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技发展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科技发展论文,启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高技术武器对南斯拉夫进行的野蛮空袭，使世界各国更加紧迫地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国防，以便更有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家。然而，如果以过多的财力来生产或购置中低技术武器装备，不仅根本无法对付和抵御将来有人利用“更高技术武器”进行的军事威胁（既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采取的军事行动比九年以前的海湾战争在技术上升了一个台阶，那么，可以预计今后可能发生的类似的军事行动在技术上又将再升一个台阶），而且会使自己陷入军备竞赛的泥坑，拖累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综合国力的增强，延误高科技的研究开发，因为经济上不去就难以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经济上不去就难以加大对高科技研究开发的投入；经济上不去就难以吸引人才甚至导致人才进一步外流，而人才的争夺无疑是高科技竞争的核心。因此对于欲增强自卫力量的世界各国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发展高科技，“综合地”增强包括军事能力在内的国家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索沃危机与其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不如说将刺激世界范围的更加激烈的高科技竞争。
为了加强我国在世界高科技竞争中的地位，不仅要坚持吸收、引进美国、日本、欧洲等技术先进国家的具体的科技成果，而且要认真学习、借鉴技术先进国家发展科技的经验教训，以便把我们自己的科技事业搞得更好。
下面讨论日本发展科技的做法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并提出笔者通过研究日本科技发展、同时结合了解我国科技发展，所形成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第一、发扬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
从战后直到90年代、乃至为面向21世纪的世界科技竞争所做的准备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民间企业还是大学、官方研究机构，日本的科技工作者的始终如一的勤奋刻苦精神是他们能在很多科技领域迅速追赶欧美甚至保持领先于世界的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模仿外国技术要比从基础研究搞起省力，引进要比自己从头创造收效快，但是，从战后直到今天，日本科技发展的事实表明，发展科技的途径尽管多种多样，但决没有无需付出自己的勤奋努力就可以“一步登天”的所谓“捷径”。即便是模仿者，也绝不可能坐享“后进国利益”，即便是引进者，也绝不可能光靠花钱买来“现代化”，至于要开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技术新产品，更需要付出千辛万苦的代价。总之，发展科技的策略尽管有千条万条，却没有一条可以取代本国的、全民规模的勤奋努力、刻苦学习，没有一条可以把缺乏效率和苦干精神的人们“扶”上先进技术的峰巅。这恐怕是日本科技发展给予人们的一条最重要的启示。
日本科技工作者勤奋刻苦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研究人员能够不辞辛苦地在企业的研究机构、在生产现场上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工艺，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其结果，许多在欧美国家发明或首先试制成产品的革新技术，却在日本首先得到了实用化、商品化。
人们常常以日本人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少，来说明日本的基础研究水平低的事实。然而，日本人拿到的5项诺贝尔奖当中，有一项却是通过生产现场革新而产生的，这就是日本的半导体技术专家江崎玲於奈发现的“隧道效应”。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科技发展重实用、重生产的特征。日本的科研人员对于为生产服务的、繁琐而艰苦的实用化研究，总是抱有很大的热情，并乐于深入生产现场，与生产现场的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有一句话可以反映日本民间企业科研人员的勤奋精神：“我们常常是在彻夜工作后，透过车间或实验室的窗户看见太阳怎样从东方冉冉升起的”。
第二、依靠“两场”（市场和生产现场）来推动产业技术的发展
产业技术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两场”：市场和生产现场。日本企业研究开发的重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应市场需求（“市场导向型”）；其二是对应生产现场要求（“生产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研究开发以产品革新为重点；“生产导向型”研究开发以工程革新为重点。产品革新主要解决制造什么的问题；工程革新主要解决如何制造的问题。产品革新更多地受到“市场”、即生产过程内部矛盾这个“内因”的刺激。日本企业总是千方百计地运用市场信息与生产现场要求来促进其研究开发活动。
第三、重视发扬集体主义精神
现代科技开发活动越来越需要依靠集体的努力，需要激发集体的智慧，需要不同人员和群体之间开展有机协调与相互配合。因此，大力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对于现代科技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日本的社会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人们的“团队意识”很强，日本人民的勤劳精神是与他们所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和对共同劳动的适应性结合在一起的。“团队意识”的一个最重要作用就是，作为团队的成员能够共享有关的技术知识，换句话说，能够实现知识的“共有化”、“集体化”、“把革新变成集体的知识”。
然而，在欧美企业以及某些发展中国家企业中，由于团队精神差等原因，人们往往不懂得：如果把技术“保守”在个人手里，于己于“企”都没有好处，因而往往容易产生“个人主义”色彩很浓的相互保密行为，而很难做到将个人所掌握的知识、技术转变为整个组织、集体的财产。据说，亚洲某国某家公司的软件人员被派往日本培训半年，大家学到不少东西，但是培训人员回国以后，该公司的软件事业仍然搞不上去，究其原因是，许多接受过培训的人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带回的资料都锁在自己的头脑中和抽屉里了。
第四、重视发展制造技术
18世纪90年代美国原财政部长亚历山大·哈密顿说过：“这一点很明确：制造业的繁荣不仅与财富、而且与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制造技术和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不管是传统产业还是高技术产业，不管是民用产业还是军需产业，不管是在工业化时代还是在信息化时代，都离不开制作、离不开“做东西”。即便是视窗或因特网，也要以计算机网络作基础，也离不开做集成电路、做光缆、做计算机、做各种外围设备，离不开做用于制造上述产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如果大家都去当股民，在股市上炒来炒去，把一个铜板炒成一百个铜板，却没有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扎根于生产现场埋头苦干搞生产、“做东西”，那么整个经济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总有一天要垮台。
日本政府和企业十分重视加强制造业的技术基础，十分重视发展、磨炼有日本特色的制造技术，他们认为：“如果说科学技术是产业的种籽，那么，金属加工等制造业是培育种籽的土壤，作为国家必须守住。”基础技术包括与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修理有关的技术当中、具有通用性并对制造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的技术，如铸造、锻造、冲切、电镀、粉末冶金、金属轧制、模具制作、机械加工、机械制图等等。
现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日本正在觉悟到“作为国家必须守住”其在长期工业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制造技术基础，那么，对于仍处在工业化途中的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作为国家必须确立”自己的强大的制造技术基础。道理很清楚，没有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强大的制造业及其技术基础，那么，什么增强综合国力，什么提高人民生活，什么保卫国家安全，都将难以真正、持久地得到落实。
第五、重视发挥中小企业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日本的产业技术实力不仅存在于大企业，也存在于广大的中小企业。众所周知，要制造高性能、高质量、低成本的工业产品，就需要依靠高性能、高质量、低成本的零部件、原材料的供应，依靠轴承、模具、铸造、机床、纯水等精密技术的支撑。在日本，那些向大企业供应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的千万家中小零细企业正是日本强大的产业技术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源泉，它们的存在是使日本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得以迅速提高、高技术成果得以迅速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秘密。一些严肃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日本优秀的制作能力、制作技术是靠市镇上的小工厂、街道工厂来支撑”，“市镇上的小工厂、街道工厂的优秀技术对日本的高技术产业赢得世界竞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是这些中小企业的存在，使处于激烈国际竞争中的用户大企业（比如汽车企业）对产品规格、交货时间等的苛刻要求以及实时订购试制品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使用户企业能面向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富有竞争力的最终产品。同时，许多事例表明，日本中小企业的许多产品也进入国际市场，被作为战略性的零部件组装在世界最先进的大企业的产品之中。
在日本的中小制造企业中，不少企业就如同我们说的“个体户”，夫妻加儿子，3人围着一台数控机床转。这种情况使人们想到，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亿万个农村个体户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接着是千千万万个商业个体户成为流通领域改革中的一支生力军。现在，随着工业领域改革的深入，随着国营大中型企业改革的深入，是不是也可鼓励有技术专长的下岗工人向工业个体户或中小企业发展？或者鼓励他们同乡镇企业结合，把工业技术专长带进、扩散到农村？
第六、重视培育优秀的零部件技术
零部件技术是整个产品制造技术的关键，不管是如何优秀的产品构想和设计，如果不拥有能够支撑这种产品制造的零部件生产的技术能力，就不可能做出实际的优良的产品，特别是大部分高技术产品的决定性因素在于零部件的好坏。
日本制造的许多工业产品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并获得很高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其优秀的零部件技术作后盾。日本有很多优秀的、甚至是堪称“世界第一”的中小零部件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加工的很多零部件，被世界最先进的大企业用作为“战略性零部件”组装在其产品之中。
日本零部件制造业的特点：水平高、门类全、队伍强。只有拥有高水平的零部件加工技术，才能生产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只有拥有门类齐全，水平较齐的零部件制造企业，在各种零部件加工技术领域都有精兵强将，才能避免所生产的产品的整体水平被最薄弱的技术环节所拖累；只有在普遍存在着不鄙视生产劳动、敬重擅长手脑并用的能工巧匠以及重视生产现场的传统的背景下，重视培养各个专业的熟练的、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才能使高度的零部件技术扎下根来。
第七、通过发挥中小企业的集聚功能来支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在日本东京大田区、京滨地区、大阪、名古屋等地，都存在着中小加工企业集聚的地区。这些中小加工企业集聚之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谓“聚合”效应，这就是说，虽然每家小企业小作坊的技术专长很窄，当它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在同一地区时，“只要到大田区来，到京滨工业区来，什么样的加工都可以做，什么样的工艺要求都可以满足，什么样的小批量试制都可能实现”。而且，正因为各家小企业小作坊的专门领域很窄，就更能够专得精深，个个怀有绝招绝技，显示出“这样的加工活儿只有我这里才能做”的豪气。
高技术产业化极重要的一环就是把构思或设计变成实物。作为高技术研究开发基地，如果只有思想家、设计家和总经理，而没有善于动手制作的“现代工匠”，那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或搞交易做买卖。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鸿曾经说过，“专家设计的图纸再好，如果技术工人制作不好也白费”。对于真正搞研究开发的高技术专家们来说，最值得憧憬的就是这样的地方，在这里，你有什么新奇的思想和设计，你想制作什么新的试验装置，总会有能工巧匠来帮助你，把画在图纸上的思想变成实物，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那里的能工巧匠也以“能做出最好的东西、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而感到自豪。
现在，我们很重视发展“高技术开发区”。与此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扶植一下中小加工企业的集聚之地，它们或许可称之为“高工艺加工区”。
第八、中小企业积极同高技术挂钩、“攀亲”，进入高技术领域
在日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风险企业发展较慢，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日本的中小制造企业通过为高技术产业服务和应用高技术产业的成果同高技术“攀亲”的经验很值得我们注意。注意吸取日本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中小企业打破那种认为高技术是“高不可攀”的“迷信”，积极向高技术领域进军，可具有重要意义。
高技术企业所需要的零部件、原材料往往是由传统的中小企业加工出来的。比如，半导体集成电路号称“产业之粮”，可说是典型的高技术产业，但是，如果没有电镀、板金、模具等传统技术的支援，集成电路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日本的集成电路生产技术能达到领先于世界的水平，是与集成电路大企业周围活跃着一大批为之服务的、拥有技术专长的传统中小企业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高技术与其制造，不如应用”。比如，将集成电路应用于、渗透于各行各业而诱发的市场，远比集成电路本身的市场要大得多。如果不是搞高技术产业本身，不是制造高技术产品本身，而是对其他高技术企业的成果或产品加以利用，将现成的高技术产品作为事业的种籽，即使一般中小企业也能开拓出丰富多彩的新事业机会。
第九、值得注意的日本对科研管理进行改进的要点
为了落实“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方针，日本正在进行改进其科研管理工作，其要点是：
进一步促进“产官学”合作，也就是促使擅长于开发研究的产业界、擅长于应用研究的政府研究机构、擅长于基础性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大学，彼此加强联系与合作，使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之间形成相互衔接的、有机的网络系统，形成通过基础性研究来发现新技术“种籽”，通过应用研究来促进“种籽”发芽、成长，通过开发研究促进成果的实用化、产业化的环环相扣的发展链条。对于我国来说，宜促进擅长于尖端技术研究的军事部门加入到“产官学”大合作中来，形成“产官学军”合作。在很多军民两用的高技术领域，军事部门向民用高技术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委托，提供经费，相互支持，不失为“产官学军”合作的一种好方式。
加强研究辅助工作，使研究人员能够更加集中精力于研究工作，改变迄今许多研究人员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亲自来做研究辅助工作（例如四处奔波购置器材等等）的现状。为此，应确保一支研究辅助人员队伍，也可采取在编制外以“临时工”形式雇用研究辅助人员。应提高对“研究辅助”工作的社会评价，“研究辅助”作为一种职业同样可以“出状元”。在一般情况下研究人员与研究辅助人员应有严格分工，当然也不应排斥一部分有条件的研究辅助人员向研究人员“转化”的可能。
加强研究工作的信息化武装。信息网络技术在我国高技术研究开发中已获得广泛的应用，但就信息网络技术在科研中的应用潜力而言，目前实际达到的水平还只能说“冰山的一角”，许多该应用信息网络技术的地方还没有用上，主要原因是从事信息技术以外的高技术研究开发的研究人员中，不少人尚缺乏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应用知识，因此，需要对高技术研究人员进一步普及信息网络技术。
我国在有关高科技文献的数据库建设方面也取得了进步，但尚需大大充实，特别是为高技术研究所必需的、记录有数值与图形的“事实型”数据（例如，物性数据、营养素结构数据等）的数据库建设尚有待开展；在有些研究机构，集体用的数据库的发展还不如研究人员个人对有关研究信息的收集，因此，如何促进研究信息数据的“共有化”成为研究机构组织管理的一个课题。
给研究人员以更多的参加交流的机会。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人们习惯于比较重视“纵向”（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却忽视“横向”的信息交流。然而，对于科技活动来说，“横向”信息交流往往比“纵向”信息传递更加重要。因此要加强高技术研究机构之间的横向信息网络的建设。科技工作者也应确立重视“横向”交流的“信息观”，努力适应“互联网络”时代的科研工作方式。所谓“横向”交流还应该包括跨学科、跨专业的交流，因为不同高技术领域的结合、复合（比如机械技术与电子技术的复合）往往是高技术新领域新产品的“生长点”。
应从科技预算中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研究交流，促使研究交流的方式与渠道的多样化，如研究机构之间互换研究人员；政府研究机构设立客座（或流动）研究员制度；企业向大学、政府研究机构派遣特别研究员；企业委托大学等为其培养研究员；政府研究机构向大学或研究生院派遣客座教授；经常召开各种研究集会等。当前，我国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砍掉一些不必要的会议是正确的，但是，必要的学术活动与集会不仅不应砍掉而且还应搞得更加活跃才对。
大力支持高技术风险企业的发展。这是日本迄今做得很不够的地方，目前他们正在想方设法进行改进。
应该形成一种有助于培养和鼓励高技术企业家的挑战精神、创业精神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别是对年轻的专家学者，应提供给他们以凭借自己的技术、“点子”和想像力，创办自己的事业的空间和自由。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努力熟悉高技术，加强对高技术风险企业、项目的审查能力，既积极又准确地对有前途的高技术企业家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应从政策上对以知识产权为担保的融资活动给予鼓励。同时，需要大力发展中国的“风险资本”，向高技术创业家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有关部门还应加强对高技术风险企业的金融支援，并给予税收优惠和新技术开发补贴，努力培养中国的英特尔、中国的微软，使蕴藏在广大的年轻创业家之中的智慧和创造力获得充分施展的条件。
一般来说，创办高技术风险企业需要两种人，一种是有技术专长的“尖子”，一种是有管理能力的“老板”。对于我国来说，后一种人更加缺乏。因此，宜多开几所像美国的Business School那样的商业学校，大力培养管理人才，为催生由技术尖子与管理尖子相结合的高技术风险企业准备肥沃的“人才土壤”。
应支持高技术风险企业采取有特色的股份制度，如采用优先认股权制度等方式，可将从业人员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企业拢住人才。
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又促进研究成果的公开。对于政府、大学的研究机构等已经完成的高技术研究成果，应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向广大企业公开。当前我国的研究力量仍然主要集中在政府或大学的研究机构，企业的研究力量较弱，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来促进政府或大学的研究机构的成果向广大企业公开，一方面会造成前者的研究劳动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则使企业的产品开发与工艺开发成为“无米之炊”，长期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国内研究成果向企业的转移不畅，也是造成盲目引进的重要原因。
努力加强研究后勤工作，诸如研究设施、仪器设备的建设与采购；研究用材料、试剂等的供应与制作等。随着高技术领域的增多，研究材料、试剂（包括各种结晶材料、化学试剂、校正测试仪器用的标准物质、金融等试验材料、生物技术研究用的细胞、DNA、试验动物等）越来越丰富多样，研究用材料的保存与供应本身已形成为一项“系统工程”，搞好这项“系统工程”日益成为开展高技术研究的前提条件。
要加强对过时、陈旧的仪器设备的更新或改造，积极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同时又要防止盲目采购昂贵的仪器设备，甚至购入之后任其闲置。一个研究机构的研究装备的水平应与该机构的研究、管理能力水平等相匹配，应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能力水平差的研究机构却能靠“关系”、“地位”或仅仅是凭借“生花妙笔”或“三寸不烂之舌”而能获得高级先进的研究装备却用不好甚至用不上；另一方面是能力水平强的研究机构却由于非技术原因而得不到所亟待的研究装备以致研究工作受到延误。
第十、通过开展中日经济合作努力吸取日本的先进技术
广大的企业是科技发展的主力。因此，加强中日两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包括企业在内的中日“产官学”的交叉合作，是推动中日科技交流的一个极重要的途径。事实上，中日之间的大量的、日常的、实用的科技交流正是与经济交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其中，主要方式是技术贸易和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
中日复交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两国之间的技术贸易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日本的技术出口中，对华技术出口所占比例依然非常之小，说明两国间技术贸易的发展余地还非常之大。同时，需要注意到，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正在成为中日技术交流的一个最重要途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使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从事生产的广大的工厂，改变为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具有强烈的追求技术进步动机和自主的技术开发能力的“真正的企业”。在这个背景下，广大企业的技术引进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处在改革过程中的企业不再满足于仅仅购买技术设备的那种单纯的技术引进，而希望通过一种“广义的技术引进”来综合地导入技术、资金以及搞市场经济的诀窍，包括科学的管理方法、营销方法乃至走向国际市场的渠道；希望通过技术引进不仅导入先进的技术，而且产生出“改革”的效果。而这种“广义的技术引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吸引技术先进国家的民间企业的直接投资而得以实现。
从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技术引进的统计数字的变化可以看出，外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受到我国广大企业的欢迎。在1985年，购买机械设备的技术引进的金额相当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金额的两倍，到1988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金额就超过了机械设备引进的金额，到1994年，吸引外资的金额进一步增加到相当于机械设备引进金额的8倍多。据日本学者的分析，在产业机械、电机、运输机械等产业领域，技术输出金额在直接投资金额中所占的比例接近1/2。这说明直接投资是技术转移的重要载体。
在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日本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是，资金到位率居第一位，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比较大，投资项目的运营情况也较好，特别是近几年来日本的技术先进的著名大企业来华投资的件数明显增多。日本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向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技术平均来说是日本企业已经应用了19.5年的技术，这说明所转移的技术一方面基本上不是过时的技术，另一方面也很少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日本企业应用了一段时间、技术内容趋于成熟、易于转移的技术。总的来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开展促进了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研究表明，通过兴办合资、合作事业而实现的技术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不同国家的企业交换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而实现的。以中日合资、合作企业来说，由于合资、合作企业是设在中国，为了在中国进行生产，就需要从日本进口中国还不能制造或制造不好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同时，日方的企业在日本进行生产，也需要从中国进口中国能够制造、而且比在日本制造更便宜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以便提高产品的竞争力。这样，通过交换技术含量与水平不同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而实现了日本的先进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也实现了中国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及中国的某些技术长处向日本的转移。
在两国的中间产品的交换当中，关键性的中间产品、关键性的零部件的技术转移，往往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日本松下电器公司与中国合资生产显像管，日本电气(NEC)公司与中国合资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已经对中国的家电工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年前日本丰田公司与中国合资生产汽车发动机，也正在对中国的汽车工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然而，在日本，众多的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制造者是中小企业。可以说，日本技术的许多精华不仅掌握在大企业手里，也掌握在广大的中小企业手里。随着日本的大企业积极地向国外转移生产，原来为这些大企业提供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许多中小企业陷入了经营困境，甚至出现了大企业日子好过，中小企业日子不好过的“两极分化”现象。因此，进一步加强中日两国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不仅有利于日本向中国的技术转移，也有利于日本的中小企业走出经营困境。