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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博士切尔科韦茨（В.Н.Черковец）承认，察戈洛夫报告会上的主旋律应当是具有迫切现实意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问题。后者他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包括“后经典主义的”（马克思所谓“庸俗的”），新经典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和现代的即新经典主义综合的政治经济学，总之，“当代经济学”中一切以综合形式聚在一起的东西。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旗帜，同时也就是继承广义的察戈洛夫传统。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名词。察戈洛夫及其教研室的著作，首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和这方面的其他许多著作， 也与今日俄罗斯深陷其中、苦苦挣扎、全世界几乎都在为之绞尽脑汁的那些问题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著作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今天也感到尖锐和棘手。当然，察戈洛夫的遗产并非全都正确无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为了纪念他而举行研讨会的话，也许不应当引用弗里德里希·海耶克（F.Hayek），而是引用另一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995年诞生175 周年，逝世100周年），因为察戈洛夫与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毫不相干， 而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坚决拥护恩格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察戈洛夫主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力图实现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公式。实质上，他根据当代现实，对这一公式作了别具一格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察戈洛夫曾警告某些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不要将社会主义转移到商品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践表明，向市场经济过渡确实否定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破坏了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
察戈洛夫没有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看作是人们常说的乌托邦。人们指责任何社会主义理论为乌托邦由来已久。有一种观点风行一时（现在更已登堂入室，进了大学教科书）：既然社会主义尚未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于是乎，宣称任何生活和知识领域中的一切预测和计划都是非科学的，看来便是顺理成章的了。这种态度的毫无根据是一目了然的。关于科学的可论证性的不同程度及其相对性的问题，被关于绝对可靠性的问题偷换了。伯恩斯坦当年就曾怀疑过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亦即构成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整个《资本论》。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分析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际建设经验，并确定这一经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整个或个别部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科学性的标准。
安季平娜（О.А.Антипина）指出，经济理论科学范式的更替（物质财富范式一去不复返，品质丰富多采的人占据首位）反映人类从工业发展阶段向后工业发展阶段过渡的客观过程。从这一角度说，在提出现代经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时，现有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的经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指的是本世纪60～70年代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后工业社会早期理论的方法论特点是系统方法，力图将经济实践中的新趋势看作是产生全新的系统整体的趋势。而且，系统性质的变化一般被归因于经济的部门结构的变化或技术和工艺发展的变化。前者在科学文献中称之为结构部门决定论，后者称之为技术决定论。
至于70年代提出并于80年代得到广泛传播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即信息社会理论，从方法论上来说，已经是从多因素的基础上对社会变革过程作出解释。这就是多元的或非系统的理论，其创立者力图同时考虑到尽可能多的各种不同的变化因素，并认为，其中每一种因素都是相对独立的。
从决定论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多元论表明，在单一的系统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来解释社会经济现实越来越困难了。多元论并不中断时间联系，却可以解释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变量性，这种多变量性，现在国内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是客观存在的。今天，当我们考察现代社会经济现实时，这种观点非常有用。
经济学博士尼古拉耶夫（А.Б.Николаев，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务研究院）认为，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举办察戈洛夫学术报告会具有重大意义，他强调指出，象察戈洛夫这样水平的学者堪称万古流芳，他提出的许多见解都有先见之明。
尼古拉耶夫指出，积多年来同西方著名学者交往之经验，他深知，在对我国经济科学的现状进行评价时，正象对整个世界科学进行评价一样，必须十分谨慎。说到经济科学危机，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发生了危机，抑或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应用发生了危机；是科学基础还是其个别应用分支发生了危机。谈论建立某种元科学时必须更加具体。想在一个统一的科学框架内涵盖全部无限多的联系，今天这种想法恐怕未必有什么根据。对于社会发展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我国过去建立了怎样的经济制度，现在正在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还无法回答。
经济学博士罗扎诺娃（М.Розанова）继续讨论现代经济理论基本流派及其相互关系。她认为，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统一的经济理论，因而，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研究对象。经济科学中存在着许多学派和流派，各有不同的目的，解决不同的问题。有些学派对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问题感兴趣。另一些学派对现代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感兴趣：某一公司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预算应该是怎样的，等等。所以，对一些学派来说，研究的目的是就经营管理提出实际建议，对另一些学派来说，感兴趣的是科学本身的发展问题。罗扎诺娃认为，让各个学派喜欢研究什么便研究什么吧。至于就经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就不同的科学派别统一的可能性展开讨论，她认为是毫无意义的。
经济学博士科尔加诺夫（А.И.Колганов）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从一种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经济制度过渡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在同其他经济理论对话时了解过渡过程的性质，每一种经济理论本身都不可能将过渡过程的全部复杂性综合起来。必须承认，我们过去完全没有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同时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与马克思主义结伴而来的意识形态教条。发言者提出一个任务：批判地认识经济领域中各主要学派的范式，他认为这是我国科研进步的条件。
经济学博士胡比耶夫（К.А.Фубипев）在发言中指出，察戈洛夫的个人才能和水平表现在他所提出的经济科学新的理论构想上，表现在这一理论构想已转化为不仅闻名苏联而且闻名国外的，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经济思想派别。今天，在我国历史的急剧转折点上，当我们迫切需要提出新的理论构想时，察戈洛夫学术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在当前学术界，我们看到的不是新的派别，新的理论构想，而是科学上的某种异端革命：对一种理论偶像的崇拜被对另一种理论偶像——“当代经济学”——的崇拜所取代。人们从事的不是发展科学，而是传播西方通用的教科书的原理。但是，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般的经济理论。出席报告会的许多学者都承认这一点。之所以有这种需要，还因为发生了席卷整个世界经济科学包括其非经典分支的危机。
现在，在发展可以称之为“一般经济理论”的新的经济科学方面，有三种主要思潮。
第一种是探索新的经济范式。第二种是研究转型经济问题。第三种是将世界经济思想的主要派别统一起来。
探索新的范式暂时处于提出假设阶段，具有很不确定的性质。探讨转型经济理论最终必然会导致建立新的一般经济理论。要建立一般经济理论，必须解决将不同的经济思想派别统一起来的问题。胡比耶夫指出，可以进行这种统一以及不同的经济思想派别可以取长补短的许多关键问题已经确定。这是这样一些问题，如资源分配的社会效益标准，地租论等等，等等。
经济学博士奥西波夫（Ю.М.Осипов）在评价察戈洛夫对经济科学的贡献时，特别指出他的崇高的科学修养和敏锐地觉察、理解时代问题的能力。可以肯定，与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不同，察戈洛夫如果遇到今天这样极其错综复杂的问题，他未必会不知所措，他可能会重新认识他的个别论点，但决不会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失去信心。
谈到经济科学危机，奥西波夫指出，这一危机不是昨天才发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危机马克思早已察觉。这一危机的后果是产生了经济科学中的边际主义学派。《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矛盾使得人们仅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无法解决价格问题，奥西波夫认为这一矛盾并非虚构，而是确实存在。但是，与经典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当代经济学”实质上也没有解决它不屑一顾的价格问题和价值问题。“当代经济学”研究数量上的相互联系，其重要性无人提出异议，但是并未发现一切经济过程的统一基础和基本原理。
由于劳动价值论不能令人满意（在其框架内，实质上是非物质的价值现象却被机械地从物质角度加以解释），人们开始研究效用现象价值。但是这样一来，价值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了。效用虽然与经济选择和价格形成有关系，但其本身并不构成价值，并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货币价值、基本经济参数的形成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我们在结算方法、模拟功能依从关系、揭示一定的数量依从关系方面给予“当代经济学”应有评价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它在经济生活的质量和数量鉴定方面的局限性。它对世界的描绘是内容贫乏的，甚至是歪曲的。
奥西波夫认为，要摆脱经济科学的危机，必须提出一种新的基本科学范式，该范式并不否定传统的经典知识和“当代经济学”的成就，而是创造性地克服两者的矛盾。显然，如果不解决新的范式问题，即便进行在某种统一的理论框架内将经典经济科学和“当代经济学”综合起来的探索，也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
经济学副博士马拉欣诺娃（Р.П.Малахинова），（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教授）承认，在当前社会经济形势下，私有化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但是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实行所谓的“全民”私有化时，私有化问题也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现在实行的是货币私有化。如果说早在改革初期，私有化被看作是一种健全的经济运动的话，那末10年“改革”经验证明，“第一次浪潮”的改革者们不见得认识到什么是范式层次上的“健全的经济”，而“第二次浪潮”的改革者们更是对经济一窍不通。他们以为，在一个凭酒票喝酒的国家根本没有什么私有化问题。说到货币私有化，在其实行过程中自然触及到那些已经“捞了一把”的人的利益，以及那些还没来得及“捞一把”的人的利益，更不用说那些永远没有机会“捞一把”的人的利益了。
显然，只有得到就社会中进行的各种社会经济过程的实质所提出的明确的、有科学根据的建议，才能够对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实践作出原则性的修正。此外，马拉欣诺娃指出，研究一下60年代曾争论过的理论问题以及新制度学派的所有权理论原理是有益的。
马拉欣诺娃还谈到，经济科学中互不沟通的不同派别的存在削弱了整个经济科学的效力和威信，由经济思想两种主要派别所代表的经济现实，并不排除在统一的经济理论框架内使两者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在马克思那里，经济现实表现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现实，而在新经典主义那里，这是流通和与个人选择有关的问题的现实。生产和作为社会过程和创造其生存活动物质条件的体现者的人相统一的原则，应当被用来建立统一的工业社会经济理论。
（全文完）
摘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学报：经济类》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