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化及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欠发达地区论文,机制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6)01-0001-07 图1 2000年、2013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GDP、人均GDP占东部地区的比重 资料来源:2001年、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三大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带)或四大经济带(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带)是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基本表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主要着重于三(四)大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学界对中国宏观的区域研究也时常对三(四)大经济带进行分析(陆大道等,1999;孙东琪等,2012;徐建华等,2005)。经过多年的发展,若只看四大经济带的平均值,地区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由图1所示,2013年相对于2000年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GDP占东部地区的比重有所上升(中部由0.39上升至0.40,西部由0.33上升至0.39),东北地区有所下降(由0.19下降至0.17)。从人均GDP来看,中部、西部地区占东部地区的比重(中部由0.50上升至0.57,西部由0.41上升至0.55)增幅较多,东北地区基本持平(2000年占0.80,2013年也是0.80)。总体而言,四大经济带的差异在逐步缩减。 发达的东部地带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形成了较多欠发达甚至落后的区域,如环京津冀贫困带、鲁西南、苏北、浙西南、闽西、粤东北等地区,其发展与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东部核心地区的差距非常大,整个区域极化现象十分明显。学者们对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进行了一些相关研究,主要是从产业结构演进(刘杰,2012)、发展路径选择(孙玉琴等,2010)、城市化发展(张敏等,2008)等方面展开。结果发现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聚焦于某个城市或某个方面,较少有宏观区域的研究及其机制的解析。 本研究仍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关注。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形成了较多著名的区域发展理论,如增长极理论、区域均衡与非均衡理论、空间集聚与扩散理论等(Krugman,1990)。此后,学者们根据这些理论进行了大量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Wolf,2000)。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重点主要涉及全球化和全球贸易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并在新经济地理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如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的逐步主流化、地理区位的重要性等(王少剑,2014)。 中国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据西方的理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主要集中在:(1)模型与方法。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方法很多,如刘慧(2006)就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梳理,认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方法主要分为统计方法(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公理法、建立社会安全函数、模型法等。(2)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化研究。该方面的研究是地理学者、经济学者们常用的研究思路。如胡毅等(2010)利用ESDA模型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差异演化。欧向军等(2006)定量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及空间格局变化的总体水平与特征。(3)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动因研究。该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经济溢出效应(李小建等,2006;吴玉鸣等,2004)、边界效应(洪银兴等,2003)、梯度推移粘性(魏敏等,2005)、政策影响(郭腾云等,2003)等方面。(4)区域尺度的关注。研究的尺度也逐渐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地带、城市群、省间到省内尺度,这种研究尺度的变化也凸显了各区域差异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孙东琪等,2013)。 以上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进行了简要的综述,事实上相关研究已非常成熟。但是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针对一个整体区域的内部差异,从差异的角度、宏观的视角聚焦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其成因的描述和总结更是少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东部地带的欠发达地区始终没有起色。笔者以此为出发点,利用ESDA模型计算并识别出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的欠发达地区,研究其时空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解析其成因、机制,以期为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二、研究区域与分析方法 (一)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中国的东部地带(港、澳、台除外),主要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0个省市。该区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带,是陆大道院士提出的“T”字型发展理论的重心之一。人均GDP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最直接的经济指标。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选取了1991年-2013年10个省市的人均GDP。需要说明的是,对欠发达地区的识别是在城市尺度的基础上展开的。1991年-2003年10个省市各城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主要分为两种情况:(1)地区改市。如菏泽地区、滨州地区在2000年时改成了菏泽市、滨州市等。(2)相对频繁的区划调整。如海南省的较多县市出现行政区划调整。在处理时,第一种情况全部以市对待,第二种情况(特指海南省)把除海口、三亚市以外的所有区域进行合并,并视其为一个整体。数据来源于1992年-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1992年-2014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二)分析方法 ESDA(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心、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以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马荣华等,2002)。该方法在2000年后被广泛应用于空间分析中,其发展已相当成熟,大量的文献都可查询,不做过多赘述。需要注意的是海南省和舟山市与周边城市既无共边关系也无共点关系,但由于分别与隔海的湛江市和宁波市联系密切,故在处理中均算作有邻接关系。 Moran's I统计量是描述空间对象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分布状态,可以有效检测由于空间相关性引起的空间差异。公式为: 局部Moran's I统计量是由全局空间Moran's I向局域或者单个空间研究单元对象的分解,可以表示某个位置上的观测值与周围区域单元观测值之间的联系。它必须满足条件:(1)能给出衡量每个空间单元自相关显著程度的指标;(2)所有空间单元的指标之和与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成比例。 对于空间单元i,则有: 当空间相关关系存在时,Z大于0为空间正相关、小于0为空间负相关。空间正相关是空间上分布临近的事物,其属性具有相似的趋势或取值。空间负相关表示相邻事物具有相反的趋势或取值。|Z|>1.96表示在95%的概率下存在空间自相关。通常用Moran散点图或表示空间单元局部Moran's I显著性水平的Lisa图来表示。结果分为4种类型: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分别代表某单元与邻接单元的高值与高值聚集(H-H)、高值与低值聚集(H-L)、低值与高值聚集(L-H)、低值与低值聚集(L-L)。本文将低-高、低-低类型界定为欠发达(落后)地区。 三、结果分析 (一)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全局Moran's I值的变化趋势 据公式(1)~(4),利用GeoDa软件计算出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Z值和全局Moran's I值。1991年-2013年的Z值均大于1.96,表明东部各城市历年均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且均为空间正相关。如图2所示,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全局Moran's I值总体呈现了3个阶段:(1)2000年(特别是1998年、1999年)之前呈现平稳式发展并有缓慢上涨,说明东部地带经济的空间集聚程度变化不大,其中1998年、1999年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所致。(2)2000年-2004年的Moran's I值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说明东部地带经济的空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3)2004年-2013年的Moran's I值基本处于平稳发展态势,说明中国东部地带经济空间集聚程度的格局在2004年时已基本形成、至今几乎没有变化,实质上形成了以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区为主的空间聚集格局。 图2 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区全局Moran's I值 (二)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局部Moran's I值的变化趋势 为了研究的方便和达到研究的目的,笔者选取并计算了1991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3年6个时间点的中国东部地带局部自相关的变化情况。为了更好地观察区域间的变化,将东部地带人均GDP的时空演化情况进行可视化(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1991年低-低聚集类型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鲁西南、苏北地区、粤东北地区等。低-高类型显著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苏中地区。相对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长三角、闽南地区等。其余东部地带的大部分区域相对落后。1995年,低-低聚集类型显著的区域相对于1991年增加了冀北、冀中、冀南地区,其余变化并不大。低-高类型显著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粤北地区。同时也可看出京、津二市的极化作用进一步增强,与周边区域形成了明显的落差。山东半岛及鲁中地区明显强于鲁西南地区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以上海、苏南、浙北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优势明显,苏南强于苏中、苏北,浙北强于浙西、浙南。闽南总体来看强于闽西地区。广东经济主要以珠三角为核心由内而外呈现距离衰减规律。 图3 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GDP显著性水平Lisa图和人均GDP的时空演化 1995年-2013年,低-低聚集显著的区域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仍是以冀北、冀中、冀南地区、鲁西南地区、粤北地区为主。低-高类型显著的区域有一些变化实属正常,这是由区域间经济不断发展变化而带来的影响。1995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区域间经济发展情况逐步形成了以三大城市群核心区为主要经济增长极,山东半岛地区、苏中地区、闽南地区为较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分布格局在近30年的发展中几乎没有变化,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冀北、冀中南、鲁西南、苏北、浙西南、闽西、粤东北等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地域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并不是主要体现在四大板块之间,更多的是体现在以大都市或城市群所在地区为核心的发达、较发达地区与其外围的以农村为主的欠发达或贫困地区之间。 四、机制探讨 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冀北、冀中南、鲁西南、苏北、浙西南、闽西、粤东北等地区,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形成机制各有不同,总的来说其形成机制主要分为3种类型。 (一)冀北、冀中南地区:中心城市的负面效应和自身战略的不得当 此类欠发达地区的形成主要是由中心城市较大的负面影响导致的,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阴影区”(孙东琪等,2013)。典型的区域如冀北、冀中南地区,事实上整个河北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见图4)。由图4所示,在京津冀地区2013年的人均GDP中,河北只有唐山、石家庄和廊坊超过全国平均线,最低的邢台甚至低于全国排名倒数第一的贵州省。 多数学者认为冀北、冀中南地区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由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特别是北京)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所致:(1)河北长期以来向京、津二市供应廉价的资源和淡水等,并接纳两市的大量污染物而又得不到合理的生态补偿;(2)河北在京、津二市交通运输枢纽覆盖之下,没有本省的大型区域性铁路枢纽、综合性的海港和以省会城市为枢纽的地方性航空运输系统,这对本省的发展造成很大的缺陷(陆大道,2015);(3)由于北京的城市功能不断向南扩张和转移,与支撑其经济生活的冀南地区的城市形成了一些互动,忽视了冀北地区的经济(孙东琪等,2013)。 图4 2013年京津冀13市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人均GDP比较 资料来源: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不尽如人意,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空间布局不得当也有很大关系。陆大道(2015)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河北省就将经济发展重心置于保定以南的太行山东麓地带,而未重视沿海,内陆意识是导致河北省经济增长较其他沿海省市发展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的急于追赶而大搞能源重化工,导致了结构性危机,决策上的不当对目前的困境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河北与北京、天津的战略互动脱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河北很长时间内缺乏主动利用京、津两市所提供的发展条件进行具体谋划,换言之,没有制定积极接轨的策略。而从顶层设计来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国家也确实制定了很多政策促进其发展,如编制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达成的协议(如廊坊共识)等。这些战略均是从国家层面建立的区域协调机制,与其说是京、津、冀的互动,不如说是国家顶层的强制协调。在北京和河北的战略互动中,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于上海和苏南地区的由于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协调。 (二)鲁西南、苏北地区:处于省际边缘区的困境 此类欠发达地区的形成主要是受其地理位置的影响,它们处在4省交界的省际边缘区。如鲁西南、苏北地区等。鲁西南、苏北地区属于淮海经济区的组成部分。淮海经济区以徐州为中心,辐射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地处4省交界,经济一直属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低谷地带”(见表1)。由表1所示,淮海经济区的人均GDP与中国东部沿海各省相比最低,第一产业比例依然较高。 学者们对地处省际边缘区的淮海经济区,特别是本文所提到的鲁西南、苏北地区的发展成因进行了研究(孙姗姗等,2009;沈正平等,2003)。这些地区欠发达的主要原因是:(1)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一直是困扰鲁西南、苏北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鲁西南地区以菏泽为例。长久以来,国家在区域规划上给予菏泽的定位就是农业大区,其本身是山东省重要的农产品和农民工输出地,为山东的工业化、城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统购统销和剪刀差效应,造成了菏泽产业结构的落后、经济增长的缓慢。工业发展也十分滞后,现代制造业几乎一片空白(刘杰,2012)。苏北地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苏北的农业结构比较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作物生产为主,工业结构多以资源开采、初级加工为主,深加工能力很弱,原材料大量外运(沈正平等,2003)。(2)中心城市带动能力较弱。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是徐州,但是徐州的首位度并不高,自身并没有充分成长,所以对周边区域的带动非常有限。由于交通条件改善而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徐州周边区域的发展也不免更加倾向于淮海经济区周边的两大中心城市济南和南京,自身腹地的发展要素受到了一定的袭夺。(3)行政区划束缚带来的边界矛盾。淮海经济区建立近30年,但发展效果一直不太好,这与深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密不可分。由于地处4省交界,也没有正式的协调管理机构,每个地区的发展更多的是受到本省的管理,形成了“诸侯经济”,整个区域很难谈得上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无序、恶性的竞争,这不仅损害了整体的利益,也会使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强度逐步离散。 (三)浙西南、闽西、粤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区位的限制与政策的影响 此类欠发达地区形成的机制主要是由经济发展区位的限制和政策的影响所致。如浙西南、闽西、粤东北等地区。这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的浙北、闽南、珠三角核心地区相比,在区位条件上有着先天的劣势。它们地处山区,限制了城市主体功能的发挥,交通、通讯条件相对较差,与外界经济联系较少,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陈培阳等,2009;刘昭云,2010;蒋天颖等,2014)。 由于浙北、闽南、珠三角核心地区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国家对这些区域也更加重视,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如浙江在2003年出台的《环杭州湾地区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浙江省“十一五”规划强调了区域中心城市与城市群建设,强调了杭州城市群与宁波都市圈的融合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浙北地区的发展。当然在此之前,浙北地区的经济基础也要远远好于浙西南,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浦东新区的崛起给了浙北良好的发展机遇。福建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幅度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了一系列的经济特区、保税区、开发区等,使闽东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闽西地区长期以来作为国家“三线”战略地区,其产业结构重工化比例偏高,产业体系不完备,产业附加值偏低。对于广东来说,深圳的开放、珠三角城市群发展的日益成熟,一直都是国家重点聚焦的经济发展地带,得到了很多优惠政策;而粤东北地区一直很难享受到真正的国家优惠政策,只是在各类规划中给予了一些战略发展定位而已。 综上所述,冀北、冀中南地区的落后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市的负面效应和自身战略的不得当,鲁西南、苏北地区处于省际边缘区的困境中,而浙西南、闽西、粤东北地区的发展则更多的是受制于区位的劣势和政策的抑制等。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通过ESDA模型对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时空演化研究,并分析了其发展机制,得出了如下结论。 1.1991年-2013年中国东部地带经济空间集聚程度总体呈现缓慢增强—急剧增强—平稳发展的态势。2000年(特别是1998,1999年)之前呈现平稳式发展并有缓慢上涨,2000年-2004年集聚程度不断增强,2004年-2013年变化不大,在2004年时基本上形成了以三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核心区为主的空间聚集格局。 2.在1991年-2013年20多年的发展中,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的分布格局几乎没有变化,总的来说,主要集中在冀北、冀中南、鲁西(南)、苏北、浙西南、闽西、粤东北等地区。 3.区域中心城市的负面影响和自身战略的不得当、处于省际边缘区中的困境、经济发展区位的限制以及相关国家(区域)政策的影响等因素是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主要成因。 (二)讨论 1.通过研究发现,20多年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的分布格局几乎没有变化。欠发达地区一直相对落后,甚至贫困。因此,有必要以县(市、区)域为单元,按不同的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水平,划分出发达、较发达、欠发达、贫困等不同类型区域,以利于制定有区别对待的区域政策。同时通过市场运作和政府推动,在不同类型区域间发展不同层次、相互交叉、互联互通、以强带弱、协调配合、互利共赢的都市经济圈。 2.本文从多方面探讨了中国东部地带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成因,并没有把文化作为因子加以研究。笔者认为,文化也是导致区域发达或欠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如闽西地处山区,天然资源丰富,百姓的生活相对安逸,小富即安,知足常乐。多数关于区域发展成因的研究成果中,很少提到文化因素带来的影响,在今后关于区域发展机制的研究中建议纳入文化因素,这样分析出的结果才会更加理性。 3.学者和公众将目光多聚焦在西部的连片特困区和国家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上。在致贫机理上,本文重点讨论了东部欠发达地区不同的落后机制,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但一些共性原因也是导致区域欠发达的重要因素。例如,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导致第一产业主导的格局长期固定,产业结构调整的阻力较大;距离海岸线、港口、河口较远,不利的地形地貌等自然原因造成发展的区位条件相对较差;人口素质差、观念落后且更新慢等人文因素导致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不足。标签: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江苏gdp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