救国救世的高度无疑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显示出其过分实用和功利的心态。文章不仅观点偏颇，有牵强附会乃至强词夺理之嫌，而且对小说作用的阐发也是建立在错误的推理、论证基础之上。他自己创作的小说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宣传品或政论文，是传播他的维新之道的一种工具。他用启蒙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小说，结果只能是改造社会的激情有余而艺术性不足。
正如一枚硬币的反正面，小说救国论的反题，就是小说亡国论。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宏文中一方面宣称小说救国，另一方面又指责旧小说败国，乃至亡国。他宣称旧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中国人的封建迷信、帝王将相、江湖盗贼等腐败恶劣思想均来自旧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又罪莫大焉。“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莹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1](P36)这里对旧小说的讨伐可谓声色俱厉，与前面提倡新小说的热情洋溢形成鲜明的对照，但不论是“捧”杀小说还是“棒”杀小说，其实质都是一样的。不仅出自同一思维逻辑，而且都是建立在片面夸大小说作用这个基础之上的。当然，这个基础并不牢靠，犹如在沙滩上搭起的楼阁，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梁启超对小说作用和地位的论述，积极之处在于能在短时间内就彻底摧垮了千百年来一直存在的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将小说从经史的附庸和道德伦理教化中解放出来，从更高的层次和全新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小说的价值与意义，特别是赋予小说以政治、社会和人生的重大意义，使小说地位大大得以提高，一跃而成“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语）、“文坛盟主”（黄小配语）。
更重要的是梁的小说观为我们探讨中国小说观提供了一个基准，可以用来测定中国小说观的坐标体系，或者说他的小说观就是中国小说观坐标系的元点。以此为中心，通过考察是补充发挥了他的观点还是批评否定了他的观点，是站在他的正面还是站在他的侧面或反面，是启发了他还是继承了他，就能使纷繁复杂的中国小说观变得清晰起来。
对他的观点补充和呼应的有陶佑曾、邱炜萲等人。陶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中对梁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强调：“吾今敢上一巩固完全之策，以贡献于我特别同胞之前曰：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1](P228)这一点可以说又接续上了古代的教化小说观和讽世小说观，如明代冯梦龙就是抱着醒世的想法进行写作的，愤世、讽世和骂世构成其编选整理“三言”的标准，因此维新派的小说观严格来说没有跳出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窠臼，也没有完全越出教化文学观的樊篱。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又接过了维新派把小说当做启蒙工具的火炬，同样想借助小说来改良人生，改造国民性。他们抱着功利的态度提倡白话小说，创作白话小说，并欣赏白话小说，认为白话小说最契合民众的需要，最能唤醒民众。他们对于白话小说首先强调的不是它的艺术特性和审美价值，而是其启蒙、救亡的功利作用，甚至一味用狭隘的功利标准去要求它，很少想到从审美的角度去评判它。作家创作时，实际上也不以小说家自居，而是以参与社会变革的战士相标榜，使艺术殿堂变成了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作家以笔为枪在文化阵地上左冲右突，纵横捭阖，冲锋陷阵。他们的小说有着过于明确而清晰的社会目的，贯穿着强烈的启蒙意识，将小说毫不客气地纳入启蒙救世的轨道，服膺于“表现人生”、“指导人生”、“改变人生”的根本目的。正如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明确表示的：“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启蒙主义的眼光不仅使鲁迅注视下层的被压迫者，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的人生，而且以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觉悟为己任。当然，鲁迅的小说观没有囿于功利论的偏颇，他对小说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性同样是十分重视的。
这一功利倾向到了其后战火纷飞的年代得以进一步强化，并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延续到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堕落成政治工具论，违背了功利论的初衷，使小说乃至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庸，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当然，功利主义小说观的盛行与近代中国社会背景是有密切关联的。从近代以来，中国陷入生死攸关的空前危机之中，作家不得不陷溺于救亡与启蒙的漩涡中无以自拔。“中国近代文学作者的大多数，不是把自己限定于创作活动，而是投身到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开展范围广泛的启蒙活动，这也和在中国还没有产生允许文学者以文学作为自己的目的而闭锁于其中的社会条件的情况有着很深的关系吧！”[3]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说，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合而为一，文学关联政治是中国文学历经两千年而不衰的悠久传统，“学而优则仕”，文以载道，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信条。
三
反功利主义小说观（审美小说观）的主张，则与功利主义小说观正好相反。像王国维等人的审美论小说观，本来就是作为对梁启超等人的过分功利化小说观的反拨面目出现的。他们极力捍卫小说的独立性，力图将小说从政治功利的泥沼中拯救出来，保持自己的独立尊严。他们既不相信小说有救世济民、重整乾坤的法力，也不赞同小说只有单纯的认知作用、社会作用的看法。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小说的超功利或无功利的一面，强调小说的审美性和娱乐性，使小说朝娱人和自娱方向转换，纠正了在功利主义小说观影响下，政治小说一枝独秀，甚至一手遮天，淹没了其他种类小说发展的偏颇，并尽力将小说与政治剥离。
如果说侠人在《小说丛话》中批评梁启超颠倒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因果关系，指出梁把“恶社会”的出现归结为“恶小说”所致是倒“果”为“因”，其批评的锋芒和言辞还不是那么激烈，那么黄人则不同。他直接以严厉的词锋批评了梁启超的小说万能论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蔽焉：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俳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今也反是：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1](P233-234)他指出梁的小说观是矫枉过正，是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结果使小说在政治的喧嚣中迷失了自我本性。他强调小说的立足点是其艺术本体性，即小说的本质属性在于它是审美的艺术品。
而超功利主义小说观的旗手则是王国维。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审美论的小说观，他感慨道：“呜呼！宇宙—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1](P103)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体现了“生活”、“苦痛”、“解脱”这些人生要素的作品。在《文学小言》中他又进一步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4]
徐念慈接过王国维手中的反功利主义火把，在《余之小说观》中指出：“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推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1](P310)他明确反对小说观念上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张，倡导小说的审美价值。徐认为小说是带有娱乐性的文学作品，小说不可能救社会，至多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他不仅对维新派所说的小说能够改良社会风俗表示怀疑，怀疑小说稚嫩的双肩有挑起“经国大业”重任的能力，而且进一步指出：“小说者，本重于美的一方面”，“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1](P235)即小说本来就是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活动，只作用于人的情感、心理，用它去影响社会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
实际上这种强调小说是审美娱乐品的观点，与古代以小说为游戏笔墨的观点是相通的。古代小说往往打着教化的旗号，实际上真正宣扬和强调的是小说的消遣娱乐性，或者说就将小说定位在娱乐游戏品之列。正像酉阳野史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所说的：“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5](P171)清代罗浮居士《蜃楼志序》更指出：“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赋、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他还进一步解释道：“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5](P525)
反功利小说观再往下发展就蜕变成了消闲小说观，即强调小说不过是消愁解闷的工具。鸳鸯蝴蝶派、80年代通俗小说家多持这种观点。正如《礼拜六》创刊时所说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并进一步宣称：“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俭省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6]小说在他们眼中堕落成与嫖娼、酗酒同一个档次，可见其对小说的态度。写作小说更是抱着玩世不恭、满不在乎的游戏态度。但隐在背后没有说出的，是把小说当做一桩生意，而且是一桩赚钱的生意。在他们眼里，文学根本不是什么神圣严肃的事业，只不过是发财的工具。这种小说观念虽然对于那种过分功利化的小说观毋宁说是一付解毒剂，一剂猛药，但同时也有将小说引入另一种歧途的危险，最终会使小说堕入鄙俗的泥潭，难以自拔。
而反功利主义的小说观向上发展就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纯”小说观，或者称为人性主义的小说观。作家对文学多抱着一种神圣的忠诚态度，正如以“精神圣徒”自居的张承志所说的：“这种文学并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把玩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7]他们不期望文学能产生什么轰动的社会效应，更不希望借文学来实现外在的社会功利目的或政治目标。文学对于他们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或者生命的存在，是值得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他们超越了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对立，强调“文学必须真诚”，“文学是一种严肃的事业，要感染人，要有生命的阵颤和律动”，“当你干上了文学，就是把一颗心放在了‘祭坛’上，无所畏惧，不能退缩。因此文学对于作家本人从来就是一项残酷的事业。不可能超脱，不可能玩世不恭。”[8]
作家不仅固守艺术的纯洁和纯粹，反对任何思想或功利目的侵入小说的圣洁殿堂，而且在写作中生活，在生活中写作，写作已融进了作家的血肉精魂。正如巴金曾说的：“我时常说我的作品里混合了我的血和泪，这不是一句谎话。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是痛苦的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我只写人类的理想，在我遭受苦难时，我展望一个全人类的光明前景。”[9]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一种磨难，是呕心沥血，是在割自己心头的肉，是用生命之光来烛照文学，而不写作则意味着更大的磨难和痛苦。在这些小说家看来，小说既不是宣传某种普遍理念的工具，也不是消遣式地描写社会和自然，而是把文学作为一种体验人生、改变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生存方式，使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合而为一，不仅忠实人生，而且忠实艺术。
沈从文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对小说的政治化、功利化和商业化趋势深恶痛绝，他一方面极力批驳了这些不良倾向，指出：“第一是民国15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的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18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成为在朝在野工具之一部。因此，若从表面观察，必以为活泼热闹，实在值得乐观。可是细加分析，也就看出有点堕落倾向。”[10](P102)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以小说代经典”的主张，认为：“用‘小说代经典’，这种大胆的看法，目前虽好像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因为它“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的理想上去……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10](P158)他既反感文学附庸于政治功利，又反对文学商业化；既反对功利主义的小说观，又反对单纯消闲娱乐的小说观。他极力标榜作家的独立自主意识，并认为文艺家能够凌驾于政治家、商人之上，显示出他对小说价值和地位的真正高扬，同时也见出他的小说观的不同凡响。
总之，功利派小说与超功利的审美派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对双子星座，每一派都在小说发展史上投下一个长长的身影。在古代它们表现为教化派与消闲派的对立组合，在五四时期表现为“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的对抗，在20世纪末表现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双峰对峙。
[收稿日期] 200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